大唐情史1,唐太宗晚年时，他的两个儿子上演复制版的玄武门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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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恪有什么本事么？有正面事迹么？史书的李恪在地方日常犯错误，天天挨骂挨罚。李泰，李元昌这样更过分的，都有事迹留下。李恪只有史官同情的来一句他有文武，具体有啥呢…… 1、乾隆对于的底细是知道的，因为心软，和绅也了解乾脾性，绝不会做怒皇帝的言行。

根因是两人并没有利害冲突

2、嘉庆呢，对和绅没有多少感情，在他眼里和绅只不过是老爸的一条狗，心里有点厌恶。

为什么要杀呢，请点下面链接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5855247.html?si=1 利欲熏心、权利作怪才导致唐太宗晚年他的两个儿子上演复制版的玄武门之变。 李恪（619年—653，唐太世民的第，太宗爱子也。其血统之高贵世间仅有，其曾祖母曾祖母都是西魏八柱国之一，大司马卫国公独孤信之女，其曾祖亦是西魏八柱国之一的唐国公李虎，其外曾祖父为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其外祖父是隋炀帝杨广，其祖父是唐朝的开国皇帝高祖李渊，其父是一代圣主太宗皇帝李世民，其一人身有杨隋，李唐，和独孤氏三豪门之血脉，可谓天下第一。族谱言其字“为德”，又说“德”，虚实待考；墓志此处留白，有同母弟蜀王李愔。其子四人：李仁（李千里）、李玮、李琨、李璄。永徽四年，因房遗爱涉嫌谋反为乞命而被诬陷，被赐死。 1、可悲可叹的血统论

我是不太能理解这种理论的，为何所谓的“两朝一脉”在别的朝代都不成问题，肿么到了李恪这里就成了罪过呢？

要知道这隋唐两朝的血统可是人家恪大帝骄傲的资本啊，《旧唐书》在人家的列传中还花了七个字的笔墨特地强调了一番：“恪母，隋炀帝女也”，可见这明明是人家恪大帝数的过来的谈资，结果偏偏老有人非要将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贵冷艳的血统扭曲成“前朝逆种”，莫非只有这样才能将恪大帝的人生塑造得更为悲情些？

对于这点我是颇为不解的，估摸着也永远理解不了，因为懒得去理解这些火星上的来客的思维回路。反正但凡是对两晋南北朝的历史稍微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知道，娶前朝公主为妻做妾是件多么稀疏平常的事，尤其是对于那些亡了国的公主来说，能够有个还算安稳的归宿已经要阿弥陀佛了。如北魏拓跋圭的皇后就是后燕慕容宝的女儿；拓跋嗣的姚夫人是后秦姚兴的女儿西平公主；拓跋焘的赫连皇后即夏武烈帝赫连勃勃的女儿，右昭仪是北凉的兴平公主；东魏元善见的高皇后正是北齐太原公主。

至于所谓的两朝血脉那更是再寻常不过了。石虎的刘皇后即前赵的安定公主，所生石世被立为太子；拓跋什翼犍以前燕慕容皝之女为妻，其子即为北魏献明帝；北周宇文泰的元皇后就是北魏冯翊公主，其子宇文觉便是后来的闵帝。

不过也许因为本人比较孤陋寡闻，所以从不曾听说过哪位皇子因为是前朝公主之子而备受冷落的，又或是因为身怀两朝血统而备受猜忌，从而与皇位绝缘的。

本人只知道“破镜重圆”的女主角就是陈朝的乐昌公主，被隋文帝乱点鸳鸯谱赏给了破陈有功的杨素做妾，结果杨素成人之美了一回，最后将乐昌公主归还其夫徐德育；还知道隋炀帝的萧皇后便是西梁孝明帝萧岿的女儿，而他们的长子即元德太子。况且萧皇后的亲弟弟萧瑀可是唐朝的重臣啊，若是按照血统论来看待的话，他能在武德贞观年间蹦跶得那么欢？

不过要想以此推断出李恪的血统是多么的高贵，身份是多么的睥睨众生的，也可以洗洗睡了。毕竟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历史中，各代王朝与统治者是割韭菜似的一茬接一茬地换，唯有高门大姓的士族能够屹立数百年不倒。可见汉以后唐以前的所谓王朝血统与公主下嫁，根本不及士族之间的联姻来得更有身份。

更何况李渊与杨广的母亲都是独孤氏，还是亲姐妹，独孤皇后对李渊是颇为照拂；李渊建立的唐朝在名义上也是从隋恭帝手上禅让过来的，结果李渊就这么将他表弟忘在长安的女儿丢给了自己的儿子做妾。

想来李渊若还算看重这位与自己多少有点血缘关系的前朝公主的话，怎么说也要将其嫁做正妻而不是小妾——无论是嫁给皇子还是大臣。而且就算是做妾，也该塞给李建成，而不是塞给至少当时看起来与皇位无缘的李世民。毕竟人家李建成好歹在武德八年前还是储君的身份，若无意外的话，这位杨公主即便是给李建成做妾，怎么说以后还能混个皇帝的妃子当当，而给亲王做妾，日后最多也只不过就是个正五品的孺人。

由此可见这位所谓的“隋炀帝女”在李唐的眼中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存在了，更可见这位杨公主如果真的那么身份尊贵的话，又怎会如此被人随意地打发。

总之恪大帝的“两朝一脉”就是一把双刃剑，砖家们自攻自受挥洒自如，需要的时候就吹嘘“我家三三可是高贵冷艳的隋炀帝女的儿子哦，两朝一脉哦”，等到要给她家三三找被炮灰掉的借口时，“两朝一脉”就又成了最大的悲情因素。所以事情的真相如何不重要，反正所谓的真相只在砖家的三寸不烂之舌上翻滚。重要的是砖家们会自行根据场合的需要来解释，这“两朝一脉”究竟是用来贴金的好呢，还是用来诠释恪大帝的悲剧好。

2、所谓的唐太宗“爱子”

一直以来都有人认为李恪是唐太宗的爱子，理由不外乎如下几点：

①《贞观政要·太子诸王定分第九》 　　

贞观七年，授吴王恪齐州都督。太宗谓侍臣曰：“父子之情，岂不欲常相见耶？但家国事殊，须出作藩屏。且令其早有定分，绝觊觎之心，我百年后，使其兄弟无危亡之患也。”

