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洗,斯大林为何要大清洗.

1俄国历史上，沙皇专制制度保持到二十世纪初，俄国人民世纪来一直处于专制和恐怖之中民主”的概念相当淡薄，这种惨痛的状况限制了人们对民主的追求。

株连的例子俯拾即是，例如，随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被捕和处决的，有他的妻子和他的两个兄弟，他的母亲和三个姐妹被关进集中营，母亲和一个妹妹死在里面。

2、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无任何经验可供借鉴。

关于党的领袖与政党、群众的关系，列宁曾有明确论述，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明确指出，领袖是一个集体，是一个集团，而不是一个人。

大清洗年代担任苏联总检察长的维辛斯基在1937年3月的一次检察工作人员会议上宣称：“大家应该记住斯大林同志的话：在一个社会的生活中，在我们自己的一生中，总有这样的时刻，即法律成为过时的东西而应当撇到一边。”

3、社会主义法制不健全。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尤其是纳粹党上台，使苏联明显感受到颠覆的威胁，纳粹党在许多国家培植“第五纵队”，苏联也渗透进不少敌对分子。

扩展资料

肃反运动的后果表现为三个方面：

其一，这场政治运动给苏联社会造成了严重创伤，各个领域的社会精华均受到摧残，人们在生命安全和行动自由得不到法律保护的环境中精神受到极大压抑。

其二，这场运动最终确立了高度中央集权体制的极端形式——斯大林个人专制。

第三，大规模的恐怖镇压给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障碍。由于成千上万的干部被镇压，生产在无组织状态下进行。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苏联肃反运动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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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更多关于大清洗的问答

30年代令世人震“大清洗其余波回音至今仍在原苏联各国萦绕。千百万“大清洗”受害者的遗孤们，每每想到父祖辈的不白之冤和悲惨命运，心里总是波澜起伏，久久按捺不住激动。迄今，世界舆论界也仍对这个事件议论不休。但直到80年代，在事过半个世纪之后，人们对它的历史真相，对它的来龙去脉和基本原因，仍然若明若暗：或者只知其表不知其里，或者只窥见其冰山的一角，而不知其全貌。在不少著作里，对于“大清洗”运动的许多描述都还仅是根据一些人的回忆，只能支离破碎地说些片断和局部情况；有关“大清洗”历史全貌的描写，能完全以文件为依据的论述和著作，犹如凤毛麟角。只是在苏联解体以后，由于档案的揭密，才给我们提供了以档案为根据，进行全景式研究的可能。

大凡历史事件，只有放在历史过程中才能深刻地去加以理解。苏联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就是这样。它虽是发生在30年代下半期，但只有把它放在30年代的整个历史过程当中，才能对它进行深刻而全面的了解。“大清洗”运动是以基洛夫被杀案为导因，以莫斯科第一次、第二次审判作动员，在1937年2～3月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直接发动的。它的斗争目标是包括所有前反对派成员及其同情者，党政干部和经济管理人员，内务部和军队干部，直至社会各阶层的一次大清洗、大镇压。或者说，它是在斯大林的集中领导下，持续3～4年之久，设定有一系列政治目标，涵括着一系列打击对象，在运动中后期又有某些失控的一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因其设定目标的多元性，打击对象的复杂性，以及持续时间的长久性，决定“大清洗”运动的动因是十分复杂的。不追溯到“大清洗”之前，直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政治经济过程，不考察党内斗争、社会矛盾和国际背景，是难以理清其动因和脉络的。现仅就与“大清洗”的原因、内涵和与之相关的几个问题，概略加以论述。

“大清洗”运动的基本原因

任何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不是偶然发生的。其发生、发展的基本原因都潜藏在社会积淀起来的重大矛盾中。如果不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仅从偶然事件进行考察，是不能理解其深刻原因的。对于“大清洗”运动，也应该这样来加以认识。正是基于这一观点，我们从分析大量资料中得出结论，“大清洗”的基本原因是：

1. “大转变”的政治后果和党内温和思潮的抬头

斯大林把反“右倾”胜利后开始的转折——转向超速工业化和强制集体化道路，称作“大转变”。在当时苏联的特定条件下，这条道路虽对国家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有其可肯定的一面，但其负面作用和政治后果也是严重的。集体化中对农民采取的暴力强迫和驱赶“富农”政策，紧接着集体化而来的暴力征粮，对拒绝交粮和交粮困难户采取的各种威逼、体罚、刑讯措施，以及伴随而来的大规模逮捕（注：《斯大林30年代初同肖洛霍夫的往来通信》，《斯大林研究》（中央编译局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编），1995年第5辑，第9～49页。），在农村引起了异常激烈的对抗。据俄罗斯著名农业集体化问题专家B. п.达尼洛夫的资料，在1929年全国有记载的骚动达1300次以上（注：《有文件为证——集体化前夕和集体化过程中的农村史料（1927～1932）》（B.п. 达尼洛夫、H. A.伊夫尼茨基编），莫斯科1989年俄文版，第23页。）； 仅1930年1～3月，有记录的群众性骚动达2700次以上（不包括乌克兰），卷入农民达130多万人。（注：〔俄〕H. A. 伊夫尼茨基：《集体化与消灭富农运动（30年代初）》，莫斯科1994年俄文版，第143～144页。）在1930年3月发表斯大林《胜利冲昏头脑》一文后， 一份下达地方的指令中承认，“农民发动的广泛骚动的浪潮”对体制形成了一种威胁。同时，这期间对牲畜的大量宰杀、劳动力人口逃亡和生产力的破坏，也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

