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者,为什么日本人，伊藤博文，会帮助维新变法？

何：什么

者：名缀，

当：应该，

因：遵守，

革: 改变

这句话的意什么应该去遵什么应当去改变。意指面对过去或者别人的经验，抱有检讨取舍的态度。

这句话出自杨昌济：吾人求学海外,欲归国而致之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革,何者宜取,何者宜舍,...

杨老学成归来后立志要分析国内局势，所以说了这番话，可以深刻感受到杨老的思想前瞻性和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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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更多关于何者的问答

什么应该去遵循，什么应当去改变。意指面对过去或者别人的经验，抱有检讨取舍的态度。

“因”:因循，遵循;

“革”:修正，改变。

意指面对过去或者别人的经验，抱有检讨取舍的态度。

暂找不到更多拓展资料。 什么应该取，什么应该舍弃 杨昌

（1871-1920）

伦理学家,教育家。

湖南省长沙县人,中,字华生,1871年出生。乡试不中,家设馆授徒,常与密友杨守仁讨论国事,认为“非改革不足以图存”。1898年就读于岳麓书院,不顾山长阻挠,毅然加入进步团体南学会,努力宣传新学、新政,赞同谭嗣同的“以民为主”的政治思想。戊戌政变失败后,避居家乡,研究经世之学。无论是研究学问还是做人,都具有坚忍精神,他说：“吾无过人者,惟于坚忍二字颇为着力,常欲以久制胜。”他的这种精神,学子们称为“达化斋法门”而竞相仿效。

1903年,考取官费留日学生,在弘文学院、东京高等师范攻读教育学6年。身处扶桑,不忘祖国,改号怀中,以求心怀中土。对日本老师诬蔑中国人的言论予以指斥,说日本“不怀好意”、“有入主中国之思想”。还参加了拒俄运动。1909年,由日本赴英国,入苏格兰爱伯汀大学,攻读哲学、伦理学,获学士学位。后又到德国考察教育,立志献身教育,报效祖国和人民。1913年回到长沙,被湖南省政府聘为教育司司长,他断然谢绝,表示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以直接感化青年为己任,意在多布种子,俟其发生”。他先后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第一师范任教。毛泽东、蔡和森等一大批有志青年都是他的学生,领受教诲颇多。他对国事颇为关注,曾设法营救被袁世凯迫害的杨德麟,规劝杨度不要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鼓吹,支持和参加新文化运动,为创建湖南大学奔走呼号,等等。还为《新青年》撰写论文,推荐文章。与徐特立、黎锦熙等组织编译所,编辑出版中小学各科教科书,翻译了《西洋伦理学史》,编辑了《论语类抄》、《教育学讲义》等书。《达化斋日记》、《杨昌济文集》为其传世之作。

他对教育提出过许多有见地的观点：主张知行统一,注重实践,反对空谈；主张以道德教育为中心,德、智、体全面发展,提出“立志、理想、爱国、殉国、勤勉、存诚、立功、勇敢、坚忍、贵我通今”等10个方面内容,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主张教育普及应与提高相结合；主张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反对赶时髦的留学之风；注重发现、爱护和培养人才,此乃“悠悠万事,惟此为大”；主张洋为中用,反对全盘西化。他认为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吾人求学海外,欲归国而致之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革,何者宜取,何者宜舍,了然于心,确有把握而后可以适合本国之国惰,而善应宇宙之大势”。

1918年6月,应蔡元培先生之聘,任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他为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筹措经费,推荐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促成了爱女杨开慧与毛泽东的婚恋关系。五四运动时,发表《告学生》一文,表达对青年的热切期望。1920年1月17日病逝于北京,终年49岁。归葬长沙县板仓。

毛泽东对他评价极高,称他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他一生以发展教育为己任,“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他最钟爱的两个学生：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理论家,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名闻天下,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人物。他们实现了导师的“欲栽大木拄长天”的宏愿。

那个应该是黎锦西

黎锦熙（1890-1978） 中国语言文字学家、教育家。字劭西，湖南湘潭人。1911年毕业于湖南优级师范史地部。后历任北京高等师范、北京女子师大、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湖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学校的教授、系主任或文学院院长等职务。1916年，他倡导组织了中国国语研究会，宣传言文一致，提倡国语统一，积极从事选定标准语的运动。1918年任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同年，注音字母公布后，他创制了注音符号草体，主持和参与了注音符号的修订，国音新标准的指定和《国音常用字汇》的审定等工作。在辞典编纂方面，1923年，他促成于国语统一筹备会下设立国语辞典编纂处（1928年更名为中国大辞典编纂处。）。他于1924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著国语文法》一书，是中国第一部较系统的白话文语法著作。该书在借鉴了纳斯菲尔德的《英语语法》 ，继承并修改了《马氏文通》的说法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白话文语法研究体系，在汉语语法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使他成为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先驱者之一。该书以意义作为分析语法的标准，以句子为中心，认为句子是语法分析的基础，屏弃“词本位”的语法体系，提倡“句本位”语法，建立句本位的词法论和句法论。他用意义来划分实词，把词类分为实体词、述说词、区别词、关系词和情态词5类，把句子成分分成主要、连带和附加3种。他还提出“依句辨品”的说法，认为词类与句子成分之间有对应关系，词性随着词在句子中的分布位置而确定。在书中，他还将美国的里特等人用图解分析语法的方法用来分析汉语语法，开创风气之先。1923年他与钱玄同、赵元任等组成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会，研制国语罗马字。他强调词类连书（即词儿连写）对汉语拼音文字的重要性。为推行国语，他还与钱玄同一起于1929年创办白话文的《国语周刊》。1935年，他的《国语运动史纲》一书出版，该书详尽地介绍了自清末以来的切音字、注音字母、国语罗马字及大众语运动的始末、性质、范围、目的、理论、方法和纲领，是国语运动史上的一部很重要的著作。1934年10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研究会”（干事王荫兰，助理干事黄现璠）成立，他任“教育研究会”导师。1945年，他与许德珩等倡导成立九三学社，还兼任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总主任。1949年，与吴玉章、马叙伦、郭沫若等组织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后更名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任理事会副主席。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曾当选为第一、二、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他从事语文研究与教学近70年，涉及范围很广。主要贡献集中在推广普通话和汉字改革、汉语语法研究及辞典编纂方面。1949年后，他又积极参加研究制定《汉语拼音方案》、简化汉字和检字法等项工作，并出版了《中国文字与语言》《汉语规范化论丛》等多部著作。在汉语语法研究方面，此外，他还著有《比较文法》（北平著者书店，1933年）、《中国语法与词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部，1950年）、《汉语语法教材》（合作，商务印书馆，1957～1962年）等。他曾主编《国语辞典》《新部首索引国音字典》《增订注释国音常用字汇》《中华新韵》等，解放后又主编了《汉语辞典》《国音字典》《学文化字典》《学习辞典》等。这些工具书都为扫除文盲、普及教育、提高语文教学水平、推广普通话及汉语规范化等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促进作用。 毛泽东、蔡和森、予、蔡畅叔衡、李立三、李特立、杨、杨开慧、萧子

孔昭绶(1876—1929)教育家。字明权，号竞成。湖南浏阳人。1910年毕业于湖南优级师范。留学日本政法大学获法学士学位。1913年任湖南第一师范校长，提倡学生自治和自助创办技能会。因发表反袁檄文，逃亡日本。1916年回国复任一师校长，聘徐特立、杨昌济等任教员，以“明耻”为校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被誉为“民主教育的先驱”。张敬尧据湘，再度被迫辞职。1922年当选湖南省议会副议长。后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国民政府考试制度史编撰等职。

