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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鸿机,瞿鸿机墓怎么样

2020-11-08 15:55结局

简介瞿鸿机，字子玖，号止盫，湖化人。清代的善化县，与长沙县同城，民国后并入长沙县。说得具体一点，瞿鸿机应该可以算是湖南长沙人。长沙是湖南的省会所在地，文风最盛。所以瞿家之选择以“儒”为业，冀求在读书应举中瞿鸿机墓怎么样...

瞿鸿机，字子玖，号止盫，湖化人。清代的善化县，与长沙县同城，民国后并入长沙县。说得具体一点，瞿鸿机应该可以算是湖南长沙人。长沙是湖南的省会所在地，文风最盛。所以瞿家之选择以“儒”为业，冀求在读书应举中谋得显亲扬名的荣身之路，正是十分普通的事。不过，瞿鸿机的上代虽然世世读书，其发达还是鸿禨父亲一辈的事——鸿禨之父翟元霖，曾中咸丰元年辛亥科举人，在此以前的瞿家先世，一般的科举功名，不过只是生员（秀才）而已。到了瞿鸿机时，由于老父督责极严，居然在十七岁就进了府学，二十一岁中举人，翌年，更联捷成进士，改庶吉士，入翰林，时为清穆宗的同治十年辛未，少年词林，在瞿家来说，自是十分光荣得意之事，然而瞿鸿机之所以能致此，正复不易。朱启钤撰《姨母瞿傅太夫人行述》中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述，说：瞿氏先人之穆行，积德累仁，郁而弗昌者，再世始光大于文慎之身，其来有自，而成之实艰也。鲁青先生及见叔季两子登贤书，叔子春陔先生即文慎赠公，怀才卓厉，屡上春官不第，入赀为刑部主事。值咸丰庚申淀园之变，百官星散，先生虽属下僚，感愤不已，触发肝炎，游至失明，弃官归田，一意以课子为务。文慎甫当舞勺之年，遍课群书，必以成诵为程，小不当意，严谴随之。常以天晓为盥栉伏案之候，既有目眚，往往误以残月为曙光，家人惮，弗敢进言也。

文慎，是瞿鸿机后来的谥号，鲁青先生则是瞿鸿机的祖父岱博。瞿鸿机的父亲名元霖，即是文中所说的南陔先生；咸丰庚申淀园之变，则是指的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之役。这一段话，说明瞿鸿机的父亲元霖在丧明之后，由于望子成名心切，督责极严，至以半夜之残月为黎明破晓，以致瞿鸿禨早年时的读书异常辛苦。虽然后来功名得就，这种异乎寻常的劳瘁，毕竟是难以忍受的。

瞿鸿机在同治十年中二甲进士，庶吉士教习期满后，散馆考试及格，照例授职为翰林院编修。光绪元年大考翰詹，瞿鸿机考列一等第二名，超擢翰林院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这年，适逢清德宗的登极恩科，派充河南乡试的正考官。翌年，更授为河南学政。光绪五年，鸿机之母殷太夫人病故，循例丁忧。光绪七年服阕人都，仍补翰林院侍讲学士。至第二年，父元霖亦卒，于是瞿鸿机又丁父忧，直到光绪十年服满起复，方才回京供职，仍补原官。光绪十一年五月，奉派为浙江学政。自此以后，到光绪二十六年，瞿鸿机曾一充福建乡试正考官，一任浙江学政，再任江苏学政，他的官职，亦由四品的侍讲学士渐升至二品的礼部右侍郎。

清代的翰林，以点考差及派学政为最好的差使，一则宦囊丰盈，二则不碍升转。陈三立撰瞿鸿机墓志铭，说他在二十余年之间，“奉使按试，及五行省，所至以研经籍，通时务，课士得才为盛。而黜供张，绝请谒，严止胥役索扰，尤以清德孤操称天下。”由于他的清德卓

