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三人,春秋三传是哪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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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代思想界三颗名星应该指哪三人？

孔子，老子，和墨子

在春秋战国时期,除了老子与孔子之外,还有哪些代表人物？

（自由主义 文子

儒家（福利主义） 孟子

法家（军国主义） 商鞅 申公豹

墨家（极权主义翟 巨子

纵横家（外交战略）苏秦 张仪

阴阳家（哲学） 邹衍

兵家（军事家） 孙武 孙膑 吴起

春秋战国时期三位贤士哪三位

　　王修智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大大发展的黄金时期之一，在人类历史中谱写了光辉篇章。这一时期，齐国是最具活力的一个国家，长时间保持政治清明、思想活跃、经济繁荣，先后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和“战国七雄”之魁。从世界历史上看，齐国与古希腊大致处于同一阶段，是古代世界东西方两颗璀璨的明珠。通观史籍，齐国昌盛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五

　　个方面。君明臣贤

　　齐国的昌盛时期主要是姜太公、齐桓公、齐景公、齐威王、齐宣王主政的时期。在这些时期，齐国出现了君明臣贤的政治局面。

　　姜太公是周朝的开国军师，是齐国称霸争雄的奠基者。他文韬武略，智勇兼备，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事家。史称，文王兴周，“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武王建国，“师尚父谋居多”。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史记·周本纪》）。周武王灭商后，分封功臣谋士，“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同上）。史称，“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史记·齐太公世家》）齐国霸业的基础也由此奠定。

　　齐桓公雄才大略，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他重用有杀身之仇的管仲为相，成为历史佳话。管仲曾是公子纠的太傅，在公子纠与齐桓公（即公子小白）争夺君位的斗争中，管仲曾一箭射中齐桓公的衣带钩。齐桓公登上君位后，在大臣鲍叔牙的建议下，重用管仲为相，委以国政。管仲任相期间，知恩图报，大展宏图，“连五家之兵”，“设轻重鱼盐之利”，“瞻贫穷，录贤能，齐人皆悦。”史称“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史记·齐太公世家》）。

　　齐景公是齐桓公之后的复兴之主。复兴的原因，一是景公比较开明，善于讷谏；二是任用贤相晏婴。晏婴先后任过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三位国君的国相，执政50余年，匡国救弊，力图中兴。晏婴谏君，经常“犯君之颜”。晏婴谏齐景公，言不隐过，辞锋义锐。当景公闻晏婴死，“四下而趋，行哭而往”。司马迁在评价晏婴时说，“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齐威王是战国时期在诸国中德高望重的一个国君。此时的齐国不仅在经济、军事上属七国之最，而且以德著称于天下。他以邹忌为相，以田忌为将，以孙膑为军师，悉心纳谏，广揽人才，惩治奸吏，使齐“最强于诸侯”（《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齐威王爱才如宝，国相邹忌相见威王时，以“琴瑟调而天下治”为话题与威王论治，威王慧眼识英才，“邹忌子见三月而受相印”（《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其中，邹忌讽齐王纳谏被传为历史佳话。

　　齐宣王是齐国后期的一位有作为的国君，以广纳贤士、善听诤言而闻名。他先后以邹忌、田忌、孙膑和田婴为将相，这是他事业成功的首要因素。史称宣王时“诸侯相王”，“三晋之王皆因田婴朝齐王于博望，盟而去”（《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宣王的另一特点是善听诤言和喜好游辩之士。他先后倾听过颜蜀、田过、王斗、闾丘茆、香居等人的忠告和诤言，终于使齐国大治。

　　明君与贤相之间的关系虽然是相辅相成的，但君明应是关键。一般的情况是有明君才有贤相，有英主才有良臣。如姜太公“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西归周西伯”（《史记·齐太公世家》）。再如晏婴，他事君三代，虽然都是殚精竭虑，但是治绩不一。贤相良臣常有，明君英主实稀。国君，以任贤容能为英，以举纲善断为明。大臣，以尽心竭力为贤，以扬善救弊为能。因时变革