2)张干字次，湖南新化县人。他家三代贫困，他9 岁丧父，幼年生活在穷苦饥馑之中。依母靠

兄做豆腐卖，勉强糊口。他半工半读，奋发向上，终以佳绩成为湖南优级师范学堂的高材生。

毕业后，受聘于第一师范学校，担任数学教师

3)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中,杨昌济老师有三位得意弟子:萧子升、蔡和森与毛泽东.他们品

学兼优、志趣相投,人称"湘江三友".之中,毛泽东、蔡和森两位后来接受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都成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领导人

萧子升(1894—1976，原作萧子异，字旭,东文字改革后一般都作子升)，又名旭东，后来改名萧瑜，湖南湘乡人。萧子升比毛泽东小一岁，却比毛泽东高三届，是湖南省立一师的高材生。是著名诗人萧三的哥哥，1894年8月22日生于湖南省湘乡县萧家冲。1910年在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1911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于1915年秋毕业后，到长沙楚怡学校任教。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是民国初年湖南青年参加赴法勤工俭学的主要策动者之一；在全国性的勤工俭学运动中他亦扮演重要角色。1924年回国，任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指导委员、《民报》总编辑、中法大学教授、国立北京大学委员兼农学院院长、华北大学校长及国民政府农矿部次长、国立历史博物馆馆长等职。大陆解放后，随国民党政府去台湾，后来又到法国、瑞士。1952 年去南美乌拉圭，从事教育事业。

蔡和森生于1895年，是我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和工人运动领袖，1931年8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年仅36岁。

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本棉纱厂发生了一起枪杀工人顾正红的事件，激起了群众的强烈愤慨。在革命斗争的关键时刻，蔡和森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他和刘少奇等同志，一方面深入群众之中组织领导罢工活动，另一方面广泛发动各界声援，形成大规模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

5月28日，在党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上，蔡和森建议说：“5月30日工部局要非法审讯被捕学生，企图以此恫吓上海人民，我们应该在这一天组织反帝斗争大示威，同他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还提出应不失时机地把上海工人、学生的反帝斗争推向全国，形成全国性的反帝运动。

在蔡和森等人的组织下，5月30日，上海人民积蓄已久的反帝斗争怒火终于爆发了，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

面对中国人民的反抗，帝国主义进行了疯狂的镇压。5月30日晚，中央再次召开紧急会议。蔡和森提出，在目前的形势下，必须进一步团结群众，组成浩浩荡荡的反帝大军，实行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

在蔡和森等人领导下，“三罢”斗争迅速波及全国，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反帝斗争高潮。

五卅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蔡和森在这场运动中，始终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列。

孔昭绶（1876-1929）教育家。字明权，号竞成。长沙府浏阳人。1910年毕业于湖南优级师范。留学日本政法大学获法学士学位。1913年任湖南第一师范校长，提倡学生自治和自助创办技能会。因发表反袁檄文，逃亡日本。1916年回国复任一师校长，聘徐特立、杨昌济等任教员，以“明耻”为校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被誉为“民主教育的先驱”。张敬尧据湘，再度被迫辞职。1922年当选湖南省议会副议长。后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国民政府考试制度史编撰等职

张干，1967年1月21日，著名教育家、原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张干先生因病逝世。副省长周世钊（原一师学生）主持追悼会，并在追悼会上满怀深情地讲述毛泽东主席对这老校长的客观评价和深切关怀，使人们的尊师情意更加浓厚。

泽东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他十分尊敬老师，注意虚心向老师求教，与许多老师建立了终生不渝的深情厚谊，并从许多老师良好的思想品德及言行中受到了深刻的影响。对毛泽东影响最深的老师有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袁仲谦、王季范等。毛泽东对湖南一师校长张干因额外征收学杂费有过激烈斗争，但张干在年老处境困难时，却得到毛泽东的尊敬和关心。

“驱逐校长张干！”

“驱逐校长张干！”无疑是轰动湖南一师的大事件。

1915年6月，湖南省议会公布一项决定：要额外征收师范学生十元学杂费，校长张干坚决执行。但这一决定遭到家境贫寒的大多数学生的激烈反对，斗争的矛头自然对准校长张干。湖南一师的学生纷纷罢课，在校内外掀起了声势洁大的“驱张运动”，学生们在校园内大量散发传单。

一天，毛泽东和挚友萧子璋（后来成为著名诗人的萧三）路过“布告栏”，仔细阅读传单后，毛泽东说：“子璋，我看这些传单并没有击中张干的要害。”于是二人来到古色古香的君子亭，毛泽东奋笔疾书，一张四千余言的《驱张宣言》立马挥就。子璋一看，《宣言》上写着：“张干自到我们一师任校长以来，对上逢迎，对下专横，教学无方，贻误青年……”“好！”“马上派人进城去印，今晚一定要印好！”

第二日清晨，《驱张宣言》便撒遍了校园的各个角落，校园沸腾了！“驱逐张干！”的口号声此起彼落，震动了省城，省教育厅立即派了一位督学到一师来。

“胡闹！”督学气得脸色煞白，“立即给我复课！”

毛泽东递给督学一张纸条：“张干一日不离校，我们一日不上课！”

“啪！”校长张干一掌拍在桌子上，“反了！一定要把带头闹事的学生查出来！”“张校长，”一位训育员轻声说，“据我们了解，那份《驱张宣言》是三年级八班学生毛泽东写的。” “不要说了！”张干摆了摆手，“这样的文章，除了毛泽东，谁还能写得出！”

张干清楚地记得，当他读到这份传单时，气得热血直往上涌，一方面因文章尖刻而恼羞成怒，一方面又为文章的磅礴气势所折服。

“开除！”张干校长作出了决定，“将毛泽东等带头闹事的十七名学生统统开除！”

这一“决定”，再次在一师校园里掀起轩然大波。

教师杨昌济认为：“校长对毛泽东等的处分决定，是一个绝对的错误！”他立即联络徐特立、方维夏、王季范、袁仲谦等先生，在临时紧急校务会议上与张干据理力争。杨昌济在会上慷慨陈词：

“我建议，张校长如果坚持开除毛泽东等学生，我们全体教职员工罢课罢工！”

倔强的张干终于让步：“好，我收回成命。但毛泽东这些学生必须给记大过处分！”

当通告栏里贴出校长签署的给毛泽东等学生记大过处分的决定后，学生们再次沸腾起来，坚决重申：“张干一日不离校，我们一日不上课！”

学潮，在继续扩大……

省教育厅无奈，只好将张干免职。

张干在离开他执教六年的省立第一师范后说：在学校只有校长开除学生，学生开除校长，这是第一次……

往事历历难启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年的老校长张干贫病交加，最困难的时候，竟无米继日。他几次想给自己的学生毛泽东写信，请求援助，但几宗往事却使他实在难以启齿。

第一件，就是1915年的“驱张运动”。

第二件是，经过土改，张干被划为“地主”。一个地主，怎么能向国家主席请求援助？

第三件，1945年张干在邵阳市省立六中当校长，见报载蒋介石两度拍电报给毛泽东主席，请他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自己也曾拍了一封电报给毛泽东：

“延安，毛润芝学弟勋鉴：抗日获胜，建国弥艰，万恳应召赴渝，赞襄国政，幸勿固执，致失人望。

张干1945年8月21日”

