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六使,新加坡人怎样看待陈嘉庚和陈六使

Answer 1

陈嘉庚是我国杰出国领袖和著名的大实业家。

他回乡办学校是镇里穷很多孩子上不了学，他想孩子是祖国的未来，要是上不了学，那不行。他决定用自己的积蓄办学，可是他的妻子有些犹豫，他是这样劝妻子的，钱花掉了可以再挣，孩子们学习时间耽误了，就再也补不回来了 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Answer 2

陈嘉庚

陈嘉庚（1874年1021日——1961年08月12日），是著名国华侨领袖、企业家、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集美社人（今厦门市集美区）。[1]

1913年回家乡集美先后创办了集美小学、中学、师范、水产、航海、商科、农林等校（统称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厦门大学、集美学村各校师生都尊称其为“校主”。[1]

1949年应毛泽东主席的邀请回国参加政协筹备会。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等职。曾被毛泽东称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1]

1990年03月11日，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把一颗编号为2963的小行星命名为“陈嘉庚星”。[1]

成长于郑成功抗清复明故垒的陈嘉庚一生为辛亥革命、民族教育、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晚年的陈嘉庚，请人在鳌园刻录“台湾省全图”，念念不忘国家统一。[2]

中文名

陈嘉庚

外文名

Tan Kah Kee

别 名

陈甲庚

国 籍

中国

民 族

汉族

出生地

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集美社（今厦门市集美区）

出生日期

1874年10月21日（阴历9月12日）

逝世日期

1961年08月12日

职 业

企业家、教、社会活动家

毕业院校

念过私塾，师亡即辍学

主要成就

支持辛亥革命、支持抗战、反对汪精卫投降卖国

创办厦门大学、集美学村

在新加坡创办《南洋商报》

代表作品

《南侨回忆录》

相关人物

李光前、陈敬贤、陈六使

重要任职

南侨总会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性 别

男

目录

1 人物经历

▪ 陈嘉庚生平大事记

▪ 商业佳话

▪ 入同盟会

▪ 橡胶大王

▪ 支援抗战

▪ 归国服务

2 兴办教育

▪ 重视教育

▪ 教育思想

▪ 兴学动机

▪ 创办学校

▪ 筹措校费

▪ 回馈祖国

▪ 海外办学

3 投身政治

▪ 早期活动

▪ 坚决抗日

▪ 反对卖国

▪ 访问延安

▪ 内战时期活动

▪ 晚年活动

4 备享哀荣

5 嘉言懿行

▪ 精神与言论

▪ 诚信之事迹

6 附录

7 激励后人

人物经历

编辑

陈嘉庚生平大事记

陈嘉庚，原名陈甲庚，1874年10月21日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集美社（现属厦门市集美区）。

1910年，陈嘉庚加入中国革命同盟会，被推举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协理及道南学堂总理， 向闽侨募捐五万多元建筑校舍。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福建光复，陈嘉庚被推为福建保安捐款委员会会长，筹款二十多万元支援福建财政，另筹五万元接济孙中山先生。

1912年 ，陈嘉庚携眷回国，筹办集美学校。

1917年，陈嘉庚购进三千七百五十吨轮船一艘，名为“谦泰号”。因两年来营业顺利，派胞弟敬贤回国创办集美中学和集美师范学校。

1918年，集美师范和中学正式开学。陈嘉庚发起筹办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

1919年，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正式开学。陈嘉庚回国筹办厦门大学，组织同安县教育会，对各乡小学给予常年补助。

1920年，集美学校增设女子师范和商科，陈嘉庚创办集美水产航海学校。

1923年，陈嘉庚当选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总理，在新加坡创办《南洋商报》。

1925年，创业有成，资产达一千二百万元，是陈嘉庚一生中登峰造极，得利及资产最巨之时。

1926年，陈嘉庚扩建南洋华侨中学校舍，创办集美农林学校。开始面临逆境，胶价暴跌，营业亏损甚巨，被迫将厦大和集美两校校舍建筑工程局部停工，但经费仍竭力维持。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陈嘉庚发起组织新加坡筹赈会，被推担任主席，捐募新加坡币一千万元，支援祖国抗日战争。