著而学识优良，渐渐地使他具备公辅之望。光绪二十六年拳乱事起，两宫西狩，随扈的军机大臣载漪、刚毅、启秀、赵舒翘四人因袒拳助乱的罪名同时被罢黜，在军机当值的只剩下荣禄和王文韶，枢务需人，因此瞿鸿机遂因荣禄的推荐，由礼部右侍郎升授都察院左都御史，改工部尚书，命之前往陕西行在供职。二十七年正月至西安，即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正式入参枢务。这一年，瞿鸿机五十二岁。

自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到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当国的领军机大臣是荣禄。荣禄对于笔墨文翰并不擅长，所以，在军机中实际担任承旨撰敕的秉笔枢臣，是瞿鸿禨。其后虽然换了庆王奕劻“领枢”，军机大臣又多了鹿传霖与荣庆二人，但由于瞿鸿机出身翰林，文笔甚好，慈禧太后又对他信任有加，所以瞿鸿禨也仍是军机中的秉笔。此外则因瞿鸿机以军机大臣而兼任外务部尚书之故，在日俄战争结束后主持对日交涉，为中国争回权利甚多，亦可以称得上是识见明敏而颇有建树的人物。不过，这些都不足以构成他在清末政坛上成为关键性人物的条件。他之成为清末政坛的关键性人物，还是由他在清末袁世凯的势力炙手可热之时，敢与岑春煊联合起来与庆、袁二人为敌，事虽不成，而其影响所及，却是清代末年的政局演变，具有关键性的重要因素。

下面是更多关于瞿鸿机的问答

瞿鸿机（1850－1918）大臣。字子玖，号止庵。善化属长沙。同治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初年，大考名列第一，擢为侍讲学士。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升内阁学士，先后任多省乡试考官及学政。中日甲午战争时，曾上四路进兵之策。以后秉承慈禧太后意旨，屡献求和之策，深得赏识，先后出任工部尚书、军机大臣、政务大臣、外务部尚书等职，授协办大学士。1906年参与策划预备立宪，任议政官制大臣。1907年因忤慈禧旨意，与奕劻发生矛盾，被罢斥回籍。1918年病逝于上海。有《止庵诗文集》、《汉书笺识》等行世。议会的武力变政计划失败以后康年与张之洞、刘坤一等督关系转入低瞿鸿机取代他们成为汪康年与之交往的政治权威的主要代表。瞿鸿机与汪康年有师生之谊，二人交往相当早。1886年，“先生年二十七岁，浙江学政善化瞿子玖学士(鸿机)按试杭州，先生应岁试列第一名。”1888年，“先生年二十九岁，乡试报罢，学政瞿学士考试浙江优行生员，选取六人，先生列第二。”[33]此后两人一直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瞿对汪十分欣赏，称汪“切实能干，有功世局”；[34]汪对瞿也颇为敬重，在从事维新活动的过程中，常请瞿相助筹集经费、介绍关系等事。1899年叶瀚创办速成教习学堂，款项不足，汪康年即代为致书瞿鸿机，“请夫子大人向苏州当道设法，略拨官款资助学堂。”[35]汪对政局的许多看法、意见，也力图通过瞿鸿机来表达和实现。他曾向瞿上书，请速定报律，令准民间开设报馆，[36]又曾托人转告瞿，请其电阻将邮电之权交给袁世凯。[37]其他一些人欲向瞿进言建议，也往往利用汪康年的关系。[38]……汪瞿关系最密切之时，当在1907年。这一年袁世凯的部下段芝贵向庆亲王奕劻之子载振进献歌妓杨翠喜，并贿银十万两，得以担任黑龙江巡抚。御史赵启霖具折参劾，反被罢斥。瞿鸿机再次上疏纠弹，汪康年也在《京报》上发覆其事，一时京城对此议论纷纷，朝廷被迫免去段芝贵巡抚之职。此事起因与歌妓杨翠喜有关，时称“杨翠喜案”。此后某日，瞿入值军机，慈禧太后言谈间对庆亲王颇表不满，有拟令其退出军机之语。不料此语很快传入驻京英使耳中，英使乃向外部询问，慈禧得知后甚为不满，下朱谕称瞿“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并不等复奏便“着即开缺回籍，以示薄惩。”《京报》馆也随即被封禁。这就是后来所称的“丁未政潮”。[39]汪是瞿的门生，对杨翠喜案与瞿立场一致，事后又同遭厄运(谕旨所谓“暗通报馆”者，即指《京报》而言)，所以时人皆视汪为瞿之心腹。实际上，汪瞿二人关系密切是实情，称汪为瞿的心腹则言过其实。汪在与瞿交往的过程中，并未对瞿言听计从。1896年《时务报》创办不久，瞿鸿机(时任江苏学政)认为其言论“过激”，以座师身分写信劝告汪康年：“近惟有时议论恢张，不能无矫枉过正之弊，……尚愿少加谨慎，留意选收，即保令名，亦全盛举。”[40]汪对此不置可否。丁未政潮间汪与瞿立场一致，但二人的出发点并不相同。瞿鸿机与袁世凯素来不和，据汪大燮云：“至去年(1906)改官制，袁实欲与瞿同为副总理。其不成者，实瞿相手腕，故袁怨之深。又因陆军部已立，而撤北洋两镇以归部，遂为不解之仇。”[41]瞿鸿机时任军机大臣，在朝中向有清议领袖之誉，对贿任之事固然不能视而不见，但他参劾段芝贵却也不无借机报私怨、攻政敌之嫌。而汪康年在《京报》上揭露此事，与他办报的一贯宗旨和倾向是一致的，并非全出于瞿的授意。汪康年向以报业经营和文化营造为己任，希望能借助报刊之力以“言论救世”，要求报刊“事必求其确实，论必求其正当。”[42]这是汪康年办报的最基本准则。除《京报》外，汪康年用力最勤、坚持最久的《中外日报》，也因其直言不讳而被迫让与他人。其实早在丁未政潮前数年，汪对瞿已颇有微词，认为“瞿师迈幅极狭小，倚以办事实所不能”，[43]称“瞿意非不佳，然不足辅。”[44]汪瞿二人虽有很长时间并且一度相当密切的交往，但汪始终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并据此行事，不同于一般门人幕僚，更说不上是瞿的“心腹”。

