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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理论片,巴赞提出的著名电影理论对于当今电视传播有何影响?

2020-10-18 02:44电影

简介他的理论很多,具体你可以买一本影是什么》看看。  给你摘抄一:  法国电影理论家巴赞的"段落镜头"理论 新现实主义电影的手法和美学主张,促使以后的电影理论界不论在电影的叙事手法,蒙太奇剪辑、摄影、表演 巴赞提出的著名电影理论对于当今电视传播有何...

  他的理论很多,具体你可以买一本影是什么》看看。

  给你摘抄一:

  法国电影理论家巴赞的"段落镜头"理论 新现实主义电影的手法和美学主张,促使以后的电影理论界不论在电影的叙事手法,蒙太奇剪辑、摄影、表演,以致在剧场景的结构上都出现新的论证和观点。最明显的是法国电影理论家巴赞的"段落镜头"理论(即长镜头理论,反对单镜头剪辑,而主张像一些新现实主义影片一样,更多以"段落"或一场戏作为一个剪辑单元。在他看来,只有这种剪辑方法,才更符合生活。

  “新浪潮”电影诞生于年1958年,该电影流派把巴赞推崇为自己的精神领袖。巴赞的理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

  巴赞在《摄影影象的本体论》中,提出了“摄影的美学特征在于它能揭示真实”的美学原理。他说:“……摄影机镜头摆脱了陈旧偏见,清除了我们的感觉蒙在客体上的精神锈斑,唯有这种冷眼旁观的镜头能够还世界以纯真的面貌,吸引我的注意,从而激起我的眷恋”。由此,巴赞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电影艺术所具有的原始的第一特征就是“纪实的特征”。它和任何艺术相比都更接近生活,更贴近现实。巴赞的“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被称作是“写实主义”的口号。

  在“新浪潮”的作品中,特昌弗的《胡作非为》直接实践了巴赞的理论,是一个很能说明巴赞理论的影片。《胡作非为》描写了一个12岁男孩安托纳,由于得不到家长和老师们的理解和关心,两次出逃,流落街头,后因行窃经受警察与心理学家的审问,被送进劳教营,后又逃跑出来奔向大海的过程。特吕弗打破了传统叙事手法,将影片的叙事语言始终保持在生活的渐近线上,形成了一种崭新的艺术风格。这部影片同时在国际影坛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和欢迎,为“新浪潮”的崛起打下了基础。

  二、场面调度的理论

  巴赞认为:“叙事的真实性是与感性的真实性针锋相对的,而感性的真实性是首先来自空间的真实”。蒙太奇理论的处理手法,是在“讲述事件”,这必然要对空间和时间进行大量的分割处理,从而破坏了感性的真实。相反,景深镜头永远是“纪录事件”,它“尊重感性的真实空间和时间”,要求“在一视同仁的空间同一性之中保存物体”。巴赞希望电影摄制者认识到电影画面本身所固有的原始力量,他认为,解释和阐明含义固然需要艺术技巧,但是通过不加修饰的画面来显示含义也是需要艺术技巧的。所有这些,构成了巴赞“场面调度”的理论,也有人称其为“景深镜头”理论或“长镜头”理论。巴赞提出的“场面调度理论,几乎在一切方面与蒙太奇理论相对立。蒙太奇出于讲故事的目的对时空进行分割处理,而场面调度追求的是不作人为解释的时空相对统一;蒙太奇的叙事性决定了导演在电影艺术中的自我表现,而场面调度的纪录性决定了导演的自我消除;蒙太奇理论强调画面之外的人工技巧,而场面调度强调画面固有的原始力量;蒙太奇表现的是事物的单含义,具有鲜明性和强制性,而场面调度表现的是事物的多含义,它有瞬间性与随意性;蒙太奇引导观众进行选择,而场面调度提示观众进行选择。

  巴赞的这个理论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特吕弗是巴赞的忠实弟子,他说:“没有正确的画面,正确的只有画面”。戈达尔说:“电影就是每秒钟24画格的真理”。他们的电影观念,同巴赞的场面调度的理论一脉相承。

  摄影影像的本体论(安德烈-巴赞)

