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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代由翁同和后代拍的常熟视频，片中的制：翁万戈 朝帝师翁同和的五世孙！

　　现年86岁的翁万戈先生，已在美国定居生活了61年，是美国华美协进社荣誉社长、宋庆龄基金会理事。他出生在上海，“2岁时，母亲抱着我第一次回到家乡，从上海坐船，乘了7个小时才到达；到了常熟，是坐轿子回到翁家大院的。”对80多年前的这段往事，翁万戈先生至今记忆犹新。“4岁，我就入祖父办的私塾，首先读的是《诗经》。”

　　此后，翁万戈先生随家人移居北方，北京汇文中学高中毕业后，考取上海交通大学机电工程系。抗日战争爆发后，翁万戈先生及其家人躲进了法租界。次年，他依依不舍地离开祖国，带着家中珍藏的藏书去了美国。赴美读书的翁万戈，获得普渡大学机电工程硕士学位后，又进威思廉辛大学学习油画，自此一生从事绘画、摄影。

　　10年之后的1948 年，翁万戈先生第一次回国，回到了家乡常熟，看到的是战争留下的满目疮痍，到处是断垣残壁，而自家的翁宅大院已成为国民党的伤员医院……1979年，翁万戈先生又一次回到故乡，给他的印象是家乡基本没有多大变化；他沿着街巷摸到了自己家里，去“玉兰轩”前的大院里寻找他心爱的两棵又高又粗又大的古玉兰树，然而，古玉兰树已被砍掉，心里感到非常伤感……

　　随着年龄的增长，翁万戈先生思乡的感情越来越浓，曾几次回国，看到祖国的变化很是高兴。2000年2月，翁万戈先生与妻子决定为当年携带到美国的祖传“翁氏藏书”找一个理想的久居之地。2000年4月28日，在海外飘泊了半个多世纪的最后一批中国善本古籍——“翁氏藏书”回到了祖国，被永久保存于上海图书馆内。共计有80种、542册，其中宋代刻本11种、元代刻本4种、明代刻本12 种、清代刻本26种、名家抄本、稿本27种，堪称件件是“国宝”。-

下面是更多关于翁同龢后人的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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龢（Wng tóng hé 一八三〇——一九〇四年）

错误写法：“翁同和”、“翁同

[编辑本段]【翁同龢简介】

翁同龢（1830~1904），江苏常熟人。清代书法家。字叔平，号松禅， 别署均斋、瓶笙、松禅、瓶庐居士、并眉居士等，别号天放闲人，晚号瓶庵居士。咸丰六年（1856）进士。官至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参机务。光绪戊戌政变，罢官归里。中国近代史上著名政治家、书法艺术家。卒后追谥文恭。学通汉宋，文宗桐城，诗近江西。书法遒劲，天骨开张。幼学欧、褚，中年致力于颜真卿，更出入苏、米。工诗，间作画，尤以书法名世。晚年沉浸汉隶，为同、光书家第一。当时的书法家对他的书法造诣之高十分敬佩。沙孟海先生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一文中指出：“他出世最晚，所以能够兼收众长—特别是钱沣的方法—有时还掺入些北碑的体势。把颜字和北碑打通了。这是翁同龢的特色。”著有《瓶庐之诗文稿》、《翁文恭公日记》等。传世书迹较多。《节临华山碑扇面》，书于光绪二十三年（1896）。纸本墨迹，隶书3行，共8字，题款10行，共46字。他的书法以楷书和行书最为擅长。在清代书坛占有重要地位，评价甚高。此幅扇面，由隶、行、楷三种书体组成。跋语和题款，字虽小，而所占篇幅强半，整体布局，既疏朗而又谨严，甚为得体。扇面正文为隶书8字，看出其隶书功力深厚。结体用笔，恪守古法。跋语行书，8行37字，写得老健、厚重，书卷气甚浓。题款为楷书，很有北碑味道。徐珂《清稗类钞》说：“晚年造诣实远出覃溪，南园之上，论国朝书家刘石庵外，当无其匹，非过论也。”