超高速工业化在1930年夏也造成了严重局面。其表现形式之一是，货币体系遭到破坏，预算完全陷入混乱。事态甚至发展到了只有靠抬高物价，发放义务公债，主要是发行纸币的办法来弥补预算的巨大亏空。这种局面造成了物价飞涨，以致货币贬值到了使农民不得不靠以物易物，用农产品换取日用工业品的地步。

农业遭到破坏，而投入重工业的大量资金又靠向国外出口粮食来获得。这种情况引起了粮食供应紧张，不得不靠粮卡定量分配，这又造成城市生活水平普遍下降。

国家经济生活的紧张，城乡群众的不满，其直接负面后果是提高了“右派”领袖们的政治威望。《真理报》不断收到群众来信，认为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是正确的”，他们在台上时，“一切都充足”，“把他们一撤职，什么都没有了”（注：〔俄〕ю. г. 费尔什京斯基：《同布哈林的谈话——对拉林娜（布哈林娜）回忆录〈不可忘记的往事〉的注释》，莫斯科1993年版：〔美〕R.康奎斯特：《斯大林与基洛夫被杀》，纽约1989年版。）。联共（布）中央监委委员、历史学家、在反“右倾”中明显站在斯大林一边的雅罗斯拉夫斯基，在1930年9 月17日给奥尔忠尼启泽的一封信中，明确表示了对这种情绪的担忧。（注：〔俄〕奥.奥列弗纽克：《政治局——30年代的政权机制》， 莫斯科1996年俄文版，第1页。）

群众中的这种思想情绪反映在党内，就是布哈林等“右倾”领袖人物的政治威望得到恢复，党内干部、党员对其思想主张给予广泛的同情和支持。这样，就引起了党内温和派倾向的抬头。广大党员群众对“右倾”的同情和支持，在1929～1931年的清党运动中曾有明显反映，这期间被开除出党的近25万党员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因同情并支持“右倾”而被吊销党票的。（注：〔俄〕奥?奥列弗纽克：《斯大林与奥尔忠尼启泽——30年代政治局的冲突》，莫斯科1993年俄文版。）

党的上层在这期间出现了两个新的反对派案件——瑟尔佐夫—洛米纳泽案和柳京案，也是这种思想动向的反映。谢?瑟尔佐夫原是中央登记分配部长，他为斯大林建立官职等级名录制度曾立过大功。为此，斯大林将他提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任命为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还将他作为取代李可夫的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的预备人选。洛米纳泽则是联共（布）中央委员，当时担任外高加索党组第一书记。他们在反“右倾”中都曾积极支持过斯大林路线，但后来他们为“大转变”的后果所震惊，开始反对斯大林的方针而站到了同“右 倾分子”交好，支持其方针的立场上。柳京则联合布哈林的几个弟子，起草宣言，几乎是用布哈林的语言阐述其政治纲领，甚至公开提出了打倒斯大林的口号。当斯大林在政治局提出处死柳京的要求时，政治局多数没予支持，柳京及其同伙只是被开除出党并被逐出了莫斯科。（注：〔苏〕罗?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4～226页。）

这些新反对派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们不仅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党内下层的思想情绪，同时也从特定角度显示了党内上层的某些思想倾向。30年代上半期，有诸多事实表明，以基洛夫、奥尔忠尼启泽为首的政治局大多数是主张温和政策的。紧跟斯大林急进方针的，在政治局里仅有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极少数人。但是，政治局多数仍然尊重斯大林的领袖地位，在公开的重大问题上并没有同他采取对抗步骤，况且，斯大林当时的权力还未发展到日后那种完全的独断，还得顾及多数人的意见。因此，在当时困难甚至危机形势的压力下，政治局多数对斯大林的个人权力还具有某种制约作用。这种情况在1932～1934年间，曾一度使温和方针占了上风。 当时温和方针之深得人心，从基洛夫在十七大上赢得的掌声和选票，从布哈林思想赢得的同情及其本人地位的上升，以及从新宪法的起草工作上，都得到了突出的反映。

上述这一切，显然都没有逃过斯大林敏锐注视的目光。特别是十七大最后选举的一幕，他以遭到近300票反对， 支持率大大落后于基洛夫的景况，使他隐忍着领袖地位不稳的剧痛。在这种形势下，打击党内温和派思潮，扭转党和国家的发展方向，看来成了苏维埃国家舵手所预定的航向。

