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是：综艺

综艺食8街,一个台湾制作人在大陆的十年

2020-10-14 23:06综艺

简介传媒内参导读：十多年前初到大陆，李方儒想：“旁边要是有个台湾来的制片多好，能帮我做很多事情。”近两三年，李方儒回台湾开了几档新节目，感叹：“旁边如果有两个大陆来的人有多好。” 来源：南方周末作者：李邑兰原标题：“我只觉得来得太晚了” 台湾...

传媒内参导读：十多年前初到大陆，李方儒想：“旁边要是有个台湾来的制片多好，能帮我做很多事情。”近两三年，李方儒回台湾开了几档新节目，感叹：“旁边如果有两个大陆来的人有多好。”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李邑兰

原标题：“我只觉得来得太晚了” 台湾制作人在大陆十年

“现在比的是谁钱多。这根本就不叫制作人，只能叫引进人。引进了模式，然后拼明星。”

十多年前初到大陆，李方儒想：“旁边要是有个台湾来的制片多好，能帮我做很多事情。”

近两三年，李方儒回台湾开了节目，又开始感叹：“旁边如果有两个大陆来的人有多好。”

两个市场，十年间互换了位置。

“大陆学港台，港台学日韩，日韩学欧美。”大陆综艺圈曾经流传这么一句话。听来粗暴，却道出了当年的部分事实。

台湾制作人是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进入大陆的，他们的手艺，最早呈现在当年的《快乐大本营》《超级大赢家》里。

那之前，大陆观众对综艺节目的理解，大抵就是《正大综艺》里的“看世界”，以及“春晚”里一本正经的歌舞相声表演。大陆人当然也不知道，台湾人在节目里用到的许多花哨手法，许多都学自日本。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至少从《超级女声》时代开始，大陆电视人就不再那么依赖台湾人了。2010年的《中国达人秀》，更是在大陆电视圈掀起了直接和欧美做生意的风潮。《中国好声音》把这股风潮推向了最高点。这档一眼望上去就“高大上”的节目背后，是漂洋过海的欧美技术指导、长达数百页的“制作圣经”和一整套流水线式的工艺流程。

但终究是亚洲人更了解亚洲人。韩国版权的《爸爸去哪儿》《奔跑吧，兄弟》《极限挑战》，把中国明星从室内拖到了户外，韩国的金牌制作人们，也随之辗转中韩两地。

一转眼，台湾制作人成了被“边缘化”的一群人。鼎盛时期，“漂”在大陆的台湾制作人多达2000人，如今，只剩下20人左右。

旁边有两个大陆来的多好

如果要追溯台湾综艺节目何时开始走下坡路，台湾电视人王壮瑞的答案是1999年。那一年，是他进入演艺圈的第十年。这十年，也正是台湾综艺的黄金十年。

十年里，王壮瑞参与制作过30分钟的综艺短剧《女丑剧场》；也策划过张菲与弟弟费玉清主持的综艺节目《龙兄虎弟》。后者在1990年代风靡一时，“名人名曲模仿大赛”“台湾歌谣时间”“超世纪模仿秀”等单元，都被奉为经典。

广告费是一档节目火红程度的直接指标。《龙兄虎弟》最辉煌的时候，曾有广告商开出过“以一搭十四”的价码——那时，台湾综艺节目有一个官方审定的固定价格，大概每15秒广告15万台币。电视台有一套“搭售”策略：广告商要想在收视好的节目里插播广告，必须同时购买其他普通时段的广告，好的节目一般能做到“以一搭七”——《龙兄虎弟》翻了一倍。此外，节目中放一支MV的价钱：30秒，20万台币。

1999年，“9·21”地震发生。这场大灾难影响了台湾社会的方方面面。

当时，王壮瑞所在的三立电视台举办了一场大型募捐晚会，后来一共募集资金70亿台币。但这笔资金，实际上是电视台第四季度的广告预算，相当于广告主把原本给电视台的广告预算全部转拨给了灾区。

