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孙中山的人物生平

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十七日（1842年7月24日）生于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一识分子家庭。郑观家境并不富裕，祖父郑鸣岐是一位“不屑以寻章摘句为能”的普通文人 ，父亲郑文瑞终身未获科名，长期作乡村塾师。鸦片战争以后，在广州、上海等通商口岸，买办成了时髦的职业，成为发财致富的捷径。在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下，郑观应的叔父郑廷江、同宗兄郑济东都作了上海外国洋行的买办。咸丰八年（1858年），郑观应应童子试未中，即奉父命远游上海，弃学从商，在任上海新德洋行买办的叔父郑廷江处供走奔之劳。

初至上海，郑观应先寄居在任新德洋行买办的叔父郑廷江处，边听差，边习英文。咸丰九年（1859年），由亲友介绍进入上海一流的英商宝顺洋行任职。同年冬，被派赴天津考察商务。在公余之暇，他与乡友梁纶卿入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开办的英华书馆夜课学习英文。在宝顺期间，他为洋行开辟了江西、福州等处揽载行，还投资加入中外商人合办的公正轮船公司。咸丰十年（1860年）返回上海后掌管洋行的丝楼，并兼管轮船揽载事项。同时进入英国人傅兰雅所办的英华书馆夜校学习英语，并对西方政治、经济方面的知识产生了浓厚兴趣。

同治七年（1868年），宝顺洋行停业，郑观应转任生祥茶栈的通事，并出资合伙经营公正轮船公司。同治八年（1869年），他在皖营报捐员外郎，次年捐升郎中。同治十一年（1872年）和生祥茶栈停业后，他又当上扬州宝记盐务总理。这时的郑观应不仅是一位腰缠万贯的富商，而且是一位见多识广、经验丰富的企业经营家了。

同治十二年（1873年），郑观应参与创办太古轮船公司。并且同年中国大型近代企业轮船招商局成立，郑观应投资入股。

同治十三年（1874年），郑观应受聘为太古轮船公司总理之职并兼管帐房、栈房等事，郑观应着手在长江各主要口岸开设了商务机构和金融机构，太古船运生意颇为红火。郑观应同时还投资于实业，先后参股于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造纸公司、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并纳资捐得郎中、道员衔，与李鸿章等洋务派大员也交纳日深。 自光绪初年始，郑观应投资于清廷所办的洋务企业，在上海机器织布局、津沪电报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局、山东登、莱、青、莒四府和东北锦州的五金矿等企业中都有他的投资或股份。此外，他还联络同人集股开办造纸公司和开垦公司。

光绪三年（1877年），郑观应与经元善、谢家福、严作霖等创办筹赈公所，赈济山西灾荒。光绪四年（1878年），郑观应又与徐润、盛宣怀等人办义赈公所，捐资赈济河南、直隶、陕西等省灾荒，获得侯补道衔。同年，开平矿务局设立，他投资入股。又在当年设立的上海机器织布局任襄办，投资1万两，两年后，再认股5万两。

光绪六年（1880年），正式委派郑观应为织布局总办，旋又委郑观应为上海电报局总办。同年，郑观应编定刊行反映他改良主义思想的《易言》一书，书中提出了一系列以国富为中心的内政改革措施，主张向西方学习，组织人员将西方国富强兵的书籍翻译过来，广泛传播于天下，使人人得而学之。并主张采用机器生产，加快工商业发展，鼓励商民投资实业，鼓励民办开矿、造船、铁路。对华洋商税赋不平等的关税政策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主张“我国所有者轻税以广去路，我国所无者重税以遏来源”的保护性关税政策。郑观应在《易言》中还大力宣扬了西方议会制度，力主中国应实行政治制度的变革，实行君主立宪制。

光绪七年（1881年）任上海电报局总办。光绪八年（1882年），郑观应与太古洋行聘期届满以后，正式脱离太古，接受李鸿章之聘，出任当时几至不能维持的轮船招商局帮办。上任伊始，即拟救弊大纲十六条上呈李鸿章，从得人用人、职责相符、赏罚分明、增加盈利、降低消耗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并付诸实施。对外为制止太古、怡和洋行的削价竞争，郑观应亲与二洋行交涉签订了齐价合同。由于他的内外治理，轮船招商局的营业额和股票市值大幅提高。

光绪九年（1883年）十月，李鸿章擢升郑观应为轮船招商局总办。 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郑观应自荐并经王之春推荐，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调郑观应前往广东，总办湘军营务处事宜。彭玉麟与两广总督张之洞筹划袭击法军粮草储存地西贡（今越南胡志明市），派郑观应潜往越南西贡、柬埔寨金边等地侦察敌情， 并谋联络南洋各地人士袭击法军。回到广州后不久，法国舰队进攻台湾，郑观应建议与法军决战，并条陈作战建议七条。旋被委任办理援台事宜，郑观应随即去香港租船，向台湾运送军队和粮草弹药。