[编辑本段]【翁同龢生平】

道光十年四月二十七日（1830年5月19日），翁同龢出生在北京城内石驸马大街罗圈胡同寓所。四岁时随祖母张太夫人及母亲许氏由京师回到故乡常熟。翁同龢自幼禀性好学，通读《四书》、《五经》，并以优异成绩考入常熟县学游文书院。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应院试考中秀才；咸丰二年（1852年）应顺天乡试中举人；咸丰六年（1856年）殿试一甲一名，考中状元。

1857年被授予修撰，供职翰林院。以后被咸丰帝破格擢为乡试副考官，先后典试陕西、山西。同治四年（1865年），翁同龢奉旨在弘德殿行走，授读同治帝。 光绪元年（1875年）又奉旨在毓庆宫行走，授读光绪帝，前后达20余年。翁同龢学识渊博，除了正常教授《四书》、《五经》等儒家必读课外，还特意安排了许多中外史地、科技和早期改良主义著作，新学旧学兼顾，中学西学结合，循循善诱，引导光绪帝关心现实政治，留意中外大势，清除积弊，力振纲纪。翁同龢把他经世致用的教育思想渗透在他从政、从教的实践活动中，对近代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堪称近代教育的第一导师。翁同龢的教育使光绪帝扩大了知识领域，为以后发动维新变法运动打下了思想基础。

翁同龢在任刑部右侍郎期间，处理了很多案件。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他为当时轰动全国、百余年来家喻户晓的杨乃武与小白菜这一冤案的平反昭雪。

军机处是清代自雍正以后的最高决策机构。翁同龢两参军机，第一次是光绪八年（1882年）十一月至光绪十年（1884年）三月，正值中法战争时期。第二次是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月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时期。他参与了对法、对日主战的决策。在对侵略者的态度问题上，他与主和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充分体现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

甲午战争惨败直接引发的戊戌变法，对中国近代社会政治来说是一次空前深刻的变革。翁同龢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向光绪帝举荐康有为等进步人士，被康有为誉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他力主变法维新，为门生天子光绪帝拟定并颁发了戊戌变法的纲领性文件《定国是诏》，揭开了百日维新的序幕。由于触犯了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利益，翁同龢为此被开缺回籍。“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余恨未消，又下令将翁同龢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七十老人以清廷重臣、一品大员的显赫地位，为国家、民族存亡，难能可贵地站到了时代的前列，因而名垂青史。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6月15日），翁同龢被慈禧撵出北京城。回到家乡常熟，开始了他半隐居的庐墓生活。在困寓虞山、落魄忧伤的日子里，他的不少门生故旧“分俸见赠”。1904年7月4日，在风云变幻中饱经忧患的翁同龢，满怀抑郁和凄怆与世长辞了。在临终前，他口占一绝：“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短短四句话，道尽了这位松禅老人的宦海沉浮和无限忧伤。

[编辑本段]【翁同龢书画】

翁同龢工诗，间作画，尤以翁同龢书法作品书法名世。《清史稿•翁同龢传》称赞翁同龢书法“自成一家，尤为世所宗”。 清徐珂《清稗类钞》谓：“叔平相国书法不拘一格，为乾嘉以后一人……晚年造诣实远出覃溪（翁方纲）、南园（钱沣）之上。论国朝书家，刘石庵(刘墉)外，当无其匹，非过论也。光绪戊戌以后，静居禅悦 ，无意求工，而超逸更甚。”清杨守敬《学书迩言》对这位雄视晚清书坛的巨擘称许：“松禅学颜平原（颜真卿），老苍之至，无一雅笔。同治、光绪间推为第一，洵不诬也。”谭钟麟对翁字推崇备至：“本朝诸名家，直突平原（颜真卿）之上，与宋四家驰骋者，南园（钱沣）、道州（何绍基）、常熟(翁同龢)而已。”谭延闿、泽闿兄弟曾刻成《春及草庐藏翁氏墨迹》行世。

翁同龢早年从习欧、楮、柳、赵，书法崇尚瘦劲；中年转学颜体，取其浑厚，又兼学苏轼、米芾，书出新意；晚年得力于北碑，平淡中见精神。他博采众长，对唐代颜真卿和北魏碑版潜心揣摩，参以己意，并吸收刘墉、钱沣、何绍基等人之长，将赵子昂、董其昌的柔和流畅溶入其中。他深得颜真卿书法之精髓，写出具有自己个性的书法艺术作品，从而形成了翁字的独特书风，成为晚清颇具影响的书法家。

