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十分,诸葛亮的《诫子书》翻译

是立德。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孔颖达 疏：“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圣德立于上代，惠泽被于无穷。” 

三国·魏·李康《运命论》：“若夫立德必须贵乎，则 幽、厉之为天子，不如仲尼之为陪臣也。” 清钱谦益《户科给事中孔吉授徵仕郎》：“夫给事中在帝左右，古多用履素立德者为之。”

扩展资料：

道德是发展先进文化，构成人类文明，特别是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我们通常讲的道德是指人们行为应遵循的原则和标准。道德的定义可以概括为：对身边的人充满善意，对社会有所贡献。

道德是以善恶为标准，调节人们之间和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道德总是扬善抑恶的。道德与法律不同，它是依据社会舆论、传统文化和生活习惯来判断一个人的品质，主要依靠人们自觉的内心观念来维持。

道德一词由来已久。早在两千多年以前，我国古代的著作中就出现了“道德”这个词语。“道”表示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则；“德”表示对“道”认识之后，按照它的规则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当。

从中国儒家的创始人，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开始，千百年来．人们就一直重视道德问题。品德是多方面的，良好的品德包括：“爱心”、“尊敬”、“言谈举止”、“团结友爱”等。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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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更多关于文化十分的问答

立德

中华民族精神的传统，现在对修养和道德教化的重视上。

中国传统文化十分强调道德修养和道德教化，将“立德”置于“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之首，重视人的道德品质的养成国古人认为，“白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认为教化的目的是“明人伦”，是培养有道德的人。古代思想家们不仅对道德修养和道德教化理论进行了系统论述，而且提出了行之有效的具体方法，如“改过”、“慎独”、“重行”、“内省”、“自讼”、“居敬”等修养方法，以及家庭教化、学校教化、乡里教化等教化方法。所有这些，无不表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人的精神世界的高度关注。

诫子书教学视频：七年级上册第15课《诫子书2》诸葛亮

从殷商时期奴隶会的鼎盛期中，我们没有看到过多关于人学思想的描述，的是关上帝”、“帝”、“天”或“皇天”的讨论。但历史进入到西周时期，以周公旦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已经从殷商灭亡的经验教训中得出了民心之向背、民众力量之强弱是政权能否长期存在的关键，重人事、重民事的思想已经给后世的思想家、政治家从中发现人的力量、以及重新思考天与人之间的各种问题留下了广阔的思维空间，伴随着春秋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不断发展，“以民为本”“以人为本”等人文主义思潮在春秋时期勃然兴起。

在这种人文主义思潮中，首先是各国的政治家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他们在借鉴总结上古时期的良好经验及夏、殷、周灭亡的教训的同时，充分认识到奴隶即“民”的重要力量，广大奴隶的取舍决定了贵族阶级的家族统治能否继续下去而不是被推翻，这种思想的出现，其目的并不是真正为了人民的利益着想，而是为了统治阶级的私人利益，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才不得不这样做。另外，在春秋时期，周王朝的衰落导致了对各诸侯国控制力的下降，各诸侯间征战不断，弱肉强食的“恶劣环境”使各诸侯国都认识到：人口的多少直接影响到国力的强弱，并最终决定本国的地盘能否长保以及是否有国破人亡的潜在危险。正是由于当时险恶的社会环境以及诸侯间政治斗争的需要，使得“民众”这个人学思想的早期观念首先得以在一些早期政治家、思想家的头脑中形成，既而又引起了政治家、思想家们的重视并最终形成了早期的人学思想枣“重人事、轻鬼神”的“民本”思想，我们以《左传》、《国语》这两部先秦时期的重要著作中的有关记载为例，对春秋时期逐渐兴起的人文主义思潮给予一些必要的思想分析和评述。