2. 面临发展模式带来的矛盾和“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的误区

苏联从20年代末期以后选择了超高速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发展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要求迅速实现工业化，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愿望和要求，然而，超过客观可能条件的过高速度，加上资金全面紧缺，以及国家科学文化和技术的落后，使这一模式背离了客观经济发展的规律，从而使它陷入了自身的矛盾之中。（1）社会客观经济需求和经济发展的无限复杂性， 同主观认识的滞后性与计划能力的有限性发生矛盾，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计划的失误；（2）技术设备能力的有限性同高速度、超负荷性产生矛盾， 不可避免带来机器设备的损坏；（3）技术规程的严格科学性， 同生产者本身文化技术的落后性和一味热情蛮干产生的矛盾，必然造成诸多生产事故和残废品的发生。尤其是从1935年秋开始的斯达汉诺夫运动展开生产竞赛以后，这些矛盾特别突现出来。可怕的是，面对这些矛盾和问题，不是以冷静的科学态度，从经济规律方面，从技术要求和操作规程上寻找原因，而是重犯“沙赫特事件”的错误，一味从政治上去追究“破坏者”和“人民的敌人”。

苏联政治模式的核心成份之一，是高度集权而又缺乏监督的干部任命制。这种制度造成各级干部只对上级负责，为执行上级指令而很少顾及本单位、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也往往漠视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这使官僚主义滋长蔓延；加上官职等级名录制度赋予的特权，又使腐败现象滋生发展。任职的无限期制以及长期的权力腐蚀，造成官场拉帮结派、裙带风盛行，同时也带来养尊处优、不思进取、意志消沉等等干部作风问题。这种现象在30年代已经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在1937年2～3月中央全会上，斯大林曾尖锐指出过党内“由亲近的人们结成的小家族，小团体”，互相包庇，“互相吹捧”之类的现象（注：《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4页。）。

怎样解决体制上造成的这些矛盾和问题？斯大林自然谈不到从体制上去找原因。事实表明，他也不能从阶级根源上去观察问题，因为早在1936年修改宪法的讲话中他已经宣布，“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注：《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第103页。）当时，他更不可能正确认识人民内部和敌我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看到的只是“资本主义包围”。在他看来，在苏维埃国家只有间谍暗害分子的“阴谋破坏”。他说：“只要资本主义包围还存在，我们这里就会有外国代理人派遣到我们后方的暗害分子、间谍、破坏分子和杀人凶手。”（注：《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142页。）无疑，他指出的这种现象是一种严酷存在的事实，但他无限扩大了这些事实，而且也把这种无限扩大的事实仅仅同国外的和党内原有的托洛茨基派联系起来，同时又无限地扩大了对他们的斗争。加上他早已形成的社会主义越接近胜利，阶级斗争越趋尖锐的理论误区，就使他对经济模式和政治体制本身带来的困难和矛盾，只能诉诸不间断的清洗和严酷的打击，从此来寻找出路。

3. 战争危险的逼近和对“第五纵队”的担忧

如果说上述两方面是斯大林进行“大清洗”的基本动因的话，那么，这里所谈的则是他发动1937～1938年“大清洗”的较为直接的原因。斯大林执政后，在20年代几乎不间断地进行了一连串的斗争，而且采取的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1923～1929年间进行的三次党内斗争姑且不说，从1928年“沙赫特事件”起，在社会上和党内就进行了多次杀伐和清洗，择其要者，即包括下述斗争：反“右倾”之后进行了清党运动（1929～1931年），揭露了所谓“拯救乌克兰联盟”案、“乌克兰青年联合会”案（1930年春）和“劳动农民党”案（1930年），进行了“工业党”审判（1930年11月25日至12月7日），揭发了食品供应系统的特务组织破坏案（1930年秋），还举行了“孟什维克中央联盟局”审判案（1931年）；同时，在党内又先后揭露了所谓瑟尔佐夫—洛米纳泽“反党集团”案（1930年），以柳京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联盟”案（1932年）。这期间，在社会上进行的重大斗争，还包括集体化运动中的驱赶“富农”（1929～1931年），和紧接其后的征粮运动（1932～1933年），以及意识形态“大转变”过程中在文学艺术领域、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部门进行的一连串大批判（1929～1932年）。所有这些斗争，打击面大都波及甚广，在党内和社会上直接伤害并牵连了大量无辜。

经过1933～1934年一度缓和，基洛夫被暗杀案又带来风云骤变，使社会政治生活进一步紧张。从1935～1936年起，接连进行了一连串逮捕、审判、流放和清洗，包括针对克里姆林宫工作人员的“克里姆林宫”案（1935年1～4月），打击少年犯罪和社会不良分子的斗争，检查党证运动，以及在一些地区重新对反苏分子或富农家庭进行的流放等等。所有这些，又在党内外打击了一大片干部和群众，这就在国内形成了极为紧张的社会政在国内社会政治气氛不断紧张的同时，1936年的国际政治舞台也风云四起，开始出现战争乌云。这同英法在西班牙事变中寻求同德、意妥协，为保持其在世界上的既得利益，放弃遏制法西斯侵略的绥靖政策直接相关。苏联领导看到自己在西班牙事变中同英法交好，建立欧洲集体安全的前景变得黯淡，便由对西班牙的不干涉政策，转而变为积极支持共和派的政策。这样，战争的乌云便开始浓密起来。在这种形势面前，斯大林深深意识到，在国内从党内到党外，“异己势力”强大，深恐从最上层各反对派头目到最底层反对派的同情者，以至包括历次社会政治运动遭到打击的形形色色人员，在战争环境中联起手来，结成“第五纵队”，对政权构成严重威胁。斯大林每想起托洛茨基1926年曾讲到过的法国政府反对派克列孟梭集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不顾德国人打到离巴黎80公里的地方而夺取政府权力的事（注：《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0卷，第48～50页。），就不寒而栗。因此，一旦战争威胁来临，他便下定了进行“大清洗”的决心。这从下述事件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来：几乎在苏联改变对西班牙政策的同时，斯大林于1936年9月25日与同在索契休养的日丹诺夫，联名向莫斯科发回一封被认为是发出“大清洗”信号的重要电报——以叶若夫代替雅戈达出任国家安全局局长。这两件事几乎同时发生，被史学家看作绝非“偶然的巧合”：显然，这是打算“在不可避免的战争前夕，消灭在他看来是潜在的“第五纵队”。（注：〔俄〕B.п.德米特连柯主编：《20 世纪俄罗斯史》，莫斯科1996年俄文版，第293～294页。）