虽然很舍不得李恪离开长安远赴藩地，但唐太宗为了家国天下不得不这么做。

②《贞观政要·教戒太子诸王第十一》 　　

贞观十一年，太宗谓吴王恪曰：“父之爱子，人之常情，非待教训而知也。子能忠孝则善矣。若不遵诲诱，忘弃礼法，必自致刑戮，父虽爱之，将如之何？或汉武帝既崩，昭帝嗣立，燕王旦素骄纵，诪张不服，霍光遣一折简诛之，则身死国除。夫为臣子不得不慎。”

《旧唐书·太宗诸子列传》 　　

十二年，累授安州都督。及将赴职，太宗书诫之曰：“吾以君临兆庶，表正万邦。汝地居茂亲，寄惟籓屏，勉思桥梓之道，善侔间平之德。以义制事，以礼制心，三风十愆，不可不慎。如此则克固盘石，永保维城。外为君臣之忠，内有父子之孝，宜自励志，以勖日新。汝方违膝下，凄恋何已，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故诫此一言，以为庭训。”

唐太宗对李恪十分牵挂，时常写信给他，甚至还说知道他刚离开父母膝下一定十分不舍，所以想给他一些珍玩以作安慰却又怕他不务正业。唐太宗对爱子的挂念之心由此可见一斑。

那么事实是否确实如此呢？

首先，若说唐太宗舍不得李恪离开自己离开长安到藩地上任，只是为了安定天下不让众人起了夺嫡之心而不得不为之，那么同样是成年的皇子，同样依例应当前往自己封国的李泰与李治呢？

李泰不仅到了年纪不“之国”，唐太宗甚至还想过让其“入居武德殿”，最后还是被魏征力谏劝止的。而李治更是“以文德皇后最少子，于后崩后累年，太宗怜之，不令出阁”。李治不仅自长孙皇后去世后就一直由唐太宗抚养在身边，甚至在被封为太子后，仍让唐太宗不惜公然违反礼制也要继续留在身边。这便导致了褚遂良刘洎分别在贞观十八年、二十年相继上疏恳请皇帝不要留太子在身边一味溺爱，放其回东宫。

如果唐太宗真的舍不得李恪前往封地，真的心疼爱子的话，想必李恪也应当能如同李泰李治一般，留在自己身侧，但是李恪没有。也许有人认为是朝臣的反对与力谏，使得李恪不得不远赴封地，但是唐太宗可不是会这么乖乖听话的人。

《旧唐书》中有记载，李泰撰成《括地志》后，太宗“赐泰物万段”“俄又每月给泰料物，有逾于皇太子”，惹得褚遂良上了一篇《谏魏王泰物料逾东宫疏》。唐太宗虽然对褚遂良的观点表示赞同，但并没有因此削减李泰的开支，而是下了一封《皇太子用库物勿限制诏》取消了太子的开支限制，变相地维持了李泰逾制的花销。可见群臣的意见唐太宗虽然会听取，但如果他是真的想这么做的话，总有达成的手段。

所以唐太宗若真的想将李恪留在身边以成全自己的爱子之情，是绝对能做的到的。可是他并没有这么做，而是说了一番场面话，什么“父之爱子，人之常情”“但家国事殊”。如此也能认为李恪算得上是唐太宗爱子的话，个人以为这样的“爱子”其实不提也罢。

其次，贞观十一年时唐太宗对李恪说的这番话，翻译成白话文就是：父亲爱儿子是人之天性，不用教也知道。但你做儿子的若不遵诲诱，忘弃礼法，父亲再爱你，也救不了你，你看前朝燕王的例子，还不懂得要循规蹈矩吗！

很明显，这口吻已经相当严厉了，根本不像是父子之间联络感情的话语，简直就是在训斥了。而联想一下正是在这一年，李恪因为打猎踩坏百姓庄稼的事而被唐太宗罢免了安州都督一职，所以此番话实际上是唐太宗在非常严肃地批评李恪：“虽然你是我儿子，但你若不遵纪守法我也救不了你。”真不知道要如何才能看得出来，唐太宗其实是一副爱子情深的模样的。

至于贞观十二年唐太宗给李恪写的这封信，若只注意到“汝方违膝下，凄恋何已，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这么一句，自然会觉得其间饱含了父子之情，然而此信的题目却是《诫吴王恪书》。诫者，告诫、警告之意。齐王李祐在自己的封地犯了事后，唐太宗也曾“敕书诰诫之”，所以这封信可不是什么诉说离别后思念之情的，而是唐太宗写信来告诫李恪要老老实实地待在自己的封地，不要再胡作非为了。

至于唐太宗会如何在书信中表达自己的爱子之情，不妨看一看唐太宗出征高句丽时给李治写的一封信，简直堪称是小肉麻。但是比起对李恪的谆谆告诫之意，或许唐太宗给李治的这封信才更似寻常间的父子之情吧。

《两度帖》原文：

两度得大内书，不见奴表，耶耶忌欲恒死，少时间忽得奴手书，报娘子患，忧惶一时顿解，欲似死而更生，今日已后，但头风发，信便即报。耶耶若少有疾患，即一一具报。今得辽东消息，录状送，忆奴欲死，不知何计使还，具。耶耶，敕。

译文：

两次收到大内送来的文书，却还不见稚奴你的书信。爸爸我担心的要死。刚才忽然得到稚奴你的亲笔手书，说娘子生病了，我的担心害怕顿时消失了，就好像死而复生一样。从今以后，只要你的头风病发作，就立刻写信告诉我。爸爸我如果生病，也会一一写信告诉你。今天得到辽东（战场）消息，抄录一份给你。想稚奴你想得要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要说的就这些。爸爸，敕。

3、所谓的大唐三百年来“最悲情的皇子”与“贤王”