据《左传·鲁隐公十一年》记载，郑国内部发生了一次因抢立战功而射杀大将的事，一位名叫颖考叔的大将在攻城时被另一位大将射杀，于是发生了下面的一段故事：“郑伯使卒出猪，行出犬鸡，以诅射颖考叔者。君子曰：郑庄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无德政，又无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诅之，将何益矣？”这段话的大意是说，郑伯用鸡、狗、猪来祭神，以诅咒射杀颖叔考的人，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惩戒犯错误的人，可当时的思想家却认为，郑庄公这样做已经背离治理国家的大政方针了因为，因为出现这种邪恶的事情是由于既没有实施良好的政治修为，又没有权威的刑罚，仅仅用诅咒的方法又能解决什么问题？这表明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以拜神的方式来治理国家是没有实际效果的，只有通过加强国君的道德修养和政治修为，以刑罚的方法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才能够真正使国家得到治理。由此可见，当时的人们已经明确区分了“神鬼之事”和“人为之事”并在二者之间做出了选择，他们认为人事修为上的作用对于巩固政权来说更为关键，在这里“神鬼”在人们头脑中的地位已经受到了挑战。如果说此时的观念还没有明确化，那么下面这一事例所反映的事实便已经有所发展了。《左传·鲁桓公六年》记载，楚成王准备侵略随国，先以弱鹭引诱随军来攻，随侯轻信准备发起攻击，这时随国的贤臣季梁说了下面一段话劝阻随候，他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而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亲兄弟之国，庶免于难”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发现季梁认为百姓民众是“神”的主导因素，所以古代有作为的国君首先关注民众的生活，然后才考虑鬼神之事，只有人民生活有了保障，祭祀鬼神才能降福给国家，现在人民的心还没能得到统一，百姓的生活还得不到保障，所以神没有降福给我们国家，国君一个人拥有的东西再多又有什么用呢？如果国君能够勤修政治，先使民众的生活好了，同时又与邻国搞好外交关系，或许可以免除这场灾难。随候接纳了季梁的建议没有进攻楚军。我们可以设想，在当时刚从“重巫”、“敬神”的殷商遗风中有所觉醒的人们能够提出“民为神之主”的口号是多么可贵的一件事，季梁的“民先神后”的观念是对以往“神为民之主”观念的重大突破，民众的生存状况与精神价值已经成为统治者在处理任何问题时必须首先考虑的事情，而且是诸侯间决定胜负成败的主要原因。这样一来，由政治家推动的“民本”观念在斗争中得到了提炼与深化。此时虽然还没有直接否定“神”的存在，但对于国家强盛不依“神鬼意志”为主导而是因民众的向背为主导的立场却成为一时之盛。这种重视民众的生产生活、重视增强国力、重视展开积极外交活动，建立良好的“社会环境”的治理国家的方式，已经能很好地体现出“重人事”的思想特点。类似的论述我们在《左传·鲁僖公十九年》中同样可以看到，宋襄公为了笼络人心，准备杀了曾经侵犯过宋国的曾子来祭祀目隹之社，这时宋国的司马子鱼劝说道：“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食之？”就是说，祭祀本来是为了民众的生产生活，只有“民众”是这种活动的主导，如果用人来祭祀，那么谁还敢享用呢？这一个反问恰好说明人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已经有了很大提高，作为群体的“民众”也已经反客为主，好象成了“神”的主人了，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儒家“人学”思想确立之前的一些理论特点：在神人关系系统中，“神”的影响自始至终都存在着，“人”在不断的与神的斗争与挑战中，逐渐争得了一席之地，并逐渐取得主动地位。这种理论特点是普遍存在的，无论是在西方“人学”思想的发展历程中，还是在中国“人学”思想的产生过程中，我们都看到了“神人”或“人神”交织在一起的思想特点。人类只有经历了“思想阵痛”的过程，才能把自己从至高无上的“神”的藩篱中“剥离”出来，才能超越“神”的束缚从而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人”。这时新型意义上的天人关系出现了，《国语》中记载，春秋时有一年，郑国的邻国宋、卫、陈都相继发生了火灾，整个郑国的人都有点人心惶惶，这时主管祭祀的官员计划用宝物来祭灶以求免除灾难，但郑国的大夫子产却不同意这样做，他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子产认为，天地的运行自有其恒常的规律，而人间的事物却容易被人们观察把握，子产已经明确地指出了“天道”和“人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互不干涉，它们各自有其运行的范围和特点。“天道”的发展变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没有人能够正确地认识和预测它的未来；“人道”是我们自己活动的结果，我们可以从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把握和认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所以，只有充分地了解“人道”变化的特点并在实践中运用这一特点，才能使国家得到良好有序的发展。此时祭祀的仪式已经变成一种可有可无的活动，这种观念为“民本”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提供了较为明确的理论根基。“天道”已经分离出来，“人道”逐步占据了更为重要的地位，受到人们更多的重视。在《左传》的其他篇章中对这一问题也有更进一步的阐述。鲁哀公元年，吴国入侵楚地，吴王派人召见陈国的陈怀公，陈怀公有点害怕，不知道是福是祸，这时陈国的大臣逢滑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臣闻国之兴也以福，其亡也以祸……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这段话明确表明了国家的兴亡主要取决于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百姓民众，如果把民众看作有病的人一样，爱护、关怀他们，而不要经常打扰他们，这就是国家的福分，国家就有了兴盛的保证；反之，如果把民众当做田地里的野草一样，任意驱赶、奴役他们，这就是国家的祸患，灭亡的日子也就为期不远了。逢滑以“民众”的生产生活状况的好坏作为国家兴亡的决定因素，把“民”视为国家的根本所在。这种较为明确的表述进一步使“民本”思想清晰化、政治化，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天人关系”的分化在这一时期已经基本完成，“民”不仅已从“神”的阴影中分化了出来，而且在当时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重要对象。这相对于殷周时期“言国兴也必称帝命”、“国亡也定谓天降祸福”、“皇天假手与我以取暴君之国”的理论特点来说是个极大的进步。当时的政治家、思想家形成的“民为国之本”的思想，一方面是统治阶级政治生活的需要，是在政治斗争的实践中发展和提炼出来的；另一方面也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思想文化的推动的必然结果。

从以上“以民为本”思想、“重人事、 轻鬼神”思想的发展脉络来看，这一思想服务于政治、服务于现实的目的是很明显的，同时又是在不断的和“神”进行斗争中得到发展的。这是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西方“人学”和中国“人学”思想的发展都经历了这样一个缓慢的发展历程：即惟神鬼独尊枣民神共举枣天人相分枣重人事 、轻鬼神枣以民为本这样一个逻辑顺序，这一思想路径是“人学”思想中“人”产生的必由之路。虽然后来中国的思想家们把这一观念导入了“宗法制度”的构建中去，给人戴上了另一套封建精神枷锁，使人没能得到真正的解放和自由，但它对于中国儒家人学思想的形成却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对中国文化、思维模式、价值观念、文学艺术等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先秦儒家人学萌芽时期这种政治性、实用性的思想特点同样奠定了以后“人学”思想发展的基调。

二、天人相分思想的提出及以人为本思想的确立

春秋时期诸侯争霸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重要事件之一，它不仅促成了中国国家早期历史形态的早熟，极大地推动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形成有着不可替代的巨大历史作用。复杂多变的争霸局面使得多样化的思想有了生存发展的土壤，在意识形态领域带来了空前繁荣的“百家争鸣”局面。另一方面，战争的需要形成了人才的供不应求，“得人才者得天下”已是当时人们普遍的共识，“人道”的作用被提升到新的高度，从而为对“人”的关注提供了现实的思想环境。尽管此时的“人”已具有了一定的独立地位，但这并不是普遍意义上的社会人，而主要是指“贤人”即有德有才的思想家、政治家及经营管理人才等有专长的实用型人才。尽管这是当时社会思想的局限性，但在思想史上却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为广泛的“社会人”的产生作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天人相分”意为“天”、“人”此时从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在生产生活、思想观念中都已经指称不同的事物，人门的认识上升到了科学化阶段。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那样，“天”在殷周时期成为至高无上的“神”的代名词，当时的人们认为“天”是神通广大、无所不能、无所不包的万物的主宰，人通常总是受到“天”的支配和控制而丧失了主动性，上到国家兴亡、下到人的生老病死都掌握在“天”、“神”的手中。虽然我们也能看到“可怜的人”的影子，但不是“国家”、“暴君”或“民众”因得罪了“天”而受到惩罚，就是“君王”、“人”不能违抗天命而是要时时祭祀以求天赐福禄，总之，此时的“天”是自然现象与人观念中“神”的混合体。到了春秋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对“天”的看法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对于发生在自然界中的天文现象有了深入的观察，一些有学问的人对天文、地理的了解更具科学化，这样，“天”被看作人所生活的自然环境因科学的发展进入了人们的观念中。从历史文献中可以看到这一思想的特点。据《左传》记载，鲁僖公十六年宋国发生了两起自然现象，“陨石于宋五，陨星也；六鸷鸟退飞过宋都，风也。”这种天象引起了宋襄公的注意，恰好周内史叔兴聘于宋，宋襄公便问这种现象是吉是凶。叔兴碍于礼仪没有立即回答，可是退出后他对旁人说：“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大意是说，宋王提的问题不合适，陨星坠地、大鸟倒飞这些都是自然现象，并不是人间吉凶产生的根本原因，好事坏事的产生是人为的结果，跟自然界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叔兴的话表明了这样一种立场：“阴阳之事”是自然界的事，它有自己的发展特点，对人事不发生直接作用。君王只要关注人事，自然可以知道社会事物发展的特点，“吉凶之事”根源在“人”，这种重视事情发展的内部因素，区分“天象”与“人事”的差别的做法，目的正是要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这种差别首先表现在思想上的不同，一个“重鬼神”；一个“重人事”；一个把自己的命运交给鬼神；一个却由自己来掌握自己的命运。“天”、“神”、“鬼”现在不能任意主宰人的命运了，它们的地盘和影响大大缩小了，这可谓是“天人相分”思想的具体体现形式。