  如果用精神分析法去分析造型艺术,就可以把涂防腐香料殓藏尸体看成是造型艺术产生的基本因素。精神分析法追溯绘画与雕刻的起源时,大概会找到木乃伊“情意结”(complexe)。古代埃及宗教宣扬以生抗死,它认为,肉体不腐则生命犹存。因此,这种宗教迎合了人类心理的基本要求-----与时间相抗衡。因为死亡无非是时间赢得了胜利。人为地把人体外形保存下来就意味着从时间长河中攫住生灵,使其永生。妥善保存死者骨肉的完整外形,这曾经是天经地义的事。一具用泡碱处理过的,干瘪的,呈褐色的木乃伊也就是古埃及的第一个雕像。但是金字塔或通道中的迷宫不足以防止墓穴被盗,还要采取另外的保险措施,以防万一。所以,在石棺附近,除了撒些小麦当作死者的食物外,还放上几尊陶制的小雕像,作为备用的木乃伊,死者身体一旦毁坏,这些雕像便可充当替身。从雕像艺术这种宗教起源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原始功能:复制外形以保存生命。显然,在史前洞穴中发现乱箭穿身的泥雕熊表现了同种心愿更积极的一个方面:泥熊等同于知兽的神化物,为的是祈求狩猎成功。

  当然,艺术与文明同时在演进,造型艺术也终于摆脱了这种巫术职能(路易十四就没有让后人把他的尸体涂上香料保存,只是请勒*布朗画了一幅肖像)。但是,降伏时间的渴望毕竟是难以抑制的,文明的进步只不过是把这种要求升华为合乎情理的想法罢了。我们不再相信模特儿与画像之间在本体论上有同一性,但是我们承认后者帮我们回忆起前者,因而使他不至于被遗忘。描形绘像的做法已经与人类本位说的实用主义无关。它涉及的不现是人生命延续的问题,而是更广泛的概念,即创造出一个符合现实原貌,而时间上独立自存的理想世界。倘若人们在我们对绘画的盲目赞叹中有没有看到用形式的永恒克服岁月流逝的原始需要,“绘画便实在太虚妄”了。如果说造型艺术不仅是它的美学史,而且应先是它的心理学历史,那么,这个历史基本上就是追求形似的历史,或者说是写实主义的发展史。

  从这种社会学观点看问题,照相术与电影的出现便自然而然地解释了现代绘画肇始于19世纪中叶的精神与技术的重大危机。

  安德烈*马尔罗在发表于(激情)杂志上的那篇文章中写道:“电影只是在造型艺术现实主义演进过程中最明显的表现,而现实主义的原理是随文艺复兴运动出现的,并且在巴罗克风格的绘画中得到了最极端的体现。”

  确实,世界绘画曾经实现了形式的象征主义与现实主义这间不同程度不同的平衡,但是,到了15世纪,西方绘画开始不再单纯注重用特有手段表现精神现实,而力求把对精神的表现和对于外部世界尽量逼真的描摹结合起来。毫无疑义,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就是透视画法的发明,这是第一个科学的初具机械特性的体系。透视法使画家有可能制造出三度空间的幻象,物像看上去能够与我们的直接感受相仿。

  从此,绘画便在两种追求之间徘徊:一种属于纯美学范畴--表现精神的实在,在那里,形式的象征含义超越了被描绘的原形;而另一种追求是仅仅用逼真的模拟品替代外部世界的心理愿望。这种追求幻象的要求一旦有所满足,便愈益强烈,以至于逐渐吞噬了造型艺术。然而,由于透视画法只解决了形似问题,并不能表现运动,因而那里的现实主义自然只能限于探讨如何把事物的瞬间表现得富于戏剧性,即通过某种心理上的第四维暗示出在苦于静止不动的巴罗克艺术中是蕴含着生命的。

  当然,伟大的画家总是把这两种倾向结合起来:他们既能把握现实,又将现实融于艺术形式中,使两种倾向主次分明。但是,我们看到的毕竟是本质迥异的两种现象,客观的评论应当善于将其区分,以便了解绘画艺术的演进。从16世纪以来,对现实幻象的追求不断从内部影响绘画。这是一种纯心理的需求,它本身并不属于美学范畴,只有从追求魔力的心理中才能找到它的根源。但是,这种需求十分强烈,在它的影响下,造型艺术的平衡被全盘打乱了。

  围绕着艺术中的真实进行的论争就是由于这种误解,由于美学与心理学的混淆引起的。要求既具体又本质地表现客观世界的真正现实主义,与迷惑视觉的(或迷惑头脑的)虚假现实主义混为一谈,后者满足的是几可乱真的幻象。由此看来,中世纪艺术似乎就没有尝过这种冲突的苦头:它既有强烈的写实性,又是高雅的精神表现,它对于由新技术手段揭开的这一幕还一无所知呢。透视法成了西方艺术的原罪。