电视台只能缩减预算。原本120分钟的黄金时段综艺节目，预算200万台币，赈灾后变成100万。制作人也想尽办法简化节目。原本一档节目有唱歌、跳舞、游戏、短剧四种形态，减为两种。

到1999年底，节目的预算再缩水为60万台币。制片人想尽千方百计做节目，而对于电视台来说，既然60万也能做，干嘛还给你200万？

“到最后，电视台都不愿意做综艺节目，就花30万台币做谈话节目好了。”王壮瑞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某种程度上，那台募捐晚会，成了原本就越来越不景气的台湾综艺节目崩溃的导火线。

那两年，台湾的经济环境、综艺环境发生剧变。一方面，台湾通过了“有线广播及卫星广播电视法”，结束了台视、中视、华视的“三台时代”，台湾涌现很多电视频道，最多时达到一百多个，竞争惨烈；另一方面，随着大陆经济的增长，一些广告商的亚洲总部纷纷从香港、台湾移到了大陆，等于做决策的人都不在台湾，电视台的时间成本相应增加了。

一些台湾制作人开始了“台湾大陆两边飞”的生活。

李方儒是其中之一。李方儒曾是《周日八点党》《快乐星期天》等台湾王牌综艺节目的制作人。《周日八点党》是由吴宗宪等人主持的游戏综艺节目，固定主持吴宗宪的头衔是“党主席”，流动主持康康、郁方、柯受良的头衔是“党代表”，首次参加录影的艺人，称为“首次入党”。《快乐星期天》则是相继由张小燕、蔡康永主持的一档糅合了才艺表演、游戏、相亲配对、平民参与外景表演的大型综艺节目。

1997年李方儒就随琼瑶一起去过湖南卫视，帮他们制作了《快乐大本营》前几期的样带。那时大陆基本没有综艺节目，许多电视台跃跃欲试。1998年，安徽卫视希望李方儒也为他们做一档综艺节目，于是有了《超级大赢家》。

1999年，就在台湾综艺走下坡路的同时，《超级大赢家》登陆安徽卫视。节目形态一看就是台湾综艺的翻版——由明星翻唱老歌的“红人馆”、比拼做游戏的“超级游戏王”、明星与普通人互动的“明星零距离”等环节组成。

这种台湾观众早看腻了的节目形态，在当时的大陆却非常新鲜。节目播出不到半年就稳居全国收视冠军。

那段时间，李方儒还担任过中央电视台经典少儿节目《大风车》的制作人。当时，大陆制作一集综艺节目普遍成本只有15万至20万元人民币，而《大风车》一集的制作成本是40万元人民币。李方儒自己，从《大风车》每一集拿到的工资是6万元人民币。这让李方儒明确感受到：大陆的综艺市场正在迅速崛起。

2004年，《超级大赢家》播出五周年，李方儒搬到了大陆。

王壮瑞2012年正式迁居上海。此前十年，他在台湾改做偶像剧，但也不时受到大陆电视台邀请，为一些综艺节目当顾问。

这十年，他眼看大陆的综艺节目已经从《超级大赢家》，走到《超级女声》，再到《中国好声音》，更迭了好几轮。台湾综艺的半壁江山，却是访谈类节目，以及多少受到“超女”影响的“超级星光大道”撑起来的。

2012年，王壮瑞的一位朋友受灿星制作邀请参与《中国好声音》的制作，担任现场导演，找他一起帮忙。他们发现，在大陆，即使是“好声音”这样顶级的制作团队，团队合作也很成问题，比如，舞美和摄影师就会经常发生矛盾，摄影师坚持机位摆在某处，舞美又觉得，万一穿帮怎么办？争执不下，双方第一时间想到的办法是：让领导做决定。

但目睹了广告商豪掷千金的大手笔后，王壮瑞觉得不必再等了。“我只觉得来得太晚了。”王壮瑞一再向南方周末记者重复。

一年以后，台湾综艺“教父”王伟忠坐在了《中国梦之声》的导师椅上。这位《康熙来了》的金牌制作人，来到这档英国版权真人秀，最大目的是“取经”。“你看收音，《我是歌手》二十四轨的收音都有，可以把每一个音收下来，再像快速制作唱片一样播出。《中国梦之声》一样，机器多得不像话，一个人的脸，永远都被记录下来。”王伟忠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样的技术强度，让他觉得“非常厉害”。