从另一段关于“三不朽”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更为详尽细致的描述。据《左传》记载，鲁襄公二十四年，鲁国大夫叔孙豹与晋国大夫范宣子进行了一次对话。范宣子问：“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叔孙豹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不朽。”这段引文是说范宣子请教古人所说的“死而不朽”指的是什么意思，叔孙豹回答说：最高的层次是“立德”，即具有高尚美好的操行，受到世人的尊敬与爱戴；其次是“立功”，即为了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发展建功立业；再次是“立言”，即在思想修养上追求真善美的境界，并给民众以积极的引导和教育，在思想的传播上有巨大作用。这三种行为虽经历较长时间而不废弃，所以称作“不朽”。在这里，能达到不朽程度的不是“神鬼”这些抽象的不可琢磨的东西，而是能给人类的发展带来具体实际效果的功劳、德行、思想，这种在人事立场上的讨论已经不多涉及到“鬼神”问题，虽然三皇五帝、列祖列宗的崇拜祭祀仍普遍存在于一般的政治生活中，但人们有时却可以在重要的问题上拒绝“鬼神”参与。这样看来，在“天”思想中自然界的运行被分离出去后，人们观念上的“神天”也在逐步分离，这对于当时的政治生活具有提高重人事的地位、提高综合国力的作用。“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学说的提出是对以往思想的重大突破，“三不朽”说对塑造儒家文化和培养民族气节，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不容忽视和低估。有关生与死、朽与不朽等问题的讨论，既是哲学上的范畴，又是伦理道德的范畴，它在人学史上首次提出了关于“个人修养”的标准问题，虽然刚开始就是一个较高层次的要求，不是一般人能所达到的，但毕竟关注到了个人的思想状况、关注到了“人”的发展状况，这在刚从“重神鬼文化”中解放出来的社会中难道不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吗？同时，这一论述还有着“无神论”的思想倾向，可以想象在远古时代、在殷商时期、在周初人们思想观念中的“不朽者”应该是“帝”、“上帝”、“天”、“皇天”、“神”、“鬼”等等，在“重鬼神、 轻人事”的年代，人的生老病死统统掌握在“天、神”的手中，何谈得上“不朽”？而此时叔孙豹却提出了“人”也可以“不朽”的理论，这对“神”也是一个巨大挑战。对“不朽”说的形而上概括，为“以人为本”的出现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为后世儒家人学思想中关于“圣人、君子”人格的确立起到了向导作用。

春秋中后期， 复杂的社会环境造就了政治的成熟，“天人相分”思想的成熟和发展通过思想家、政治家如文伯、管子、孙子、范蠡等人的努力终于得以完成。下面我们就此分别作出理论上的阐释。据《左传》记载，鲁昭公七年发生了一次日食，晋国的君王问大臣文伯是否会有什么灾难，晋王问：“诗谓‘彼日而食，于何不藏’者，”文伯对曰：“不善政之谓也。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谪于日月之灾。故政不可不慎也。务三而已：一曰择人，二曰因民，三曰从时。”这段引文意为《诗经》中的意思是说有日食是不施行“善”政的反应，国家没有良好的政治修为，原因在于没有使用好的方法，而国君却说这是天灾的表现，而不是他自己的过错。所以政治活动应该非常小心谨慎，简要地说主要有以下三点：首先是选择人才，其次是根据民众的实际状况，第三是把握合适的时机。文伯道出了一个“秘密”：君王假借天象欺骗民众的“把戏”，明确提出灾难是人的不合适的行为造成的，是人祸而不是“天灾”，这在另一个层面描述了“天人”之间的区别。而同时代的著名军事家孙子对此作出了更为明确的表达。孙子总结了以往的战争经验和当时的科学成果，对大自然的认识又更深入了一步，《孙子兵法》中有这样一段话：“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意思是说，有为的君王和成功的将领之所以能够一有行动就能取得胜利，成绩比一般人突出，原因就在于他们能够做到“知己知彼”，能够预先了解自己和敌人的情况。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从祈求鬼神、施行巫术中取得，也不能从外界事物运行的规律中取得，而必须从人事的角度去考察才能知道敌人的各种情况。战场的瞬息万变、人员的巨大伤亡等严酷现实使孙子认识到人才是战争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只有了解了敌人的动向作战才是有效的，而从鬼神、占筮中是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的。这种以“人”为战争胜利主导因素的思想取代了虚幻的“鬼神”主导论的论点，是春秋时期无神论思想在“天人相分”理论中的又一具体体现。对于“天”的理解，孙子还认为：“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这里的“天”已经具有现代科学的轮廓，主要是指自然界中各种事物运行变化的产物，丝毫没有了神的意思。“天”、“人”、“神”之间也有了明确的分界线，“神”在孙子那里，不再具有神秘的色彩，而是一种能力的体现，是灵活运用战争原则打赢战争的主观能动状态，是战争艺术的最高境界。“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从以上孙子对“天”、“神”的阐述来看，他比以往的类似观念又前进了一步，因为孙子的立论基础是建立在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基础上的，它不仅有哲学、军事科学上的重要意义，而且对先秦儒家人学思想的形成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管子》一书虽然还不能完全肯定是春秋时期齐国人管仲所作，但其中的许多论述则可以确认是管仲的思想，其中的许多观念对先秦人学思想的形成有重要的作用。比如管子说：“一树一获者麋也，一树一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这里管仲通过比喻的形式对人的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价。管子还说：“古之圣王也，所以取名广誉，厚功大业，显于天下不忘于后世，非得人者，未尝闻。故曰：人不可不务也。”管子认为上古有德之君王能够建功立业、死而不朽，是因为他们能够得到人们的爱戴和拥护，并且能够选拔任用有才能的“贤士”。所以说人才的选拔、培养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事情。又比如：“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这几句话是说要成就霸王的事业首先要重视人才，得人、用人的关系理顺了，国家就稳定强大；若不重视人才，国家就会陷入危险的境地， 这是“以人为本”思想的又一次明确集中的描述。这说明政治家的注意力已经在注意“民众”力量的同时更加关注“人才”的巨大作用，“人”尤其是“贤人”正在被引入独立发展的道路，首先是政治家的共同认识，继而是军事家、思想家的总结提高，在经历了漫长的心路历程后，真正“人”的发现与认识就要开始了，而“人学”大发展的时代也即将来临。