　　因时变革是齐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特征。最突出的有三次大的变革。

　　一是姜太公“因俗，简礼”和“通商工，便鱼盐”。姜太公封为齐国始祖之后，五个月向周公报政，认为“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史记·鲁周公世家》）。同时，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行九府圆法。九府圆法即货币之法，以助商工之业和鱼盐之利。史载太公先立“九府圆法”于周，“退行之于齐”。他把货币之法视为“知开塞之术者，其取天下如化，是为政之大端也”。荀子对此评价说，“财货流通，无不尽致其用，四海之内，若一家也。”（《通典·食货》）经过太公的改革，“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二是齐桓公用管仲推行政治、经济、军事改革。首先改革了行政管理体制，“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农之级十五；公帅五乡焉，国子帅五乡焉，高子五乡焉。参国起案，以为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乡，泽立三虞，山立三衡。”这一改革一举多得：通过使民类聚，专业生产，同类授业，以利技巧；通过分类务事，使民不相蛊惑；通过兵农合一，农战结合，使国泰民安。其次改革官吏选拔制度，通过乡选、官选、君选三个环节选拔各级官吏。主张“论材，量能，谋德而举之”，并规定对初选的人员，必须到其所在的乡里进行考察，“退问之其乡，以观其所能而无大厉”，然后才能任职。再次改革税制，打破了“力役税”，根据不同的土地等级和物产而征税，从而“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同时改革关税，“使关市几而不征”，鼓励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以“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这些改革使齐国“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史记·管晏列传》）。

　　三是齐威王的吏治改革。齐威王即位之初，面临的处境是，国家危机，“诸侯并伐，国人不治”，内外交困，四面楚歌，长达九年（《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为匡国救弊，威王首先从吏治入手，亲察吏治。他派使臣深入乡里，实地观风，微服私访，获取实情，然后重奖严惩。其中，给务实爱民、不善求名、曾遭诽谤的即墨大夫以重奖，封之万家；对贿上窃名、不务民事、不修国防的阿大夫，烹杀示国。并以此为契机，修订法律以督奸吏。威王在对二人进行赏罚之前，有一番话很值得深思。他对即墨大夫说：“自子之居即墨也，毁言日至。然吾使人视即墨，田野辟，民人给，官无留事，东方以宁。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誉也。”对阿大夫说：“自子之守阿，誉言日闻。然使使视阿，田野不辟，民贫苦。昔日赵攻甄，子弗能救。卫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币厚吾左右以求誉也。”威王通过改革吏治，大震于天下，“于是齐国震慑，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大治。诸侯闻之，莫敢致兵于齐二十余年。”（《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因时变革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要求。法久弊生。一切事物都是在变异中衍生，变则通，通则久。这样才能实现螺旋式发展。变革与创新是一对孪生同胞。没有变革就没有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变革。变革与创新都是事物发展运动的方式或途径，都是一个民族发展与生存的灵魂。重民务实

　　齐国行政的实务性主要体现在“因民俗”、“重人本”和“治国必先富民”等治国措施上。

　　首先是“因民俗”。姜太公“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劝女工，极技巧”，就是因为他注重“因民俗”，以充分发挥齐国的地利和民俗之优势。这是“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的一个主要原因。齐桓公和管仲的改革之所以成功，也是由于他们坚持了“因民俗，顺民欲”与“与俗同好恶”的原则。史称“管仲任齐相，……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故论卑而易行”（《史记·管晏列传》）。

　　其次是“重人本”。一是重百姓修养生息。强调不误四时、不夺民力是生财之道；取而有度、节而有制是用财之法。管仲的名言是“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无止，国虽大必危”（《管子·权修》，《国蓄》）。二是视贤才为国宝。把人才视为成就一切事业的基础。如齐威王与梁惠王论国宝，梁惠王以珠玉为宝，而威王则以得人才为宝。

　　其三是治国必先富民。管仲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穷则难治。”“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这是因为，“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犯禁”。（《管子·牧民》，《治国》）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齐国始终坚持本末兼营，农工并作，产商互补。尤其是强调“无市则民乏”，一以贯之地坚持太公之制，“设鱼盐商工之利”（《晏子春秋》卷七）。