对于“第五纵队”的担忧，也为莫洛托夫所证实。这位斯大林的亲密战友直到晚年都坚持认为，我们“幸亏有了1937年”的“大清洗”，“战时才没有出现第五纵队”。（注：〔苏〕《莫洛托夫秘谈录——与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01页。）可见，斯大林这一发动“大清洗”的意图，在莫洛托夫心中是扎根很深的。

以上三个方面，可以说是1937～1938年“大清洗”的基本的和直接的原因。 然而，走向全面“大清洗”的更直接的导因，又是复杂而具体的，可以说，是由一系列事件一步步促成的。

走向“大清洗”运动的台阶

我国过去出版的苏联史著作，在讲到“大清洗”的原因时，大多基本上只讲基洛夫被杀事件；在叙述“大清洗”事件过程时，一般也只讲述莫斯科的三次公开审判。这是苏联档案揭密以前，对于“大清洗”的一种以偏概全的认识。

1937～1938年“大清洗”之发生，除了上述基本的也是主要原因外，还有各种具体的导因，而基洛夫被杀案只是走向镇压的导因之一。莫斯科三次大审判只是1937～1938“大清洗”运动的组成部分之一，而就它们在这次“大清洗”中的地位和作用来看，第一、第二次大审判可以说是整个“大清洗”的舆论准备和战前动员，第三次大审判则已处在整个“大清洗”的尾声阶段。因此，它们只是作为“大清洗”中肃清三个主要反对派头目的战役而安排的，而1937～1938年真正全面的“大清洗”，其主要战役则是在1937年1～5月至1938年1～2月间发生的。这样看来，“大清洗”运动作为苏联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我国史学界是需要重新加以认识的。

联共（布）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基洛夫1934年12月1日被暗杀。经过苏联史学界和近年俄罗斯史学界多方研究，目前学术界居主导地位的看法是，它既不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集团策划的集团谋杀，也不是一直受到怀疑的斯大林策划的谋杀，而是带有某种偶然性的个人谋杀事件。（注：〔俄〕B.п. 德米特连柯主编：《20世纪俄罗斯史》，第373页。 ）但这一事件被斯大林用作加强镇压，消灭原反对派和一切对他路线不满者，成了推动“大清洗”的重要借口，则是俄罗斯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注：〔俄〕奥?奥列弗纽克：《政治局——30年代的政权机制》，第142（？）页。 ）在得知基洛夫被杀几个钟头后，斯大林亲笔给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草拟了一个取名“十二月一日法令”的决议，随后在形式上由政治局批准。该决议规定，侦察恐怖案件要在10天内完成，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付被告；不考虑对犯死罪者的死刑赦免申请；极刑判决宣布以后立即执行。（注：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使用中心档案馆：第17 库， 第162卷宗，第17分卷，第87页。）这项法令意味着完全抛弃了起码应有的诉讼程序，也放弃了以前规定的对死刑的必要监督。这项法规在1937～1938年的“大清洗”中曾被广泛应用。

基洛夫被杀案很快被斯大林纳入了指控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轨道。他明确指示，要“到季诺维也夫分子当中去寻找凶手”。（注：〔苏〕《苏共中央公报》1989年第4期。）1934年12月16日夜，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捕。12月28～29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派出法庭在列宁格勒判处直接被指控组织谋杀的14人死刑。1935年1月9日，苏联内务部特别会议审理了“列宁格勒萨法罗夫、扎卢茨基等反革命季诺维也夫集团案”。该案包括党、政、工会和经济界活动家，共77人，被判处各种不同期限的监禁和流放。（注：〔苏〕《恢复名誉——30～50年代政治审判案》，莫斯科1991年版，第123～147页。）一礼拜后，即1月16 日，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莫斯科中心”案作为“列宁格勒中心”的领导机构，一案19人被交付法庭，分别被判处5～10年徒刑。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判刑以后，联共（布）中央又给各地党组织下达了一封密信，题为《关于同基洛夫同志被凶残杀害相关事件的后果》。密信马上断定，谋杀是由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卷入的一个阴谋，号召在党内追究一切与托、季有牵连的人员及其同情者。经过对季、加步步审讯逼供，到1935年以后，所有反对派参加者都被指控参与恐怖活动或同该活动有染。

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斯大林在一封信中指出，在党的历史上还存在过其他各种反党集团，他列举了“托洛茨基派”、“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右倾派”和“左右杂俎派”。并且指示，所有这些派别都应该是追查的对象。于是，各地方组织便把怀疑的目标对准了所有在各个不同时期反对过斯大林领导并发表过不同意见的共产党员。