最后我们从《国语》中记载的三个相关事例来概括总结春秋时期“以人为本”思想的普遍性原则。《国语·晋语九》记载，晋国的大臣赵简子问于壮弛兹曰：“东方之士孰为愈（贤德）？”壮弛兹拜曰；“敢贺！”简子曰：“未应吾问，何贺？”对曰：“臣闻之：国之将兴也，君子自以为不足；其亡也，若有余。今主任晋国之政而问于小人，又求贤人，吾是以贺。”这段话是说晋国的主政大臣赵简子询问东方的士人谁最贤德，壮弛兹向他表示祝贺并解释说：“我听说过这样的话，国家将要兴盛的时候，君子自认为还不行；国家将衰亡的时候，人人觉得自己了不起。现在您主持晋国的国政，却问到像我这样的小人物，又寻求贤人，所以我向您祝贺。”由此看出“人”在当时社会所具有的自我价值以及贵族统治者已把关注的重心转移到“人”及“人事”方面，用贤人修德政是当时全社会大部分人有识之士普遍的共识。这种对“人”的重要性的普遍性认识为“人学”思想的产生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留下了广阔的思维空间。在《国语·楚语下》中还有类似的一段话：楚平王的儿子子西与谋臣子高讨论用人问题，子高曰：“诈谋之心，无所靖（平静，止息之意）也。（人）有一不义，犹败国家，今壹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难乎？吾闻国家将败，必用奸人。”子高的意思是说，品德败坏的人那颗狡诈阴险的心从来没有安静的时候。一个人有一点不道德的思想就会败坏国家，现在一个人一下子同时拥有这么多污行，如果受到重用，不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吗？我听说国家将要灭亡，一定是任用了这种奸诈小人。这里子高从反面论证了只有任用有品德有才能的人国家才能够兴旺发达，任用“奸人”就一定不会有好结果。子高的论点表明了人才的重要性，但更重视道德品德等个性修养方面的问题，这是儒家“人学”思想产生之前的必要铺垫，推广开来就为思考普遍意义上的“社会人”做了理论上的引导。

越国的范蠡从更科学的角度阐述了“天事”与“人事”的区别。《国语·越语》中记载了范蠡的这样一句话：“天时不作，弗为人客。随时以行，是谓守时。”他认为战争必须研究天道运行的规律，只有遵循这种规律来行动才能达到目的。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已经能适应天时的变化，这种主观能动性在战争中的运用是人解放的前奏曲。那么什么是“天”呢？范蠡又说：“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明者以为法，微者则是行。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嬴缩转化，天节固然。”天道本身既不说明什么，又不想达到什么目的，它就那么自然而然地存在，而日月却以它为法则，阴阳、日月的运行带来四季寒暑的变化，这就是“天”的一般特点。不仅如此，“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这是说“天”运行的法则始终如一、保持着必要的平衡。范蠡对“天”及“天道”的认识比孙子更明确化，进一步揭示了自然规律的一般特点，否定了唯心主义“天”决定一切的“唯天论”的天道观，确立了朴素唯物主义的“天道观”。在此基础上，范蠡还提出了“尽人事”的观点。从《国语·越语下》的记载可以看出这点，在他帮助越王勾践攻打吴国时，越王问范蠡曰：“吾与子谋吴，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遗种，其可乎？”对曰：“天应至矣，人事未尽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谷邪？吾与子言人事，子应我以天时；今天应至矣，子应我以人事，何也？”范蠡对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然后乃可以成功。”越王急于想去攻打吴国，可范蠡说天时不合适，过两年又说人事不恰当，越王就有点不高兴地问范蠡到底什么时候时机才成熟，范蠡说大王您千万不要见怪，人事一定要和天地相配合才能取得成功。后来越王听从他的计策终于打败了吴国，可见范蠡的方针政策是正确有效的。范蠡不仅注重认识“天”的发展变化，而且主张对于合适的自然条件要及时地加以利用，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利用“天时”主动出击，就能取得胜利。这种“知天道、 尽人事”的观点比春秋前期“重人事、 轻鬼神”的思想进步了很多，人不仅从鬼神的束缚中“独立”了出来，而且懂得了利用原来的“鬼神”即范蠡所指的“天道”为人的活动服务，这是真正的“反客为主”，是人发展历史上的重要阶段。同时，这一思想发展了“民本”和“以人为本”的思想，他把内因与外因、天道与人事、客观条件与主观条件结合起来，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大进步，不仅给予“有神论”的“天道观”以有力打击，而且在思想上超越了唯心主义的天命观，为后来荀子“人定胜天”思想的形成开辟了道路，同时也为儒家人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具有很重要的理论意义。 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化内核是最关键和最重要的，它直接形成的哲学值观，并在这种哲学与价值观的引导下确定企业的奋斗目标与经营理念及战略，它是一台导航仪，所有的行动围绕着它来运转。

②在七个层次的海尔文化中，最关键和最重要的是“海尔文化内核”是企业精神，“敬业报国，追求卓越，海尔真诚到永远，企业存在的目的是和社会融合到一体，推动社会进步．”在这个内核指引开展其余6种层次文化，如经营理念，企业形象，奋斗目标等无不围绕海尔文化内核而展开．