毛爷爷曾经说过李恪英物、李治朽物，唐太宗选择了李治作为继承人是懵懂一时这样的话。然而说句大不敬的话，看看毛爷爷自己选定的继承人就知道他是什么眼光了。

事实上通观李恪的生平，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文功武治的政绩。《旧唐书》中对李承乾的治国才能好歹还有一句“太宗居谅暗，庶政皆令听断，颇识大体”的介绍，对李泰至少还能知道他“少善属文”，也的确编修了一部《括地志》，其他庶出的皇子中，也有因为处理地方政务出色而被当地百姓称赞的。

“纪王慎……十七年，迁襄州刺史，以善政闻，玺书劳勉，百姓为之立碑。……慎少好学，长于文史，皇族中与越王贞齐名，时人号为纪、越。”（《旧唐书·太宗诸子列传》）

然而关于李恪却只知其有文武才，相当笼统的一句赞美之词，至于具体有什么雄才伟略的事迹可以展现其贤能的，史书中便再无一字了。

至于《旧唐书》中所说的“既名望素高，甚为物情所向”，要知道李恪作为唐太宗年长的皇子唐高宗的皇兄，又是亲王之封，德行也还说得过去，有声望并不足以为奇，没有名声才是要值得奇怪的。毕竟唐中宗时，身为相王的唐睿宗就是“望实素高”；唐文宗的弟弟漳王李凑也是“贤而有人望”；唐太祖的曾孙李孝逸同样是“素有名望，自是时誉益重”；唐高祖之子韩王李元嘉在则天朝受到安抚重用，不仅是因为“地尊望重”，更是为了“顺物情”。

而李恪被冤杀后史书中又言“以绝众望，海内冤之”，看似评价很高，然而唐太宗在任命魏征做太子太师的时候，也曾说过“用绝天下之望”这样的话。不仅如此，武三思在杀桓彦范等人时，是为了“绝其归望”；王世充杀害杨侗时，也是为了“绝众望”；武则天杀李元嘉更是为了“绝宗室之望”；源休劝朱泚剪除唐宗室的时候，同样是为了“绝人望”。而格辅元刘晏被杀都是“海内冤之”，卢崇道父子被杖毙也是“四海冤之”，崔宁被缢杀后“中外称其冤”，安思顺兄弟被诛更是“天下冤之”，李林甫被构陷同样是“天下以为冤”。可见，所谓的“以绝众望，海内冤之”不过是史官的惯用语言罢了，究竟能有几分分量，可以自行掂量一番。

4、曾经距离太子之位只有一步之遥？

唐太宗曾欲立吴王李恪为太子这件事，历来为很多人所津津乐道。那么事情的真相又是如何呢？

贞观十七年的时候，唐太宗立了李治不久之后又觉得这个小儿子只有十五岁，一直养在自己的身边没有经过什么历练，作为帝国未来的继承人还不够强大有力，担忧他无法很好地驾驭朝政，于是便想到了换储一事。而当时的李恪可以说是唯一适合的人选，一来是所有庶出皇子中最为年长的（二皇子李宽早夭），二来贞观七年便去了自己的封地，再者比起下面明显不成器的李愔、李恽等人，品行也要好得多。相比之下，贞观十六年才开始上朝参与政务的李治自然不够老练成熟。

“贞观十六年七月三日，敕晋王宜班于朝列。”（《唐会要·公主·杂录》）

但是很显然，唐太宗欲立李恪这个想法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是一时冲动所想到的。因为如果唐太宗真的考虑清楚了要改立李恪，或者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换储了，那么长孙无忌是绝对没有“密争之”的机会的，更不可能只凭他一家之言便一锤定音。毕竟这天下是姓李的，不是姓长孙的。贞观十七年时的长孙无忌虽然位极正一品的司徒，但就唐朝的政府系统而言，司徒位高却只是个虚职。在根本没有实权的情况下，长孙无忌又如何把持得了朝政？而且此时的魏征固然已死，但房玄龄李靖这些大臣仍然健在，唐太宗也正值壮年，怎么可能眼睁睁地坐看长孙无忌在朝中一手遮天？

何况废立太子是国家大事不是儿戏，唐太宗若是下定了决心要换太子，肯定会把这件事拿到朝上廷议，再不济也要找几个心腹大臣一起来商量商量，就像当初要立李治一样，“与长孙无忌、房玄龄、李绩等计议”，怎么可能只被长孙无忌这么一劝，便立刻就此作罢。而且从正史中对改立李恪这件事一笔带过的记叙来看，很明显唐太宗只是一时心血来潮，突然间有了这么一个想法，然后对长孙无忌露了个口风，长孙无忌反对，唐太宗想明白了自然也就彻底打消这个念头了。

更不要说什么长孙无忌反对立李恪是因为他不是自己的外甥，事实上真正介意李恪不是嫡子的并不是长孙无忌，而是唐太宗本人。毕竟一旦改立庶子出身的李恪，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嫡子的未来就很难有所保证了，这一点唐太宗显然比长孙无忌更为担心。因为当初唐太宗立李治的目的就是为了可以保全嫡子们：

“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共承乾可无恙也。”（《旧唐书·太宗诸子列传》）

唐太宗改立太子时，一直都是在嫡出的李泰与李治之间摇摆不定，决定立李治也是因为李治性情仁厚，就是做了皇帝也不会对自己的两个亲兄弟不利。而在这期间，自始至终都没有想到过还有庶出但年长的李恪可以考虑，李恪在唐太宗的心中地位如何可见一斑了。因为若是李恪在唐太宗心中还算是有些分量的话，唐太宗在改立太子的时候绝对会想到他，而不是等到一切都尘埃落定后才发现原来还有这么一个庶长子可以考虑，而且还只是昙花一现的想法。

至于说什么李恪远离京城和朝中大臣没有交情，自然不会有人愿意保举他做太子。事实上朝中大臣的意愿怎样并不重要，关键仍在于唐太宗自己的态度如何。看看李治就能知道，李治这个太子可谓是唐太宗一手扶持上去的。为了册立李治，唐太宗甚至不惜拔剑欲在大臣面前自尽。在正式立了李治为太子后，唐太宗又倾力打造了一个强大可靠的东宫班底以辅佐太子。

“己丑，加司徒、赵国公长孙无忌太子太师，司空、梁国公房玄龄太子太傅；特进、宋国公萧瑀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英国公李绩为太子詹事，仍同中书门下三品。”（《旧唐书·太宗本纪》）