与此同时，郑观应被织布局案和太古轮船公司追赔案所缠绕。前一案是由于中法战争期间上海市面银根抽紧，股票大跌，使织布局外放之款收不回而出现亏损，经元善等受清政府委派来清理局务，发现总办龚寿图有挪用公款的行为，而龚寿图却攀诬郑观应经营不善，郑观应只得垫出两万金了结此案。后一案由于郑观应离开太古时所推荐的继任者杨桂轩经营不善，挪用公司款项，致使太古公司损失十万余元，太古援引保人亏欠有偿还义务的法律，将郑观应扣留于香港追索赔款。经过这两件案子，郑观应已是心力交瘁。

光绪十年（1884年）十三日，他在给盛宣怀的信中感慨道：“我这些年来命运坎坷，大多事与愿违。以致于在外有上司朋友的谴责，在家里还有父兄妻子的怨恨，可谓是进退维谷，申诉无门啊。如今我身败名裂，不足以被别人驱使了，我虽到处去求别人，也始终没有称心如意。”于是退隐澳门，寄情山水，将全幅精力用于修订重写《易言》，直至1894年，一部体现他成熟而完整维新体系的《盛世危言》终于杀青。 光绪十七年（1891年）三月，郑观应蛰久思动，自请盛宣怀举荐，由李鸿章委任为开平煤矿粤局总办，负责购地建厂，填筑码头。

光绪十九年（1893年），李鸿章再度委任郑观应为招商局帮办，整顿经营不景气的招商局，入局伊始，郑观应即与最大竞争对手太古、怡和洋行再签齐价合同。并拟出《整顿招商局十条》，旋又作《上北洋大臣李傅相禀陈招商局情形并整顿条陈》十四条，内容涉及到开源节流及具体经营方略。

同年，郑观应微服寻视长江各口，了解各分局利弊情形，调查怡和、太古在各地的经营情况，后又巡视汕头、厦门、福州、浙江、天津各分局。中日甲午战争前夕，郑观应上书清廷说日本人将偷袭清军。光绪二十年（1894年）开战后，又多次上书提请防备日本奸细、采取不准日本人使用电报密码等措施，报告日军运送军械的情况，决定将招商局部分船只拨作军用以运送人员军械。日军攻占东北后，郑观应等将招商局轮船20艘“明卖暗托”于德、英等国洋行，挂外国旗照常行驶，并上《条陈中日战事》，反对向日本乞和。甲午战争结束后，郑观应将轮船全部收回，并坚决反对《马关条约》。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张之洞委任郑观应为汉阳铁厂总办。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正月，郑观应兼任粤汉铁路总董。五月，由轮船招商局帮办改称为会同办理。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十月，又兼任吉林矿务公司驻沪总董，广招股份。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李鸿章死后，郑观应继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将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夺为己有。郑观应离开招商局，应广西巡抚王之春之邀去桂，署理左江道，同时兼办粤汉铁路工程局务并粤汉铁路购地局总办，旋因王之春被革职而去职赴粤，参与收回粤汉铁路路权的活动。任广州商务总会协理。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三月，郑观应被广东商民推举为广东商办粤汉铁路有限公司总办，主持募股集资工作，不久因“守制”去职。

宣统元年（1909年），郑观应三入招商局任董事，负责招商局商办去商部注册之事。次年，盛宣怀任命郑观应为会办，全权委托郑观应整顿商办以后的轮船招商局，再度出巡长江各口岸局务。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郑观应自川回沪。 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篡夺了革命胜利的成果，建立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军阀割据，连年混战，共和国名存实亡。严酷的社会现实，使郑观应的改良思想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为了寻求精神上的解脱，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求仙信道。他声称“名利二字久已看破，等诸过眼之浮云矣”， 表示今后“凡入世出世之方，治家治国之道，均不敢再谈，当学金人之三缄其口，敬谢亲友，觅地潜修”。 郑观应不再从昔日的改良思想中找救世良方，而是乞求神灵，“由仙佛法力，慑服乱世魔王，消灭各种火器，务使五大洲生民安居乐业”。

民国以后，郑观应倾主要精力办教育，并兼招商局公学住校董事、主任、上海商务中学名誉董事等职。 民国三年（1914年），他因年迈多病，向招商局提出辞呈，并于冬月写好遗嘱，准备修身静养，安度晚年。晚年的郑观应对教育事业倾注了很大热情，曾长期担任招商局公学的住校董事兼主任、上海商务中学的名誉董事。由于他在商界深孚众望，民国八年（1919年）六月招商局股东常会改选董事时，他仍继续当选。民国十年（1921年）四月，郑观应致书招商局董事会，请求辞职退休。

民国十一年（1922年）五月，郑观应病逝于上海提篮桥招商公学宿舍。 第二年，他的灵柩移葬于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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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皓东是孙中山乡、幼年的同学。两家相距不两人年龄相近，性情相似，都好对世示反抗，从小便成为挚友。

清光绪九年（1883）秋，孙中山由美国檀香山回国返里，陆皓东从孙中山那里接受许多欧美科学文化知识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孙中山在乡间宣传政治改革，抨击清廷政治腐败和社会风俗不良，陆皓东十分赞佩。一天，他俩为破除迷信，将村庙北极殿的一些神像砸毁，劝说人们勿靠神仙靠自己，结果为豪绅地主所不容，孙中山被迫去香港，陆皓东远走上海，入电报学堂学习，毕业后被派到芜湖电报局任译电员，后升任领班。