[编辑本段]【翁同龢藏书】

翁同龢藏书翁同龢在京为官四十多年，平生喜藏书，居官朝中时常去琉璃厂访书，陆续购进许多好书。其中有乾隆进士、嘉庆帝师彭元瑞的知圣道斋藏书，怡亲王死后流散出府的乐善堂旧藏，其中不乏极其珍贵的海内孤本。清朝末年，时值战乱，公私藏书多有散出，现存翁氏藏书的主要部分，都为此时购入。其所收藏的一批秘籍，被学界认为“学人仰望而不知其存否的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善本，以国内标准论应属国宝级重要文物，是包括我国国家图书馆在内的国内外图书馆所无的珍籍”。翁同龢富藏书；诗文简炼凝重；书法纵横跌宕，力透纸背，有颜真卿风骨。遗著有《瓶庐诗稿》、《瓶庐文抄》、《翁文恭公日记》等。

[编辑本段]【翁同龢故居】

▌故居简介 ▌

鸟瞰故居翁同龢故居又叫“翁同龢纪念馆”

翁同龢纪念馆坐落在常熟古城区翁家巷门，系由翁氏故居修缮辟设而成，并于1991年11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

翁氏故居是一所保存比较完善、具有典型江南建筑风格的官僚住宅，翁同龢在这里度过了青少年时期。1990年, 翁同龢的玄孙美籍华人翁兴庆（万戈）先生将世业捐献给国家。其中的主体建筑"彩衣堂"于199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翁同龢纪念馆陈列内容主要有：翁同龢生平事迹；翁同龢文物、书法；翁同龢主要著作及国内外研究翁同龢的论文、信息。同时辅以反映历史原貌的清代红木家具陈设，使参观者有身临其境之感。

▌景点一览 ▌

〖知止斋〗

故居景点一览知止斋是主人会见宾朋之处。楼上藏书，楼下供吟诗、论文、赏书、品画之用。

〖玉兰轩〗

为客厅，亦称花厅，因庭中种有玉兰，故名“玉兰轩”。

〖晋阳书屋〗

处彩衣堂西侧轴线，为翁同龢读书之所。

〖柏古轩〗

在思永堂后第七进。庭中原植古柏一株，故以此名轩，亦称“柏园”。同治年间为翁同爵居处。光绪初，翁同龢二姊翁端恩返常时曾住此。其后翁同龢携其孙翁安孙、侄孙翁斌孙也曾短时居住过。

〖双桂轩〗

为翁心存、翁同书居处。翁同书之子翁曾源也曾在此居住。同治初年，将原石梅翁氏祠堂西屋之“双桂轩”名移至此处。翁同龢晚年返乡后常来此歇息。

〖后堂楼〗

在主厅彩衣堂之后，楼分上下两层，原为翁氏女眷居住之处。楼下现辟为介绍翁同龢生平事迹的专室，楼上则为翁氏一门书法艺术陈列之处。

〖砖雕门楼〗

清代砖雕垂花门楼。上镌“源远流长”四字,下砌“辞亲赴考”、“衣锦还乡”带状砖雕组画。精雕细刻‚造型美观‚为这座建筑增添高雅气氛。

[编辑本段]【翁同龢之墓】

翁同龢的墓在城区翁同龢之墓西郊约7公里之虞山鹁鸽峰山麓，与其父翁心存墓毗邻。有罗城、墓冢、拜台、墓道，冢后竖石灰石碑一通，高132 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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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历史名人，翁同和，普通人名。同名同姓，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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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从小被宫女带坏了，长大后那方面不行了，所以没法有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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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没有后代，他的弟弟有三个儿子，都是国家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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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尔衮亲生多尔真

清史学界沿袭清初摄亲尔衮无血亲嫡子，故而以过继子多尔嗣的“盖棺定论”，其依据是清宫宗室的《玉牒》等均载记其因无亲子才过继其弟之子。我们研究认定多尔衮不仅有一亲子，并且传承了后代。所以，不惴浅薄，冒然探讨，以就教于学师方家。