“又以左卫大将军李大亮领右卫率，前詹事于志宁、中书侍郎马周为左庶子，吏部侍郎苏勖、中书舍人高季辅为右庶子，刑部侍郎张行成为少詹事，谏议大夫褚遂良为宾客。”（《资治通鉴》）

同时，唐太宗知道李治一直久居深宫缺少历练，便开始加强对他处理政务能力的培养，时常把他带在自己的身边言传身教。

“太宗每视朝，常令在侧，观决庶政，或令参议，太宗数称善。”（《旧唐书·高宗本纪》）

“贞观十八年，太宗谓侍臣曰：‘古有胎教世子，朕则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有诲谕。’”（《贞观政要》）

所以唐太宗若真的有意改立李恪为太子的话，完全可以把改立李治时的举动照搬过来，而不只是口头上提那么一提，被否决后既不见有过失落后悔的时候，更不曾见对李恪这个改立未果的儿子有什么内疚之情。

更何况对于一个历史人物来说，他的重要事件主要表现在他本人的列传中，然而《旧唐书》却只在长孙无忌传里将此事一笔带过。想来就连史官也觉得，唐太宗虽然有过“欲立吴王恪”的想法，然而最后却让李恪的提名沦为了打酱油的，这件事对于李恪来说绝对算不上是什么多光荣的事迹，所以才会在他的列传中根本就只字未提。

5、从封地与官职看其在唐太宗心中的地位

根据《旧唐书》《唐会要》《贞观政要》《册府元龟》以及李恪墓志铭等资料来看，李恪在贞观一朝的封号及封地变更如下：

由汉王改为蜀王又徙封为吴王，官职则是由最初的益州都督（从二品）、秦州都督（正三品）、齐州都督（从二品）、潭州都督（正三品）、安州都督（正三品），到最后的安州刺史。

值得一提的是，贞观二年的时候李恪与李泰同时受封，却明显受到了不同的待遇。

“吴王恪除使持节大都督益绵邛眉雅等八州诸军事。益州刺史。濮王泰除使持节大都督扬州常海润楚舒庐濠寿歙苏杭宣东睦南和等十六州诸军事。扬州刺史。”（《唐会要》）

单就数量而言，李泰的封地是李恪的整整一倍。而李恪的封地益州，也就是今天四川一带，在唐朝时可绝对不是什么香饽饽，“扬一益二”的说法还得等到安史之乱以后。蜀地自古地势天险，古时候交通又不发达，想想当初唐高祖李渊私下许诺唐太宗要改立他为太子时就曾说过，要将李建成改封在蜀地，原因就是“地既僻小易制。若不能事汝，亦易取耳”，可见蜀地在唐初时候人们的心中是怎样一种存在了。

李恪最后一次的官职变更是在贞观十二年，之后终太宗一朝李恪都只是个正四品上的刺史职衔，而且这个正四品上已经是往最大里去说了。因为按国制，只有户数满二万户以上的才能被称为中州，不满二万户的只能算作下州。而根据《旧唐书·地理志》上的记载，唐玄宗天宝年间安州户口最多的时候也不过才二万二千二百二十一户，更不要说唐高祖武德年间安州只有六千三百三十八户人家了，想来唐太宗的时候安州极有可能仍只是个下州，那么正四品上的官职还要再往下降一等。

不过重点并不在于官衔的大小，毕竟身为皇子，官衔再低也不会被人看低了去，但李恪的刺史一职的确是唐太宗的众皇子中比较另类的一个，因为别的皇子都是都督，唯独李恪与其胞弟李愔同为刺史。

也许有人会问都督与刺史有何区别，区别就在于封地同样是在安州，身为都督的时候李恪可以督安、隋、温、沔、复五州军事，而身为刺史时的李恪就只能管辖安州这一个地方了。所以乍一看李恪的封地并没变仍旧是安州，然而从都督到刺史，地位却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那么李恪的官职为何会从都督降为了刺史？原因就要从贞观七年说起了。

贞观七年的时候李恪被授予了齐州都督的职位，并且这此没能再以年幼为由不之官了，《贞观政要·太子诸王定分第九》：“贞观七年，授吴王恪齐州都督。太宗谓侍臣曰：“父子之情，岂不欲常相见耶？但家国事殊，须出作藩屏。且令其早有定分，绝觊觎之心，我百年后，使其兄弟无危亡之患也。”所以贞观七年的时候李恪就去了自己的封地，从时间上来看，是唐太宗诸皇子中最早之藩的一个。

等到贞观十年的时候，李恪又改封为吴王，徙授潭州都督一职。原因就是其墓志铭上所说的：“春秋鼎盛，血气渐刚。傅相怀赐罢之忧，官司申切责之言。”想来是因为年岁渐长，荷尔蒙分泌，惹了祸了。不过李恪被授予潭州都督后还没有就任，就又改封为安州都督了。结果李恪又在安州犯了事，墓志铭上称其“天爵弥厚，逸情转纵。逞骛豊凌践稼穑”，《资治通鉴》上也说：“贞观十一年十月，安州都督吴王恪数出畋猎，颇损居人；侍御史柳范奏弹之。丁丑，恪坐免官，削户三百。”于是李恪的这个都督之位便丢了。

等到贞观十二年的时候，李恪又重新回到了安州，唐太宗还特地写信好好告诫了他一番，只可惜这时的安州已经降了级。《旧唐书·地理志》：“安州中都督府……十二年，罢都督府。天宝元年，改为安陆郡，依旧为都督府。”因为战略需要的调整，安州原先就安置得很勉强的都督府便被撤掉了，于是李恪的都督一职便降级为了刺史。

这样的落差对于李恪来说不能说是不大，因为这样的待遇在当时的众皇子中堪称是绝无仅有的一个。就连后来被赐死的李佑，至少在贞观十七年谋反前还保住了都督的头衔；而李恪的同胞弟弟李愔在封地胡作非为成那样，甚至被唐太宗斥责为“不如禽兽铁石”，也是在贞观十三年才被降为刺史的。

而且最令人不解的是，安州的都督府是没了，但别的地方总还有都督府吧。可为何李恪所在的安州降级后，唐太宗想到的不是将其改封到别的都督府去，而是就地将其任命为安州刺史？