“万恳应召赴渝”，召者，皇帝的圣旨也。这不明明把蒋介石当成“皇帝”，把毛泽东当成“下臣”吗？“幸勿固执”，还不好像在说毛泽东不愿和平而老蒋则竭诚希望和平吗？唉！毛泽东能原谅自己吗？

闻知困难动真情

1950年10月15日，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的客厅里洋溢着欢声笑语。这是毛泽东举行家宴，欢迎自己青年时代敬重的师长徐特立、谢觉哉、熊瑾玎和同学周世钊等。

毛泽东一边饮酒，一边回忆一师那古朴的校园，谈论当时每一位清苦的老师。“啊，淳元，”毛泽东问周世钊，“我们的老校长张干先生还健在吗？”“在，他一直在教书，现在在妙高峰中学教数学……”

“哦，”毛泽东放下筷子，情不自禁地说“张干先生办事果断，很有魄力，是个很有才干的人，才三十几岁就当了我们的校长，不简单啊！当时，我很不喜欢他，认定他这样的人一定会向上爬。实际上，他当时要爬上去也是很容易的。可是，他并没有爬上去，没有进入仕途。新中国成立前他吃粉笔灰，新中国成立后还吃粉笔灰，难能可贵，难能可贵！”

“是的，润芝，”徐特立放下酒杯，慈祥地望着当了国家主席的学生，“张干年轻有为，而且有股韧劲。”“嗯，”熊瑾玎笑道，当时我常说“‘张干张干，肯干肯干’。他有一种湖南人特有的蛮子精神。”“润芝，”周世钊有点难过说，“张干一家六口，现在十分困难。他身患重病，整日卧病在床。一家人的生活全靠他微薄的工资，有时竟几天无以为饮呢！”“哦，”毛泽东站起来，用略带责备的目光望着自己的老同学，“淳元，你怎么不早说？对于张干这样的老教育家，应该照顾，应该照顾！”

以后一连几天，毛泽东都约周世钊（时任湖南一师校长）到家中欢聚。每次，毛泽东和周世钊都谈及老校长张干。几天后，周世钊写信向张干说了毛泽东对他的关注。周世钊哪里知道，毛泽东已直接致函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

“首道同志：

张次伦（张干别号）、罗元鲲两先生，湖南教育界老人，现在平均七十多岁，一生教书未做坏事。我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张为校长，罗为历史教员。现闻两位先生家口甚多，生活极苦，拟请湖南省政府每月每人至少给津贴米若干，借资养老。据罗元鲲先生来函，曾任我国文教员之袁仲谦先生已故，其妻七十岁饿饭等语，亦请省政府酌予救济。并请派人向张、罗二先生予以慰问。张、罗通讯处均为妙高峰中学，袁住新化，问罗先生便知。顺致敬礼！

毛泽东10月11日”

王首道接信后，立即先后两次给张干一家送去救济米一千二百斤和人民币五十万（旧币）。张干看到毛泽东给王首道的信，又接到王首道送来的米和钱，激动得双手颤抖，泪流满面……

帖请张干赴北京

1951年暑期，张干接到毛泽东主席寄来的请帖，请自己最敬爱的老师到北京叙别后之情。张干激动得热泪夺眶而出。

张干到京后，9月26日上午，与李漱清、罗元鲲、邹普勋一起游览故宫，陪同他们参观的办公厅干部告诉张干一行：11时请在招待所等候，毛泽东主席要派专车来接他们到家里吃饭。张干高兴得抖着花白胡子说：“啊！终于要见到润芝了！”

11时后，一辆小轿车把张干一行接进了新华门，行至丰泽园。车一停，便见满面红光，身材魁梧的毛泽东笑着迎了上来。

“张校长，您好！”毛泽东紧紧握住张干的手，凝视自己三十多年未见的老校长。

“您好，润芝！”张干苍老的眼里噙满泪。

老人们走进客厅，毛泽东谦让着，一定要老师们坐上席。

“李老，”张干让着李漱清，“您老是润芝童年私塾的启蒙先生，请坐上席。”

“您是润芝的校长啊！一校之长，当然要坐首席！”八十高龄的李老风趣地说。

“好！就依李老的话，”毛泽东笑着说，“还是请老校长坐上席吧！”张干这才不得不坐上席。

“润芝，”老校长说，“你身体还这么好！”

“哈哈，这是在一师时洗冷水澡锻炼出来的！”“你还是那个老脾气！”“老校长，您大概忘了，”毛泽东厚大的手放在张干布满青筋的手上，“在一师时我就听您讲过，我身上兼有二气，虎气和猴气。虎气为主，猴气兼之。这二气可以说左右了我的一生。”“嗯，”张干深思着点了点头，“一师闹学潮那阵，我可被你的虎气吓住了，所以才力主开除你，真对不起啊！”老校长张干终于向学生说出了憋在心内几十年的道歉话。

毛泽东摆摆手：“当时我虎气太盛，要是像现在这样多点猴气，就不会发动‘驱张运动’了！”张干听着学生的肺腑之言，眼里噙满了泪水：“总之，这是我不对！身为教师，我深感惭愧！”“老校长，您老言之过重了，”毛泽东诚挚地说，“‘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我这样的‘寸草心’，是怎么也难报答尽老师‘三春晖’的啊……”

毛泽东向张干递上一支烟，诚心赞许道：“次伦先生，您和元鲲先生都没有加入蒋帮，这很好。在旧社会，这就很不容易啊！……次伦先生，您老现在还在工作？”“我在长沙妙高峰中学教数学。”“您老年事已高，就不要再教书了，”毛泽东关切地望着老校长，“学校应该予以优待，薪水照发。”“谢谢您的关照！”张干流下了激动的泪。

12时15分，正式开席。毛泽东不停地替四位老师夹菜送汤。“次伦先生，”毛泽东举起酒杯，站了起来，“我祝您桃李满天下，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做很多好事！”张干激动地站起来，举杯与毛泽东一碰，一饮而尽。回敬一杯，“润芝，我也敬你一杯，祝我们的国家在你的领导下，兴旺发达！”“谢谢！”毛泽东一饮而尽。

饭罢，毛泽东亲自陪同四位老师参观中南海。他们缓缓并排而行。张干指着平静的水面说：“我们的青年时代是在惊涛骇浪中度过的。我们的晚年，可能会像这中南海的水面一样平静吧！”毛泽东说：“这很难讲啊！风一刮大，中南海也不平静呢！”“润芝，我记得你在一师时最喜欢游泳，现在还游吗？”“游！而且风浪愈大的地方我愈喜欢去游！”

“你实在是太喜欢风浪了，青年时代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张干一语双关地说。

“老校长，”毛泽东被老校长风趣而贴切的话语逗笑了，“您说对了，我一辈子就是在大风大浪中闯过来的。”“大风大浪可以磨练人造就人。”张干深思说：“可是，润芝，你也得记住这句古训：‘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他像青年时代一样启发着自己的学生。“老校长，我记住了。”毛泽东面容严肃、深沉地回答。

晚上，毛泽东派人给四位老人送来礼物，每人一份。这些礼物是：布鞋一双，褥子、盖被各一床，枕头一对，香皂一块，牙刷一支。送礼的工作人员特别对四位老人说明，这是主席用自己的稿费买的。张干赞许地点点头说：“还是当年那个脾气，一丝不苟，一尘不染！”