《爱新觉罗家族全书》说：清初顺治时的“皇父摄政王”多尔衮，“虽然最少有10妃，但是他却未有子女后代。只有传说中的1子1女。1子便是多尔衮与豪格寡妻所生，不知去向，也不见于《玉牒》。传说他还有1女，名叫东莪，系其六妃瓜尔佳氏所生。然而，在其妃子中并无此人，六妃是朝鲜李氏。在《玉牒》中只记多尔衮有1嗣子多尔博，是其同母弟多铎之第五子。”⑴在清代官修典籍以及当代著述中，几乎无一例外地一致。民国时伪满洲国溥仪主持编修的《爱新觉罗宗谱》中的《星源集庆》也自然人云亦云地说，和硕睿忠亲王多尔衮“初无子，以弟之子多尔博承继为嗣，后因罪案归宗。”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二月，弘历皇帝发布诏谕为多尔衮平反，“仍令多尔博一支为之继嗣，以多尔博后裔淳颖承袭睿亲王，世袭罔替。”⑵上述，已似成定论，无法逾越。然而，果真如此吗？不管盖棺论定如何，起码还有“传说多尔衮有1子，但不知去向”的说法。

那么，多尔衮究竟有没有血亲嫡子呢？

首先来看一下传说多尔衮有1子，究竟是“传说”，还是事实。对此，首先提出质疑的是《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全传》的作者周远廉、赵世瑜二位先生，他们记述多尔衮死后，其兄英亲王阿济格强迫原隶于睿亲王麾下的正白、正蓝二旗大臣依附于他，这些大臣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夫摄政王拥立之君，今固在也。我等当抱王幼子依皇上以为生。”⑶这句话的意思十分清楚明确，多尔衮死后，原隶多尔衮的两旗大臣不愿改隶英亲王阿济格，他们要忠心耿耿地抱定多尔衮的“幼子”，拥立顺治皇上以为生。就是说，原属多尔衮的二大臣，愿抱多尔衮之幼子为新主子，而不依附于阿济格。

周、赵二位先生所引用的这句话出自《清世祖实录》顺治八年（1651年）春正月的“甲寅”（初六）日，即多尔衮死后27天，议政王、大臣第二次会议英亲王阿济格罪时，大臣吴拜、苏拜、博尔惠、罗什等追忆多尔衮死后一二日时，英亲王阿济格曾找多尔衮属下的二旗大臣强令其归附时说的话。

那么，《清世祖实录》记载这句话中多尔衮这唯一“幼子”究竟指的是谁呢？是指他的嫡血亲子呢，还是指过继子呢？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

实录中的原话是：“我等当抱王幼子，依皇上以为生。”“抱王幼子”，首先说的“抱”，而不是说“拥”（立）。抱幼子，用白话说，“抱孩子”。这里没有说“拥立”王之子为王，而是“抱王之子”为王。幼子既然是“抱”着的，就是这孩子很小，是还不会走路的孩子，这就肯定不是少儿，不是能可哪跑而无须抱的孩子。因为不用抱着，而能自己走、自己跑的孩子，已是少儿了。而当是时，多尔衮的过继子多尔博已然9岁。在今天，9岁的孩子正是少儿，至十六七岁的为少年。而在清初，满族人男14岁即视为成年，可结婚，女12岁即可出阁嫁人，那9岁的男孩，自然不属“幼儿”，既不是“幼儿”，自然不需“抱”，因为他已经能跑能跳，可拉弓射箭，入学读书了。

早期满族人，5岁即骑马拉弓射箭，八九岁就是少年儿童，十三四岁就娶妻生子了。就说顺治皇帝吧，他是崇德三年（1638年）生，13岁那年的正月（顺治八年，1651年）就结婚娶媳妇了，当年十一月一日就生了皇长子，次年14岁时三月十五日生长女，第三年15岁时七月十七日生次子，十二月二日生次女，十三日生三女，16岁的三月十八日生下三子皇太子玄晔。13岁就有了儿女了，我们能说同时期的9岁的多尔博是“幼子”，还“抱”在怀中吗？显然不能。