清癯风骨过来人，岩电光芒神。风度楼前频仰望，如见曲江春。十年黄阁事艰关，去佞之难山。若使劾袁功得就，岂看龙劫血斑斑。

三犯龙鳞敢举仇，爱才爱国有深忧。频陪绿野须眉古，遗像清高憾未酬。

康有为题这几首诗的时候，是民国九年的二月，那时清朝早巳亡了，袁世凯的洪宪帝制也已成为历史名词。由于袁世凯的狼子野心，不但使清朝因此而倾覆，即是新建立的中华民国亦大受其害。抚今思昔，不由得使康有为在看到瞿鸿禨的遗像时，回想起他当年与岑春煊联合起来希望扳倒庆、袁的那一段往事。“若使劾袁功得就”，满清政权之覆亡与否固然是另一回事，至少，袁世凯因帝制自为而致为祸民国的那许多罪恶，就不大可能在民国史上搬演了。

由于瞿鸿机当年曾与岑春煊有过这一番计划远大的政治活动，其成败与否，直接影响到清末历史的演变趋向，所以，虽然他们当时并不是政坛上的第一号重要人物，他们的事迹，仍然值得提出一说。又因为瞿、岑二人此时是联合在一起对抗庆、袁的战友，所以即使他二人的出身、仕履、思想、事功都迥然不同，也还是需要把他们放在一起来写，以免重复叙述之弊。

至于康有为的第一首诗中所描写的瞿鸿机容貌，读者仍可从书前所附的相片中见其形状。第三首中提到瞿鸿机在秉政以后，曾三次向慈禧太后保荐康有为，后来更是造成瞿鸿禨政争失败的重要因素。康有为虽然在这件事上对瞿深致钦佩，我们在谈到瞿鸿机倒袁失败的往事时，对此更应特别注意。

朱启钤（1872～1964），字桂辛，晚年号蠖公，人们称他桂老。祖州开州（今开阳），1872年生于河南信阳，1964年2月26日卒于北京，享年92岁，几乎长达一个世纪。他的一生经历了清朝末年、北洋政府、民国、日伪、新中国五个历史时期。