　　重民务实是富民兴国的基本法宝。齐国的历史告诉我们，一切富民兴国的措施都必须建立在重民务实的基础上。鲁国和齐国是同时分封的国家，为什么鲁国既没有跻身于春秋五霸，也没有进入战国七雄呢？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徒言礼，不能自立”、“礼极伤国”应是一个重要原因。文化兼容

　　齐文化的基本内涵可大致概括为：倡变革、尚法制、重工商、尊学术、兼义利。可见其融合了百家之道，既有务实之光，又有理想之彩，是人类优秀思想的合璧。齐文化的兼容性和开放性，得益于齐国的两大创造和历史大潮的推动。

　　第一大创造是把周王朝的制度与齐国的风俗、传统、地理结合起来。这一结合首倡于姜太公，并为后来者所继承。第二大创造是创办稷下学宫，使其成为促进齐文化开放和兼容的沃土。稷下学宫创建于齐桓公时期，复盛于齐宣王时期，延续了一百四五十年之久。这个学术和咨议中心汇集了各国的道、法、儒、名、兵、农、阴阳等百家之学，各派名士自由讲学、自由辩论、自由著书立说，言治乱?吕恚字喂贲印U饩褪顾晌牍摹叭瞬攀谐　保持握呖纱又醒∠腿文埽ü苏p⑾卵Ч拇唇ǎ倭嗣裰饕檎南群樱唤龃俳似牍牟ⅲ掖俳舜呵镎焦逼诘陌偌艺?

　　所谓历史大潮推动，是指大变革的历史潮流和争霸称雄的年代加快、加大了齐文化的开放性和兼容性。当天下共周王的格局被打破以后，中国历史便进入了春秋战国时期，这是一个生与死高节奏、兴与亡快节律的历史时期，是国不可懈、君不可怡、臣不可苟的历史年代。各国为了生存、富强和争霸，无不殚精竭虑，谋求发展。齐国当时正处于春秋首霸和战国魁雄的地位，无论在争霸称雄的过程中，还是为了巩固既得的地位，都会促使齐国文化在广度和深度上，更快更大地推行开放和兼容的政策。它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既尚法制，又崇礼教。管仲即是典型的法家，但是他尊重儒家学派，推崇孟子、荀子等人的思想。二是既重王霸政道，又重民生技巧。这种开放性和兼容性是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和战国七雄之魁的主要原因。

　　齐文化的兼容性、开放性，不仅促进了齐国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的巨变，而且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实践证明，文化兼容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治国理民的客观要求。管理国家和治理社会，必须礼法并举，王霸兼施，虚实合用，靠封闭的文化和单一的手段治国理民是违背客观规律的。实践证明，大势所迫和励精图治的愿望是思想开放的动力，思想开放又是文化兼容的前提和手段，没有开放就难以兼容。尊王礼邻

　　所谓尊王礼邻，即尊周室，礼诸侯。这是齐国称霸争雄而奉行的政治战略，目的是为谋求自身的发展，创造宽松有利的政治环境。历史上越是雄才大略的英君贤相，越是注重这一战略。礼邻的实质是建立统一战线，尊王的实质是追求秩序和正统，名正而言顺。

　　齐国的尊王礼邻战略，贯穿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个领域和环节。姜太公是政治上尊王的大师。他尽管曾经与周公同时辅佐文武二王，但在周公摄政期间，他不拘常规，治齐五个月就向周公报政，而周公之子鲁国之君伯禽却在三年后才向周公报政。太公以此证明尊王之诚。春秋首霸的齐桓公也是如此，在周王失尊、王室衰微的政治格局下，尊周王如故（当时为周襄王）。齐桓公二十三年，“命燕君复修召公（召公是燕国始祖）之政，纳贡于周”（《史记·齐太公世家》）。齐威王更是以尊王而扬德于天下。威王时周朝进一步衰微，诸侯不朝，而威王独树一帜，西朝周烈王，天下以此称其贤。