1938年，陈嘉庚被选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致电汪精卫反对其主张同日本和谈。

1940年，陈嘉庚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并率团返国到重庆、延安等地视察慰问。

1941年，陈嘉庚被推为南侨总会第二届主席。组织南洋闽侨总会。创办南洋华侨师范学校。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领导组织新加坡华侨抗敌总会。

1942年，新加坡沦陷，避居爪哇三年，陈嘉庚写成《南侨回忆录》和《住屋与卫生》。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重返新加坡。11月18日，重庆各界召开“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毛泽东主席特送条幅，题“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八个大字。

1946年，陈嘉庚创办新加坡《南侨日报》。

1947年，陈嘉庚召开新加坡华侨大会，反对荷兰殖民军屠杀印尼巨港华侨暴行，议决准备对荷兰实行经济制裁。为集美各校开拓经费来源，陈嘉庚在香港创办集友银行，实行以行养校，是史无前例的创举。

1949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首途回国。9月在北京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陈嘉庚被选为常务委员。10月1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

1950年，陈嘉庚回国定居故乡集美村，亲自主持集美、厦大两校校舍的修建。

1954年9月，陈嘉庚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59年，陈嘉庚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创立厦门华侨博物院。

1961年，陈嘉庚在北京逝世，遗体移集美鳌园安葬。[3]

商业佳话

陈嘉庚17岁（1891年）时渡洋前往新加坡谋生，

人物旧影 (11张)

起初主要在他父亲经营的顺安米店服务，共做了13年。陈杞柏晚年实业失败，陈嘉庚接手衰败的家业后，于1904年创建菠萝罐头厂，号称“新利川黄梨厂”；承接了一个也经营菠萝罐头厂的日新公司；自营谦益米店。是年，陈嘉庚之弟敬贤来新加坡习商，管理谦益米店财务，主理新利川菠萝厂业务。1905年，陈嘉庚创办“日春黄梨厂”（兼制冰）。1906年，陈嘉庚入股恒美熟米厂，在福山园套种树胶。经过兄弟二人同心努力，自1905年起三年间各年分别获利（实利）5万多元、4万多元、13万元。

新加坡当时的法律有规定“父债子免还”，但以信誉为重的陈嘉庚虽然经济拮据，却宣布“立志不计久暂，力能做到者，决代还清以免遗憾也”。面对家道中落，陈嘉庚艰苦奋斗了4年时间，终于有些盈利，他便不顾亲友反对，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找到债主，到1907年为止，连本带利还清了父亲所欠的债务。此事成为新加坡华人商业史上一大佳话。当然，当时也曾有人说他“傻”，但他说：“中国人取信于世界，决不能把脸丢在外国人面前！我们中国人一向言必信，行必果。”陈嘉庚“一诺万金”的信誉迅速传遍了东南亚。此后，人们十分相信陈嘉庚的商业道德和信誉，都愿意与他做生意。可以说，陈嘉庚之所以能在家业衰败后艰苦创业10年左右成为百万富翁，与他“一诺万金”的诚信商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入同盟会

晚晴园里的故事

1910年春，陈嘉庚在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启迪下，同一批有志之士脱离清廷关系，在中国同盟会盟书上发誓签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有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有渝此，任人处罚。”从此，他遵照孙中山的革命宗旨，唤醒侨胞，支持民主革命和振兴中华的一系列活动。[4]

橡胶大王

当橡胶第一次从巴西移植到马来西亚，陈嘉庚即用2000元购了种子，播种在菠萝园中，进而大面积种植，到1925年，他已拥有橡胶园1.5万英亩，成为华侨中最大橡胶垦殖者之一。之后他开办橡胶制品厂，生产橡胶鞋、轮胎和日用品。鼎盛时期（1925年）营业范围远及五大洲，雇佣职工达3万余人，资产达1200万元（新币，约值黄金百万两）。