十多年前初到大陆，李方儒想：“旁边要是有个台湾来的制片多好，能帮我做很多事情。”近两三年，李方儒回台湾开了几档新节目，感叹：“旁边如果有两个大陆来的人有多好。”两个市场，十年间互换了位置。

为什么要外拍？为什么要请刘谦？

最早，台湾制作人做节目的方式也是“借鉴”。

李方儒最早做的《红白胜利》，从名字上看，就受到日本“红白歌会”或多或少的影响。

王壮瑞抄过日本“喜剧王”志村健的幽默短剧，大致掌握了怎样让观众发笑，怎样铺“梗”，渐渐发现成本很高——日本的道具、背景设置都很昂贵，王壮瑞开始改变：每牺牲一个笑点，就拿一个新鲜的创意补进来。

台湾电视人的原创能力，就从这里开始练起，这是他们从日韩学来的经验，也是在大陆行走的本钱。

2012年定居上海后，王壮瑞为上海地面频道制作了两档原创真人秀。一档叫《疯狂心跳》，相当于中国版的“跑男”：户外设置惊险刺激的逃亡游戏，每集会有6名黑衣猎人，抓捕6名明星，有时节目中还设置内鬼帮助猎人。录制150分钟，其间游戏会有六种变化形式，每个游戏、环节都是原创；另一档节目《生活大不同》，邀请不同国家、地区的外国人，聊各国不同的风俗、生活，比如“坐月子”、减肥等。

《超级大赢家》时期，李方儒除了把台湾综艺节目板块式的做法移植到大陆，还做过一些改造，比如增加外拍环节，把明星请到户外、风景名胜地做游戏。这是时下流行的“跑男”模式，但在当时，大陆电视人不解：在摄影棚就可以完成的游戏，为什么非要搬到户外？在摄影棚，一天可以录三到四集《超级大赢家》，外拍就只能录两集。

关于外拍，大陆电视人没经验，以为就像拍电视剧一样，要把摄影机固定好。李方儒赶紧解释，外拍更讲究的是捕捉人物即时的反应，摄影机要跟着动。

后期制作，当时的大陆综艺节目也不重视，李方儒坚持录完后花一周时间加特效字——那些突然蹦出的花字、气泡、问号、爆裂特效，不单把观众心里的想法直接搬出来，还增加了喜剧效果。

2007年，安徽卫视另一档综艺节目《周日我最大》开播，做了两年，进入瓶颈期。李方儒再次当“救兵”，担任制作人。他带来的最大改变，是增加了近景魔术板块，请来了魔术师刘谦。

当时刘谦还是无名之辈。他在台湾《综艺大哥大》中表演近景魔术，一集8000元台币，人民币不到2000元。他手中只有30个近景魔术，不到半年时间变完，在台湾已经没有节目可上。

李方儒建议把刘谦请过来，每期表演一个近景魔术。安徽卫视的领导起初不同意：为什么要在黄金档，用一个不知名的魔术师，表演冷门的魔术？

那时港台艺人来大陆演出，出场费会翻三四倍，李方儒说服刘谦，用1000元的出场费在大陆表演，先打出知名度。因为价格不贵，安徽卫视同意试试。

李方儒做了全套设计：刘谦出场，摄影师在他身后架一台摇臂，营造一种高高在上、无所不能的形象，这一分钟的出场，摄影师通常要拍一个小时。

刘谦不知名，就请来SHE、罗志祥、五月天等大牌艺人在一旁看他表演。试播一集后，《周日我最大》的收视率从不到1%提升到了2%。刘谦得以一直表演下去，也因此上了当年的“春晚”，商演身价飙升。