　　所谓礼诸侯，即与诸侯修缘结好。史载齐桓公“忧天下诸侯”，对邻国出现的政治、经济、军事困境，无不相助，或出兵，或出财，或割地，或出使，对诸侯“拘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所以众诸侯“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国语·齐语》）。礼诸侯的另外两位大师是管仲和晏婴。管仲建议齐桓公“亲邻国”，措施为“审吾疆场，而反其侵地；正其封疆，无受其资；而重为之皮币（钱财和礼物），以骤聘眺于诸侯（相互访问），以安四邻，则四邻之国亲我矣”。晏婴不仅是一位贤相，而且是著名的外交家，在朝，劝君礼邻；出访，不辱君命。其事迹多载于《晏子春秋》。 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春秋战国时期的三个著名战例是哪三个

著名战役不止三个，太多太多了！

譬如：

一.马战

二.长平之战

三.城濮之战

一.马陵之战

战国中期,位于中原地区的魏国逐渐强大起来,不断对邻国用兵。公元前354年,魏将庞涓引兵攻赵,包围了赵都邯郸。赵向齐求救,齐威王派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率军西来,矛头直指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庞涓闻讯立即回师自救,孙膑巧氏握妙地在魏军南撤必经之地桂陵(今河南长垣)设伏,大败魏军,擒庞涓(后放回),史称“桂陵之战”,孙膑的这一战法后来被概括为“围魏救赵”。

公元前341年,魏惠王又派庞涓联合赵国引兵伐韩,包围韩都新郑(今属河南省)。韩昭侯求救于齐。齐以田忌、田婴、田盼为将,孙膑为军师,率军经曲阜、亢父(今山东济宁),由定陶进入魏境,矛头直指与大梁近在咫尺的外黄(今河南民权)。庞涓闻讯,忙弃韩而回。魏惠王深恨齐国一再干预魏国的大事,乃起倾国之兵迎击齐军,仍以庞涓为将,太子申为上将军,随军参与指挥,誓与齐军决一死战。

孙膑见魏军来势凶猛,且敌我力量众寡悬殊,只可智取,不可力敌,便决定采用欲擒故纵之计,诱庞涓上钩。他命令军队由外黄向马陵方向撤退。马陵位于鄄邑北60华里处,沟深林密,道路曲折,适于设伏。孙膑命令兵士第一天挖10万个做饭的灶坑,第二天减为5万个,第三天再减为3万个。庞涓一见大喜,认为齐军撤退了3天,兵士就已逃亡过半,便亲率精锐之师兼程追赶。天黑时赶到马陵,命兵士点火把照路。火光下,只见一棵大树被剥去一块树皮,上书“庞涓死于此树之下”8个大字。庞涓顿悟中计,刚要下令撤退,齐军伏兵已是万箭齐发。魏军进退两难,阵容大乱,自相践踏,死伤无数。庞涓自知厄运难逃,大叫一声:“一着不慎,遂使竖子成名!”拔剑自刎。齐军乘胜追击,正遇太子申率后军赶到,一阵冲杀,魏军兵败如山倒。齐军生擒太子申,大获全胜。史称此战为“马陵之战”,称孙膑的战法为“减灶之计”。此战后,魏国由盛转衰,孙膑却因善于用兵而名扬天下。

二.长平之战

公元前262年，秦昭王派大将白起攻打韩国，占领了野王城，切断了韩国上党郡和国都的联系。韩国想献出上党郡向秦求和，但是上党郡守冯亭不愿降秦，请赵国发兵取上党郡。

秦昭王四十七年（公元前260年），秦派左庶长王龁攻韩，夺取上党。上党的百姓纷纷逃往赵国，赵驻兵于长平（今山西省高平市长平村），以便镇抚上党之民。四月，王龁攻赵。赵孝成王派廉颇为将抵抗。赵军士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斩赵裨将茄。六月，败赵军，取二鄣四尉。七月，赵军筑垒壁而守。秦军又攻赵军垒壁，取二尉，败其阵，夺西垒壁。