（两种说法都可以）

参考资料：http://bbs.xcdx.net/dispbbs.asp?boardID=25&ID=1210&page=4

一、因应民族文化心理，改造利用儒家文化

（一）儒家文化价值观的三个层次

1.注重群体价值、强化统一意识，“以和为贵”

“和”是孔子思想中占有终极地位的概念。孔子追求的社会乃是以“和”为特质，人与人之间相互配合协调，各守其位：“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各尽其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个人还要与社会和谐一致，这种和谐是指个人的思想、行为与社会思想、行为之间的交互作用和协调一致。

儒家认为，社会是人群组合而成的集合体，每个人只有在群体中才能生存、发展，群体高于个体，个体利益应服从集体利益。儒家文化十分注意处理和调整群体内部的人际关系，群体内部有不同的等级区别，每个人只有恪守分位，安分守已，各司其责，各得其所，才能维系群体的稳定和实现自身的价值。孔子主张君臣父子的等级隶属关系，孟子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把社会人际关系，分为五个层次，不同身份的人具有不同的义务，并且相应地有一整套严密的等级规范，以维护封建等级秩序。

儒家追求“和为贵”的理想，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和谐、家庭和睦、性情和顺、纠纷的和解与和好、协作中要和衷共济、国家之间要和平相处等等，是儒家文化“和为贵”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最高目标与追求。

2.主张人性本善、强调以仁为本，“仁者爱人”

儒家主张，人之初，性本善。“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纳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孔子贵仁”，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这已成为历来学者和思想家的共识。仁的含义是什么？仁的本质与基本内涵是“爱人”，孔子对子贡的解释是：“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爱人”是儒家仁学的本质内涵，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所谓“忠恕之道”是仁学的基本方法论；在实践层面上，孝悌之道是为仁的起点，人人为仁做君子，则天下太平、社会和谐。

“仁”的含义包括以下三个要素及要求：

①血缘基础

儒家学说的体系从“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家庭伦理开始，通过类比、比拟，逐层向外，推延到朋友之间、君臣之间的。

费孝通在分析中西社会结构差异时认为，西方社会是团体格局，“西洋的社会有些象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得清楚不会乱的。在社会，这些单位就是团体”。他将中国社会的结构命名为差序格局，“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不但亲属关系如此，地缘关系也是如此。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具有这种伸缩能力。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这是一种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伦理道德体系，本质上属于私德范畴。中国文化中常见的“家文化”、“家长专制”、“亲情文化”的根源即在于此。

②心理情感原则

李泽厚认为，孔子把传统礼制，直接归结为亲子之爱的生活情理，把礼的基础直接诉之于心理依靠。这就把“礼”以及“仪”从外在的规范约束解说成人心的内在要求。

因为建立在这种感情性的心理原则上，孔子的政治经济主张是既竭力维护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又坚决反对过分的、残暴的、赤裸裸的压迫与剥削。也就是所谓的“中庸”，也就是说，“仁的这一要素对个体提出了社会性的义务和要求，它把人（其当时的具体内容是氏族贵族）与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作为人性的本质和“仁”的重要标准。

③个体人格

“仁”的心理原则与血缘基础，必须落实在个体人格的塑造之上。儒家强调“修身”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孔子以身作则式地实践了对这种具有历史责任感的伟大人格的自觉追求。

3.强调道德修养，重视内向自律，“内圣外王”

在对待义与利的问题上，孔子主张义高于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做事要依义而行就是首先要看这件事是否合于道义，合于道义就做，否则不做，小人则唯利是图，贪得无厌，甚至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的去满足利欲。孟子则更明确地提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肯定精神生活的价值高于物质生活的价值，道德价值高于生命价值。

孔子仁学认为，道德乃人类之本性，决非身外之物，可有可无，倘若无道德自觉，道德信念，则人不成其为人。儒学相信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在儒家学者看来，就人与一般动物的根本区别来说是道德。道德应该是理想人格的最大价值。

儒家非常重视内向自律的修养方法，注重内向用功，律己甚严，儒家经典《大学》讲“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其根本是“修身”；《大学》云：“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体现了儒家所追求的“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儒家为了实现自己的“仁爱”理想和“经世”抱负，不惜牺牲自己的宝贵生命，孔子要求“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这种“不惑”、“不忧”、“不惧”是君子对邪恶的外在力量的一种抗拒，是理想人格的自我控制和自我选择。孟子也大力提倡“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人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儒家认为，通过道德修养才能获得群体和谐。就维护社会安定和群体关系来说，主要靠道德和刑罚，而二者相比，道德贵于刑罚，“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在儒家学说中，所谓道德修养，就是要按照礼的规范，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安其分；修身的目的是通过追求“内圣”人格达到“外王”，讲求个人修为，“修”（做人）是“为”（做事）的基础。具体途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二）以仁为本是儒家文化价值观的核心特征

梁漱溟认为，儒家文化是伦理本位主义。“个人对于集体、集体对于个人，互相以对方为重，是谓伦理本位主义。伦理本位云者，既非以个人为本位而轻集体，亦非以集体为本位而轻个人，而是在相互关系中彼此时时顾及对方，一反乎自我中心主义。此盖由人心通而不隔的自然情理。”

儒家文化价值观，是一个以仁为本的伦理体系，以仁为本，以礼为用，以和为贵。通过层层推演，达成和谐社会之目的。

（三）儒家文化的心理积淀与行为表现

中国文化一直以来没有建立西方式的法律体系。在社会生活与人际关系的调整过程中，受儒家文化浸染两千余年的中国人，始终在运用并依赖儒家文化价值观念。可以说，儒家价值观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文化基因，并被每一代人所传承。

1.社会文化心理积淀

儒家文化价值观并未随着社会制度的变化而消失，这种文化价值观已经影响了“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李泽厚）。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这种影响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①以和为贵

强调“和”的重要性，“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群体利益与和谐至上。

②仁的标准是判定社会行为的最终心理依据

因为强调“仁治”的正当性、必要性，人们把社会清明的希望放在圣人身上，造成中国文化具有较强“人治”而非“法治”的现象与特征。虽然这与现代社会追求法治的方向不符，但儒家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已经深入民族心理层面，这种价值观仍在一系列社会事件与民意中反复体现。感动广大民众的主要集中表现为官员、医生、教师等行业的英雄、模范的高尚人格，而非其职业操守、敬业精神，突出反映出“仁”的价值观在中国社会中极其深远的影响。