光绪十六年，陆皓东由上海回广东与黎小卿结婚。其时，孙中山经常在香港、广州以行医为名，与陈少白、尤列、杨鹤龄等互抒救国抱负，酝酿进行革命斗争，陆皓东也参加他们的活动。1892年，陆皓东与尤列合资在顺德创办兴利蚕子公司，孙中山撰联“兴创自我，利归于农”以示祝贺。光绪十九年冬，孙中山召集陆皓东、尤列、郑士良、程奎光、魏友琴等人在广州广雅书局南园抗凤轩开会，筹划创设革命组织兴中会，决定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但未形成具体组织。

光绪二十年夏，孙中山拟北上要求清廷改革，陆皓东一同前往，并带同孙中山找到曾与父亲一起经营生意的洋务派实业家郑观应，经郑引荐，赴天津上书洋务大员李鸿章，要求学习西方，改革政治、经济、教育制度，以求国家富强。经多方奔走，未得李鸿章接见，其上书也未被理睬。两人旋即从天津到北京。这时，正值日本侵略朝鲜，中日战争一触即发，清政府却置国家安危于不顾，热衷于筹备慈禧太后的60大寿。他们深受震动，从此放弃依赖清政府改良的幻想，坚定了推翻清王朝统治、创建民主共和国的决心。

上书失败归来，孙中山转赴檀香山，陆皓东则留在国内，从事革命联络工作，并利用往来于上海、汉口、广州之间的机会，考察各地形势，鼓吹革命，结纳有志之士。他提取父亲的遗产作为活动经费，还积极资助在海外活动的孙中山。 1883年秋，孙中山从檀香山归国回到家乡，他与孙交往更加密切，并从孙那里接受了许多欧美科学文化知识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非常赞佩孙宣传政治革命、抨击清政府的腐败和社会风俗不良等行为。并同孙将村庙北极殿中的神像砸毁，为豪绅地主所不容。于是年11月被迫离开家乡，避往香港。在香港，与孙一起加入了基督教。

不久，前往上海电报学堂学习。毕业后，在上海电报局任译电员，后升任领班。1890年，回乡完婚时，正逢孙中山在香港、广州与陈少白、尤列、杨鹤龄等探求革命救国的途径，他遂留下与孙等“高谈造反覆满”，被时人称为“四大寇”。他积极“支持孙中山的政治见解”。他们一起确定了排满的宗旨，目的在于“警醒黄魂，光复汉族”。

1893年冬，应召与孙中山、尤列、郑士良等8人，在广州广雅书局抗风轩开会，策划创设革命组织，提议组建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宗旨，后因人数不多，没有形成具体组织。

1894年初，随孙回到故里，帮助孙起草上李鸿章书稿，要求学习西方，改革政治、经济、教育制度，以求国家富强。2月，陪孙经上海到天津上书李鸿章，希望李能接受革新主张。但未被接纳，他俩怀着惆怅忿懑的心情，怏怏而返。从此放弃了和平改良的幻想，一心从事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斗争兴中会成立后。他与陈少白等人在香港从事革命联络工作。 1895年初，与陈少白等协助孙中山完成了联合杨衢云、谢缵泰等人组织的辅人文社的工作。2月21日，兴中会总部在香港中环士丹顿街13号成立，以“乾亨行”的名义作掩护。3月16日，孙中山召集会员讨论发动广州起义的计划。会上通过了他提出和精心设计的青天白日旗，作为革命军的军旗。不久，他和孙中山、郑士良等到广州，成立兴中会组织，在双门底王氏书舍设“农学会”作为掩护起义的总机关，由他主持工作。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先后建立秘密机关数十处，联络防营、水师及附城一带会党、绿林、游勇等。至8月底，起义的准备工作大体就绪，遂决定于10月26日起事。他奉命与郑士良、陈少白协助孙中山在广州指挥调度。10月26日，起义因故未能如期举行。次日，消息泄漏，两广总督谭钟麟派大批军警到处搜捕革命党人。他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安排机关的人员转移，他自己最后离开机关。走到半路，忽然想起党员名册不知是否已由经管同志带走，决定返回察看处理。同行的同志以形势危险极力劝阻。他坚决地说：“党员名册最重要，倘被搜去，清吏按名册株连，我党岂尚有余类。我个人冒生命危险去保全多数同志，实分内事。”言毕，毅然返回。到机关后，军警接踵而至，将机关严密包围。他迅速紧闭大门，取出党员名册烧毁，待军警破门而入时，名册已成灰烬。他从容被捕，被押往海南县署审讯。