双方僵持多日，赵军损失巨大。廉颇根据敌强己弱、初战失利的形势，决定采取坚守营垒以待秦兵进攻的战略。秦军多次挑战，赵国却不出兵。赵王为此屡次责备廉颇。秦相应侯范雎派人携千金向赵国权臣行贿，用离间计，散布流言说：“秦国所痛恨、畏惧的，是马服君赵奢之子—赵括；廉颇容易对付，他快要投降了。”赵王既怨怒廉颇连吃败仗，士卒伤亡惨穗敏重，又嫌廉颇坚壁歼族庆固守不肯出战，因而听信流言，便派赵括替代廉颇为将，命他率兵击秦。

赵括上任之后，一反廉颇的部署，不仅临战更改部队的制度，而且大批撤换将领，使赵军战力下降。秦见赵中了计，暗中命白起为将军，王龁为副将。赵括虽自大骄狂，但他畏惧白起为将。所以秦王下令“有敢泄武安君将者斩。”

白起面对鲁莽轻敌，高傲自恃的对手，决定采取后退诱敌，分割围歼的战法。他命前沿部队担任诱敌任务，在赵军进攻时，佯败后撤，将主力配置在纵深构筑袋形阵地，另以精兵5000人，楔入敌先头部队与主力之间，伺机割裂赵军。8月，赵括在不明虚实的情况下，贸然采取进攻行动。秦军假意败走，暗中张开两翼设奇兵胁制赵军。赵军乘胜追至秦军壁垒，秦早有准备，壁垒坚固不得入。白起令两翼奇兵迅速出击，将赵军截为三段。赵军首尾分离，粮道被断。秦军又派轻骑兵不断骚扰赵军。赵军的战势危急，只得筑垒壁坚守，以待救兵。秦王听说赵国的粮道被切断，亲临河内督战，征发十五岁以上男丁从军，赏赐民爵一级，以阻绝赵国的援军和粮草，倾全国之力与赵作战。

到了九月，赵兵已断粮四十六天，饥饿不堪，甚至自相杀食。赵括走投无路，重新集结部队，分兵四队轮番突围，终不能出，赵括亲率精兵出战，被秦军射杀。赵括军队大败。四十几万士兵投降白起。白起使诈，把赵降卒全部坑杀，只留下二百四十个小兵回赵国报信。赵国上下为之震惊。后因赵国的平原君写信给其妻子的弟弟魏国的信陵君，委托他向魏王发兵救赵，于是信陵君就去求魏王发兵救赵，魏王派晋鄙率十万大军救赵。但由于秦昭王的威胁，魏王只好让军队在邺城待命。信陵君为了救赵，只好用侯嬴计，窃得虎符，杀晋鄙，率兵救赵，在邯郸大败秦军，才避免赵国的过早灭亡。

三.城濮之战

俗话说“先下手为强，后动手遭殃”。在军事上，“先发制人”也是一个重要的命题。早在《左传》中便有“先人有夺人之心”的提法，后人也多强调“兵贵先”、“宁我薄人，无人薄我”，意思都是主张争取作战中的先机之利。可是，事情并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后发制人”也是军事斗争的重要手段，它与“先发制人”之间存在着辩证的统一。其实质便是积极防御，即以防御为手段，以反攻为目的的攻势防御，它常常成为较弱一方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春秋时期的晋楚城濮之战，就是历史上这方面的典型战例之一。

城濮之战发生于鲁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它是春秋时期晋、楚两国为争夺中原霸权而进行的第一次战略决战。在这场战争中，楚军在实力上占有优势，但是由于晋军善于“伐谋”、“伐交”，并在战役指导上采取了正确的扬长避短、后发制人的方针，从而最终击败了不可一世的楚军，“取威定霸”，雄踞中原。