③社会互动中的“交互主义”心理原则

交互主义的含义，包括两个方面：

首先，“和”的达成，依赖于双方符合“礼”的互动。因为“仁”的价值观是儒学的核心与根本，得到广泛推崇，要求社会关系中强势一方的行为首先要符合“仁”的要求，然后才能要求弱势方的服从。

梁漱溟认为：“伦理社会所贵者，一言以蔽之：尊重对方。何谓好父亲？常以儿子为重的，就是好父亲。何谓好儿子？常以父亲为重的，就是好儿子”，“一切都是这样。所谓伦理者无他义，就是要人认清楚人生相互关系之理，而于彼此相互关系中，互以对方为重而已”。中国人常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就是这种交互主义心理的直接表现。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丝.本尼迪克特也认为：“在中国，忠孝是有条件的，忠孝之上还有更高的道德，那就是仁，父母必须具有仁”，“统治者如果不仁，人民可以揭竿而起，反对他。仁是忠义的先决条件”。所谓“礼”尚往来、“你不仁，别怪我不义”也是这种心理原则的形象说法。

其次，对社会互动双方的要求，不是外在、明确的行为规范，而是归结为基于伦理道德的心理体认，所以“交互主义”是一种社会交往与互动过程中的心理原则。

行为正确与否的判定依据不单在其中一方，而“仁”的要求是一种心理情感原则，并无明确外在规范、标准衡量，容易出现“公说公有理（礼），婆说婆有理（礼）”，社会行为的调整不是依据外在的法律、规章、岗位职责等进行，而是喜欢“讲讲理（礼）”。不良后果是推诿扯皮、责任不清等现象的广泛存在。

④基于羞耻文化心理的控制机制

儒家文化的价值观体系，建立在人人具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等四心的人性假设基础上。儒家认为社会关系与社会行为的调整应以道德自律为主要手段。通过教化与道德修养，使人们的行为符合仁的要求，自觉遵守礼的约束，可以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

这种高度重视道德自律的社会控制方式，有别于法家以严峻刑罚为特征的社会控制手段。为了实现社会控制与社会和谐，儒学高度重视两个方面。首先，高度重视教育的作用与必要性。在儒家的理论体系中，教育是启发人们“仁之端”的必要过程与手段，而且必须贯彻教育在先、惩罚在后的原则，“不教而诛谓之虐”，是儒家极力反对的。其次，个体要不断进行道德内省，追求至圣人格。“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鲁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认为，西方基督教文化是一种基于人们罪恶感心理的文化模式，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日本文化是基于羞耻感心理的文化。

在个人主义价值取向的西方罪感文化中，个体行为向上帝与法律负责，如行为失误，则受到法律制裁与负罪心理的压迫，但对行为不当的处罚就事论事。而在群体主义价值取向的羞耻文化中，个体必须高度重视自我修养，防止个人行为失当。有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儒家认为，仁是为人之本。违反社会规范要求的行为错误会被追究到个体心理与人格层面，因为违反了“仁”的要求，被社会判定、标记为“不会做人”、“简直不是人”，就失去了做人的资格，永远被社会所排斥，这种惩罚是对个体整个人格的否定，是一种极大的羞耻与更大的惩罚。儒家文化中这种基于羞耻心的自律机制，一直是中国社会进行社会控制的主导机制，并已深入到了国民的社会心理与人格结构层面之中，羞耻感成为中国人人格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维度。

2．组织管理中的具体表现与要求

①管理者要“仁”：爱人、节用；注重人格修养；能够推己及人；主动承担责任。

②被管理者要“忠”：各安其分、尽心尽职、服从领导、尊重上级。

③管理行为中的“交互主义”：在中国企业中，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即员工的努力程度与领导对下属的态度有直接关系，这是交互主义心理的直接表现。

（四）以仁为本，是OEC制度得以落实的基础

在海尔的斜坡球体论中，以OEC命名的基础管理是企业管理与企业发展的止动力。许多企业到海尔参观学习，希望借鉴OEC管理模式，但能够成功的很少。究其原因，这些企业只是单纯学习管理制度，没有认识到：OEC管理制度的成功必须建立在企业文化价值观的基础上。

海尔的OEC管理制度是企业现场管理与细节管理的成功典范，体现着源于西方的科学管理精髓。这种管理制度要求员工严格遵守制度、绝对服从管理。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按照社会互动的交互主义心理原则，员工对OEC制度的绝对遵守与贯彻，必须建立在管理方“以仁为本”的基础之上。

海尔的OEC管理制度不是独立的，与体现儒家“以仁为本”价值观的其他做法结合在一起，保证了单调、枯燥、严格的OEC管理制度得以贯彻、保持。

在海尔，体现“以仁为本”价值观的做法包括以下几个。

1．“范萍事件”与80/20法则

1995年7月12日,海尔洗衣机有限公司公布一则处理决定:质检员范萍由于责任心不强,造成选择开关插头插错和漏检,被罚款50元。海尔高层敏锐地意识到范萍漏检所揭示出的哲学命题:偶然当中蕴含着必然。范萍漏检是偶然的,但如果产品质量如美国GE产品那样过硬,这种偶然就不会发生。而“必然',是什么呢?答案是:管理漏洞!《海尔报》于1995年7月19日率先造势,点名提出:“范萍的上级应负什么责任?”此事引起全公司上下的巨大震动,大家纷纷发表评论,最后达成共识:企业要发展,关键在人才,而人的关键在于干部的水平与作风。什么是领导?“领导就必须承担领导责任”,承担领导责任不是口头说说、不关痛痒地自我批评一下了事,而是要动真格的,要有切肤之痛的感觉。此事件最后,分管质量的负责人自罚300元,并做出深刻的书面检查,由此也进一步奠定了海尔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原则:80/20原则(即企业里发生的任何一件过错,管理者都要承担80%的责任)；对于广大职工来说,对企业经营中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合作共利,连续不断等理念也有了一个既形象又本质的认识。