清吏严刑逼供，妄图从他口中获悉同党名单。他宁死不招；叱令使跪，坚不屈膝。县令强逼供词，他愤慨激昂，当庭直书，痛斥“异族政府之腐败专制”，“贪官污吏，劣绅腐儒，腼颜鲜耻，甘心事仇”；直认杀满兴汉不讳。复慷慨陈辞：“今事虽不成，我心甚慰。但一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公羊既没，九世含冤异人归楚，吾说自验。吾言尽矣，请速行刑！”清吏气急败坏，以钉插其手足，凿其牙齿，极尽严刑酷法之能事。他多次死而复苏，始终不屈，并严厉痛斥清吏：“你们虽以严刑加我，但我肉痛而心不痛，其奈我何！”11月7日，英勇就义。后人将仅能找到的他的两枚遗齿及衣冠，葬于他的故乡翠亨村。其“死节之烈，浩气英风，实足为后死者之模范”。 陆皓东的英年早逝让孙中山心痛万分，在其晚年回忆录中，仍提及“皓东沉勇，其节之烈，皓气英风，实足为后死者之模范。每一念及，仰止无穷……其精灵之蒙绕吾怀者，无日或间也”。

亲属将其牙齿衣冠葬于翠亨犁头山麓，国民政府为他建立陵墓。解放后，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将墓地辟为烈士公园，以志纪念。

曹景宗的父亲曹欣之，在南宋时位至征虏将军、徐州刺史。曹景宗自幼善于骑射，喜欢打猎。常与几十个少年一起到林中射鹿，每当大家骑着马一起追捕鹿群时，鹿马相杂，众人都怕射中别人的马。只有曹景宗无所顾忌，拨箭射之，鹿应弦而倒，遂以此为乐。

曹景宗不到二十岁时，父亲曹欣之因公事要出州，只带上曹景宗和几个随从，不料半路遇上了几百个蛮人，将他们层层包围。时曹景宗带百余箭，驰马四射，每箭杀一蛮人，蛮人大惊，遂逃散。从此，曹景宗以胆勇而闻名。曹景宗还颇爱读史书，每当读到《司马穰苴传》、《乐毅传》时，总是放卷叹息道：“男儿应当做这样的人！” 曹景宗后被辟为西曹，未前往就职。刘宋元徽（473年—477年）年间，曹景宗随父出京师，为奉朝请、员外，迁尚书左民郎。不久，曹欣之去世，曹景宗还乡里服丧。服丧期满后，曹景宗被刺史萧赤斧板授为冠军中兵参军，领天水太守。

南齐建元（479年—482年）初年，境内蛮人骚支，曹景宗率兵四处征讨，颇有斩获。当时鄱阳王萧锵任雍州刺史，又任命曹景宗为征虏中兵参军，兼冯翊太守、督岘南诸军事，除屯骑校尉。

曹景宗少年时和州里张道门是好友，永明元年（483年）五月，张道门的父亲车骑将军张敬儿被杀，张道门也在武陵被斩。此时，张道门的亲属故吏无人敢来收尸。曹景宗知道此事后，从襄阳派船到武陵，收其尸，送到他家里殡葬，乡里因此赞他讲义气。

建武二年（495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率军攻齐。时曹景宗为偏将，每次作战都冲锋在前，多有斩获，因功被升为游击将军。

建武四年（497年），曹景宗随太尉陈显达北围马圈（今河南境内），率2000人设伏，击败了魏将元英的4万援军。马圈攻克后，陈显达论功，将曹景宗排到了后面，曹景宗却没有一句怨言。孝文帝再率大军来战，陈显达乘黑夜奔逃，慌不择路，曹景宗为他带路，陈显达父子才得以保全。 建武五年（498年），萧衍（即后来的梁武帝）任雍州刺史，曹景宗和他结为深交，经常请萧衍到他家中饮酒畅谈。当时天下正纷乱不安，萧衍也对他很是看重。

永元元年（499年），萧衍上表推荐曹景宗为竟陵太守、冠军将军。

永元二年（500年），萧衍起兵，曹景宗聚众相随，并派亲人杜思冲劝萧衍先迎南康王萧宝融到襄阳即帝位，然后再发兵，以为万全之计，但萧衍没有听从他的建议。萧衍到竟陵后，让曹景宗和冠军将军王茂过江围攻郢城。

中兴元年（501年）二月，曹景宗被任命为郢州刺史。直到七月，才攻破郢城。又率众前驱至南州，领马步军取建康。九月，萧衍遣曹景宗等进顿江宁。东昏侯萧宝卷的将领李居士带重兵驻屯新亭，并率精骑1000至新亭，以拒曹景宗。时曹景宗刚到，尚未安营，且军队长途而至，器甲穿弊。李居士见此情形，渐有轻敌之心，便击鼓向前来向曹景宗挑战。曹景宗遂率军力战，短兵相接，李居士大败，弃甲逃走。曹景宗皆获之，并趁势击鼓而前，一直追到皁夹桥，然后才安营。曹景宗又和王茂、吕僧珍成犄角之势，攻败王珍国于大航。曹景宗的军士都是些桀黠无赖之人，御道左右，全是富豪之家，这些人便趁机抢夺财物，争掠女子，曹景宗也管制不了。等萧衍到了新城，严申号令，这才使这些人稍稍收敛。城破后，曹景宗被拜官为散骑常侍、右卫将军，封湘西县侯，食邑一千六百户。仍迁持节、都督郢、司二州诸军事、左将军、郢州刺史。