等到贞观十七年时，唐太宗在立定李治为太子后又一度想过要改立李恪为太子。然而唐太宗的这想法就如昙花一样一现即逝，之后就像完全不曾有过这档子事一般，带着李治该做什么做什么，再没提及过李恪一次。而李恪的官职也就此定格在了安州刺史上，终贞观一朝再没有改封过，更不曾被重新擢为一州都督。

有的人甚至由此认为是唐太宗畏惧长孙无忌在朝中的势力，而不得不疏远李恪故意做给人看的。真不知道能够说出这样的话的人，究竟是从不看史书，只看NC电视剧与YY小说的纯史盲呢，还是明知史实如何却仍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有心人”。

因为自贞观二年卸掉尚书右仆射的官职后，长孙无忌就只挂了个从一品的文散官头衔，即便是后来授予的司空、司徒，也都只是虚职，既不能参知政事也无实权。而贞观十九年的时候唐太宗亲自征辽，遂令长孙无忌摄了个侍中，结果也是唐太宗一班师回朝长孙无忌就立刻辞了职。至于褚遂良，更是一直到贞观十八年才开始正式参综朝政，贞观二十二年的时候才做到了中书令。何况最关键的问题是，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即便是在高宗朝最如日中天的时候都不曾掌握过兵权，唐高宗想罢免他们只凭一纸诏书便办到了，而魄力更甚的唐太宗居然还需要看朝中大臣的脸色行事？

6、“显赫”的妻族

根据《大唐吴国妃杨氏之志》上的志文，杨妃于贞观五年嫁于蜀王李恪，其父是右卫副率慈汾二州刺史静公杨誉，祖父为隋直阁将军岷蔚抚豪道五州刺史邢国公杨（士）贵。

如此看来这位杨妃的出身也是不错的。然而根据《贞观政要》的记载，贞观七年的时候，杨妃的父亲杨誉居然干出了“在省竞婢”——在皇宫禁地追逐婢女这等极为失仪的事，被都官郎中薛仁方拘留审问后，杨誉之子竟然趁机诬陷薛仁方，一口咬定他是故意和皇亲国戚过不去。好在魏征挺身而出据理力争，薛仁方这才免于了被解职的危险。

正所谓是有其父必有其女，亲父兄的品行都如此了，可想而知杨妃的品性又能好到哪里去。

所以李恪贞观五年便成婚了，却一直等到贞观中期杨妃过世了，贞观二十年的时候才迎来了自己的头一个儿子，女儿信安县主也是贞观二十二年才出生的。想来杨妃不仅自己无法生育，还不让府中的妾室生。所以“英果”的吴王也只能等到杨妃过世了，续弦了萧妃，这才得以传承自己的香火。

再看李恪的继室萧妃，虽然没有史料能够证明这位萧氏就是出身兰陵的那个萧氏，但是即便李恪的这位萧妃出身再寻常至极，也要比杨妃强上太多了。

毕竟人家贤良淑德总是有的，萧妃进门后，李恪一举得了四个儿子和至少一个女儿就是最大的铁证。而且比起杨妃的父兄整天只知道打着蜀王妃的名号胡作非为，萧妃的家人至少没有因为恶劣行径而被史官记上一笔——不给吴王抹黑就已经是最大的争光了。

由此可见娶妻当娶贤是多么的重要！不然李恪作为堂堂一介吴王，怎么整天只能干出些打猎踩庄稼、和乳母的儿子赌博这些显然有失皇子身份的事呢？所以李恪屡屡在自己的封地上犯错，也着实怨不得是他自己不争气，因为归根究底都是拜其妻杨妃及妻族的胡作非为所赐。

在家中缺乏“贤内助”帮衬的情况下，吴王就是再“英果”，也是有力无处使啊。 一直以来都有人认为李恪是唐太宗最喜欢的儿子，那么事实确实如此呢？我们还是一起来看一看史实吧。

首先，同样是在《旧唐书》中，对李恪是“太宗常称其类己”（《唐会要》中记载为“太宗尝称其类己”。可见这里的常通尝，意为曾经而不是常常），对太子承乾则是“太宗甚爱之”，而对李泰更是用了“魏王泰宠冠诸王”这样的说法。如此一番比照，唐太宗对李恪这位所谓的“爱子”的宠爱，也实在平淡无奇了些。更何况唐太宗对三位嫡子的爱护在史书上的记载是数不胜数，而对李恪的照顾相比之下就单薄了许多，甚至无从列举。李恪能否算上是唐太宗爱子，着实值得推敲一番。

其次，根据史书的记载，李恪最迟贞观七年便去了封地，而与李恪同龄的李泰不仅不“之国”，唐太宗甚至还想过让其“入居武德殿”，最后还是被魏征力谏劝止。李治更是自长孙皇后去世后就一直由唐太宗亲自抚养，甚至在被封为太子后，仍让唐太宗不惜公然违反礼制也要继续留在身边，这便导致了褚遂良刘洎等人分别在贞观十八年、二十年相继上疏恳请皇帝不要留太子在身边一味溺爱，放其回东宫。

而贞观七年李恪赴任齐州都督时，唐太宗对李恪说：“父子之情，岂不欲常相见耶？但家国事殊，须出作藩屏。”可见让诸王之藩是因为“家国事殊”，更是为了绝诸皇子的“觊觎之心”。但这一番冠冕堂皇的话，实际上更适合身为太子同母弟的李泰而不是庶出的李恪，毕竟作为太子同母弟，李泰对储位的威胁才是最大的。然而唐太宗在“家国事殊”面前却出于私心，仍旧把心爱的李泰、李治留在了自己的身边，却将没什么威胁的李恪打发到封地上去。如果唐太宗真的舍不得李恪前往封地，真的心疼爱子的话，想必李恪也应当如同李泰李治一般，留在自己的身侧，但是唐太宗并没有这么做，而是说了一番场面话，什么“父之爱子，人之常情”“但家国事殊”。如此也能认为李恪算得上是唐太宗爱子的话，个人以为这样的“爱子”其实不提也罢。