同一时期，李方儒还制作了天津卫视的一档美食节目《综艺食8街》。李方儒觉得单纯做菜不好看，干脆把活的食材带进摄影棚——猪、牛、马，有一次，还带来了八只鸵鸟。明星们要先在节目里捉住这些活物再做菜。美食节目就这样被包装成了游戏节目，做菜只是最后三分之一的环节。《综艺食8街》一集制作费只有16万，收视率却进入了全国前三。

找李方儒的人越来越多，最多时，他一个月同时接手12档不同卫视的综艺节目。在台湾，他一个下午就能把所有的电视台走完，在大陆，他“必须经常从黑龙江飞到广东，又飞到广西，最后根本不知道我的节目在播什么。这样持续了三年，最大的影响，就是把‘李方儒’三个字做坏了。”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把林青霞都请出来了然而……

明星是台湾综艺节目的“标配”。王壮瑞几乎与台湾所有“难搞”的艺人都接触了个遍。

接触最多的是台湾主持界大哥、《龙兄虎弟》主持人张菲。张菲对脚本非常挑剔，常常看一眼就开始训话，“你写的这个，我15年前就讲过”，啪地丢掉脚本。王壮瑞再从口袋拿出第二本：这个呢？张菲还是不满意。又拿出第三本，张菲一看，终于满意上场了。

《龙兄虎弟》曾经得到一次难得的机会，专访时任菲律宾总统菲德尔·拉莫斯。对于一档综艺节目而言，这是创历史的访问。出发去菲律宾前一晚，张菲突然说不去了。王壮瑞和同事软磨硬泡都无济于事。最后只好由张菲的弟弟费玉清代他前往采访。

王壮瑞一直想不通，这样级别的采访，对艺人声名提升是好事，为什么要放弃？后来费玉清才告诉他，名人如张菲，也有脆弱的一面，离成功越近时，越惶恐。

在李方儒看来，明星从来都不难搞，难搞的是经纪人。“明星都是让经纪人扮黑脸。”李方儒说。有时，明星来上节目，开宗明义不唱老歌、不玩游戏、不谈绯闻……

李方儒就找两三个人去跟经纪人聊天，聊着聊着，聊到摄影棚外面去了，明星留在现场。这时，明星如果还不接受访问，李方儒就安排现场观众提问。

王菲极少接受媒体采访，却上了李方儒制作的节目四五次。2004年，李方儒担任陶晶莹主持的娱乐访谈节目《娱乐六条通》的制作人。那时，王菲刚与黎明拍完了电影《大城小事》。电影还没有上映，李方儒和陶晶莹拼命找片商，提前看了片子，又把王菲出过的专辑，从头到尾听了一遍。王菲觉得受了尊重，一下打开了话匣。

李方儒坚持在节目录制前跟明星聊一聊。有时他会专门飞到明星所在的城市，只是为了在休息的20分钟空档聊几句。“你真的跟他见过面、聊过天，才知道他的性格。现在的小朋友都不做功课，问的东西都千篇一律，艺人也觉得很无聊。”用这样的方法，他顺利拿下了张学友、刘德华。

在大陆兴起的新一拨韩国模式的节目，走的也是明星路线。韩国真人秀模式可以概括为：户外游戏+全明星阵容。在中国，这样的模式很受广告商青睐——明星就意味着收视和丰厚的利润回报。

在李方儒看来，韩国可以实行全明星阵容，因为韩国明星的生存很大程度都仰仗KBS、MBC、SBS三大电视台，出场费都不高。

但在中国，明星每集出场费动辄几百万。明星要价越来越高，制作费一再飙升。真正为节目贡献创意和体力的幕后人员，却拿不到什么钱。

为博收视，电视台宁愿花大价钱买模式，跟风制作全明星阵容的模式节目，也不愿意冒险投入到原创节目的开发中去。

李方儒最近接手了几档引进类节目，打算把节目的三分之二进行本土化改造，并且坚持在团队中全部启用大陆电视人，不用韩国人，也不用欧美人。

李方儒有时会怀念《综艺大赢家》的时代，那时预算都不高，反而是发挥创意的时候。“现在比的是谁钱多。这根本就不叫制作人，只能叫引进人。引进了模式，然后拼明星。”李方儒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湖南卫视的《偶像来了》，把林青霞都请出来了，但并没有做出令人惊艳的节目。”