天监元年（502年），萧衍称帝，国号梁。曹景宗进号平西将军，改封竟陵县侯。 曹景宗在州里，大肆地聚敛财物，他在城南建宅，长堤以东，夏口以北，开街列门，东西长达好几里地。而他的部下也都残暴蛮横，使当地百姓很不满。 天监二年（503年），魏军大举攻梁，梁军接连战败。

天监三年（504年），魏军继续进攻。二月，萧衍派曹景宗和后军将军王僧炳等率步骑3万救义阳。其中王僧炳率军2万人进驻凿岘（今河南信阳南），曹景宗率军万人为后继。魏中山王元英派元逞等进驻樊城（今属湖北襄樊），抗击梁援军。三月，元逞率部击败梁增援部队，梁军被斩俘4000余人。而曹景宗却滞留凿岘，只不过耀军游猎而已。八月，梁军义阳守将蔡灵思在援兵未奏效、守城力竭的情况下，开城降魏。魏军占领义阳，并置为郢州。御史中丞任昉向萧衍启奏此事，而萧衍因为曹景宗是功臣，便压下此事不予制裁，反而召曹景宗回朝任护军。曹景宗回京之后，又拜官散骑常侍、右卫将军。 天监五年（506年）九月，北魏宣武帝元恪欲灭梁。命中山王元英率军南攻，攻克马头（位于钟离西，今安徽怀远南），将城中储粮尽数北运。萧衍为抵御魏军，派徐州刺史昌义之领兵进屯钟离。十月，元英与镇东将军萧宝寅率众围攻钟离。十一月，梁武帝诏曹景宗都督诸军20万救钟离，豫州刺史韦睿以受曹景宗节度，屯道人洲（今安徽凤阳东北淮河中），欲待众军集齐后并进。曹景宗想专其功，便没有停顿，而是径直前进，不料忽起狂风，兵士溺死都颇多，只好返回道人洲。梁武帝闻知此事，说：“这是能够破贼的条件，曹景宗不能前进，原来是天意安排吧！假如曹景宗孤军独往，营垒不能及时修筑起来，一定遭到狼狈的惨败。如今能够等待众军同时前进，这样就能大获全胜了。”

天监六年（507年）正月，元英与平东将军杨大眼率数十万大军攻钟离，并在邵阳洲（位于道人洲西）两岸架桥，树栅，作为跨淮通道。二月，豫州刺史韦睿自合肥（今属安徽）领兵增援钟离，韦睿到达后，曹、韦两军进屯邵阳洲。夜间，韦睿率众于曹景宗营地前20里处掘长堑，树鹿角，截洲为城，距魏军城堡仅百余步。拂晓，元英见后大惊，以杖击地说：“怎么这样神速呢！”魏军连战几次都不能打退梁军，死伤人数达十分之三，魏军便不敢再主动出战。曹景宗等器甲精新，魏军见后，士气渐消。 曹景宗为让城中将士安心，便派人潜水入城送信，昌义之始知援军到达，勇气倍增。魏将杨大眼勇冠军中，对桥北岸立城，以通粮运。牧人一过淮北去割草，皆为杨大眼所抓。曹景宗募勇士千余人，于杨大眼营南数里筑垒，并亲自在旁边指挥。杨大眼闻讯来攻，曹景宗率众破之，营垒便很快建成。曹景宗特派赵草驻守，因此称之为赵草城。此后，梁军随意在此割草放马，杨大眼每次来抢夺，都被赵草击退。萧衍命曹景宗预装高舰，使之与魏军浮桥同高，以备火攻；并命曹景宗和韦睿分别攻邵阳洲之北、南桥。

三月，淮水暴涨六七尺，韦睿派水军乘斗舰袭击洲上魏军。另以水船载干草，灌以油，趁风纵火，以焚其桥。同时，派敢死之士拔栅砍桥。时大水特别湍急，倏忽之间，桥栅俱尽。梁军奋勇冲杀，无不以一当百。魏军大溃，杨大眼在西岸烧营而去，元英也在东岸侥幸脱身，城垒相次瓦解，士兵丢弃器甲，争先投水，溺死、斩杀各10余万，淮水为之不流。曹景宗令军主马广追击杨大眼至灭水上四十余里，杨大眼的军众死伤无数，伏尸相枕，昌义之出城追击元英至洛口。元英单骑逃入梁城，部下兵士也全军覆灭，沿淮河百余里尸骸相藉，梁军又俘虏5万人。收其军粮器械，堆积如山，牛马驴骡不可胜计。曹景宗派人带一万余俘虏、马千匹，回去献捷。