再者，贞观11年时唐太宗对李恪说的这番话——“父子虽至亲，及其有罪，则天下之法不可私也。汉已立昭帝，燕王旦不服，阴图不轨，霍光折简诛之。为人臣子，不可不戒！”翻译成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就是：父子之间虽然是至亲，一旦犯罪，则天下的法令不能够偏私。汉朝已立昭帝，燕王刘旦不服，暗中图谋造反，霍光以一封便笺就杀了他。为人臣下，不能不深以为诫！

很明显，这口吻已经相当严厉了，根本不是父子之间联络感情的话语，而是在训斥。而联想一下正是在这一年，李恪因为打猎踩坏百姓庄稼的事被唐太宗罢免了安州都督一职，所以番话实际上是唐太宗在非常严肃地斥责李恪：“虽然你是我儿子，但你若不遵纪守法我也救不了你！”真不知道要如何才能看得出来，唐太宗其实是一副爱子情深的模样的。

至于贞观12年唐太宗给李恪写的这封信，若只注意到“汝方违膝下，凄恋何已，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这么一句，自然会觉得其间是饱含了父子之情，然而此信的题目却是《诫吴王恪书》。诫者，告诫、警告之意，齐王李祐在封地上屡屡犯错时，唐太宗也曾写信“诰诫之”。所以这封信也不是什么诉说离别后的思念之情的，而是唐太宗写信来警告李恪要老老实实地待在自己的封地，不要再胡作非为了。

而且就在唐太对李恪说“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以避免李恪变得骄奢为由而不肯多给他财物，结果在面对李承乾与李泰时，唐太宗却又是截然相反的态度。唐太宗赏赐李泰时不仅“赐泰物万段”，每个月给李泰的东西甚至“有逾于皇太子”，对李承乾更是干脆直接取消了他出用库物的限制。

至于唐太宗会如何在书信中表达自己的爱子之情，不妨看一看唐太宗出征高句丽时给李治写的一封信，简直堪称是小肉麻。但是比起对李恪的谆谆告诫之意，或许唐太宗给李治的这封信才更似寻常间的父子之情吧。

《两度帖》原文：

两度得大内书，不见奴表，耶耶忌欲恒死，少时间忽得奴手书，报娘子患，忧惶一时顿解，欲似死而更生，今日已后，但头风发，信便即报。耶耶若少有疾患，即一一具报。今得辽东消息，录状送，忆奴欲死，不知何计使还，具。耶耶，敕。

译文：

两次收到大内送来的文书，却还不见稚奴你的书信。爸爸我担心的要死。刚才忽然得到稚奴你的亲笔手书，说娘子生病了，我的担心害怕顿时消失了，就好像死而复生一样。从今以后，只要你的头风病发作，就立刻写信告诉我。爸爸我如果生病，也会一一写信告诉你。今天得到辽东（战场）消息，抄录一份给你。想稚奴你想得要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要说的就这些。爸爸，敕。

最后，便是为很多人所津津乐道的，唐太宗欲立吴王李恪为太子这件事了。

贞观17年，唐太宗立了李治后过了大半年的时间，又觉得这个小儿子只有十五岁，一直养在自己的身边没有经过什么历练，作为帝国未来的继承人还不够强大有力，担忧他无法很好地驾驭朝政，毕竟“国赖长君”。于是唐太宗便想到了换储一事，而当时的李恪可以说是唯一适合的人选，因为看看除了李恪之外的其他几位皇子：

第二子李宽，早夭

第四子李泰，夺嫡被贬

第五子李佑，贞观十七年谋反被诛

第六子李愔，被唐太宗痛骂为禽兽不如

第七子李恽，好敛财，被有司弹劾

第八子李贞，仅比李治大一岁

第十子李慎，年纪比李治还要小

下面更加年幼的李嚣、李简、李福等人不是早夭，就是年纪太小。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比李治大了近9岁的李恪，唐太宗还有别的选择吗？

唐太宗欲立李恪归根究底就是因为除了李恪外，别的年长一些的皇子不是因为夺嫡被贬、被杀，就是实在是扶不起的阿斗，李恪尽管也曾因为踩庄稼和赌博这些小事被连续贬官和削户过两次，但除了李恪外，唐太宗已经别无选择。

不过很显然，唐太宗欲立李恪这个想法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是一时冲动下的心血来潮之念。因为如果唐太宗真的考虑清楚了要改立李恪，或者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换储了，那么长孙无忌是绝对没有“密争之”的机会的，更不可能只凭他一家之言便一锤定音。毕竟这天下是姓李的，不是姓长孙的。贞观十七年时的长孙无忌虽然位极正一品的司徒，但就唐朝的政府系统而言，司徒位高却只是个虚职。在根本没有实权的情况下，长孙无忌又如何把持得了朝政？此时的魏征固然已死，但房玄龄李靖这些大臣仍然健在，唐太宗也正值壮年手握兵权，怎么可能任由一个既无实权又无兵权的长孙无忌操纵朝政？

何况废立太子是国家大事不是儿戏，唐太宗若是下定了决心要换太子，肯定会把这件事拿到朝上廷议，再不济也要找几个心腹大臣一起来商量商量，就像当初要立李治一样，“与长孙无忌、房玄龄、李绩等计议”，而不会只跟最不可能赞同的长孙无忌一个人商量，甚至被长孙无忌反驳后就此立刻作罢。

而从正史中对改立李恪这件事一笔带过的记叙来看，很明显唐太宗只是一时心血来潮，突然间有了这么一个想法，然后对长孙无忌露了个口风，长孙无忌反对，唐太宗想明白了自然也就彻底打消这个念头了。更不要说什么长孙无忌反对立李恪是因为他不是自己的外甥，事实上真正介意李恪不是嫡子的并不是长孙无忌，而是唐太宗本人。毕竟一旦改立庶子出身的李恪，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嫡子的未来就很难有所保证了，这一点唐太宗显然比长孙无忌更为担心，因为当初唐太宗立李治的目的就是为了可以保全这三个心爱的儿子：