制作过《爸爸去哪儿》《我是歌手》的韩国“金牌制作人”金荣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达了同样的担忧：“我听说中国明星上真人秀的价格高到令人咋舌，这已经有些跑偏了。”

金荣希自称更看好普通人做主角的节目，未来他也会把主要精力放在研发这类节目上——这个思路，恰好契合了广电总局的最新通知：2015年7月22日，广电总局在《关于加强真人秀节目管理的通知》第四条中对真人秀提出了新的纠正方向：“关注普通群众，避免过度明星化。”

不能总让艺人和老外爽

让普通人当真人秀主角，这条路王壮瑞从2014年起重新摸索。这一年，他担任了南方周末和四川卫视联合制作的填字类真人秀《我知道》第一季的执行导演。这档节目，除了三位明星导师郭敬明、崔永元和李艾，选手都是普通人。

要让一档普通人唱主角的真人秀获得好的收视率，还得要包装——像包装艺人一样包装普通人，把他们的特别之处放大。“能找到八个十个让人留下记忆点的代言人，这档真人秀就成了。”王壮瑞说。

令王壮瑞印象最深的一位选手名叫高磊。高磊是一个形象很不起眼的“书呆子”。他自掏腰包近800元买了一支毛笔，想送给导师崔永元。王壮瑞看到高磊一直站在崔永元化妆室门口，默默等候，不敢进门。“他的呆板和憨直恰恰成了他的特色，可以在节目中放大呈现。”王壮瑞觉得。

赢了100万要怎么花？高磊的计划被很多人笑话为“脑残计划”——开一家免费的租书店。正是这个不切实际的计划，让很多观众记住了高磊。

2015年7月25日，《我知道》第二季开播，王壮瑞想把“人性”放得更突出一些。

他们找到一位小护士选手王威。王威从小身患癌症，一直生活在医院里，从未上过学，她所有的知识都是在病床上看杂书看出来的。王威痊愈后，当上了心内科的护士。王威在节目现场讲述这段故事的时候，情感导师柳岩很惊讶——她就曾做过心内科的护士；郭敬明立马联想到自己小时候患败血症躺在病床上两年的经历。“利用这种人性勾连，导师哪怕是一个冷若冰霜的人，都会点头，跟她呼应。”王壮瑞说。后来，2015年9月3日“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王威还被邀请到现场观看。

很多素人看上去普通，深聊才能发现亮点。有位选手起初找不到“梗”，后来发现这个人的特点，一是喜欢摇滚；一是曾就读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曾经代表华裔学生向校长抗争，争取权益、反对歧视。导演组后来让这位选手以一身摇滚装扮登场，展现他的摇滚和抗争精神。

导师们预先并不知道这些选手的故事。柳岩在第二季《我知道》中以情感导师身份出现，她是导师中了解信息最多的，但节目组也只提前对她讲70%，最令人惊喜、意外的，则在节目现场展示。

2015年，李方儒加盟了上海的一家文化公司，打算和视频网站合作，开发一些真正不同形态的原创节目。

其中一档节目已经拍了样片，“一个人在讲恐怖的鬼故事，但是在《中国好声音》那么大的场面。”李方儒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在新的节目里，李方儒打算把预算花在节目制作本身而不是明星身上：“一般投资八千万的节目，可能有五千万花在明星身上，我们这次只花两千万给明星，六千万用在内容、后期或者道具上。”

“也许会失败，但我真的要尝试改变。否则，爽的永远是艺人，或者卖版权的老外，而国内的电视人，不会有一个创作的机会。”李方儒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欢迎大家踊跃参与评论，与小编和参友交流互动！

欢迎扫描二维码加入传媒内参卫视+研究群，与顶尖电视人交流节目制作经验，要实名（注明姓名、工作单位）才能加入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