  替它赎罪的人是尼埃普斯和卢米埃尔。照相术既完成了巴罗克艺术的夙愿,也把造型艺术从追求形似的困扰中解放出来。因为绘画曾经竭力为我们制造几可乱真的幻象,这种幻象对艺术来说已经足够了,但毕竟似真非真,而照相术与电影这两大发明从本质上最终解决了纠缠不清的现实主义问题。一个画家不论有多巧,他的作品总要被打上不可避免的主观印记。既然由人执笔作画,对画像的怀疑便不会消除。所以,从巴罗克风格的绘画过渡到照相术,这里最本质的现象并不是单纯器材的完善(摄影在模仿色彩方面还远不及绘画),而是心理因素:它完全满足了我们把人排除在外,单靠机械的复制来制造幻象的欲望。问题的解决不在于结果,而在于生成的方式。

  因此说,保持风格与形似两者之间的冲突是较为现代才有的现象,在感光玻璃片发明之前,恐怕还找不到这类冲突的迹象。显而易见,夏尔丹的作品中令人赞叹的客观性与摄影师的客观性完全是两码事。现实主义的危机真正开始于19世纪。今天,毕加索成了这场危机的神话般人物,这场危机涉及到造型形式存在的条件及社会学基础。现代画家摆脱了追求形似的心理,把形似与否的问题丢给了平民百姓,往后,就由平民百姓一方面把照相术与形似问题等同起来,另一方面把只求形似的绘画与这个问题等同起来吧。

  因此,摄影与绘画不同,它的独特性在于其本质上的客观性。况且,作为摄影机眼睛的一组透镜代替了人的眼睛,而它们的名称就叫(法文OBJECTIF)。在原物体与它的再现物之间只有另一个实物发生作用,这真是破天荒第一次。外部世界的影像第一次按照严格的决定论自动生成,不需人加以干预,参与创造。摄影师的个性只是在选择拍摄对象,确定拍摄角度和对现象的解释中表现出来。这种个性在最终的作品中无论表露得多么明显,它与画家表现在绘画中的个性也不能相提并论。一切艺术都是以人的参与为基础的,唯独在摄影中,我们有了不让人介入的特权。照片作为“自然”现象作用于我的感官,它犹如兰花,宛若雪花,而鲜花与冰雪的美离不开植物与大地的本源。

  这种自动生成的方式彻底改变了影像的心理学。摄影的客观性赋予影像以令人信服的,任何绘画作品都无法具有的力量。不管我们用批判精神提出多少异议,我们不得不相信被摹写的原物是确实存在的,它是确确实实被重现出来,即被再现于时空之中的。摄影得天独厚,可以把客体如实地转现到它的摹本上。最逼真的绘画作品可以使我们更了解被描绘物的原貌,但是,不论我们怎样雄辩,它终究不会像摄影那样具有异乎寻常的威力,以博得我们的完全信任。

  于是,在达到形似效果方面,绘画只能作为一种较低级的技巧,作为复现手段的一种代用品。唯有摄影机镜头下的客体影像能够满足我们潜意识提出的再现原物的需要,它比几可乱真的仿印更真切,因为它就是这件实物的原型。不过,它已经摆脱了时间流逝的影响。影像可能模糊不清,畸变褪色,失去纪录价值,但是它毕竟产生了被摄物的本体,影像就是这件被摄物。相簿里一张张照片的魅力就在于此。这是些灰色的或黑色的幽灵般的几乎分辨不清的影子,这不再是传统的家庭画像,而是能撩拨情思的人生的各个瞬间,它们摆脱了原来的命运,展现在我们面前,把它们记录下来不是靠艺术魔力,而是靠无动于衷的机械设备效力。因为摄影不是像艺术那样去创造永恒,它只是给时间涂上香料,使时间免于自身的腐朽。

  其于这种观点,电影的出现使摄影的客观性在时间方面更臻完善。影片不再满足于为我们录下被摄物的瞬间情景(就像琥珀中数百年的昆虫保存完整无损),而是使巴罗克风格的艺术从似动非动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事物的影像第一次映现了事物的时间延续,仿佛是一具可变的木乃伊。