陈嘉庚首创橡胶制品大规模生产，促进了侨居地民族工业的发展；他开辟了橡胶制品和其他制品直接输出的国际市场，在华侨中第一个打破英国垄断资本的垄断局面；他还培养了成千上万的企业家和技术人才。

支援抗战

1937年10月，陈嘉庚发起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任主席，得到了大力支持和广泛响应。

1938年10月，在著名闽侨菲律宾的李清泉（他致函陈嘉庚，称南洋华侨应该在香港或新加坡，组一筹赈总机关，领导募）印尼的庄西言（他亦致函陈嘉庚，嘱托他在新加坡组南侨总会，所言目的与李清泉同）倡导和劝说下，又经国民政府行政院（庄西言致函陈嘉庚后，致电行政院建议陈嘉庚领导南侨组织筹赈总机关）致电要求，陈嘉庚出面联络南洋各地华侨代表在新加坡开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陈嘉庚被推举为正主席（李清泉、庄西言为副主席）。他带头捐款购债献物，精心筹划组织，使南侨总会在短短三年多的时间内便为祖国筹得约合4亿余元国币的款项。此外，他组织各地筹赈会为前方将士捐献寒衣、药品、卡车等物资，以及在新加坡和重庆投资设立制药厂、直接供应药品等。

1939年，陈嘉庚应国内之请代为招募

陈嘉庚回国视察、慰劳抗日军民

3200余位华侨机工(汽车司机及修理工)回国服务，在新开辟的滇缅公路上抢运中国抗战急需的战略物资。

1940年，陈嘉庚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团历访重庆、延安等地。他据实发表关于延安观感的演讲，盛赞陕甘宁边区的新气象。通过对国共两党辖区的访问，陈嘉庚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归国服务

1949年，陈嘉庚应电邀，回国出席全国政协，参加开国大典。陈嘉庚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嘉庚生前叮嘱“把集美学校办下去，把300万元存款捐献给国家”，并一再呼吁祖国统一，弥留之际还对台湾的回归深表关切，体现了一个爱国者的赤诚之心。国家还为此设立了陈嘉庚科学奖。

兴办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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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教育

厦门大学本部树立的“校主”铜像

陈嘉庚不仅是伟大的爱国者、著名的实业家，而且也是一位毕生热诚为国兴学育才的教育家。陈嘉庚事业达致顶峰时，不过拥资一、二千万元左右，在当时的华人企业家中，比他富有的人为数不少，但为国家和民族兴学育才始终如一地慷慨输捐而自己一生过着非常俭朴的生活的，唯有陈嘉庚。正因为如此，黄炎培先生曾说：“发了财的人，而肯全拿出来的，只有陈先生。”陈嘉庚倾资兴学重点，一是集美学校，二是厦门大学，三是新加坡华侨学校。即立志兴办集美学校，从小学到中学及各类专业院校，学校规模之大，师生人数之多为全国之冠。与此同时，陈嘉庚在新加坡又先后积极资助与创办六所华侨华文学校，开创了华侨在海外办学新风。1919年，陈嘉庚公司进一步发展，企业资产总值约达400万元左右，便雄心勃勃地回国筹办全国第一家侨办大学--厦门大学。为做表率，他带头认捐400万银元。其认捐数额正好与其当时全部资产总值相当。陈嘉庚在爱国兴学方面用钱气魄之大，目光之远，举世罕见。

陈嘉庚说：“民智不开，民心不齐，启迪民智，有助于革命，有助于救国，其理甚明。教育是千秋万代的事业，是提高国民文化水平的根本措施，不管什么时候都需要。”本着上述办学目的和动机，他不惜倾资办学。