中国北洋政府官员，工艺美术家。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光绪举人。1903年任京师大学堂译书馆监督。后历任北京城内警察总监、东三省蒙务局督办、津浦路北段总办等职。1912年7月起，连任陆徵祥、赵秉钧内阁交通部总长。1913年8月代理国务总理，稍后任熊希龄内阁内务部总长。1914年兼任京都市政督办。1915年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12月任登极大典筹备处办事员长（处长）。1916年袁世凯死后，以帝制祸首之一遭通缉。1918年获赦免，8月当选为安福国会参议院副议长。1919年任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和谈破裂后退出政界，先后寓居津、沪。并曾经办中兴煤矿、中兴轮船公司等企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曾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馆馆员。著有《蠖园文存》《存素堂丝绣录》《女红传征略》《丝绣笔记》《芋香录诗》《清内府刻丝书画考》《清内府刺绣书画考》《漆书》等。1927年根据日本传抄本重新刊刻久已失传的《髹饰录》。朱启钤幼孤家贫。1881年寓居长沙，励志攻读。1891年随姨父瞿鸿机（时奉督四川学政）赴川，以捐府经历试仕川省，曾供职盐务局。1894年任修凿云阳大荡子新滩工程委员。越年保举知县，分发江苏试用。1902年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工程提调。1903年任京师大学堂译书馆监督。后任北京城内警察总监。1908年任东三省蒙务局督办。1910年任津浦路北段总办。民国成立后，1918年获赦免，8月当选为安福国会参议院副议长，未就任。同年发起成立北戴河海滨公益会，被推为会长，为海滨的开发与建设做了大量实际工作。1919年任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和谈破裂后辞职退出政界，先后寓居津、沪。1921年游历欧美等国。

朱启钤自1910年任邮传部丞参，至1912年任交通部总长。于1915年在内务总长任内又兼了一任交通总长。前后涉足铁道事业约五、六年的时间，成为老交通系的重要成员之一。朱任交通总长时期，从全局考虑计划再修筑四条主干线以贯通全国（一）宁湘线；（二）同成线自大同到成都；（三）浦信线自浦口至信阳；（四）陇海线，自东海至兰州。这个庞大的修路计划，仅陇海线东段开工，其它均未实施。

改建正阳门，打通东西长安街开放南北长街、南北池子，修筑环城铁路。袁世凯为了表示对朱的支持，还特制一把银镐，上锈“内务部朱总长钤奉大总统命令修改正阳门，朱总长爰于一千九百十五年六月十六日用此器拆去旧城第一砖，俾交通永便”。朱于开工典礼日即用此镐拆去旧城第一砖。后来朱一直珍藏着这把银镐，朱去世后由他的儿子朱海北先生，将此把纪念镐赠给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如今珍藏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北京市的第一个公园——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创办中国的第一个博物馆——古物陈列所（1946年与故宫博物馆合并），任命治格（满族）为所长；朱启钤又争取到美国庚子退款20万元，在故宫咸安宫旧址新建了文物库房，这样，古物陈列所基本具备了后来的故宫博物院的雏形。1924年11月，冯玉祥将溥仪逐出故宫后，北京政府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理故宫资产并筹备成立博物院。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在故宫内廷展示北京故宫文物。1946年，国民政府将古物陈列所和故宫博物院合而为一，统称故宫博物院。开放了天坛、先农坛、文庙、国子监、黄寺、雍和宫、北海、景山、颐和园、玉泉山、汤山等处名胜风景区。

开发北戴河疗养区，维护国家尊严。朱启钤于1918年开始号召在北戴河避暑的中国上层人士，创办地方自治公益会，朱任会长。公益会的成立，有效地控制了帝国主义分子企图霸占海滨的野心；限制了石领会、东山会等教会组织向西山一带的扩张。

1920年任《四库全书》印刷督理。朱启钤对中国古建筑艺术颇有研究，曾组织中国营造学社，自任社长。对织绣、漆器艺术也颇有研究。1925年开始筹办中国营造学社，从事古典建筑文献的整理研究， 1930年营造学社正式成立，任社长。这是研究祖国建筑文化遗产最早的学术团体，对这项工作起了启蒙和推动作用。1930年，张学良委任为北平市市长，未就任。