  摄影影像具有独特的形似范畴,这也就决定了它有别于绘画,而遵循自己的美学原则。摄影的美学特性在于揭示真实。在外部世界的背景中分辨出湿漉漉人行道上的倒影或一个孩子的手势,这无须我的指点;摄影机镜头摆脱了我们对客体的习惯看法和偏见,清除了我的感觉蒙在客体上的精神锈斑,唯有这种冷眼旁观的镜头能够还世界以纯真的原貌,吸引我的注意力,从而激起我的眷恋。凭借着摄影技术创造出来的,我们不曾了解的或未能见到的世界的自然影像,大自然最终做到了不仅模仿艺术,还仿效艺术。

  大自然的创造力甚至可以超过艺术家。画家的美学世界与他周围的世界是异质的,画框圈出了一个实体上和本质上迥然不同的小天地。相反,印在照片上一物像的存在如同指纹一样反映着被摄物的存在。因此,摄影实际上是自然造物的补充,而不是替代。

  当超现实主义流派为了生出造型畸胎而求助于感光底片时,他们已经隐约地悟出了上述道理。因为对超现实主义来说,美学目的离不开影像对我们头脑产生的机械效应。想像与现实两者之间合乎逻辑的区别趋于消失。任何形象都应被感觉为一件实物,任凭任何实物都应感觉为一个形象。所以摄影曾经是超现实主义流派在创作中优先采用的技术手段,因为摄影取得的影像具有自然的属性:一种真正的幻象。超现实主义绘画使用制造逼真效果的技巧,并且注重细节的精确,这就是摄影术的一种反证。

  显而易见,摄影的出现是造型艺术中最重要的事件。它解除了困扰,又实现了夙愿,使西方绘画最终摆脱了现实主义的纠缠,恢复了自己独特的美学。印象派的“现实主义”科学为借托,与制造逼真效果的技法截然对立;况且,只有不再注重外形的模仿时,色彩才能把外形淹没。后来,在塞尚的作品中,坚实的形态重新进入构图,但是,它毕竟摆脱了制造幻象的透视法的几何学。由机械产生的影像与绘画相颉颃,终于超过了巴罗克的形似,达到了与被摄物等同的水平,迫使绘画本身也变成了摄影的对象。

  既然摄影术使我们能欣赏到直观上未必能惹人喜欢的原物摹本,又不妨碍我们去欣赏不必以大自然为参照物纯画作,从此,帕斯卡式的指责就毫无意义了。

  此外,电影还是一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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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更多关于电影理论片的问答

巴赞的电影理论是哪些?

1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

2长镜头和场面调度的理论

3木乃伊情结

不一定对~

巴赞提出的著名电影理论对于当今电视传播有何影响?

以;纪实性;为核心赞电影理,在80年代初进入中国,对中影的影响主要在四个:一、了中国电影的结构模式;二、改变了中国观众的观影模式;三、影响了中国电影研究者的思维方式;四、刷新了中国电影的真实观,使电影重新坚守了自由、民主、人道主义的价值立场。巴赞的纪实美学加速了中国电影追寻现代意识和世界品质的进程。 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电影理论的本体论

第二次世战后意大利新主义勃兴使电影理论空气为之一变。以法国的A.巴赞和美国的S.克拉考尔为代表的纪录派理论从50年代起取得了堪与蒙太奇理论相颉颃的地位。

巴赞首先是一位影评家,但他的影评文章超出了实践的性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他留下的大量电影论文被编选成 4卷集《电影是什么?》。

巴赞的电影影像本体论和长镜头理论(或称场面调度理论),是他的理论体系的基础和核心。

电影本体论力求证明电影的“本体”实质,电影和存在、电影和现实的联系。持有本体论观点的重要代表人物除巴赞和克拉考尔外,还有美国的O.帕诺夫斯基和S.卡维尔等,但其中以巴赞和克拉考尔的理论体系为最完整、最有影响。

巴赞认为,电影本质上是“真实的艺术”。他在选集的序言中指出:“我们必将从照相影像开始,它是最后的综合体的基本元素,然后以此为起点,简略地提出一种关于电影语言的(哪怕算不上理论,也至少是)分析,其立论基础是假定它具有内在的真实性。”

巴赞论证说,照相术的发明使人类长期以来企图创造出一个符合现实原貌、而时间上独立自存的理想世界的愿望得到了实现。因此,从绘画过渡到照相术时,最本质的现象是心理因素,它完全满足了把人排除在外、单靠机械的复制来制造幻象的愿望;人们终于获得了一门“有了不让人介入的特权”的艺术。以照相术为基础的“电影这个概念与完整无缺地再现现实是等同的,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再现一个声音、色彩、立体感等一应俱全的外部世界的幻景。”