在有关基洛夫被杀的官方说词中，仿佛谋杀是由一个持假党证的人潜入基洛夫办公地点所进行的一次行凶。于是在斯大林的倡议下，便掀起了一场检查党证运动。

这场运动始于1935年5月，迄于同年12月。 形式上是一项检查党证及其登录卡片真伪的工作，实际上是以审查党员、换发党证为中心，伴之以逮捕的清党运动。运动由以叶若夫为首的中央干部总管理局领导，并由内务部协同行动。一些党员经审查被开除出党后，接着就被逮捕。1935年12月，中央领导对叶若夫有关运动结果的总结表示不满，又延长了运动期限。运动的结果，审查了81％的党员。其中9％被开除出党。（注：〔俄〕B.п.德米特连柯主编：《20世纪俄罗斯史》，第379页。）中央预计驱逐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的计划没有完成，因为只有被开除党员总数的3％属于这个集团。这表明，实际存在的托、 季分子并不像中央估计的那样多，但中央领导认为，这是因为各地方党组织中有人故意作梗，在抵制中央方针的贯彻执行。

检查党证运动除收集了大量诋毁党员的档案材料外，肃反人员又将被开除者逐一登记造册，立案侦查，其中许多人被以各种借口逮捕。据叶若夫向中央全会的报告，依据不完全资料，到1935年12月1日，与被开除党籍相关而遭到逮捕的有15218人， 揭发出了上百个“敌对组织和集团”；（注：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使用中心档案馆：第17 库， 第120卷宗，第177分卷，第22页。）在检查党证过程中没收党证几乎达25万张。（注：〔苏〕奥?赫列弗纽克：《政治局——30年代的政权机制》，第148页。）这样，通过这次运动， 安全机关就在手里实际上掌握了各个不同的时期在各种问题上对“总路线”有所异议的所有党员的材料：这些党员的材料和“帽子”被安全机关拿在手里，何时扣上只是时机问题了。同时，中央领导在运动中也掌握了各地组织及其领导人对其方针的各种态度。这就为日后开展的“大清洗”作了全面的准备和铺垫。

除前述“十二月一日法令”外，1935年3 月通过了一项惩治叛国分子家属的法令，4月颁布了准许判处12岁以上儿童刑事罪的指令，6 月9日，又通过了对任何叛逃国外的苏联公民判处死刑的法令，而对任何知情不报者则处以监禁。这样，通过收集有关各类具有潜在反对派情绪的材料（主要是被开除党籍者），通过侦查各地党政领导人对中央采取消极抵制或具有抗上情绪的情况，通过强化政治案件的律条，加上1935年秋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以后工矿企业事故连续不断，追究“破坏分子”、“怠工行为”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而这时国际局势的紧张又使苏联领导人越发对联合民主国家，制止法西斯侵略的可能性打上问号——所有这些情况，就使苏联最高领导人最后作出了迈向“大清洗”的决策。

“大清洗”运动的进程

1936年7月29日， 中央书记处向各地组织下达了联共（布）中央《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集团恐怖活动》的密信，以此揭开了“大清洗”运动的序幕。密信以通过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为根据，列述了托、季直接勾结，实施恐怖活动的“事实”，在审判前已经把他们“罪行”的结论昭告全党。接着，在1936年8月19～24 日进行的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对“托——季反苏联合中心”案的审判，只是个过场和形式而已。这个案件由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审理，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16人交付审判。所有被告都承认不仅是信念上，而且行动上同身处国外的托洛茨基有联系，并参加了对基洛夫的谋杀，还阴谋杀害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他们还供认，其他前反对派成员——布哈林、托姆斯基、李可夫、拉狄克、皮达可夫、索柯里尼可夫和谢列布里亚柯夫等，都参加了反革命阴谋。24日，所有被告被判死刑，并立即执行枪决。

如果说上述联共（布）中央的密信是在党内对“大清洗”所做的一次动员的话，那么，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则是对苏联全社会所做的一次大动员。这次审判确认了托、季阴谋存在的事实，而从这一点又成了舆论动员的出发点。在这次公开审判期间或其后，全国上下举行了成千上万的各种群众集会，一齐声讨托——季阴谋，并作出决议，誓同“阴谋分子”斗争到底。这对造成既成事实，发动舆论、动员社会，起了巨大作用。

但是，以雅戈达为首的内务部清楚地知道，非但把托——季反对派与杀害基洛夫联系起来是牵强附会的，而将这一谋杀案同“右倾”反对派挂起钩来，更是捕风捉影。因此，在雅戈达内务部方面，力图限制这次审判的政治后果。他们把这一与党的干部根本不相干的“暴徒谋杀”，归结为一场普普通通的恐怖事件。在他们看来，审判举行了，案犯惩治了，代表一个不大的托——季集团的敌人已被揭露，事情就算完结，不能再让事态进一步扩大。但在“托——季反苏联合中心”案的审理过程中已在干扰内务部工作的叶若夫，却力图扩大被告 范围，对那些被怀疑抵制中央指令的党内干部和经济管理人员施行打击。斯大林在以雅戈达内务部为一方，以叶若夫为另一方的这场争执中，明确地站在后者一边。