梁军密切配合，上下同心，并根据魏军不习水战的弱点，坚守疲敌，适时反击，取得了自宋初以来对北魏作战的第一次大捷，歼敌25万，对稳定淮南形势起了重要作用。

战后，萧衍论功行赏，增曹景宗食邑四百户，连同之前的共为二千户，晋爵竟陵公，并下诏拜曹景宗为侍中、领军将军，赐给鼓吹乐队一部。 曹景宗是梁武帝时的开国功臣，他一生骁勇善战，屡立战功，是南朝的名将。但曹景宗也有他的劣处。当初他追随武帝起兵时，攻破一个县城，“景宗军士，皆桀黠无赖，御道左右莫非富室，抄掠财物，掠夺子女，景宗不能禁，及武帝入顿西城，严申号令，然后稍息。”传里还记载。曹景宗在州里时，粥货聚敛。于城南起宅。长堤以东。夏口以北。开街列门，东西数里。而且他的部下都残横凶暴，人们都非常讨厌。除了贪、诈，曹景宗还嗜酒好色，家中妓妾至数百，奢靡浮华，穷极之至。景宗为人自恃尚胜，心高气傲，除了武帝，能让他敬重的惟有韦睿一人而已，每逢酒宴御筵，见到韦睿都曲躬谦逊。而其他人都根本不在他的眼里。

总体来说，曹景宗仍不失为一个英雄豪杰。他生性粗犷豪放，一生都在追求金戈铁马，铿锵有力的人生风格。传里记载他“性躁动，不能沉默。出行常欲蹇车帷幔，左右辄谏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谓所亲曰：“我昔在乡里，骑快马如龙，与年少辈数十骑，拓弓弦作霹雳声，箭如饿鸱叫，平泽中逐獐，数肋射之，渴饮其血，饥食其胃，甜如甘露浆，觉耳后生风，鼻头出火，此乐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将至。今来扬州作贵人，动转不得，路行开车幔，小人辄言不可，闭置车中，如三日新妇，此邑邑使人气尽。”的确，曹景宗贵为将军，刺史，公侯，对标志着权贵身份的繁文缛节和车马排场并不刻意追求，而是十分蔑视。强烈地向往叱诧风云，自由自在的生活，这一点，怎么说也是难得的。.就连毛泽东也十分欣赏，在读罢后禁不住批道“景宗亦豪杰哉！” 姚察：王茂、曹景宗、柳庆远虽世为将家，然未显奇节。梁兴，因日月末光，以成所志，配迹方、邵，勒勋钟鼎，伟哉！昔汉光武全爱功臣，不过朝请、特进，寇、邓、耿、贾咸不尽其器力。茂等迭据方岳，位终上将，君臣之际，迈于前代矣。

李延寿：永元之季，虽时主昏狂，荆、雍二州，尚未有衅。武皇迹缘家酷，首唱孟津之师，王茂等运接昌期，自致勤王之举。若非天人启期，岂得若斯之速乎？其隆名显级，亦各风云之感会也。

王夫之：曹景宗，骁将也，韦叡执白角如意、乘板舆以麾军，夫二将之不相若，固宜其相轻矣。武帝豫敕景宗曰：“韦叡，卿之乡望，宜善敬之。”得将将之术矣。敕叡以容景宗易，敕景宗以下叡难。然而非然也，叡能知景宗之鸷，而景宗不能知叡之弘，景宗之气敛，而何患叡之不善处景宗邪？且其诏之曰一韦叡，卿之乡望”，动之以情，折之以礼，而未尝有所抑扬焉。叡以景宗之下己，而让使先己告捷，景宗乃以叡之不伐，而变卢雉以自抑。如其不然，叡愈下而景宗愈亢，叡抑岂能终为人屈乎？...钟离之胜，功侔淝水，岂徒二将之能哉。

赵翼：其他立功立事，为国宣力者，亦皆出于寒人。…陈伯之、陈庆之、兰钦、曹景宗、张惠绍、昌义之、王琳、杜龛等之于梁。…皆御武戡乱，为国家所倚赖。

郑观应：古之所谓将才者，曰儒将、曰大将、曰才将、曰战将。...英布、王霸、张辽、刘牢之、曹景宗、高敖曹、周德威、扩廓贴木儿等，战将也。

蔡东藩：及钟离一役，又未尝专任韦睿，而独任曹景宗，令睿归景宗节制。幸睿素负重名，为景宗所敬礼，始得和衷共济，大破魏军。否则，景宗尝违诏进军矣；虽有密敕，令彼敬睿，亦乌足恃！

毛泽东：①良将也，仅次于韦睿，裴邃。②景宗亦豪杰哉。

七年（974年），朝廷准备讨唐。九月，曹彬奉诏与琼、田钦祚到荆南征发战舰，潘美率领步兵接着出发。十月，诏令任命曹彬为升州西南路行营马步军战舰都部署，分兵从荆南顺流而东，攻破峡口寨，接着攻克池州，连续攻克当涂、芜湖二县，驻扎在采石矶。十一月，造浮桥，横跨大江以渡过部队。十二月大破南唐军于白鹭洲。