如此说，多尔衮隶下的二旗大臣所说的这“幼子”，首先肯定说不是其过继子多尔博。那究竟是谁呢？理所当然地，应该是多尔衮“传说中下落不明”的亲生儿子。那么，多尔衮的这亲生儿子的母亲是谁呢？他是何时出生的？又为什么没有公开露面并承嗣王位呢？周、赵二位先生推断说，多尔衮的这“一个儿子，其母是谁呢？从时间上推断不会是多尔衮早年的妻妾，很有可能是顺治七年（1650年）初续娶的豪格福晋博尔济锦氏”⑷。他们又联系到明末清初诗人张苍水的诗句，“错将虾子作龙儿”，曾怀疑多尔衮与其侄豪格的孀妻博尔济锦氏结婚之时，其已有前夫之遗腹子在身了。这里说是“遗腹子”虽然不对，却从另一面证实多尔衮确有“幼子”。史已记载，多尔衮的大妃（元妃）博尔济吉特氏于“顺治六年十月去世”不到两个月，多尔衮就在顺治七年（1650年）正月续娶了博尔济锦氏，并于当年的九月二十七日申时生下唯一“幼子”，正如周、赵二位先生论述的，“此子并非豪格的遗腹子”，因为豪格早在顺治四年（1647年）三月因罪下狱，四月即在狱中自杀身亡，何能在二年半后有“遗腹子”呢？更何况此儿之母早在其出生前的9个多月即已嫁多尔衮！因此，周、赵二位先生肯定了此子“而乃多尔衮亲生之子，到顺治八年（正月）这个时候也不过只有几个月而已。但此子后来的命运也不得而知”。因此，乾隆为多尔衮恢复名誉，承袭亲王爵的乃是多尔博的后裔，“并非（多尔衮的）亲生后代”⑸。

笔者搜集整理研究满族谱书20年，于2002年搜集到了《爱新觉罗多尔衮家族谱》。本谱书修撰于1982年，原修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的谱书，在“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被当年的“红卫兵”当作“四旧”焚烧成为灰烬，1982年重修族谱时，根据“幸好在（香）港留存多数资料”和当时尚在的所有坟碑碑文，新修了这部谱书。而留存香港的资料，就是乾隆谱的草稿资料，多氏一支迁居香港时携带去的。此谱所记世系自“高祖多尔衮”直至九世多财、十世多迪，所有男女（含嫁入女性）人物生卒年、月、日、时均记载凿凿，无一忽漏，如无确的，岂可胡诌乱编！况其多氏自二世祖以下即家传勘舆姓名之术，对其先人生辰八字尤视为珍，岂可敷衍！另外，多氏谱书收藏人多迪先生还珍存有据传是高祖多尔衮遗墨的9幅满文（遗墨），纸幅15×23㎝，其一幅较大者，是19×23㎝，全部是满文，大幅满文译成汉文是讲“仁”，“仁者之道”，几幅遗墨中均傍写有几个汉字。9幅遗墨所用的纸均是“只有皇帝、皇后专用色明黄色纸”，说明9幅遗墨用纸使用人的高贵身份，也可以说“必是皇帝无疑”⑹。假若将此纸验明正身，请笔记专家验明遗墨，必是多尔衮无疑。因此，本家谱的真实性毋庸置疑。这里根本不存在如辽宁沈阳市祖祖辈辈是汉人的于某，近年来却摇身一变而自称为爱新觉罗氏，被市满族联谊会除名，又以其他满族什么会长身份到处招摇张扬，以摄取荣誉，真是何苦来哉！

多尔衮有亲子，还可以从其他几方面找到佐证。

其一，《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全传》的作者，已经基本肯定《清世祖实录》中记的“幼子”不是遗腹子，“而乃多尔衮自己亲生之子”。

其二，《爱新觉罗氏家族全书》说，传说多尔衮有一子，下落不明。传说虽不肯定，但可存疑。

其三，《爱新觉罗氏的后裔们》一书，说嘉瑠“是努尔哈赤（齐）第十四子多尔衮之后”⑺。

其四，北京的赵忆罗先生在《关于清睿亲王多尔衮后代情况的几个流传民间的史料》中说，“我在1982年左右看到过一篇评论李自成、郑成功和多尔衮的文章。我问过当时我周围的老人（清末、民国初年生人），他们提起多尔衮时，说了这样一句话，‘留儿子披甲，传侄子爵位。’”“2004年9月间，我在北京偶遇一位吴姓老人（89岁，不让我透露其姓名等情况），谈起多尔衮，他也说起这句话，他说，多尔衮抱养其侄子，并把爵位传给了养子，而多尔衮的亲生儿子却和一般旗人一样，去披甲当兵”⑻。