11月8日下午3时，一位工作人员来到张干他们住所，恭敬地说：“主席请各位到中南海摄影留念。”张干高兴得连声说“好！好！”在中南海，毛泽东愉快地陪张干、李漱清、罗元鲲、邹普勋四位老人合影留念。主席还特将老校长拉到自己身旁。照完相，毛泽东笑着说：“这是我第一次和这么多老师一起照相，值得纪念！”

晚上，毛泽东再次宴请老师们。

11月12日，张干正准备整装南归，一位工作人员抱着一个包裹进来。“张老，毛主席本来亲自来为您老送行，但这几天实在太忙，特地让我代表他来向您老表示歉意。”说着解开包裹，“这是毛主席送给您做零用的一百五十万元（旧币），另外还有一瓶鹿茸精，他要我嘱您每天饭前二十分钟服二十滴，还特别关照，请您多保重身体。”张干一边听，一边频频点头，眼角泪水泉涌……

尊师连连安度晚年

1963年初，周世钊以湖南省副省长的身份前来看望老校长张干。

几天后，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亲自驱车探望张干。“张老，我刚从北京回来，代表主席看望您老人家来了！”张平化微微一躬身，尊敬地说。“不敢当，不敢当！请坐。”张干吃力的从病床上坐起来。张平化凑近张老的耳朵说：“主席十分惦记您老人家，他特地要我带点钱给您老用。”张平化打开公文包，从里面拿出两千元人民币。“啊，不敢当！不敢当！”张干连连推让。“这两千元是毛泽东自己的稿费。”张平化紧握着张干枯瘦的双手，耐心地解释，“主席请您一定要收下，如不够用，可再写信告诉他。”“啊！”张干捧着张平化塞过来的人民币，双手微微抖颤，“张书记，我张干身体老朽，再不能挺起腰杆来为人民做点工作，这，这……受之有愧，受之有愧呀！”

【附加】张干，湖南省新邵县坪上镇黄土村人，在担任湖南一师范校长期间，毛泽东就读于湖南一师。

毛泽东至张干手迹

手迹内容：

次仑先生左右：两次惠书，均已收读，甚为感谢。尊羔情况，周淳元兄业已见告，极为怀念。寄上薄物若干，以为医药之助，尚望收纳为幸。敬颂早日康复。毛泽东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附：毛泽东和他的老师——张干

1913年春，年仅20岁的毛泽东自愿报考湖南公立第四师范。当校长看了他的作文试卷后，不禁连声称赞：“这样的文章，我辈同事中有几个做得出来！”

结果，名列榜首的毛泽东被该校录取。1914年春，第四师范并入第一师范（即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根据当局指示，湖南公立第四师范春季招收的学生和第一师范秋季招收的学生均编入一年级，分别编为6、7、8、9、10五个班级。毛泽东被编为仅有30名学生的一年级8班。和原来一师的学生相比，毛泽东等原四师的学生等于在一师多读了半年书。从此，毛泽东开始了他长达5年半之久的师范学习生涯。

1915年，当时湖南省议会颁布了一项新规定：从下学期开始，每个学生须交纳10元学杂费。这首先遭到了那些家境贫寒或因种种原因得不到家庭接济的大多数学生的强烈反对。须知，这等于让他们多读半年书，多拿半年学杂费啊！有人透露：这个所谓“规定”，是该校校长张干为了讨好当局而向省政府提出的建议。

于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学生们纷纷举行罢课，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他们首先在校园内外大量散发传单，无情揭露校长张干的所谓“劣绩”，诸如“不忠、不孝、不仁、不悌”等等，企图通过舆论把张干搞垮。可是，毛泽东看了，则不以然，感到他们这样去写并没有打中张干的要害。他心平气和地对大家说，我们不是反对张干当家长，而是反对他当校长。既要赶走校长，就要批评他办学校如何办得不好。大家一致认为毛泽东的意见很对。于是，毛泽东重新起草了一份传单，批评校长张干如何对上奉迎，对下专横，办学无方，贻误青年。并连夜派人赶印出来，次日清晨带回学校，广为散发。

此事很快传遍了省城。湖南省教育司当即委派一位督学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调处，在全校召开大会，要求学生复课，不准继续“胡闹”。这更使学生们火上加油！他们纷纷给这位督学递纸条，上面写着：“张干一日不出校，我们一日不上课！”搞得督学狼狈不堪！他只好答复说：“你们还是上课吧，下学期张干不来了。”

这样一来，可把张干气火了！有一个学监向他告密说，这份传单是二年级8班学生毛泽东写的。而身为一校之长的张干，也断定这篇内容充实、自出机杼、议论纵横、气势磅礴的文字是出自毛泽东的手笔。于是，张干当即决定：要挂牌开除包括毛泽东在内的17名带头“闹事”的学生。

消息传出以后，曾经为毛泽东讲授过修身、教育和伦理学等课程的杨昌济先生（即杨开慧同志的父亲）对此愤愤不平。他在课堂上谈到这个问题时，便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端端正正地写下这么两句诗“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是啊，杨昌济先生决不会容忍学校当局把他一向期望很大，并视为“柱天大木”、“当代英才”的毛泽东开除的！于是，他先后联络了徐特立、方维夏、王季范、袁仲谦等先生，仗义执言，据理力争，并为此专门召开了全校教职员工会议，为学生们鸣不平，共同向校长张干施加压力，迫使校长张干收回成命。可是，一师的学生们并不就此罢休，他们继续发动罢课，重申自己的誓言：“张干一日不出校，我们一日不上课！”在众目睽睽之下，校长张干再也混不下去了，只好卷起铺盖走了。

下35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解放初，66岁的中学教员张干惶惶不安：一是恼恨自己当了“地主”。他家”“本是贫农，以后任教40余年，靠积蓄购置了一份田产，未想却成了地主；二是当年的学生毛泽东如今成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悔当初不该提出开除他，又给记大过；三是在重庆谈判前夕，他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请他“应召”赴渝，还要他“幸勿固执”，这不是替蒋介石说了话吗？张干日夜在惶惑与苦闷中生活，又兼生活窘困，有时竟无以为炊。他想给毛泽东写信，却拿不起笔来。

1950年10月5日，毛泽东在自己的家宴上，向湖南一师校长周士钊打听起张干来。在座的还有徐特立、谢觉哉、熊瑾玎等人。他听说张干一直在教书，当时很受感动，说：“张干这个人很有能力，30多岁就当了一师校长，不简单，原来我估计他要向上爬，结果没有。解放前吃粉笔灰，解放后还吃粉笔灰，难能可贵！现在看来，当时赶走他没多大必要，多读半年书有什么不好？”周士钊接着把张6口之家的生活窘况和愁苦心境一一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感慨系之，不假思索地说：“对张干应该照顾，应该照顾！”

10月11日，毛泽东致函湖南省主席王首道：“张次岑（张干别号）、罗元鲲两先生，湖南教育界老人，现在均70多岁，一生教书，未做坏事。现闻两先生家口甚多，生活极苦，拟请省政府每月给津贴米若干，供资养老……并请派人向两先生予以慰问。”于是，1200斤救济米和人民币50万元（旧币）送到了张干家。

张干感激异常，夜不成寐。灯下，握笔含泪给毛主席写信。“润之吾弟主席惠鉴：敬启者，……深感吾弟关怀干的生活，（弟）经国万机，不遗在远，其感激曷可言喻？”