开宝八年（975年）正月，又在新林港大破南唐军队，二月，军队进驻秦淮，南唐水陆军队十多万人在城下列阵，宋军大败南唐军，斩杀、俘获一万多敌人。浮桥造成后，南唐出兵抵抗，宋军在白鹭洲大败南唐。从三月到八月，连连击败敌军，又攻克润州。金陵城被围，到此时一共有三个时辰，居民砍柴的路被断绝，南唐军屡次被打败，南唐国主李煜非常危急，派遣其大臣徐铉送表到朝廷，乞求缓师停战，宋太祖不予同意。在此之前，大军排列成三寨，潘美镇守偏北方，把战争形势绘成图送给宋太祖。宋太祖指着北寨对使者说：“南唐必定夜晚出兵来进攻，你赶快回去，命令曹彬迅速挖沟来巩固阵地，不要中了敌人的诡计。”深沟挖成后，南唐兵果然夜里来突袭，潘美率领所属部队依靠新沟抵抗，南唐大败。上奏战报到朝廷时，宋太祖笑着说：“果然如此。”

长期的围城中，曹彬常常缓攻，希望李煜能归降。十一月，曹彬又派人晓谕他：“事势已经如此，只可惜一城的百姓，如果你能归降，真是上策啊。”城即将攻克时，曹彬忽然称疾不处理事务，诸将都来探病。曹彬说：“我的病不是药石能治好的，只要诸公诚心立誓，克城之日，不妄杀一人，就会自动痊愈。”诸将答应下来，一起焚香立誓。第二天，病情稍微好转。再过一天，金陵城被攻陷。李煜与他的大臣们一百多人到军营请罪，曹彬安慰他，用贵宾礼接待他，请李煜入宫换装，曹彬只派几个骑兵等在宫门外。部下暗地对曹彬说：“李煜入宫如有不测，怎么办？”曹彬笑着说：“李煜向来懦弱不能果断，既然已经投降，一定不会自杀。”李煜的君臣，最终赖以保全，从出师到凯旋，士卒们都畏服他，不敢轻举妄动。入宫朝见时，名帖上自称“奉令到江南办事回来”，他的谦恭不夸耀就像这样。

当初，曹彬统领军队，宋太祖对他说：“等攻克李煜后，任命你为使相。”副帅潘美预先向他祝贺。曹彬说：“不是这样，这次行动，仰仗天威，遵照朝廷谋略，才能成功，我又有什么功劳呢？何况使相是极品吗？”潘美说：“怎么说呢？”曹彬说：“太原没有平定啊。”回朝后，献俘虏。宋太祖对他说：“本来要授任你为使相，但是刘继元没有攻灭，暂且稍微等待一些时候。”听见这句话后，潘美偷看着曹彬微笑。宋太祖发觉后，于是责问他为什么发笑，潘美不敢隐瞒，于是按实情回答。宋太祖也大笑起来，于是赐给曹彬钱二十万。曹彬退朝后说：“人生何必作使相，好官也不过多得些钱罢了。”不久，任命他为枢密使、检校太尉、忠武军节度使。 雍熙三年（986年），诏令曹彬率领幽州行营前军马步水陆军队，与潘美等人北伐，分路进讨。三月，在固安打败辽军，攻克涿州，戎人来增援，宋军在城南大败援兵。四月，又与米信一起在新城打败辽军，杀敌二百人。五月，在歧沟关作战，诸军被打败，退守易州，面对易水扎营。宋太宗听说，急忙派人分兵屯守边城，追令诸将回朝。

在此之前，贺令图等人对宋太宗说：“辽国皇帝年少，母后专政，宠幸大臣们用事，请趁其灾祸，攻取幽蓟。”于是派遣曹彬与崔彦进、米信从雄州（今河北雄县），田重进赴飞狐，潘美从雁门出发，约期一齐举事。将出发时，宋太宗对曹彬说：“潘美的军队先奔赴云、应二州，你们以十万人声言攻取幽州（今北京），但持重慢行，不得贪求功利。敌人听说大军到了，一定出动全部军队救范阳，无暇救山后。”不久，潘美的部队先攻下寰、朔、云、应等州，田重进又攻取飞狐、灵丘、蔚州，得到很多山后要害之地，曹彬也连连攻下州县，声势大振。每次奏本到来，宋太宗已经很惊讶曹彬进军太快。曹彬驻扎涿州时，十天食尽，于是退到雄州补充粮草。宋太宗听说后说：“哪有敌人在前，反退兵补充粮草之理，真是太失策了。”急忙派遣使者阻止曹彬前进，急忙引军沿着白沟河与米信会师，按兵不动，蓄精养锐，声张西边部队的军势；等潘美等人全部攻占山后之地后，与田重进会师向东，合势攻取幽州。当时曹彬的部下将领，听说潘美和田重进屡建军功，而自己手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谋议蜂起，曹彬不得已，于是又带着粮草再去进攻涿州。契丹大军当前，当时正炎热天气，军士困乏，粮草将尽，曹彬退兵，军队不再有阵势，于是被敌人追击战败。

曹彬等人回朝后，诏令由尚书省审讯，命令翰林学士贾黄中等人惩治他们，曹彬等人供认违令失律之罪。曹彬被贬任右骁卫上将军，王彦进被贬任右武卫上将军，米信被贬任右屯卫上将军，其余诸将依次贬降。雍熙四年（987年），复起曹彬为侍中、武宁军节度使。淳化五年（994年），迁任平卢军节度。至道三年（997年），宋真宗赵恒即位，恢复他的检校太师、同平章事之职。几个月后，召回朝廷授任枢密使。 赵匡胤：“不欺其主者，独曹彬耳。” “吾任得其人矣。”