另外，赵忆罗先生在辽宁曾访问过一张姓老人（2004年93岁，2005年初去世，其女、女婿不愿透露老人名字）说，“他家祖先是多尔衮的包衣，他家一直传说多尔衮死后，他家祖先被分配给了多尔衮娶的哪位豪格孀妻，多尔衮与毫格孀妻生的那个男孩子后来没有多少家产，长大后，将就成家，一生是个普通的旗兵。”这位老人还说，“多尔衮这支的后代多南下驻防”⑼。

赵忆罗先生还说，在北京民间还有个关于良弼的“说法”。他说，“良弼（清末人）是近代史上一个很有名的人。民间说他是多尔衮的后代，他上几代是四川（有说是湖北）驻防兵，到他（良弼）父亲时上访，才恢复了黄带子的地位”⑽。

最近，赵忆罗先生又遇到“一位北京汉军旗籍余老人。余老说他家有七八代人都在广州驻防，他今年（2005）97岁了，他说小时候街坊里有个叫多财的小孩，多家可能是出旗为民的，说多家较穷，多财大多时间是在和大人一样干活养家。因此，两人没有过多接触。他听大人们说，多家原来比较富裕，且有皇亲，后来落败了。有钱时，多家还有人要见皇上探亲”⑾，等等。

这些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那“不知下落”的多尔衮之“幼子”在清代已流落广州。

如此说来，北京的金寄水、嘉瑠以及良弼诸先生可能是多尔博的后世子孙，辽宁民间自说是多尔衮亲生子后代的缪氏，等等，是不是多尔衮亲生“幼子”的后代，我们无从谈起，只有从其家谱等可信资料，方可认定。

上述史料虽无法确认，但对“传说多尔衮有1子下落不明”，却是个佐证。

我们再来看一下《爱新觉罗氏多尔衮家族谱》。上面我们已经讲了本族谱的可信，是因其1982年依据留存香港的资料和二世祖以至九世的十几通坟碑碑文（坟碑已在后来广州市政府扩占市区毁压地下）而重修的。我们可以其家谱所记来印证《清世祖实录》多尔衮的二旗大臣的话是准确无误的。

多氏家谱记其高祖多尔衮于顺治七年（1650年）正月续娶豪格寡妻博尔济锦氏，于同年九月二十九日申时，生下多尔衮唯一之子，后名为多尔真。此子出生后不到二个月，多尔衮即“意外”死亡，笔者另有专文论证。

据载，鉴于多尔衮专权乱政，顺治要提前亲政，才在顺治七年冬与摄政王多尔衮大吵了一通，多尔衮不让位，亲政未成，因此，才使多尔衮“不乐”，以“有疾”为借口率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八旗固山额真官兵猎于边外散心。《实录》记“摄政王以有疾不乐”为由出猎，既然有疾，且又是“风疾”，即膝部有风湿病，何如在宫内方便治养，在冰雪严寒时出猎，岂不更加重疾患吗？实际上，此次出猎的真正原因是“不乐”，是散心。为什么不乐？是因与顺治大吵了一架。

在多尔衮于顺治七年（1650年）十一月十三日边外出猎的时候，距他的唯一的“幼子”多尔真于九月二十九日申时出生，才40多天，正是怀抱的孩子。而此时此刻，清宫内统治者之间矛盾日趋尖锐，斗争已经白热化了。对于一位戎马一生、叱咤风云、摄政掌皇权的政治家多尔衮来说，他不可能不预见到一旦自己失败，顺治亲政，对他树敌过多的后果将是如何，因此，他早有预备。一是要在风光优雅地方建自己的安乐窝，以渡后半生。这就是选在距北京180公里的喀喇河屯地方建自己的寝宫。“喀喇河屯”，蒙古语，“喀喇”是“黑”、“旧”的意思，“河屯”是“城”的意思，合在一起是“黑城”、“乌城”或“旧城”。明代这里是蒙古朵颜部的活动地区，两个多世纪人烟稀少，使得这里古木参天、气候宜人、流水充沛，山野兽类丰盛。因此，多尔衮狩猎这里时，一下子喜欢上了这里，遂于顺治七年（1650年）七月初二日，下令在此建“避暑宫”，并立即动工，这就是喀喇河屯行宫的前身。多尔衮死后，顺治帝亲政，立即下令停工。康熙帝又于四十一年（1702年）在此建了“承德避暑山庄”。