接信第二天，毛泽东就亲自给张干回了信，言对张干的生活困难“极为系念”，这一语牵心动肠，力重千钧。张干欢欣鼓舞，以他的学生中出了这样一位伟人而高兴，感到这是他最值得骄傲的一天。一家人将信看来看去，笑逐颜开，张干的病似乎也好了一半。他曾给毛泽东记大过的事，原来是讳莫如深的，此刻竟忘乎所以，向家人絮絮叨叨摆谈起来，宛如一个天真的孩童。

1951年秋，张干应毛主席之邀赴京。到京后，毛主席又请来青少年时代的师友罗汉溟、李漱清、邹普勋，到中南海一起吃饭。叙谈间，毛主席叫来子女，向他们介绍自己的老校长和师友，诙谐地说：“你们平时讲你们的老师怎么好，这是我的老师，我的老师也很好。”大家顿时消除了拘谨情诸。张干这时却想到当年那场学潮，一边吃，一边作检查。毛主席缓缓地摆摆手：“我那时年轻，看问题片面。过去的事，不要提它了。”饭后，主席陪他们参观中南海，看电影。几天后，毛主席派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来为张干等人检查身体。

在京两个月，张干不但国庆时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游览了京津名胜，还乘飞机鸟瞰了长城风光。

不久张干回到湖南受聘为省军政委员会参议室参议、省政府参事室顾问。每月”“领取的聘金，加上学校的薪水，使一家生活有了保障。他常参议国家大事，应邀作报告，深为人敬重。60年代初，人民生活比较困难。张干此时身体不适。不久，他又收到了主席的信，说“寄上薄物若干”。谁知他竟收到了毛主席托省委书记张平化同志捎来的2000元钱！

1963年初，张干曾在病中两次写信给毛主席，请他设法帮助其女儿返湘工作，“以便侍养”。接信后，毛泽东同志一面积极为老校长张干分难解忧，一面给湖南省副省长周士钊写了一封亲笔信：“老校长张干先生给我来信，尚未奉复。他叫我设法帮助其女儿返湘工作，以便侍养，此事我正在办，未知能办得到否？如办不到，可否另想办法。请你暇时找张先生一叙，看其生活上是否有困难，是否需要协助。叙谈结果，见告为荷。”

不久，毛泽东同志便接到了周士钊的复信。1963年5月26日，毛泽东同志亲笔给张干写了一封回信：次岑先生左右：两次惠书，均已收读，甚为感谢。尊恙情况，周。寄上薄物若干，以为医药之助，尚望收纳为幸。

敬颂早日康复。

10年浩劫时，有人造谣说张干家藏有金银，是剥削来的。加上他当过“反动校长”，便于1966年9月抄了他家，抄走了张干心爱的书籍、资料，外带500元存款。

张干凄楚异常，病体难支。他的幼子张六如悄悄进京，见到了中央办公厅的负责人。他出示了毛主席与父亲来往信函和合影，带回一封加盖了中央办公厅大印的函件并500元生活费。于是被抄去的部分东西和500元存款，给退回来了。

1967年元月21日，张干溘然病逝，享年83岁。

回答者：宝宝灬 - 见习魔法师 二级 7-22 13:01

您觉得最佳答案好不好？ 目前有 1 个人评价 日本政戊戌维新运动的主要是由当时日本推行的“一切谨慎外交方针和“暂时保全中的对华政策所决定的；当时日本政府的外交基点是，无论中国采取改良主义还是坚持保守，日本政府只能以日本帝国的利害为唯一标准来利用这些机会。

日本的“一切谨慎”的外交方针和“暂时保全中国”的对华政策，是在1895年“三国干涉还辽”以后开始实行的。明治初年到1918年，日本的外交总方针是，“脱亚入欧”，争当“世界大国”，基本策略是，倚强凌弱，远交近攻，侵略亚洲邻国，挤进欧美列强的行列。与此同时，在不同阶段又有适应形势需要的短期外交方针和策略。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果，日本打败了中国，并在1895年4月17日迫使中国签订了《马关条约》，于是，日本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成为远东一霸国，“脱亚入欧”的大国目标初步实现。但是，《马关条约》签订不久便发生了“三国干涉还辽”事件，给日本以很大刺激，并影响了日本的内政外交。1895年4月23日，俄、德、法三国驻日公使走访日本外务省，正式要求日本放弃辽东半岛。俄国还用武力支持干涉，几艘俄国军舰开进神户和被指定为和约批准点的芝罘（烟台），摆出了如果拒绝干涉就立即诉诸武力的姿态（注：（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第283页。）。虽然日本军部强烈反对归还辽东半岛，但鉴于陆海军已经没有抗击强敌的能力，所以，日本政府不得不在1895年5月4日表示完全接受三国干涉，放弃辽东半岛（注：（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第285页。）。“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使当时富有谋略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伊藤博文等强烈感受到日本与西方列强相比军事力量的孱弱，故认为当务之急是扩军备战、充实国力；同时清醒地意识到日本还只是个“次等强国”，在国际社会仍处于比较低下的地位，所以在外交方针和策略上必须作适度的调整。于是，日本政府形成了短期的外交方针和对华政策，这就是1895年“三国干涉还辽”以后至1900年日本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前夕实行的“一切谨慎”的外交方针，目的是“退养国力，坐待事局之变化”。这时日本的具体外交策略是，对欧美列强实行协调或追随外交，并努力寻找同盟者；对中国，则尽量不制造引起西方列强干涉的事端，以推迟瓜分中国的时间，暂时保全中国。因为只有列强的“均势”才能保持中国的存在，而当时日本的实力还不够强大，马上瓜分中国对日本不利。（注：（日）志村寿子：《戊戌变与日本——甲午战争后的报刊舆论》，参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七辑。）

在“一切谨慎”的外交方针和“暂时保全中国”的对华政策指导下，对于1897年底至1898年春俄、德、法、英在中国强占港湾、掠夺铁路修筑权和划分势力范围等活动，日本政府采取沉默克制的态度。1897年11月，德国以传教士被杀为借口，强租胶州湾，后获得胶济铁路铺设权。1898年3月，俄国又租借旅顺、大连湾，获得中东铁路铺设权。1898年3月底，英国向清政府提出租借威海卫，同年7月1日正式订约。1898年4月，法国要求广州湾租借权和云南铁路铺设权，清政府马上表示同意（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近代史稿》（三）第255、256页；（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第299页。）。这一系列事件大大刺痛了曾把辽东半岛这块肥肉吃到嘴里又被迫吐出来的日本。但是，日本政府既没有对俄、德、法提出抗议，也没有向中国提出租借的要求，而是抱沉默关注的态度。当时，日本的许多报纸纷纷非难日本政府的这种态度。“国家主义”情绪最严重的《日本》杂志指出：“因为有害东洋和平而还辽的我国，本来绝无容忍俄、德、法如此暴举的理由，而新内阁（第三次伊藤内阁）却竞然保持沉默……我国首先要将占理之处公诸天下，从而尽到对东洋和平的责任。”（《日本》1898年1月25日社论：《责任的继续》）（注：（日）志村寿子：《戊戌变与日本——甲午战争后的报刊舆论》，参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七辑。）公开批评日本政府对俄、德、法三国不发一言抗议的态度。一贯倾向中立的《万朝报》也主张日本有对三国抗议的权利，并强调日本绝对不能从威海卫撤兵。1898年3月4日的《万朝报》在《外交的无策》一文中指出：“正是由于日军驻屯威海卫，才在某种程度上制止了俄、德、法的暴举。如果日军撤退，就会引起比目前更为严重的后果。”（注：（日）志村寿子：《戊戌变与日本——甲午战争后的报刊舆论》，参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七辑。）1898年4月9日，《国民新闻》载文说，为了恢复均势，应该把威海卫改为长期租借，若英国反对，也应在舟山群岛或台湾的对岸割地（注：（日）志村寿子：《戊戌变与日本——甲午战争后的报刊舆论》，参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七辑。）。伊藤博文政府对这些社会舆论不予理睬，仍然坚持政府的方策，该打时必打，民间不必说三道四。按照早就制定的方策，日本政府在1898年4月22日要求北京政府发表不割让福建的宣言。虽然清政府接受了这个要求，于4月26日发表了宣言，但日本不少报纸却认为这个宣言毫无价值，并继续非难政府的无能。（注：（日）志村寿子：《戊戌变与日本——甲午战争后的报刊舆论》，参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七辑。）