关键的少数制约次要的多数。管理人员占20%，是少数，也是关键的少数。管理要抓住关键的少数，也就抓住了系统，这样就能整个企业有效地运转。如何真正做到通过20%来管理80%呢？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在员工出现责任时，管理人员也要承担80%的责任。通过“株连”，使管理人员始终保持对下属的严密监控。

在《诠释海尔》电视片中，片中采访海尔集团时任常务副总裁杨绵绵，她是这样解释“工人出错，干部受罚”的。她说：“我和张总有意见不一致的时候，那么我就要听他的；同样，我和下级像柴永森吧，也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作为下级，在没有想通的时候，还是按照我的去做，出了错，上级要负责任，出了错误，如果不是我来承担责任的话，那他以后怎么照我做，我还老是推到他身上去，上推下卸，就叫不负责任；上面推他的领导，下面推他的下级，那他干什么了，他就等于没有。”

因为儒家文化中社会互动的交互主义，经常造成工作过程中的推诿、扯皮等现象。一般的处理方法是“各打50大板”。海尔的80/20原则，要求管理人员必须负领导责任、主要责任，不但要挨打，而且是被打80大板。由于海尔中层管理人员要承担较大的责任以及面临更多的不确定因素（由下属员工的过错所带来），因此，海尔的OEC严格管理不会遭到员工的抵制。

2.“三心换一心”与《排忧解难本》

张瑞敏喜欢引用的一句古语是：“上下同欲者胜。”企业领导人必须在琢磨人、关心人上下功夫。海尔讲究“三心换一心”：“解决疾苦要热心、批评错误要诚心、做思想工作要知心”，换来职工对企业的“铁心”。

热心

海尔有一个运转体系，专门帮助职工及时解决生活上的实际困难。公司组织了自救自助形式的救援队，员工人手一册《排忧解难本》，如有困难，只要填一张卡或打一个电话，排忧解难小组会随时派人解决。

诚心

10多年来，海尔的中层以上干部实行红、黄牌制度。在每个月的中层干部考评会上，都要评出绩效最好与最差的干部，最好的挂红牌（表扬），最差的挂黄牌（批评），并具体剖析情况，使受批评的干部清楚错在何处，明确努力方向。在海尔，人际关系是透明的，考核制度是公开的。

知心

知心体现在建立多种制度，了解员工心里想什么，希望企业做什么。

①每半年一次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让员工了解企业，充分发表意见，参与企业的民主管理、监督。涉及员工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要经过职代会讨论通过后方可实施。员工参加领导干部的考评，每次考评干部，工人在评委中所占比例不少于1/3。

②各种形式的恳谈会制度。集团规定各事业部每月举行两次恳谈会，各公司、分厂和车间的恳谈会随时召开。员工与领导，开诚布公，畅所欲言。

③“心桥工程”。利用《海尔人》开辟“心桥工程”栏目，通过该栏目反映不愿在公开场合说的话。

海尔的“三心换一心”与“排忧解难本”的理念与做法，具有突出的东方儒家文化价值观的特征，是家文化的典型体现。

3．羞耻文化与6S大脚印

“6S大脚印”是海尔在加强生产现场管理方面独创的一种方法。海尔生产车间，在开班前、班后会的地方，有两个大脚印，被称为“6S大脚印”。如果有谁违反了6S（整理、整顿、清扫、清洁、安全、素养）中的任意一条，下班开会的时候，就要站到大家面前的这两个脚印上，自我反省，负责人说明情况并教育批评。会议结束大家都散走后，站6S的人在得到负责人的允许后方可离开。这种基于羞耻文化心理的管理制度通过负激励，有效得规范了员工的行为。

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依赖于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双方的表现与素质，除了按照80/20法则抓干部素质之外，6S大脚印管理对规范员工的职业行为、提高员工素质，加强企业基础管理促进很大。这种管理方法之所以有效，就在于此制度建立在中国员工特有的文化心理之上。

二、密切关注社会变迁，创新发展核心理念

（一）人本主义价值观的起源与含义

在西文中，“人文精神”一词应该是humanism，通常译作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人道主义。人本主义，首先起源于古希腊智者学派，他们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观点，这是西方思想史上人文主义精神的最初体现。这些思想对后来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产生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14-16世纪，随着欧洲尤其是地中海沿岸的城市商业经济发展，商人阶级的经济势力开始发展壮大。但在商业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封建专制与神权制度的压迫与束缚。为反对封建及神权专制，宣传新兴商人与资产阶级价值主张，出现了文艺复兴运动，其实质是借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复兴阐述新兴资产阶级自己的主张，与其说是“复兴”，不如说是“创新”。是当时社会的新政治、新经济的反映，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在思想和文化领域里的反封建斗争。

文艺复兴在欧洲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人的发现的开始。与中世纪对比，文艺复兴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带来了一系列巨大的变化。最突出的变化是关于人价值观念的转变。在中世纪，理想的人应该是自卑、消极、无所作为的，人在世界上的意义不足称道。文艺复兴肯定了人的价值和创造力，提出人要获得解放，个性应该自由。重视人的价值，要求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及创造性潜力，反对消极的无所作为的人生态度，提倡积极冒险精神。重视现世生活，反对宗教禁欲主义。重视科学实验，反对先验论；强调运用人的理智，反对盲从；要求发展个性，反对禁锢人性；把人们从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资产阶级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创造近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否定了封建特权，宣扬平等观念。

自此开始，资产阶级追求平等、自由的要求先后通过法国思想启蒙运动和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被社会大众广泛接受。人是目的、人是中心、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思潮在西方社会逐渐随着资产阶级发展壮大而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马克思.韦伯认为，正是经过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伦理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和工商业的发展

从其来源可以看出，人本主义是伴随商品经济发展出现的一种社会思潮与价值观，强调自由、平等是人的“天赋权利”（卢梭）。西方人本主义后来演变为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含义是以个人为本位，个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是与集体主义对应的一种价值观，发展的极端表现为极端利己主义。

李泽厚先生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认为，中国儒家学说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就是一种原始人道主义。通过比较儒家价值与人本主义我们发现，前者要求在等级制结构中各负其责，尊卑有序；后者重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前者宣扬群体本位，后者宣扬个体本位；前者属于自然经济社会中的主流价值观，后者则是商品经济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在儒家学说中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人本主义价值观的因素。