春秋时期，大国争霸，最先崛起的是东方的齐国。齐桓公死后，齐国内乱不已，霸业遂告中衰。这时，位于长江中游地区的楚国乘机向黄河流域扩展势力，并在泓水之战中挫败宋襄公图霸的企图，将自己的势力范围发展到长江、淮河、黄河、汉水之间，控制了郑、蔡、卫、宋、鲁等众多中小国家。正当楚国势力急剧向北发展的时候，在今山西、河南北部、河北西南一带的晋国也兴盛了起来。公元636年，长期流亡在外的晋公子重耳历尽艰辛，终于回国即位，是为晋文公。他执政后，对内修明政治，任贤使能，发展经济，崇俭省用，整军经武；对外高举“尊王”旗帜，争取与国，从而逐步具备了争夺中原霸权的强大实力。

晋国的壮大崛起，引起了楚国的严重不安。两国之间的矛盾因此日趋尖锐。而围绕对宋国的控制权，终于导致了这一冲突的全面激化。

公元前634年，鲁国因和曹、卫两国结盟，几度遭到齐国的进攻，便向楚国请求援助。而泓水之战后被迫屈服于楚的宋国，这时看到晋文公即位后晋国实力日增，也就转而依附晋国。楚国为了维持自己在中原的优势地位，便出兵攻打齐、宋，并想借此来扼制晋国势力的东进和南下。而晋国也不甘心长期局促于黄河以北一带，于是便利用这一机会，以救宋为名，出兵中原。

公元前633年冬，楚成王率领楚、郑、陈、蔡多国联军进攻宋国，围困宋都商丘。宋成公于危急中派大司马公孙固到晋国求救。晋国大夫先轸认为这正是“报施救患，取威定霸”的良机，力主晋文公出兵。但是，当时晋、宋之间隔着曹、卫两国，劳师远征，有侧背遇敌的危险；况且楚军实力强大，正面交锋也无必胜把握。正当晋文公为此踌躇犹豫之际，狐偃进而向晋文公提出建议：先攻打曹、卫两国，调动楚军北上，以解救宋国，这样就坚定了晋文公出兵的决心。战略方针确定后，晋国君臣随即进行了战前准备，将原来的两个军扩编为上中下三个军，并任命了一批比较优秀的贵族官吏出任各军的将领。准备就绪后，晋文公遂于公元前632年1月统率大军渡过黄河，进攻卫国，很快占领了整个卫地。接着，晋军又向曹国发起了攻击，三月间，攻克了曹国都城陶丘（今山东定陶），俘虏了曹国国君曹共公。

晋军攻打曹、卫两国，原来的意图是想引诱楚军北上，然而楚军却不为所动，依然全力围攻宋都商丘。于是宋国又派门尹般向晋告急求援。这就使得晋文公感到进退为难：如不出兵驰援，则宋国力不能支，一定会降楚绝晋，损害自己称霸中原的计划；但若出兵驰援，则原定诱使楚军于曹、卫之地决战的战略意图便将落空，且己方兵力有限，在远离本土情况下与楚军交战恐难以取胜。为此，晋文公再度召集大臣进行商议。先轸仔细分析了形势，建议让宋国表面上同晋国疏远，然后由宋国出面，送一份厚礼给齐、秦两国，由他们去请求楚军撤兵。同时晋国把曹、卫的一部分土地赠送给宋国，以坚定宋国抗楚的决心。楚国同曹、卫本来是结盟的，如今看到曹、卫的土地为宋所占，必定会拒绝齐、秦的劝解。齐、秦既接受了宋国的厚礼，这时便会抱怨楚国不听劝解，从而同晋国站在一起，出兵与楚国作战。晋文公对此计颇为赞赏，马上一一施行。楚成王果然拒绝了齐、秦的调停，而齐、秦见楚国不给自己面子，也大为恼怒，便出兵助晋。齐、秦都是当时的大国，他们放弃中立立场，使得晋、楚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楚成王看到晋、齐、秦三大国结成联盟，形势明显不利于己。就主动把楚军撤退到楚国的申地（今河南南阳），并命令戍守谷邑的大夫申叔迅速撤离齐国，要求令尹子玉将楚军主力撤出宋国，避免与晋军冲突。他告诫子玉，晋文公非等闲人物，不可小觑，凡事要量力而行，适可而止，知难而退。但是子玉却骄傲自负，根本听不进楚成王的劝告，仍坚决要求楚成王允许他与晋军决战，以消弥有关他指挥无能的流言，并请求楚成王增调兵力。楚成王优柔寡断，同意了子玉的决战请求，希冀他侥幸取胜；但是又不肯给子玉增拔充足的决战兵力，只派了西广、东宫和若敖之六卒等少量兵力前往增援。