教育思想

陈嘉庚不仅是一个教育事业家，而且不愧为一个教育家。在长期办学的实践中，形成了他的教育思想：第一、他提倡女子教育，反对重男轻女。大力倡办女子学校，让女子能上学，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开了风气之先，是难能可贵的；第二、强调优待贫寒子弟，奖励师范生。他反对办学分贫富，尽力帮助贫寒子弟上学。同时，他非常注意师范生的培养，严格选择和物色师资人才，对于好的加以奖励；第三、讲究教学质量，注意全面发展。陈嘉庚从办学开始，就一直注意“德、智、体三育并重”，强调全面发展；第四、主张“没有好教师，就没有好学校”，强调要确立教师在学校的主导地位，他认为要办好学校，关键在于领导和教师，“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要提高教学质量，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选教师”，因此，他十分重视选择校长和教师；第五、为了振兴实业，培养生产技术人才，倡办职业技术教育；第六、要求普及教育，并订下同安“十年普及教育计划”，设立同安教育会和教育推广部。他为教育事业奋斗了一生。

兴学动机

陈嘉庚致富后首先想到的是兴学报国。他说：“国家之富强，全在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在于教育，教育是立国之本。”早在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他就捐献2000银元，在家乡创办惕斋学塾。民国3年3月创办集美高初两等小学校，此后又相继创办女子小学、师范、中学、幼稚园、水产、商科、农林、国学专科、幼稚师范等，并逐步发展，在校内建起电灯厂、医院、科学馆、图书馆、大型体育场。在昔日偏僻的渔村里建设起举世闻名的集美学村。陈嘉庚兴学的动机和爱国情怀，可以从如下他在1918年“致集美学校诸生书”中得到反映：

“教育不振则实业不兴，国民之生计日绌，……言念及此，良可悲已。吾国今处列强肘腋之下，成败存亡千钧一发，自非急起力追难逃天演之淘汰。鄙人所以奔走海外，茹苦含辛数十年，身家性命之利害得失，举不足撄吾念虑，独于兴学一事，不惜牺牲金钱竭殚心力而为之，唯日孜孜无敢逸豫者，正为此耳。诸生青年志学，大都爱国男儿，尚其慎体鄙人兴学之意，志同道合，声应气求，上以谋国家之福利，下以造桑梓之庥祯，懿欤休哉，有厚望焉。”（按：“致集美学校诸生书”，录自《陈嘉庚先生纪念册》）[5]

创办学校

1913年，陈嘉庚在家乡泉州府同安县集美创办小学，以后陆续办起师范、中学、水产、航海、商业、农林等校共十所；另设幼稚园、医院、图书馆、科学馆、教育推广部，统称“集美学校”；此外，资助闽省各地中小学70余所，并提供办学方面的指导。1923年孙中山大元帅大本营批准“承认集美为中国永久和平学村”，“集美学村”之名就是由此而来。规模这样宏大，体系这样完整的“学校”，全国还找不到第二个。

筹措校费

1921年陈嘉庚认捐开办费100万元，常年费分12年付款共300万元，创办了厦门大学，有文、理、法、商、教育，五院17个系，这是唯一一所华侨创办的大学，也是全国唯一独资创办的大学。厦门大学于1921年4月6日开学，陈嘉庚独力维持了16年。后来世界经济不景气严重打击华侨企业，陈嘉庚面对艰难境遇，态度仍很坚定地说：“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他把自己三座大厦卖了，作为维持厦大的经费。

陈嘉庚倾资兴学，他希望有志之士，闻风继起，振我中华，故虽企业收盘，仍多方筹措校费，艰苦支撑，百折不挠，估计他一生用于办学的款项，约达美金一亿元以上。在他的倡导下，许多华侨纷纷捐资兴学，蔚然成风，影响极为深远。

回馈祖国

陈嘉庚为集美和厦门大学兴建数十座雄伟的高楼大厦，自己的住宅却是一所简朴的二层楼，既小且暗，办事不便，但他十分怡然。他的生活艰苦朴素，自奉菲薄。床、写字台、沙发、蚊帐等都是古老的。外衣、裤子、鞋子、袜子全都打补丁。他家有数百万财产，晚年却为自己规定低的伙食标准即每天五角钱，经常吃番薯粥、花生米、豆干、腐乳加上一条鱼。他身体力行的座右铭是：“应该用的钱，千万百万也不要吝惜，不应该用的钱，一分也不要浪费。”