1898年6月11日中国戊戌维新运动正式开始以后，日本政府仍然推行“一切谨慎”的外交方针和“暂时保全中国”的对华政策。为什么采取如此对华政策，原因也是很清楚：首先，由于日本“国力尚未充实”，故日本政府在外交上仍需谨慎，对中国仍然不能单独采取行动，只能和列强协调，以“均势”来保全中国。其次，戊戌维新运动的发生并没有引起东亚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即既没有出现列强干涉中国戊戌维新运动的情况，也没有出现维新运动引发中国内乱的局面。在“一切谨慎”的外交方针和“暂时保全中国”的对华政策指导下，对于刚刚开始的戊戌维新运动，日本政府则采取“冷静关注”和“不干涉”的态度。史实表明，日本决策阶层一开始就对戊戌维新运动表示怀疑和冷淡，不相信中国改革能取得成功，还担心支持中国改革派会得罪清政府和西方列强，影响日本在华利益。大隈重信系的《报知新闻》认为，中国维新运动只是“康有为一派志士奔走各地鼓吹改革的空喊”（《中国谈》，《报知新闻》1898年7月15日）（注：（日）志村寿子：《戊戌变与日本——甲午战争后的报刊舆论》，参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七辑。）。亲官方的《时事新报》也对中国维新派的力量和维新方法提出了一连串的疑问，例如：“在皇帝的庇护下，依靠这些地位低下的人的力量能实现改革吗？”“采用这样激进的方法会不会反倒引起混乱？”（《设置制度局议》，《时事新报》1898年8月8日）反映伊藤博文、井上馨一派观点的《东方日日新闻》在1898年6月23日载文指出：虽然中国改革派在成立“保国会”等组织时曾提出联合日本以阻止西方列强扩张的主张，但作为日本来说，不能无视清廷与列强而支持改革派（注：（日）志村寿子：《戊戌变与日本——甲午战争后的报刊舆论》，参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七辑。）。中国戊戌变法后期明显表现出来的改革前景的暗淡，更坚定了日本政府对戊戌维新运动的“冷静关注”和“不干涉”的态度。这方面的有力佐证是，伊藤博文游历中国时对中国各派政治势力的不同态度。

二

日本外交的决策人物伊藤博文的中国之行，不仅具体体现了日本政府在戊戌维新时期的对华政策，而且基本反映了日本政府对戊戌维新运动的态度。伊藤博文是日本倒幕功臣、维新元老，历任首相，他来华时正值中国“戊戌政变”前夕，维新势力与守旧势力的斗争处于白热化的关键时刻，故研究他的中国之行，是探讨“戊戌维新与日本”关系问题时必须十分重视的事。

伊藤博文究竟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游历中国呢？以前有的学者认为，伊藤博文的中国之行完全是日本政府针对中国戊戌维新的一项特别行动，主要目的是“以‘赞助’光绪皇帝变法为手段，把已经建立起来的亲日势力移植和渗透到中央的核心组织里，以便通过这次变法真正成立一个日本所能完全控制的新政权。”（注：沈镜如：《戊戌变法与日本》。）我认为，伊藤博文中国之行的目的是考察中国的情况，其中包括了解维新运动的态势，并且保持和发展与清政府的关系，扩大日本对中国的政治影响。伊藤博文在1890年就任日本贵族院议长时给黑田清隆的一封信上曾这样表示：“东洋大局之问题，将来不能等闲视之，一会期（日本第一届议会）完峻后，余愿奉派赴中国而为驻扎中国的公使，万一不能委派为公使时，漫游中国亦可，此事如蒙允许，余当为一会期议长。”（注：《伊藤博文传》，参见李文海、孔祥吉：《戊戌变法》第196页。）1898年第三届伊藤内阁辞职后，伊藤博文马上以下野政治家的身份来华游历。1898年7月21日日本的《镇西日报》声称：“伊藤侯爵乃东亚第一流人物，瞻前顾后，维持亚洲大局，深惜中国执政大臣俱在梦中，毫不警觉，兹特航华，与中国政府共筹东亚安全之策，伊藤此行所关甚大，故特志之。”（注：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丛刊（三）第397页。）天津《国闻报》也报道：“伊侯此来具有深意，甚望与中国协力同心相助为理，固不仅为寻常游历之计。”（注：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丛刊（三）第393页。）这些资料可以说明伊藤博文早就特别重视中国对东亚国际形势的巨大影响，故想亲自到中国作一番考察；他不是真正来“与中国政府共筹东亚安全之策”，而是为日本帝国的最大利益而奔忙。

下面考察伊藤博文中国之行的主要活动。

1.主动拜访荣禄、李鸿章 伊藤博文1898年9月11日抵天津，第二天上午9时就去拜访直隶总督荣禄，“谈历一点钟之久”。同天下午6时，荣禄在天津北洋医学堂举行宴会，为伊藤博文接风，在座作陪的有袁世凯、聂士成等人（注：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丛刊（三）第402页。）。9月14日，伊藤博文到达北京，第二天就去贤良寺拜会已被免职的李鸿章，谈了一小时。9月16日，李鸿章又回拜伊藤博文。伊藤博文曾对李鸿章说过这样一句话：“阁下在北方建造了一个有伟大势力的藩屏啊！”（注：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丛刊（三）第570页。）这是伊藤讽刺李鸿章亲俄。伊藤博文本来还想觐见慈禧太后，只因“戊戌政变”未实现。伊藤博文一到中国，首先主动拜访和接触掌握清政府实权的“后党”——中国保守派的重要人物荣禄和李鸿章，并打算觐见慈禧太后，这说明他想拉拢守旧派，交好清政府。

2.会见总理衙门大臣 9月15日，伊藤博文与总理衙门大臣奕kuāng＠①、崇礼、廖寿桓、张荫桓等会谈了一个半小时。伊藤博文首先表示：“我到贵国正是贵国朝廷改法之时，甚为欣幸。”某大臣问：“改法尽用年少之人到底有无流弊？”伊藤博文答道：“用年少人固可，但必须才识胆三者兼备之年少人方可用，否则未有不败，尚不如用老成人而以年少者佐之。且改法须有轻重有次序，若杂乱无章，则必不可。”又有某大臣向伊藤博文建议：“阁下如见皇上，凡中国应改之处，与现在改不得法之处，务必直言无隐。”伊藤博文则说：“我是外臣，未便先言。如贵国皇上有事下问，则我知无不言，但我言之无人助，皇上行之也是枉然。我看总署诸公，未必以改法为然，且近来用新进而退老成，亦不免太骤。”（注：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丛刊（三）第410页。）伊藤博文到中国后已经了解到，除了张荫桓等少数人支持变法外，当时总理衙门的大臣大多倾向保守，故伊藤博文的话很圆滑，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他们的心理，从而不得罪这些守旧的大官。