“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共承乾可无恙也。”（《旧唐书·太宗诸子列传》）

唐太宗改立太子时，一直都是在嫡出的李泰与李治之间摇摆不定，决定立李治也是因为李治性情仁厚，就是做了皇帝也不会对自己的两个亲兄弟不利。而在这期间，唐太宗自始至终都没有想到过还有庶出但年长的李恪可以考虑，李恪在唐太宗的心中地位究竟如何可见一斑了。因为李恪若是在唐太宗的心中还算是有些分量的话，唐太宗在改立太子的时候绝对会首先想到他，而不是等到一切都尘埃落定后又过了大半年的时间，直到贞观十七年年底诸位皇子回京过年时，才发现原来还有这么一个庶长子可以考虑，而且还只是昙花一现的想法。

至于说什么李恪远离京城和朝中大臣没有交情，自然不会有人愿意保举他做太子。事实上朝中大臣的意愿怎样并不重要，关键仍在于唐太宗自己的态度如何。看看李治就能知道，李治这个太子可谓是唐太宗一手扶持上去的。为了册立李治，唐太宗甚至不惜拔剑欲在大臣面前自尽；在正式立了李治为太子后，唐太宗又倾力打造了一个强大可靠的东宫班底以辅佐太子。

“己丑，加司徒、赵国公长孙无忌太子太师，司空、梁国公房玄龄太子太傅；特进、宋国公萧瑀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英国公李绩为太子詹事，仍同中书门下三品。”（《旧唐书·太宗本纪》）

“又以左卫大将军李大亮领右卫率，前詹事于志宁、中书侍郎马周为左庶子，吏部侍郎苏勖、中书舍人高季辅为右庶子，刑部侍郎张行成为少詹事，谏议大夫褚遂良为宾客。”（《资治通鉴》）

同时，唐太宗知道李治一直久居深宫缺少历练，便开始加强对他处理政务能力的培养，时常把他带在自己的身边言传身教。

“太宗每视朝，常令在侧，观决庶政，或令参议，太宗数称善。”（《旧唐书·高宗本纪》）

“贞观十八年，太宗谓侍臣曰：‘古有胎教世子，朕则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有诲谕。’”（《贞观政要》）

所以唐太宗若真的有意改立李恪为太子的话，完全可以把改立李治时的举动照搬过来，而不只是口头上提那么一提，被否决后既不见有过失落后悔的时候，更不曾见对李恪这个改立未果的儿子有什么内疚之情，甚至欲立李恪未果后没过两天，唐太宗就因为李治长子李忠的出生而举行了盛大的筵席，不仅在宴会上高兴地“酒酣起舞”“尽日而罢”，还一反皇孙只能封郡王的制度，破例将李忠册封为了亲王——完全将李恪的事情抛之脑后。而反观刘邦欲立赵王如意失败后，为戚姬母子的未来安全得不到保障愁得长吁短叹，甚至“心不乐，悲歌”，不仅特意让周昌相赵，而且一听说樊哙要在自己百年之后诛杀戚姬母子，当即下令要陈平等人“即军中斩哙”。想来李恪若是能在唐太宗的心中占据一席之地的话，又如何会遭此待遇？

至于李恪不能当上皇帝是因为具有前朝血统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李恪的两朝血统并不是什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事，早在南北朝时就有许多两朝一脉的皇位继承人，比如后赵石虎的太子石世，生母就是前赵的安定公主；比如北周闵帝宇文觉的生母就是北魏冯翊公主。就连隋炀帝杨广的太子杨昭也是两朝一脉——杨昭的生母萧皇后，即西梁孝明帝萧岿的女儿。

再说如果前朝血统真的是问题，是忌讳，那唐太宗为何在明知李恪具有隋朝血统的情况下，还想立其为太子？长孙无忌又为什么不用这样的理由来反对唐太宗立李恪呢？所以李恪与储位无缘，和他的生母杨妃是隋炀帝的女儿根本没有任何的关系。

还有人因为唐太宗欲改立李恪便认为李恪是大唐的一代贤王，甚至如同某毛所说的那样李恪就一定是英物，李治就一定是朽物，唐太宗选择了李治作为继承人是懵懂一时（事实上看看某毛自己选定的继承人就知道他是什么眼光了）。然而通观李恪的生平，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文功武治的政绩。《旧唐书》中对李承乾的治国才能好歹还有一句“太宗居谅暗，庶政皆令听断，颇识大体”的介绍，对李泰至少还能知道他“少善属文”，也的确编修了一部《括地志》，其他庶出的皇子中，也有因为处理地方政务出色而被当地百姓称赞的。

然而关于李恪却只知其有文武才，相当笼统的一句赞美之词，至于具体有什么雄才伟略的事迹可以展现其贤能的，史书中便再无一字了。就连李恪的“善骑射”也不过是身为关陇军事贵族最基本的素养而已，在唐朝这个连后宫才人都能陪帝王骑射的朝代里，李恪的“善骑射”却根本没有丝毫的军功或突出的事迹可以证明。

李恪所谓的文才更是如此，就连李唐皇室成员中最常见的书法特长都毫无记载，而同样因谋反被诛的汉王李元昌却能够以书法著称于各部史书，李元昌的墓志甚至铭刻着各种溢美之词：“姿容端丽，体貌淹华。渔猎典坟，颇好音乐。至于啼猨落雁之巧，命中如入神；垂露象形之工，转注穷众妙。”一位专研经典名著，擅长音乐，射猎如神，绘画精妙的多才多艺的俊美皇子就栩栩如生地在后人心目中挺拔起来，相比之下，李恪的才华在史书或墓志铭上则完全没有分毫的体现。

所以若只因为唐太宗的一句“英果类己”，便断定了李恪之贤，也着实武断了些。毕竟唐太宗只是觉得李治性格仁厚温和，并没有说他不如李恪贤能，又怎能由此草率地推断出李恪便是大唐众望所归的贤王呢？

至于《旧唐书》中所说的“既名望素高，甚为物情所向”，要知道李恪作为唐高宗李治最年长的皇兄，德行比起下面几个弟弟也还说得过去，有声望并不足以为奇，没有名声才是要值得奇怪的。毕竟唐中宗时，身为相王的唐睿宗就是“望实素高”；唐文宗的弟弟漳王李凑也是“贤而有人望”；唐太祖的曾孙李孝逸同样是“素有名望，自是时誉益重”；唐高祖之子韩王李元嘉在则天朝受到安抚重用，不仅是因为“地尊望重”，更是为了“顺物情”。