巴赞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中找到本体论理论的最好实践例证,指出艺术家真实地再现现实并不等于放弃自己的创造任务。因为传达关于人和社会的实况并不比传达主观视像更容易些:“艺术中的‘写实主义’形式向来都首先是具有深刻‘审美意义’的形式。……在艺术中,现实如同想象一样,是艺术家独有的财富,而把现实的具体内容体现在文学或电影作品之中,并不比体现想象的最离奇的梦幻更容易些。”

在电影本体论的基础上,巴赞构筑起他的长镜头理论大厦。这一理论的两个中心论点是:①反对蒙太奇至上论。②强调现实的多义性。

巴赞激烈地反对爱森斯坦等人的蒙太奇理论。他指出,电影从蒙太奇开始才成为一门艺术的名言,曾暂时起过积极作用,但它的效能已经发挥殆尽。蒙太奇是文学性的和最反电影的手段。电影的特性就其纯粹状态而言,相反地正在于摄影上严格遵守空间的统一性。但是他并不绝对反对使用蒙太奇,而认为蒙太奇在电影中只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是必要的:创造必要的不真实性。这是因为电影的一部分功能是使观众享受幻想的乐趣,如果太真实,就完全排除了幻觉。因此,他觉得可以提出下述原则作为美学的规律:在必须同时表现动作中两个或若干因素才能阐明一个事件的实质的情况下,运用蒙太奇是不能容许的;一旦动作的意义不再取决于形体上的接近,运用蒙太奇的权利便告恢复。巴赞的蒙太奇界限论是以现实的多义性为依据的。他指出,现实是多义的,而蒙太奇从根本上反对多义性,这是由它的本性决定的。

巴赞强调现实的多义性是为了要求影片创作者通过选择来突出事件的含义。他认为,电影叙事单元不是镜头,而是事件,这是具体现实的片断,而现实本身是多面的、多义的,一个事件的确切含义是在悟出它与另一些事件之间的联系后才能逆推出来。他还认为,虽然电影确实大抵只能从外部把握它的对象,但是它有千百种手段去处理客体的表象,能清除所有模糊的含义,使事物表象成为反映一种单一的内心现实的符号;银幕形像存在的前提是情感与情感的外部表现之间具有必要的、明确的因果关系。

巴赞认为,从多义的现实事物中“悟出”其“确切的含义”的人,应当是观众。而要做到这一点,观众在看电影时就必须对画面的内容有选择的权利。只有不被剪断的景深镜头才能给予观众这一权利。巴赞以O.威尔斯的影片为例,指出,这位导演在《公民凯恩》里用景深镜头来刺激观众,这种技巧迫使观众去使用他们自由的注意力,同时也使他们觉察到事实的多重矛盾,这就使其景深镜头具有三重的真实,即本体论的真实、戏剧的真实和心理的真实。他称赞《安倍逊大族》,认为其镜头段落绝不是仅仅消极地拍下同一场景中的动作,它拒绝分割事件,拒绝按空间分解剧情发生的地点,这是一种积极的手法,其效果比经典的分镜头可能产生的效果更要好得多。

S.克拉考尔是另一位原为德籍的美国电影学者。他采纳了巴赞的理论前提,根据自己40多年的“观影经验”,写出了《电影的本性》(1960),把纪录派理论发挥到了极至。

克拉考尔说,他的电影理论是一种“实体的美学”,而不是形式的美学。他关心的是内容。他的立论基础是:“电影按其本性来说是照相的一次外延,因而也跟照相手段一样,跟我们的周围世界有一种显而易见的近亲性。当影片纪录和揭示物质现实时,它才成为名副其实的影片。”

和巴赞一样,克拉考尔也抛开了传统的艺术观念来看待电影,但比巴赞走得更远。他断言说,传统艺术观念“并不、也不能适用于真正‘电影化’的影片”,因为传统的艺术是“从上层到基础”,即从思想意图出发来消化物质现实材料,而唯独电影是“从基础到上层”,即从对物质现实的如实反映开始,最后走向某个问题或信念。因此,“如果电影是一门艺术,那么它便是一门不同于寻常的艺术”,“是唯一能保持其素材的完整性的艺术。”