子玉得到了楚成王增派的这部分援兵后，更加坚定了他同晋军作战的决心。为了寻找决战的借口，他派遣使者宛春故意向晋军提出了一个“休战”的条件：晋军撤出曹、卫，让曹、卫复国，楚军则解除对宋都的围困，撤离宋国。子玉这一招不怀好意，实际上是要让晋国放弃争霸中原、号令诸侯的努力。但晋文公棋高一着，采纳了先轸更为高明的对策：一方面将计就计，以曹、卫同楚国绝交为前提条件，私下答应让曹、卫复国。另外扣留了楚国的使者宛春，以激怒子玉来寻战。子玉眼见使者被扣，曹、卫叛己附晋，果然恼羞成怒，倚仗楚、陈、蔡联军兵力的优势，气势汹汹地扑向晋军，寻求战略决战。晋文公见楚军向曹都陶丘逼近，为了避开楚军的锋芒，选择有利的决战时机，诱敌深入，后发制人，遂下令部队主动“退避三舍”，撤到预定的战场——城濮（今河南濮城）一带。

晋军的“退避三舍”，实际上是晋文公谋略胜敌的重要一着妙棋，它在政治上争得了主动——“君退臣犯，曲在彼矣”，赢得了舆论上的同情。在军事上造就了优势——便于同齐、秦等盟国军队会合，集中兵力；激发晋军将士力战的情绪；先据战地，以逸待劳等等。从而为晋军后发制人，夺取决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晋军的主动后撤，楚军中不少人都感到事有蹊跷，主张持重待机，停止追击。然而刚愎自用的子玉却认为这正是聚歼晋军，夺回曹、卫的大好时机，挥兵跟踪追至城濮。

晋军在城濮驻扎下来，齐、秦、宋诸国的军队也陆续抵达和晋军会合。晋文公检阅了部队，认为士气高昂、战备充分，可以同楚军一战。楚军方面，决战的准备也在积极进行之中，子玉将楚军和陈、蔡两国军队分成中、左、右三军。中军为主力，由他本人直接指挥；右翼军由陈、蔡军队组成，战斗力薄弱，由楚将子上统率；左翼军也是楚军，由子西指挥。

公元前632年4月4日，城濮地区上空战云弥漫，晋楚两军在这里展开了一场战车大会战。在决战中，晋军针对楚中军较强、左右两翼薄弱的部署态势，以及楚军统帅子玉骄傲轻敌、不谙虚实的弱点，采取了先击其翼侧，再攻其中军的作战方针，有的放矢发动进攻。晋下军佐将胥臣把驾车的马匹蒙上虎皮，出其不意地首先向楚军中战斗力最差的右军——陈、蔡军猛攻。陈、蔡军遭到这一突然而奇异的打击，顿时惊慌失措，一触即溃。楚右翼就这样迅速就歼了。

接着晋军又采用“示形动敌”，诱敌出击，尔后分割聚歼的战法对付楚的左军。晋军上军主将狐毛，故意在车上竖起两面大旗，引车后撤，装扮出退却的样子。同时，晋下军主将栾枝也在阵后用战车拖曳树枝，飞扬起地面的尘土，假装后面的晋军也在撤退，以引诱楚军出击。子玉不知是计，下令左翼军追击。晋中军主将先轸、佐将郤臻见楚军中了圈套，盲目出击。便立即指挥最精锐的中军横击楚左军。晋上军主将狐毛、佐将狐偃也乘机回军夹攻。楚左翼遭此打击，退路被切断，完全陷入了重围，很快也被消灭了。子玉此时见其左、右两军均已失败，大势尽去，不得已下令中军迅速脱离战场，才得以保全中军。楚军战败后，向西南撤退到连谷，子玉旋即被迫自杀。城濮之战就此以晋军获得决定性胜利而告结束。