（二）社会转型与人本主义理念的发展壮大

中国社会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进行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逐渐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杨学功在《略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观》一文中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一场带有根本性的社会变革。这场变革不仅要改变落后的、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管理体制等等制度层面，而且也必然要求、必然带来整个社会在价值观念、情感心态等文化心理层面的一系列变革和更新。

杨学功认为，转型时期价值观念变革的主要趋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社会秩序观念。中国的社会转型首先是社会结构秩序的转型，表现为中国社会正在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转型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从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异质的多样性社会转型，从伦理型社会向法治型社会转型，等等。与社会结构秩序转型相伴随的，是社会运行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等。2．主体意识。中国人的主体意识的变化表现为从“身份意识”向“契约意识”的运动。3．人生理想。中国人价值观念的变化体现在人生理想上，是从“君子”型的人生理想向“能人”和“真人”型人生理想转变。4．本位价值。中国传统的“权力本位”正在被“实力本位”的观念所取代。

伴随着改革的发展与深入，人们的法律权利意识、身份平等观念逐渐强化，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形成的服从、奉献、被动等观念被敢于冒险、积极主动、自我价值等具有鲜明人本主义的价值取向所取代。市场经济发展促进了人们个体意识的觉醒，包括个体的责任意识、奋斗意识、独立的思考精神、人格的平等。

（三）以人为本，是创新理念得以发扬的核心

1．“赛马不相马”的人才理念

开展公平、公正、公开竞争市场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有什么样的人才，就有什么样的事业，谁拥有最多的高素质人才，谁就可以在竞争中取胜。海尔的人力资源开发自一开始就是“人人是人才”，“先造人才再造名牌”，率先转变大多数企业干部处的职能，人力资源开发中心不是去研究培养谁、提拔谁，而是去研究如何去发挥人员潜能的政策和机制。海尔给员工搞了三种职业生涯设计：一种是专门对着管理人员的，一种是对专业人员的，一种是对工人的，每一种都有一个升迁的方向。

海尔总裁张瑞敏认为，企业领导者的主要任务不是去发现人才，而是去建立一个可以出人才的机制，并维持这个机制健康持久的运行。这种人才机制应该给每个人相同的竞争机会，把静态变为动态，把相马变为赛马，充分挖掘每个人的潜质，并且每个层次的人才都应接受监督，压力与动力并存，方能适应市场的需要。

海尔的用人理念可以用总裁张瑞敏的一句话来概括：赛马而不相马。在当代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越来越深化、各地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的今天，绝大多数企业在技术水平或经济实力上已不再具备唯我独尊的实力，他们的竞争对手?/ca> 诸葛诫子书》翻译及原文。

原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韬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冶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译文：

品德高尚、德才兼备的人，是依靠内心安静精力集中来修养身心的，是依靠俭朴的作风来培养品德的。不看清世俗的名利就不能明确自己的志向，不身心宁静就不能实现远大的理想。学习必须专心致志，增长才干必须刻苦学习。不努力学习就不能增长才智，不明确志向就不能在学习上获得成就。过度享乐和怠惰散漫就不能奋发向上，轻浮急躁就不能陶冶性情。

注释：

（1）夫（fú）：句首发语词，无实在的意义。 王洪喜书法作品《诫子书》

（2）君子：品德高尚的人。

（3）行：指操守、品德、品行。

（4）澹（dàn）泊：安静而不贪图功名利禄。内心恬淡，不慕名利。清心寡欲。

（5）明志：表明自己崇高的志向

（6）宁静：这里指安静，集中精神，不分散精力。

（7）致远：实现远大目标。

（8)广才：增长才干。

（9)淫(yín)慢：过度的享乐与松懈。慢：怠惰。

（10)励精：振奋精神。励：奋勉，振奋。

（11)险躁：暴躁、浮躁，与上文“宁静”相对而言。

（12)治性：治通冶，陶冶性情。

（13)驰：消失、逝去。

（14)日：时间。

（15)遂：于是，就。

（16)枯落：枯枝和落叶，此指枯叶一样飘零,形容人韶华逝去。

（17)多不接世：意思是对社会没有任何贡献。接世，接触社会，对社会有益。有“用世”的意思。

（18)穷庐：破房子。

（19)将复何及：又怎么来得及 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王守仁,号王阳明,明代正德年间名将,心学的创始人,无兵倾刻间平定安化王叛乱… 如果你是正在学习的中小学生，曾国潘功过相抵就可以没必要深究究反而乱了头绪，如果你已经成年，我跟你说说我的看法，他可算是一代能臣，可惜生不逢时。

曾国藩（1811--1872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从湖南双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以一介书生入京赴考，中进士留京师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37岁任礼部侍郎，官至二品。紧接着创见因母丧返乡，恰逢太平天国巨澜横扫湘湖大地，他因势在家乡拉起了一支特别的民团湘军，历尽艰辛为清王朝平定了天下，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死后被谥“文正”。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转而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曾国藩正是这一过渡时期的重心人物，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令人注目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作用于当时，而且一直延至今日。从而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毛泽东年青时，曾对曾国藩倾服备至，现藏韶山纪念馆的光绪年间版《曾国藩家书》中，数卷扉页上都有毛手书的“咏之珍藏”。他曾说：曾国藩建立的功业和文章思想都可以为后世取法。认为曾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孕群籍而抱方有”，是国学的入门书。曾国藩治军最重视精神教育，毛一生很注意这点。曾“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毛建立红军之初便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很大的争议在于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我们教育的历史很肯定农民起义，说起来也没错，但是农民起义的很多缺点却没有大篇幅的重点说明，一般只是一笔带过，说太平天国这个迷信色彩很重的起义，用西方的宗教作为手段，结果出了什么天父天兄的迷信闹剧，最终走向分裂，走上了自古以来农民起义不是被镇压就是被利用的老路。 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中华民族崇尚精神的优秀传统，也表对道德修养和道德教重视上。

中统文化十分强调道德修养和道德教化，将“立德”置于“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之首，重视人的道德品质的养成。中国古人认为，“白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认为教化的目的是“明人伦”，是培养有道德的人。古代思想家们不仅对道德修养和道德教化理论进行了系统论述，而且提出了行之有效的具体方法，如“改过”、“慎独”、“重行”、“内省”、“自讼”、“居敬”等修养方法，以及家庭教化、学校教化、乡里教化等教化方法。所有这些，无不表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人的精神世界的高度关注。 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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