3.与康有为的交谈 9月18日下午，康有为专门到日本使馆拜访伊藤博文。康有为首先表达了中国维新派对伊藤博文的热切期望，并请其指教：“我皇上锐意变法，固因贵国与敝邦同洲、同种、同文、同俗，特见亲睦，欲据以为师法。草泽士民，亦同此志，愿侯爵幸进而教之。”但伊藤博文竟然说道：“贵国欲变法，当先除自大自尊之陋习，盖世界中不论何种，皆享生天地之间，岂可贱彼尊我，自称中华，而斥彼为夷狄之理哉！”康有为连忙解释道：“敝国四五年前，多持此种议论，自甲午以后，数千年大梦为贵国所警醒，已无复有此矣。”但伊藤博文继续教训说：“上而学士，不可妄发议论，排斥外国，当知外国亦有好处，至于小民，尤不可轻易闹教，暴杀外人，是贵国紧要之务也。”伊藤博文的态度不禁使康有为感到失望，便反驳道：“侯爵轻蔑敝国矣！此种议论，在三年以前发之可也，向老耄大臣言之可也，敝邦近年之士大夫，年齿在三十以下，无不深知斯义，各省学堂学会、新闻杂志，纷纷并起，民间智识大开，明斯义者，十得之六七。”伊藤博文问：“然则贵国数月以来，着意变法，而未见推行之效，何哉？”康有为告以主要是由于慈禧太后的制肘、光绪无权和顽固守旧大臣之阻挠，故请伊藤博文在觐见慈禧太后时“剀切陈说”，以使其“回心转意”，支持光绪变法。伊藤博文随声附和道：“既如此，仆谒见皇太后，谨当竭尽忠言。”（注：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第641、642页。）由上述可见，以康有为为首的中国维新派对伊藤博文访华抱有很大期望，但伊藤博文对康有为的态度却相当冷淡，没有给予任何切实的指导和帮助。康有为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说：“故见伊藤博文而不请救援，但请其说太后而已。”（注：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丛刊（四）162页。）

4.觐见光绪皇帝 9月20日，即“戊戌政变”前一天，伊藤博文在勤政殿亲见光绪皇帝，光绪皇帝待之以亲王礼仪，赐座御座之侧。伊藤博文首先赞扬了中国的新政：“陛下近日变法自强，力图振作，将来中国富强之日可立而待，外臣不胜钦佩，此实东方盛业，长享景福。”光绪皇帝说：“贵国与敝国同洲，相距较近，我中国正当维新之时，贵侯曾手创大业，必知其中利弊，请为朕明晰言之，并祈与总署王大臣会晤时，将何者当兴，何者当革，笔之于书，以备观览。”伊藤博文回答：“敬遵宠命，他日猥承总署王大臣下问，外臣当竭其所知以告。”光绪表示：“但愿嗣后两国友谊从此益敦。”（注：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丛刊（三）第446页。）觐见光绪后，伊藤博文确实又曾与总理衙门大臣们会面，但大臣们不向伊藤博文请教有关变法的事项，“讵后总署王大臣会晤伊藤，并不问及政务，殊为可惜”（注：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丛刊（三）第447页。），而伊藤博文也不主动向他们提出有关变法的切实可行的建议。对此，我认为，伊藤博文在觐见光绪皇帝时表示赞赏中国新政，只是表面上应付光绪皇帝而已，无意真正援助中国的维新运动。这一点从觐见光绪皇帝后伊藤博文与某大臣的非正式会谈中可以得到证实。某大臣问伊藤博文：“我国现拟变法，请问应以何者为先？”伊藤博文说：“皇上面谕将变法次序详告总署大臣，然此事实难言也。我系外臣，非详知贵国情形，则不能代筹此事，非洞悉各国政治及己国利弊不可。”（注：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丛刊（三）第425页。）

5.参与救护维新派人士 1898年9月21日，中国发生“戊戌政变”，仍在北京的伊藤博文马上授意日本驻华使馆采取措施，保护梁启超出逃，并通过外交途径营救被光绪皇帝任命为驻日公使的黄遵宪和亲日英的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注：（日）林权助：“戊戌政变的当时”，《戊戌变法》丛刊（三）第569-578页。）。其主要目的是保存亲日的维新派势力和维护日本政府的面子。

6.南下游历长江，访问张之洞和刘坤一 伊藤博文于9月29日离开北京南下，游历长江，10月5日抵上海，10月13日赴武昌访问了湖广总督张之洞，10月19日又东下南京，拜访了两江总督刘坤一（注：王晓秋：《近代中日启示录》第106页。）。他们会谈的内容史料记载很少，不过，伊藤博文此次拜访的目的显而易见，即看重和拉拢作为南方实力派和洋务派大官僚的张之洞和刘坤一。

通过考察伊藤博文中国之行的主要活动，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结论：1.作为日本外交战略的一着棋，伊藤博文访华的具体策略和根本目的是设法笼络清政府，遏制俄国势力在中国的扩张，从而加强日本对中国的影响，并继续保持列强的“均势”来维持中国存在的状态；对于中国的维新派和地方实力派的态度也是以这一基点为转移的；2.伊藤博文虽然在光绪皇帝面前赞赏中国的变法，但由于伊藤博文通过与中国各派政治势力的接触和日本驻华使馆提供的情报，他已经基本认定中国戊戌维新运动成功的可能性很小，还担心维新派无谋会引起中国内乱，从而招致列强介入，加速瓜分中国的行动（注：（日）志村寿子：《戊戌变与日本——甲午战争后的报刊舆论》，参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七辑。）。所以，伊藤博文在实际行动上表现出对中国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十分冷淡的态度，这显然意味着日本政府对戊戌维新运动继续持“冷静关注”和“不干涉”的态度。

三

日本政府及日本民间舆论对“戊戌政变”的反应，也说明日本政府对中国戊戌维新运动基本上持“冷静关注”和“不干涉”的态度。

“戊戌政变”发生以后，日本政府追随英国，没有采取措施反对政变，只是设法救护亲日英的维新派人士。大隈重信首相曾表示：“如有与日本帝国在对华政策上有共同利害关系的国家，而且该国能始终遵守人道主义、文明之通义、公正之真理的话，日本将与之携手合作，共同处理目下的清国事变。”（注：王晓秋：《近代中日启示录》第114页。）1898年9月27日，大隈首相指示驻华公使林权助：“汝可向总理衙门作友善的劝告，鉴于目前紧张的局势，中国不但不可对维新分子有过激的处置，同时在各方面都要采取温和的手段。汝可单独前往，或与其他愿去的公使一道前往。”（注：《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663页。）弄清沙皇俄国并没有在幕后操纵“戊戌政变”、重新训政的慈禧太后仍是殖民主义者可利用的工具以后，从1898年10月中旬起，日英政府都转而肯定“戊戌政变”，支持慈禧政权。1898年10月19日，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在同日本驻英公使加藤高明谈话时认为：“俄国并没有参与这次事件（‘戊戌政变’），而且这类事件对俄国也和对其他国家一样，并不涉及其利益，因此当前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的理由。”“不必担心外国利益会因反改革命运动（‘戊戌政变’）而受到特别的损害，中国的政治将如以往那样发展下去。”（注：《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685页。）1898年11月11日，《字林西报》转达驻北京的英国公使馆对“戊戌政变”的看法：“维新党的计划是不合实际的，光绪皇帝可能把中国弄得不成样子，太后是宫廷中唯一头脑清晰的人，而且她之及时干涉是有裨于时局的。”（注：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丛刊（三）第520页。）伊藤博文系的《东京日日新闻》载文指出这次政变最令人担忧的是国际背景，也就是西太后一派是否企图以俄国为靠山的问题，不过现在看来“两者之间似乎还没有达到那种关系。”（《北京的形势》，《东京日日新闻》1898年10月19日。）（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7辑，第297-300页。）无论是改革派执政还是守旧派执政，都是中国的内政，“外交的核心在于保持我国的权力和利益不要受其内部事务的牵连而陷入危险的政策。”所以，该报发表文章要“避免列强之间的互相冲突，通过列强的协调，支持北京政府在中国的统治，以必要的资金和兵力援助北京政府进行兵制改革、财政整理和机构改革等等，这是今日之要务。”（《现内阁和中国问题》，《东京日日新闻》1898年11月26日。）（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7辑，第297-300页。）《东京日日新闻》的见解代表了当时日本政府对“戊戌政变”和整个戊戌维新运动的态度。1898年末，日本政府提出驱逐康有为和梁启超，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讨好清政府与拉拢袁世凯和张之洞等实力派。