克拉考尔的理论目的是通过对各类电影的审查,找出一条最符合电影本性的发展电影的路线为此,他详尽地分析了电影的材料与方法,摒斥了一切“非电影化”的形式和内容。树立起他的“电影化的”标准,最后在人类活动的总的背景上论证了电影的规律和可能性。

克拉考尔用“物质现实的复原”来概括他的“电影化”的概念。为了达到“复原”的目的,他只允许电影发挥“纪录”和“揭示”两种功能,而排斥一切经过艺术家设计的、有明确思想意图的、在故事结构上有头有尾的影片。即使是纯视听形式的实验影片也在受排斥之列,因为在他看来,这种影片固然倾向于避免讲述故事,但它们在这样做时却很少考虑电影手段的近亲性,忽视摄影机面前的现实;它们废除了故事的原则,只是为了树立艺术的原则,在这次“革命”中也许艺术得到了好处。电影则一无所得。

在克拉考尔看来,最“电影化”的形式和内容是“找到的故事和插曲”。所谓“找到的故事”有3个特征:①它是被发现的,而不是被构想出来的;②它是自然素材的一个重要的潜在元素,很少有可能发展成一个独立自在的整体;③它能再现出我们周围世界中一些典型的偶然事件,使其通过摄影机的揭示而从生活流中实现出来,继而又消失在生活流中。

克拉考尔深深意识到,他给电影规定的严格的价值标准必然会遭到反驳,因为他对一切“非电影化”的题材的排斥,除了依靠他自己对电影的独特信念和热情外,无法在电影理论范围内找到任何根据。于是他便转而在人类思想和活动的变迁这一更为广阔的背景中论证他的电影功能论。克拉考尔认为,看电影的意义在于使现代人有可能经验物质现实,把注意力从内心世界转移到生活的外部现象上来。现代人非常需要这个“转移”,因为他们患了“思想空虚症”和“认识抽象症”。他认为,人的内心世界和外部现实之间的关系在过去3或4个世纪中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有两个变化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一是共同的信仰渐失人心,一是科学的威信稳定上升。由于现代人不再有共同的信仰,他们对理性的作用发生了怀疑,趋向于反理性主义;另一方面,科学的发达导致人们“把现实现象数学化”,把事物的具体的物质内容化为抽象的认识。这两者最后使观代人成为对观实漠不关心的“孤独的人群”。唯有电影才有可能帮助人们“通过摄影机来经验这个世界”,使它从冬眠状态中、从虚假的不存在状态中彻底恢复活力。

J.米特里 在对电影进行整体性研究的最新一位代表人物是法国的电影教授 J.米特里。他的两卷本著作《电影的美学和心理学》出版于1963年。其中广泛地论述了50年来电影理论所涉及的一切问题,评述了多种不同的论点,有明显的综合性质。根据法国电影研究家C.麦茨的概括,米特里在他的著作中主要论述了10大问题:①现代电影;②主观镜头;③电影中的有声语言;④电影音乐;⑤电影中的彩色;⑥纯“视听”影片;⑦电影对戏剧程式的逐渐摈弃;⑧电影与戏剧;⑨电影与小说;⑩隐喻、象征、语言。

米特里的综合性理论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对以爱森斯坦为代表的蒙太奇理论和以巴赞为代表的本体论理论进行批判性的调和。他对影片作了历史性分类,即“蒙太奇”影片和“时空连续拍摄”影片,认为这是电影表现手段的两大形态,但不是水火难容的。指出这两种美学的对立只是强调了在电影手法上存在着两种形式的差别。一种形式在电影中相当于诗的语言,另一种形式相当于小说的语言。显然,两者遵循的原则是不同的。不论小说家要说什么,总是躲在主人公身后,隐藏在表面的真实性之后,他的一切努力就是旨在创造或再创造这种真实性。诗人则不然,他直接表达思想,他和事实一起,而不只是通过事实来说话。米特里更倾向于蒙太奇理论。他说:“我们首先要反对一种倾向,这种倾向为了捕捉住‘真正’的现实,想把电影变成一种纯粹纪实的手段,一种纪录行为的机器。在一定程度上,电影是纪实的,但幸而它并不完全如此,因为它存在的条件绝对不让它这样。当电影纯粹纪实时,它必然损害艺术。”他批评巴赞在反对蒙太奇理论时“似乎总是选择坏影片中一些表现手法加以攻击和贬斥”,“这种做法导致他把表现方法的应用不当归罪??需的。但他反对“把蒙太奇效果视为电影表现形式的核心。”“把它视为一般美学的基础,而不是仅仅把它当作表达个人风格的手段”。他指责了爱森斯坦早期著作中的“杂耍蒙太奇”理论,强烈反对把蒙太奇手法同语言进行类比。他认为电影中的每一个抽象意义都必须植根于我们的真实感觉,想要利用蒙太奇来担负语言的工作以传达抽象的概念,那是对电影媒介的误用。为此,他详细列出了各种不同的蒙太奇,指出哪些是合适的,哪些是有违于电影的本质的。