坚持民族气节：1937年日本侵华以后，江朝宗出面联合一批旧官僚组织“维持会”，江任会长兼“北平特别市”市长。1937年底在日本侵略者操纵下，以王克敏为首的伪临时政府成立。但日本人认为王克敏资望不够，压不住阵，欲请朱启钤这样北洋时期的首脑人物出来捧场。因而对朱施展了种种威胁利诱的手段，但朱坚持不就伪职。由于朱一直不肯就范，于是敌伪对朱加紧迫害，先是派特务监视朱的住宅，朱仍未屈服，继之又以朱住的赵堂子胡同是警备地区，一般人不宜居住为由（因当时伪政府的头目之一王克敏住在朱的隔壁），强行用低价征购了朱在赵堂子胡同的住宅，共有八组四合院和全套家具。朱被迫移居北总布胡同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一直装病在家，始终未与日伪同流合污。

1939年，天津水灾，营造学社存于英资麦加利银行库中的全部调查测绘资料惨遭损毁，朱启钤立刻电告梁思成、刘敦桢设法抢救出这批资料。但是胶版被水泡坏已无可挽回。朱与原学社职员乔家铎、纪玉堂等人一起将这批图纸胶版逐渐摊开整理晾干，作为原始资料留存。由于底片已毁，朱启钤又指导乔等人将过去洗印的照片重新翻拍，复制了一套底片妥为保存。为了支持梁思成、刘敦桢二人在大后方的研究工作，他又从这批复制胶片中选出了一批最重要的古建筑图片各加印两套，寄给梁、刘二人各一套。梁思成能够在四川撰写中国建筑史，就因为手边还有这样一套重要的参考资料。20世纪50年代，中国建筑史的研究也主要是依靠朱启钤整理出来的这批资料。还有大批古建筑的测绘图稿，凝聚了全部学社成员多年的辛勤劳动，但因纸薄又经水泡，稍不小心即被碰破。朱更是对乔等人千叮咛万嘱咐，小心翼翼地将它们逐页晾干，重新裱在座标纸上，生怕碰损。今天，这批测绘图稿珍藏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只要看到这批图纸的人，无不为之深深感动。朱启钤确可称为我国20世纪最早的一位中国古建筑研究的卓越组织者及开路先驱。今天我们在为北京中轴线上的明清建筑宫殿而骄傲时，在分享北京奥运会可以彰显人文奥运的文化快乐时，在努力完善文化北京的一个个主题时，不能不感谢留住北京传统建设根系的朱启钤先生。

朱启钤还是一位收藏家，病故之前即将大部分藏书捐赠北京图书馆。由于对家乡贵州的眷恋之情，还要求将“捐赠北京图书馆的图书中的黔人黔宦著作转交贵州”。从1917年起经营实业，先后经办中兴煤矿、中兴轮船公司等企业任董事长。经营中兴煤矿：1917年朱启钤脱离政界，从事实业。朱启钤是一个杰出的管理人才，在经营上十分重视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并大胆使用技术专家。到1936年产煤量达到173万吨，从而使中兴公司走向以煤为主，煤、焦、电、钢铁、农林、铁路运输为主船运输为辅的多种经营的综合性大企业。

北平解放前夕，朱启钤寓居上海。周恩来曾授意来北平参加国共和谈的章士钊写信给他，劝他留在大陆。上海解放后，周恩来即派章文晋（朱的外孙）接他来京。到京不久，他便以中兴轮船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同其他常务董事共同努力，把跑到香港的九条货轮召回大陆支援国内海运。1950年，朱氏将珍藏的明岐阳王世家名贵文物56件捐献给故宫博物院，文化部颁发奖状予以表彰。还先后将大量藏书分别捐给北京图书馆、清华大学、古代建筑修整所和贵州图书馆。1952年中兴煤矿公司改为公私合营，继任董事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1953年5月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是第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古代建筑修整所顾问。1961年老人90寿辰时，周恩来总理亲自在全国政协为他主持了祝寿活动。1964年2月26日病故，终年9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