恰在这期间，在1936年9月23日，克麦罗沃矿区连续发生爆炸。正在索契休养的斯大林和日丹诺夫，借机于9月25 日给莫斯科发回一封联名电报，电文说：“我们认为，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部人民委员之职是绝对必要和紧急的事情。雅戈达明显不能胜任揭露托——季集团的任务。国家保卫局在这件事情上已经迟延了四年。”（注：〔苏〕《恢复名誉——30～50年代政治审判案》，第33页。）目前从现有档案中尚无法知道这个重大任免事项，经由政治局委员表决没有（注：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使用中心档案馆，第17库，第63卷宗，第1123分卷， 第146～147页。）， 但由在莫斯科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卡冈诺维奇立即形成文件，于9月30日完成，则是一清二楚的。

对叶若夫这一任命，进一步为“大清洗”提供了组织保证。此前，在政治局有重要份量的奥尔忠尼启泽，因和卡冈诺维奇保持着友谊关系，并在某种程度上同雅戈达的内务部有着某种默契，因而阻滞了大规模的清洗。但9月底对叶若夫的任命，打破了这种平衡。（注：〔英〕E.A.里斯：《斯大林主义与苏联的铁路运输（1928～1941）， 伦敦、 纽约1995年俄文版，第147、148、150、158、15 大清洗的根本目的，是要消灭党内反对派和潜在对手，维护斯大林的政治统治地位，制造个人崇拜。 193412月1日下午4时许，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中央书记兼列勒州委谢·米·基在莫斯科斯莫尔尼宫的走廊里被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成员尼古拉耶夫开枪打死，基洛夫的被害激起了苏联人民的愤怒，同时也引发了一场被称为“大清洗”的大检举、大揭发、大逮捕和大处决的运动。 基洛夫被害后，苏联政府在12月22日发表侦察通报，认定凶手尼古拉耶夫是季诺维也夫政治反对派的地下政治恐怖组织“列宁格勒总部”成员，其最终目的是暗杀斯大林等高层领导人。侦察通报公布后不久，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10余人被逮捕并被判处5至10年徒刑，尼古拉耶夫也于当年底被枪决。1935年1月，斯大林以联共（布）中央名义在致全党的秘密信件中要求各地动员所有力量击溃敌对分子，“防止政治上的泰然自若和粗心大意”。此后，在莫斯科举行了三次引人注目的大审判：第一次在1936年8月，被审判的是所谓“列宁格勒总部”阴谋集团，季诺维也夫等16人被枪决；第二次在1937年1月，被审判的是所谓反革命组织“平行总部”，皮达可夫、拉狄克等17人被枪决；第三次在1938年3月，被审判的是所谓“右派托洛茨基集团”，布哈林、李可夫等21人被枪决。另外，1937年6月，还审判了一批著名的红军将领（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列维奇等8人），罪名是参加“反苏托洛茨基军事组织”。 基洛夫、季诺维也夫、皮达可夫、布哈林何许人也？听我慢慢给你道来！ 基洛夫比斯大林小7岁，遇刺前是列宁格勒第一书记。这位18岁就加入布尔什维克的杰出演说家和政治家，凭着自己的才华和良好的品质，在30年代初，他的威信和人们对他的尊敬达到了顶峰。在苏共第16次代表大会，基洛夫被选进党的最高领导机构，集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成员于一身，而以前只有斯大林一个人做到过。来自各地的代表出自内心的激情，自发地向基洛夫发出经久不息的暴风雨般的掌声。基洛夫的发言虽然被安排在最后，但当基洛夫发言时，代表们却全体起立，站着向他鼓掌。基洛夫成了全党的宠儿，成为威望仅次于斯大林的领袖人物，人们甚至称他是列宁唯一的忠实继承者。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都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早期领导人，曾长期在列宁领导下工作，是列宁的得力助手和亲密战友。列宁逝世后，他们与斯大林一起主持党和国家的工作。不久，他们与斯大林为首的党内多数派在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新经济政策、无产阶级国家的蜕化危险、中国革命等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成为斯大林的反对派。 皮达可夫，14岁投身革命，曾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基辅委员会主席。十月革命后任国家银行总委员（董事长）。国内战争时期，他是杰出的红军组织者和指挥员。皮达可夫的杰出才能表现在经济建设方面，曾出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是工业生产指挥的灵魂。列宁临终前口述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仅提到6位党内最著名的领导人，其中就有皮达可夫，当时他才32岁。他在20年代中期曾积极参加反对斯大林冒进路线的活动。 布哈林是新经济政策的理论阐述者和贯彻者之一，一度成为斯大林的左右手。可是，自斯大林等人在1928年前后提出了关于国家工业化、农业全盘集体化、阶级关系变动、阶级斗争尖锐化等一系列新理论并采取一系列新政策以后，围绕着如何实现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问题，展开了两种不同意见的争论。一种意见是以斯大林为首；另一种意见以布哈林为首。被枪决前他是《消息报》的主编。 实际上，大清洗的根本目的，是要消灭党内反对派和潜在对手，维护斯大林的政治统治地位，制造个人崇拜。30年代中期的苏联，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反对斯大林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苏联。 尽管基洛夫的威信已经使他的遇害能够让人群头脑升温，但斯大林还是要亲自审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以最后确定能否进行公开审判。斯大林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负责刺杀基洛夫的具体组织者，列宁格勒内务分局副局长扎波罗热次露了馅，他为了让凶手——一个普通的无业游民尼古拉耶夫尽快作出有用的“坦白”，他亲自对其进行审理，没想到穿上军装的他，却被尼古拉耶夫一眼认出，正是面前的这个人，在行刺前两个月，由他的朋友介绍与自己认识，而正是在这个“朋友”的怂恿下，自己才杀害了素不相识的基洛夫。这怎能让一代领袖斯大林放心呢？尼古拉耶夫毕竟是一介草民，在斯大林的直接过问下，他的工作很快做通了。 尽管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也非等闲之辈，但他们对生命的渴望，以及对斯大林抱有幻想，当斯大林答应保留他们生命时，他们开始诬蔑自己了。然而，他们太天真了，此时的斯大林需要的是正式的胜利，使过去的对手屈服直至精神上彻底崩溃，他需要的是复仇，并且静观猎物在他复仇的火焰中挣扎，最终从肉体上将他们消灭。就这样，斯大林在“大清洗”中屡屡得手，出现了法学界从没有过的被告和原告非常成功的“合作”。 列宁在临终前对斯大林的评价是这样的：“他是一个粗暴的人。”但是，列宁的威信使得在列宁时代的斯大林在个性方面十分的收敛，他的偏执、任性、独断和猜疑，列宁也是无法预见的！ 当然，在“大清洗”中被害的，绝不仅止于过去的反对派或同反对派有牵连的人。那些对“大清洗”表示怀疑、不愿积极跟着跑的许多干部，敢于坚持原则、不愿人云亦云的许多党员也都遭了殃。而别有用心的人诽谤、有野心的人泄私报复、剪除比自己强的竞争者，以及奸佞小人陷害忠良、仗势欺人的种种罪恶行径，更是层出不穷。加之一人遭殃，祸及九族，这样被镇压的人数自然越来越多。在斯大林执政期间，大约有1500万人蒙受不白之冤。 其结果，许多老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列宁的战友被从肉体上消灭。列宁参加的最后一次党代会（11大，1922年召开）选出的26名中央委员中有17人在大清洗中被处决、暗杀和流放。据统计，从1919年到1935年，联共（布）中央先后选出的31名政治局委员中，有20人死于党内斗争。被称为胜利者大会的苏共第17次代表大会（1937年举行）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83名被逮捕和枪毙，出席这次大会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名被逮捕，其中许多人随后被杀掉。 30年代末，也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斯大林对军队干部的清洗更是惊人。据统计：5个元帅中3个被杀，5个一级集团军司令员中3个被杀，10个二级集团军司令员全部被杀，57个军长中50个被杀，186个师长中154个被杀，16个一级和二级集团军政治委员全部被杀，28个军政委中25个被杀，64个师政委中58个被杀。这样惨重的损失对军队造成的创伤是不言而喻的。这个苦果造成苏军二战初期缺少足够数量的有实战经验的杰出指挥员，面对德军的突然进攻，群龙无首，手足无措。 大清洗中，苏联全国上下弥漫着一片恐怖气氛，党内外人人自危，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等人有鉴于此向斯大林提出停止清洗运动。由于大清洗的目的已基本达到，斯大林于1938年7月下令撤销内务人民委员会叶若夫的职务，由贝利亚接任以中止大清洗。1940年4月1日愚人节这一天，叶若夫以“毫无根据地镇压苏联人民罪”被处决，一场震惊世界的政治大清洗终于在处决替罪羊的枪声中逐渐平息下来了。 茨基是反面教员，我们要吸取教训