春秋三传是哪三传

《春传》即《左氏春秋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介绍下《春秋》：是古代中国的儒家典籍，被列为“五经”之一。《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据传是由孔子修订的。后来出现了很多对《春秋》所记载的历史进行详细记录的“传”，较为有名的是被称为“春秋三传”的《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此乃答案】

《左传》原名为《左氏春秋》，汉代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旧时相传是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

《公羊传》亦称《春秋公羊传》、《公羊春秋》，是专门解释《春秋》的一部典籍，其起讫年代与《春秋》一致，即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其释史十分简略，而着重阐释《春秋》所谓的“微言大义”，用问答的方式解经。

《榖梁传》是《榖梁春秋》、《春秋榖梁传》的简称，是为《春秋》作注解所著，为儒家经典之一。传说孔子的弟子子夏将这部书的内容口头传给榖梁俶（亦名榖梁赤，字元始），榖梁赤将它写成书记录下来，但实际上这部书的口头传说虽然早已有了，但其成书时间是在西汉。

《榖梁传》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用这种方式来注解《春秋》，它是研究儒家思想从战国时期到汉朝演变的重要文献。

注释《春秋》的书，有左氏、公羊、谷梁三家，另有邹氏、夹氏二家，早在汉朝即已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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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历史人物

1、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鲁国昌平陬邑(今山东曲阜东)人。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对中国历史文化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在全世界，特别是在东南亚各国也有很大影响，是世界文化名人之一。 

2、扁鹊(公元前407—前310年)姬姓，秦氏，名缓，字越人，又号卢医，春秋战国时期名医。春秋战国时期渤海郡郑(今河北沧州市任丘市)人。由于他的医术高超，被认为是神医，所以当时的人们借用了上古神话的黄帝时神医“扁鹊”的名号来称呼他。

3、孟子（约公元前372—前289年），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思孟学派的代表人物；名轲，字子舆，鲁国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被认为孔子学说的继承者，有“亚圣”之称。

4、屈原（前340年－前278年），战国时期楚国人，芈姓，屈氏，名平，字原，以字行；又在《离骚》中自云：“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出生于楚国丹阳（今湖北省宜昌市境内 ），是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是一个黄老之学的传播者 ，屈原是中国最早的浪漫主义诗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留下姓名的伟大的爱国诗人。 

5、庄子是我国先秦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战国时期宋国蒙(今安徽蒙城县）人，是道家学说的主要创始人。与道家始祖老子并称为“老庄”，他们的哲学思想体系，被思想学术界尊为“老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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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为什么能够达到中国文化的巅峰状态？

1、根本原因：生产力的发展，封建生产方式的逐步形成，经济。

2、政治原因：奴隶制走向崩溃，封建制度确立，社会变革。

3、社会条件：各诸侯国为了争霸和兼并，竞相招揽人才，使各学派都有了发展的机会。

4、历史基础：夏、商、周文化的成就为春秋战国文化发展奠定了历史基础。

扩展资料：

春秋战国之交，掀起了一场社会大变革的风暴。在这场大变革中，旧的奴隶主阶级没落，新的地主阶级兴起；旧的制度和道德伦理观念，被新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取代。

一部分农民获得较多的自由，社会的生产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阶级矛盾尖锐激烈，兼并战争连年不断，整个社会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大动荡大改组局面。

在这个时期，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应运出现了，这就是士。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方面，地位虽然较低，但很多是有学问有才能的人，有的是通晓天文、历算、地理等方面知识的学者，有的是政治、军事的杰出人才。

其代表人物如孟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以及商鞅、申不害、许行、陈相、苏秦、张仪等，都是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或科学家。至于一般的出谋划策、谈天雕龙之流，以及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更是人数众多。

由于士的出身不同，立场不同，因而在解决或回答现实问题时，提出的政治主张和要求也不同。他们著书立说，争辩不休，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名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等许多学派。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春秋战国 （中国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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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明星三人,春秋时代思想界三颗名星应该指哪三人？,春秋三传是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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