李恪被冤杀后史书中又言“以绝众望，海内冤之”，看似评价很高，然而唐太宗在任命魏征做太子太师的时候，也曾说过“用绝天下之望”这样的话。不仅如此，武三思在杀桓彦范等人时，是为了“绝其归望”；王世充杀害杨侗时，也是为了“绝众望”；武则天杀李元嘉更是为了“绝宗室之望”；源休劝朱泚剪除唐宗室的时候，同样是为了“绝人望”。而格辅元刘晏被杀都是“海内冤之”，卢崇道父子被杖毙也是“四海冤之”，崔宁被缢杀后“中外称其冤”，安思顺兄弟被诛更是“天下冤之”，李林甫被构陷同样是“天下以为冤”。可见所谓的“以绝众望，海内冤之”不过是史官的惯用语罢了，究竟能有几分分量，可以自行掂量一番。

何况当时的唐人并不觉得李恪是冤枉，睦州刺史夏侯绚的墓志在提及永徽四年的谋反案时就明确写道“荆吴构逆”，认为荆王李元景与吴王李恪都是大逆不道的谋反，这样的态度与史官所说的“海内冤之”完全截然相反。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夏侯绚的身份，夏侯绚曾是蜀王李愔的长史，而李愔不是别人，正是李恪的同母弟弟，李恪谋反被杀后，李愔也因此被废为庶人。所以按照夏侯绚这样的身份，在提及顶头上司的胞兄被诬陷谋反时理应是为之喊冤，而不是直言他就是“构逆”。连原本最该为李恪喊冤的人都认为李恪就是谋反，当时能有多少人认为李恪是冤枉的可想而知。

事实上李恪在大唐王朝就只是一个普通的皇子，只不过是近年来的一些电视剧与小说将历史篡改戏说得太厉害了，以至于误导了很大一部分观众，认为李恪是唐太宗最心爱的儿子唐朝最贤明的皇子。但凡愿意认真读一读正史的，看看史书上所记载的唐太宗是如何宠爱他的三个嫡子的，就可以知道真正的唐太宗爱子应该是什么样子。相比三位嫡子数不胜数的得宠事迹，仅凭唐太宗心血来潮之下的“欲立吴王恪”，以及立储这种环境下的一句“类己”（在立太子这种情况下，不说“类己”难道要说这个儿子“不类己”？），便要妄图证明李恪的受宠，显然是不成立的。

特别是贞观2年李恪与李泰同时受封，却明显受到了不同的待遇。李恪受封益州都督，封地只有8州，李泰却不仅是扬州大都督兼越州都督，封地更是多达22州！

且先不说单就数量而言，李泰的封地几乎是李恪的两倍。而李恪的封地益州，也就是今天四川一带，在唐朝时可绝对不是什么香饽饽，“扬一益二”的说法还得等到安史之乱以后。蜀地自古地势天险，古时候交通又不发达，想想当初唐高祖李渊私下许诺唐太宗要改立他为太子时就曾说过，要将李建成改封在蜀地，原因就是“地既僻小易制。若不能事汝，亦易取耳”。可见蜀地在唐初时候人们的心中是怎样一种存在了。而扬州的富庶则不必多言，更何况封地里还包括了苏杭一带。

更不用说事实上李恪受封的不过是益州都督，而不是和李泰一样都是大都督。根据《唐会要》的记载，益州的大都督府于“贞观二年二月二十日，去‘大’字”，直到唐高宗龙朔2年才由都督府升级为大都督府。所以贞观2年5月李恪与李泰虽然同时受封，但是李恪只被封为了益州都督——不仅都督府的规模远不及李泰的大都督府，封地更是比李泰少了将近三分之二。

后来李恪在贞观11年的时候，不过是因为打猎时踩坏了庄稼，就由安州都督降为安州刺史，还被削户300（当时亲王实封只有800户）。看上去封地还是在一个地方，但实际上所管辖的地方却大大减少了，因为作为都督的时候，李恪可以“督安、隋、温、沔、复五州”军事，然而作为刺史就只能管辖安州这一州之地。后来李恪又因为和乳母的儿子赌博，再次被罢官削户，自此一直到贞观23年共12年的时间里，李恪再也没有官复原职过。这样的待遇除了李恪，也就只有他那个被唐太宗斥为“不如禽兽铁石”的胞弟李愔同样享有了，而其他犯过远比踩庄稼更严重错误的皇子们，从来没有遭受过如此严厉的惩罚。

唐太宗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但在面对自己的爱子时，仍旧只能如同普通人一般，寻常人家是怎么疼爱儿子的，唐太宗就是怎么做的。

所以李承乾就算犯下了谋逆这等杀头大罪，唐太宗也要想方设法保住他的性命；所以李泰夺嫡失败后，唐太宗仍旧说他是“朕之爱子，实所钟心”，甚至被贬后不到四年的时间就又重新晋封为濮王；所以李治虽然一直和唐太宗住在一起，褚遂良、刘洎为了这事上谏过多少次，也没见唐太宗以“家国事殊”为理由，把李治打发出宫去住。

对爱子们宠溺至极，以至于一次又一次招来了魏征这些朝臣的上疏与进谏，偏偏对李恪这些儿子该罚的罚，该杀的杀，一个都没手软。就这样，还能说李恪是唐太宗的“爱子”吗？ 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能够知人善用，他知道魏征的性格耿直，所以非常适合当谏臣，用来提醒自己的错误做法，也可以时不时地让自己不变的骄傲。 第9子李,就是后来的高宗。

李628年7月21日683年12月27日）

[1]

高宗（649至683年在位祖籍陇西成纪，628年出生于长安。唐朝第三位皇帝，字为善，唐太宗李世民第九子，嫡三子，其母为文德顺圣皇后长孙氏，与唐太宗嫡长子太子李承乾、嫡次子魏王李泰为同母兄弟。

李世民有14个儿子。按惯例，立太子以长，余为王，这是李唐“家天下”的基础，可是非嫡长子立为太子的也代不乏人。李世民自己便非长子。因而，皇帝的所有儿子总是处于一种极为特殊的地位。而结果呢，这些天潢贵胄绝大多数不成器，下场也很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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