“大清洗”运动的基本原因

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不是偶然发生其发生、发展的基本原因都潜藏在社会积淀起来的重大矛盾中。如果不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仅从偶然事件进行考察，是不能理解其深刻原因的。对于“大清洗”运动，也应该这样来加以认识。正是基于这一观点，我们从分析大量资料中得出结论，“大清洗”的基本原因是： 排除异己，卸磨杀驴，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像建国以后就大封功臣，然后功劳大的大多数都会“造反”的，然后皇帝就“平乱”像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都算讲究的了。个人认为。希望采纳。。 大（俄语：Большая стка，英语：Great Purge）是指十世纪三十年代，苏联爆发的政治镇压和迫害运动。它包括对苏联共产党内部的清洗以及对无辜人员的迫害，这段时期典型的现象包括无处不在的政治审查、到处都存在的怀疑间谍破坏、做秀公审、关押和死刑。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这样评价，我们所有人都应当记住这一历史悲剧，但不是悲剧本身。之所以需要纪念，是因为我们应该清楚，为了国家发展和进步，选择更有效的道路需要政治上的争论，需要大辩论，需要交换意见和斗争，但所有这些都应该是建设性的，而非具有破坏性的。

大清洗是爆发的一场主要针对原苏共高级领导人的政治镇压和迫害运动，一般认为其最终目的在于巩固斯大林的权威。 由于个人崇拜风气的盛行，斯大林的一些错误观点和作法对苏联社会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消极影响，导致苏联开展的肃反运动出现了扩大化的情况，大批无辜的党、政、军优秀领导人和著名知识分子，以至普通干部和群众被加以各种罪名，遭到了“清洗”，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遭到粗暴的破坏和践踏。肃反扩大化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影响也非常深远。它是斯大林体制造成的严重后果之一，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科学文化资源和各级干部资源。