日本民间舆论对日本政府关于戊戌维新和“戊戌政变”的态度进行了激烈的评说。《日本》杂志在1898年10月13日发表的《中国皇帝的危难》一文中指出：“虽然不应干涉内政，但在主权者将被他们废绝的今日，不想讲什么救济的办法，难道不违背友好国的情谊吗？”“为了解救邻邦中国皇帝的危难，有什么可考虑的呢？如果一味投机取巧，怕丧失当今北京政府的欢心，或以张之洞、李鸿章之流的向背行事，那么作为东亚先进国的名声将会丧失殆尽。”（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7辑，第297-300页。）1898年10月27日，《日本》杂志又刊登《政变前后的措施》一文，责问日本政府：“对于这次政变，我国政府采取了什么措施？是否竭力劝告北京政府减少波动，还是对皇帝的安全做了什么防范措施？有没有尽力救护改革派？这次政变本来可以反过来利用，以促进中国的自新，但由于我国政府放过了这个机会，以致让训政政府巩固基础，而使多年积累起来的革新势力受到重大打击。”文章还建议，为了促进中国自新，日本政府应该采取如下对策：1.否认训政政府，2.劝告让皇帝复权，3.要求采用文明制度（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7辑，第297-300页。）。《万朝报》在1898年10月27、29、30日连载长篇社论《中国改革说的两个时期》，就日本政府对戊戌维新运动所持的态度进行了批评。《万朝报》认为，中国改革派志士的言论行动与日本明治维新时的志士非常相似，“其议论之峻峭”、“其动作之激切”、“其规画之躁急”等等，常常使守旧派有机可乘。《万朝报》指出，日本外务当局的方针是并不指望康梁一派的改革取得什么实效，而是寄希望于具有伟大头脑、有地位、有名望的强有力者，如李鸿章、张之洞之辈，以有秩序有规律的渐进方针，来进行对种种旧习的刷新，但事实说明，依靠他们这样有地位有名望的强有力者实行改革是不会有效的。“如果说只从现在维新党的轻举妄动而料其最终成功是所谓愚者的，那末，不希望其成功的外务当局那种幼稚的说法，岂不比愚者更愚？”（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7辑，第297-300页。）

在“一切谨慎”的外交方针和“暂时保全中国”的对华政策指导下，日本政府对刚刚正式开始的中国戊戌维新运动采取“冷静关注”和“不干涉”的态度；戊戌变法后期明显表现出来的维新的暗淡前景，更坚定了日本政府对戊戌维新运动的“冷静关注”和“不干涉”的态度。伊藤博文中国之行对中国守旧派和地方实力派的着力拉拢和对改革派领袖康有为的出奇冷淡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戊戌政变”发生后，日本政府基本上追随英国，没有采取反对政变的措施，不久便转向肯定政变、支持慈禧政权，而日本民间舆论则激烈评说日本政府对戊戌维新运动和“戊戌政变”的旁观态度，这些进一步说明日本政府对戊戌维新运动基本上持“冷静关注”和“不干涉”态度。所以，我认为，对于中国戊戌维新运动，日本政府既没有热情切实地支持，也没有积极地从事破坏活动，而是基本上持“冷静关注”和“不干涉”的态度，这是出于当时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基点是，不管守旧派在中国掌权还是改革派在中国当政，最重要的是维护日本在华的侵略特权和利益。 世只有两种可以称之为浪漫的情感

一种叫相濡以沫，另一种江湖

我们要做的是争取和最爱的人相濡以沫

和次爱的忘于江湖

也许不是不曾心动，不是没有可能，只是有缘无份，情深缘浅，

我们爱在不对的时间

回首往事的时候，想起那些如流星般划过生命的爱情，

我们常常会把彼此的错过归咎为缘份，其实说到底，

缘份是那么虚幻抽象的一个概念,真正影响我们的，

往往就是那一时三刻相遇与相爱的时机,

男女之间的交往，充满了犹疑忐忑的不确定与欲言又止的矜持，

一个小小的变数，就可以完全改变选择的方向

如果彼此出现早一点,也许就不会和另一个人十指紧扣,

又或者相遇的再晚一点,晚到两个人在各自的爱情经历中

慢慢地学会了包容与体谅,善待和妥协，也许走到一起的时候,

就不会那么轻易的放弃,任性地转身,放走了爱情

在你最美丽的时候,你遇见了谁？

在你深爱一个人的时候,谁又陪在你身边?

爱情到底给了你多少时间？

去相遇与分离,去选择与后悔？

不是不心动,不是不后悔,但已经没有时间再去相拥,

如果爱一个人而无法在一起,相爱却无法在适当的时候相遇,

如果爱了,却爱在不对的时候,

除了珍藏那一滴心底的泪,无言的走远,又能有什么选择？

要在时间的荒野,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

于千万人之中,去邂逅自己的爱人,那是太难得的缘份,

更多的时候,我们只是在彼此不断地错过,

错过杨花飘风的春,又错过了枫叶瑟索的秋,

直到漫天白雪,年华不再,

在一次次的心酸感叹之后,才能终于了解——

即使真挚,即使亲密,

即使两个人都已是心有戚戚,

我们的爱,依然需要时间来成全和考验

这世界有着太多的这样那样的限制与隐秘的禁忌,

又有太多难以预测的变故和身不由已的离合,

一个转身,也许就已经一辈子错过,

要到很多年以后,才会参透所有的争取与努力,

也许还抵不过命运开的一个玩笑,

上帝只在云端眨了一眨眼,

所有的结局,就都已经完全改变

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人，是一种幸福

在对的时间，遇见错的人，是一种悲伤

在错的时间，遇见对的人，是一声叹息

在错的时间，遇见错的人，是一种无奈

回忆的花瓣掠过心湖，泛起片片涟漪,

爱不是千言万语，也不是朝朝暮暮，

爱是每当午夜梦醒时，发现内心牵挂的依然是远方的你 戊戌变期也就是维新变法了，康有为曾与公使秘密签订了一项协议，内容主要是清国本合并，取消中日两国的称呼，合称为“大东合邦”。后来变法失败，康亡命而逃，这桩协议也就不作数了……背景：从唐朝开始，日本人就认为自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康有为才会签订这个协议。 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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