二是要保住自己唯一的血亲嫡子而谋划万全之策。他与顺治帝为亲政让权事大吵之后，心情“不乐”，并预见到自己可能发生的下场。为此，他才令博尔济锦氏携抱幼子匿于“波罗诺”地方，而“波罗诺”之地正是喀喇河屯西北40公里的地方。“波罗诺”，蒙古语为“波罗老”。多尔衮的亲生儿子多尔真（后来托付吴三桂收养大，命此名，即这才是多尔衮真正的儿子）出生不到两个月，即被秘密送往波罗诺。这里正是北京的东方，是去往东北的途径之地。博尔济锦氏是蒙古科尔沁王的女儿，一旦清宫有政变，清兵肯定能往北蒙古方向追剿，而不会想到多尔衮之子能往东北方向逃匿。这就是将多尔真藏于波罗诺的真正原因。

多尔衮死后，“高祖母”博尔济锦氏又携子多尔真同吴三桂的大妃张氏养娘周妈等人秘密转移至辽宁营口的博洛堡，今名博洛铺镇。多尔真10岁时，吴三桂南下，又携多尔真南下云南，成年后又转送广州定居，遂成为世代广州人、香港人。社会调查的民间口碑资料印证了多氏谱书的记载。

多尔衮死后的政治形势，多氏家族，尤其是多尔真的生母博尔济锦氏很清楚在强大的政敌面前，多尔真会是怎样的结局。因此，她严格遵照多尔衮的嘱托，要用性命来保住这个孩子。才在多尔真满月后，移居府外，又一个月，多尔衮死，又匿居波罗诺地方。而当顺治帝询问摄政王位的承袭时，只能嘱家人报说多尔衮无子，才以过继子多尔博嗣承了王位。

我们还可以根据满族姓氏的产生与演变来研究论证多尔真的真实性。

清入关后，满族诸姓氏渐染汉习，而将多音姓简化为单字或复字汉字姓，这种简化形式最多的就是以父、祖名之首音字为氏族之姓。多氏高祖多尔衮，二世多尔真即以高祖“多尔”为姓。以此相沿，嗣子多尔博之“多尔”正是过继后之名。否则应为“多铎”之“多”为姓、或其他姓。三世三人名多尔保、多尔存、多尔传，姓多尔，要将多尔衮的血脉保住存传下去。四世二人名多尔裔、多尔胤，仍姓“多尔”，裔胤传承。五世多尔弘，六世多尔永，七世多尔安，八世改为“多”单音字为姓，名为多志强、多志精、多志瑛、女多满好。清亡后，多氏以多尔衮比周公，亦因政治形式所迫，改“多”姓为“周”姓。九世多子、多财、多利、多寿、多福，多寿又名为“周桐”。十世多迪等，又因“周”姓而名“州迪”。

按上述研究，多尔衮之裔子多尔真当无可置疑。根据《清世祖实录》的载记，我们完全赞同周远廉、赵世瑜二位先生的结论：即“多尔衮自己亲生之子”，“后来的命运”不得而知，乾隆年间多尔衮被恢复名誉，承袭睿亲王爵的仍是多尔博的后裔，并非“亲生后代”。

政治运动给人们带来的恶劣影响刻骨铭心，难怪赵忆罗调查的老人都不愿透露详情。而多氏为平反寻根历经数世磨难，先后走失二人、疯一人，至今男性眠而睁目。溥仪修谱时，又地隔万里，且又东北沦陷，消息闭塞。故而，今天史学界仍恪守清制，不承认多尔真是多尔衮亲生之子。

原抚顺市社会科学院满族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张 德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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