1934年12月1日，列宁格勒州委书记谢尔盖·基洛夫遇刺身亡。斯大林对此大做文章，从1936年到1938年在莫斯科进行了对部分原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三次公审。被告人被控与西方国家阴谋刺杀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解体苏联以及设立资本主义社会。然而这些审判不是按照当时苏联法律进行的，使用的是秘密警察三人审判团。秘密警察以刑讯逼供和被告人家庭成员的手段，迫使被告人认罪。

第一次公审是1936年8月针对所谓的“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恐怖中心”等16名被告人的审判，其中格里格利·季诺维耶夫和列夫·加米涅夫是苏共重要的前领导，16人全部被判有罪处死。

第二次公审是1937年1月，被告17人中包括卡尔·拉狄克等。13人被枪毙，其余被关入劳改营，这些人很快死于营中。

第三次公审是1938年3月针对所谓的“托洛茨基和右派集团”，其中包括原共产国际主席尼古拉·布哈林、原总理阿列克塞·李克夫、克里斯蒂安·见赖可夫斯基和原秘密警察首领雅戈达本人。所有重要被告人被处死。

此外，于1937年6月还在一个军事法庭上对一批苏联红军将军进行了一次秘密审判，被告人中包括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

在1917年十月革命时期中的六位政治局成员中，除斯大林本人外，其他五人中四人被处死，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后流亡墨西哥，于1940年被苏联间谍谋杀。

从十月革命到1924年列宁逝世期间被选入政治局的七人中四人被处死，米哈伊尔·汤姆斯基自杀，莫洛托夫和加里宁幸存。从1934年参加第17届共产党代表大会的1966名代表中1108人被捕，几乎所有这些人死于狱中。

1938年11月17日苏联行政委员会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共同发表了《关于关押、检举审问和考问的法令》，此后秘密警察发布的命令取消了大多数秘密警察大规模活动，放弃了死刑的应用。大清洗至此结束。

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上台，开始揭露大清洗的真相。1956年2月在第20次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做了一个秘密报告（一个月后这个报告被发表），称大清洗是斯大林“滥用权利”，为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破坏。

在同一报告中赫鲁晓夫承认许多受害者是无辜的，他们的认罪基于受拷打后获得的假认罪。

从1954年开始一些被害者被平反，被判有罪的红军将军于1957年被平反，其他许多其他低级的被害者和一些前政治局成员被平反。但是在莫斯科公审中被判的布哈林等人直到1988年才被平反。

在苏共第20次党代会前苏联内政部的统计数目，仅在1937年至1938年一年中，斯大林本人就签署了681692人的处决命令。但是被害人的总数至今为止不明，按照不同的统计、以及按照对时间范围的定义的不同和是否包括在古拉格中或在强迫迁徙中死亡的人的定义的不同这些统计数据非常不一致。

在苏联“镇压”这个词被官方用来表示对被认为是反革命分子或者人民公敌的人的迫害。大清洗的目的之一是将反对分子清除出共产党，一般认为其最终目的在于巩固斯大林的权威。与此同时在社会上进行了一系列针对被认为是或者被指责为是出于落后或者秘密政治目的反对苏联国家以及共产党政策的人群的迫害运动。

官方将一系列清洗解释为消灭潜在的破坏分子和间谍，其背景是当时苏联预期的与德国之间的战争。公众目光主要集中在对共产党领导阶层本身、政府官员和苏联红军领导人的清洗。大多数这些人是党员。

但是这场运动也涉及到社会中的其他许多人：知识分子、农民（尤其是所谓的“富农”）和专业人员。一系列苏联秘密警察和国外情报机构（NKVD）的行动涉及到多个被指责为“第五纵队”的少数民族。

据赫鲁晓夫在他的1956年秘密报告《个人崇拜和其后果》以及许多后来的研究证明许多这些指责，包括在莫斯科公审中提供的证据，都是被迫供认的，或者是对俄罗斯苏维埃加盟共和国的刑法第58条（反革命罪行）的过分扩展的理解的基础上得出的。这些审判不是按照当时苏联法律的规则进行的，当时的合法法庭在这些审判中全部被秘密警察三人审判团代替。

上百万人死于大清洗，上十万被枪毙，上百万人被迫迁居。许多人被关押、拷打或者送入劳改营和古拉格。由于饥饿、疾病、恶劣的环境条件和沉重的劳工许多人死在劳改营中。大清洗是在根里克·雅戈达（Genrikh Yagoda）任秘密警察长官时开始的，但是其顶峰则在1936年9月到1938年8月之间，当时的秘密警察首脑是尼古拉·耶卓夫（Nikolai Yezhov），这段时间有时也被称为“耶卓夫时期”（Yezhovshchina）。但是整个大清洗是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政治局领导的，有些命令甚至直接由政治局发布的。

比如1937年政治局发布命令对被告人施加“身体压力”，这个命令在实践中被翻译为拷打和非法谋杀。大清洗结束时耶卓夫被解除职务、以间谍罪（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和背叛罪被告、受审、被判和被枪决。 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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