电影理论中的结构主义-符号学 电影理论的最新发展形态是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电影研究。这种研究方法的代表人物克里斯兴?麦茨认为,在米特里之后,电影理论应当进入“第二时期”,从全面的、概括性的研究转入精确的、科学性的局部的研究,即建立结构主义-符号学电影理论。

在电影研究中把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相提并论,一是因为,一些结构主义者,如麦茨、 P.沃伦、 B.尼柯斯、U.艾柯和克莉思托娃等,本人就是符号学家,他们的工作主要就是对电影作符号式的分析;二是因为一般性的符号学研究中往往掺杂一些结构主义哲学的因素。

结构主义-符号学电影理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电影作一般的理论研究,力图给电影建立科学的基础;二是运用这个科学对具体影片进行结构主义式的“读解”分析。麦茨的著作《论电影中意义的显现》(卷1,1968;卷2,1972)和《语言和电影》(1971)等是最有代表性的。

麦茨把电影研究分为两种,一是广义的电影研究,这包括电影和其他活动之间的关系、可能产生的所有问题,如技术、工业组织、电影检查、观众反应、明星崇拜等。广义的电影是社会学、经济学、社会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物理、化学的研究对象。二是狭义的电影研究,仅指电影本身,不涉及影片制作的复杂程序和电影引起的种种现象。结构主义-符号学电影理论即只限于对电影动力的内在研究,是一种“寻求意义的科学”,即研究电影如何将其内含的意义传达给观众,并为这种传达制定一个清楚的模式,找出构成电影经验的规律。

麦茨认为,电影的核心是“意义的显现”,即“经由符号系统来理解影片所传达的信息的人为过程”。电影的“意义的显现”的特性决定于电影的独特的“表现材料”。它既非现实本身,也非蒙太奇,而是“ 5个材料频道”:①多样的活动摄影影像;②我们在银幕之外看到的一切文字资料;③录下的语言;④录下的音乐;⑤录下的噪音和音响效果。电影结构主义-符号学的任务就是分析这些“材料频道”的“混合的意义”。

麦茨反对把电影说成一种语言,他否认电影有任何“文法”可言,但他赞成用语言学的原理来研究电影,并采用了一系列语言学的术语,如“符码”、“信息”、“系统”、“符体”、“并列组合”等,其中最关键的术语是“符码”,它是符号学的主要研究手段所谓“符码”并不存在于电影中,它是信息据以传达的逻辑关系,是符号学者研究了一系列影片后将影片中起作用的规则加以归纳整理编造而成的。所以“符码”是“表现材料”发生意义、发出信息的逻辑形式。符号学就是根据编出的“符码”(表演、灯光、走位、摄影机运动)还原影片中的信息的。

麦茨认为“符码”有 3个基本特性:一是“独特程度”,如“平行蒙太奇”是电影的独特“符码”,为其他艺术所不可能有。二是“不同的普遍性层次”,如全景镜头属最普遍层次,但西部片中的牛仔裤、西部景物属特殊层次。三是“会下降为次符码”。“次符码”是对“符码”的一种用法。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影片里,“独特符码”和“普遍符码”都会有不同的用法。根据这一解释,电影结构主义-符号学作为一般性理论研究就要分析每个“符码”的“独特程度”、“普遍程度”和“符码”间的相互作用;当用于对具体影片的“读解”分析时,则要指出无数“符码”在作品中系统地安排和交结的情况。因此,麦茨说:“电影是所有符码加上其次符码的总和”,这个“总和”能从电影的“表现材料”中制造出“意义的显现”,电影理论就是赞成某些“符码”而反对其他“符码”的“检查制度”。而电影史就是由过去采用过的“次符码”组成的。

巴赞 电影是什么

巴赞写的关于电影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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