赵恒：“国朝将相家能以声名自立，不坠门阀，唯昉与曹彬家尔。”

王仁赡：“清谦畏谨，不负陛下任使者，惟曹彬一人耳。”

王陶：“曹彬、潘美统王师平江南。二将皆知兵善战，曹之识虑尤远，潘所不迨。”

刘清之：“曹彬在朝忠厚宽和，足师表一世。”

田况：“曹冀王彬遭会兴运，勋效寖着。诸将平蜀，竞掠财货，彬独不犯厘忽，由是太祖益知之。性兢畏不伐，破伪唐回入都城，令监门者但报自江南勾当公事回。及勋望曰隆，名宠亦峻，愈谦下诫惧，以保禄位。每出镇藩阃，卑躬待士。遇计台巡视封部，虽朝籍、省部位至下者，亦屏远从者，端笏迓于路左。使者见之，无不愧恐。”

陶弼：“蒐兵四解降王缚，教子三登上将坛。”

欧阳修：“曹武惠王，国朝名将，勋业之盛，无与为比。”

司马光：“曹侍中彬为人仁爱多恕，平数国，未尝妄斩人。”

王辟之：“曹冀王彬，前后帅师征讨诸国，凡降四国主：江南、西川、广南、湖南也，未尝杀一无辜，功名显著，为诸将之首。”

罗大经：“汉惟一赵充国，唐惟一王忠嗣，本朝惟一曹彬，有三代将帅气象。” “至于曹彬之平江南，功亦不细矣，然使相之除，终至吝惜，止于赐钱百万而已。夫太祖岂食言之君，而曹彬亦岂饱则扬去之人哉！英君谊辟远虑微权，众人固不识也。”

楼钥：“艺祖之造邦，武惠之元勋，不容赞叹。……人徒以为武惠为熊罴之士，不知其用兵行师，不妄杀一人，所谓不二心之臣。”

忽必烈：“古之善取江南者，唯曹彬一人。”

李冶：“彬伐江南，未尝妄杀一人，拟之方叔、召虎可也。汉之韩、彭、卫、霍，在所不论。”

脱脱等：“曹彬以器识受知太祖，遂膺柄用。平居，于百虫之蛰犹不忍伤，出使吴越，籍上私馈，悉用施予，而不留一钱；则其总戎专征，而秋毫无犯，不妄戮一人者，益可信矣。潘美素厚太祖，信任于得位之初，遂受征讨之托。刘鋹遣使乞降，观美所喻，辞义严正，得奉辞伐罪之体；则其威名之重，岂待平岭表、定江南、征太原、镇北门而后见哉？二人皆谥武惠，皆与配飨，两家子孙，皆能树立，享富贵。而光献、章怀皆称贤后，非偶然也。君子谓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唯彬为宋良将第一，岂无意哉？若李浚者，亦以材干自结主知，遂历清显。谓为阴德所致，理或然也。”

胡助：“飞龙见知，不欺其主。位高志下，宠厚忧巨。平吴降蜀，勋业最隆。出将入相，善始令终。”

李廷机：“曹彬总兵权，士卒无伤损。 ”

归有光：“宋太祖受周之禅，去五代战争之患，致天下于太平，则有赵普、潘美、曹彬之辈殚其谋。”

黄道周：“曹彬为将，与众不同。仁以戢下，廉以治躬。奉诏伐蜀，图书自封。毫不矜伐，上贺其功。江南之伐，命之总戎。城危将下，忽作病容。誓不妄杀，方起而攻。李煜伏罪，宾待甚恭。尽贺使相，彬曰无庸。但多得钱，何必位崇。既而待异，北伐食穷。历念前绩，禄位善终。”

昭梿：“宋人伐辽之役，人皆怪曹、潘二公，当时宿将，何以偾军至此，不知二人固有所避忌也。太宗性猜忌，高梁之役，自有弃军之耻，曹、潘咸太祖时旧臣，若使进克幽州，必招太宗之忌，鸟尽弓藏之感，良有以也。二将颇识其意，故济阳之师已至涿鹿，乃反退雄州就食，虽粗知兵者所不肯为。而彬顾不知耶，适为偾军之计耳。潘美亦然。”

朱文翰：“彬实披坚执锐，冒死攻城，渡不测之江，系降王之颈，功冠诸将。”

郑观应：“古之所谓将才者，曰儒将、曰大将、曰才将、曰战将。韩信、冯异、王猛、贺若弼、李靖、郭子仪、曹彬、徐达筹，大将也。”

黄彭年：“持己欲静，待士欲宽，临事欲谨，治军欲节，贫毋盗，富毋溢，毋侵有司、毋虐百姓，静也，曹彬近之。”

蔡东藩：“宋初健将，首为曹彬，其次莫如潘美，然彬谦仁有余，智勇不足，岐沟之败，误在不智，又误在不勇。勇者非浪战之谓也，遇事有断，是谓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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