尽管陈嘉庚曾是南洋成功的华人大实业家之一，但他的个人生活却始终十分简朴。他的个人自传中写到，“我之个人家庭，年不过数千元，逐月薪水足以抵过。在集美建一住宅，不上一万元，他无所有。”但是他极具公益心，尤其对于兴办教育，非常热心。早在1913年，他就在家乡创办小学，1918年又创办师范学校，并设立中学，附设男女小学和幼儿园。随着他的企业的兴旺发展，他又继续在集美开办水产航海学校，商业学校，农林学校，幼儿师范等，同时也设立了科学馆（现集美大学工程技术学院），图书馆和医院等，使集美成为了系统完整的学村。

海外办学

在新加坡，陈嘉庚对于当地华侨子女的教育也非常热心，1919年创办了规模宏大的“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是当时南洋地区华侨的最高学府。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他又创办水产航海学校，南侨师范和南侨女中等学校。当时有教会请陈嘉庚捐款10万元创办一所大学，陈嘉庚慨然答应，但提出要以兼设中文课程为条件。

在承担集美、厦大两校庞大开支的同时，陈嘉庚还于民国10年联络新加坡华侨，组织同安教育会，支持同安县创办40多所小学。民国13年，陈嘉庚把同安教育会改为集美学校教育推广部，至民国24年，先后补助本省20个县市的73所中小学，补助总额达193227银元，全部由陈嘉庚承担。在侨居地，陈嘉庚竭力倡办华文学校，曾任新加坡道南学校总理。民国4年在新加坡捐资创办崇福女校，民国8年又捐资3万元创建南洋华侨中学，后来又捐40多万元作为该校基金。民国36年3月，创办南洋女子中学。

投身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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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活动

陈嘉庚虽身处南洋，但一直心系中国，

国父与陈嘉庚先生（左）

积极支持中国国内的革命活动。他结识了孙中山，在1910年加入同盟会并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后，陈嘉庚担任福建“保安会”会长，筹款支援福建，稳定了当地局势。

陈嘉庚对于文化事业，也是积极支持。他支援了范长江、夏衍等人主办的“国际新闻社”和《华商报》等，还汇款支持邹韬奋复办《大众生活》周刊。

1928年中国济南惨案发生后，南洋华侨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声援运动，陈嘉庚担任“山东惨祸筹赈会”主席，积极筹款救济难民，还发起抵制日货运动。

坚决抗日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在新加坡成立，陈嘉庚被推选为主席。他自己带头捐款，还组织各类活动。近1939年一年，南洋华侨就向祖国汇款3.6亿多元，从卢沟桥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4年半期间，共计捐款约15亿元，极大地支援了中国国内的抗日力量。

陈嘉庚在大会上演说号召华侨支持祖国抗日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我国对外交通濒于瘫痪。新修建的滇缅公路成为最主要的军运大动脉。不但需要大批军运汽车，而且急需大批熟练的司机和汽车修理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商请陈嘉庚先生在南洋代招募司机和修理工（通称“南侨机工”或“华侨机工”）。陈嘉庚领导的南侨总会遂于1939年2月迅速发出《征募汽车修机、驶机人员回国服务》的第六号通告。陈嘉庚一方面号召华侨捐款捐物，购买大量汽车和军需物品，另一方面还亲自到南洋各埠演说动员，广大华侨青年热烈响应、纷纷报名参加。白清泉等在新加坡首先报名，当即批准30名；廖国雄、赖玉光等在巴株、巴峇带头报名，当即批准50名。同年2月18日，首批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成员80名在新加坡集中出发，南侨总会举行盛大欢送会。陈嘉庚勉励大家：“你们是代表千万华侨回国服务的，一定要坚持到底”。新加坡报纸出版欢送专刊，把首批回国机工赞颂为“八十先锋队”。[6]

反对卖国

陈嘉庚坚持抗日到底，针对汪精卫等人的妥协方案，在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上提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的著名提案。电文提案经5次删改，原意被歪曲，锋芒被砍掉，尽管如此，仍产生日益广泛的影响，振奋了全国人民和广大海外侨胞的人心，对于当时重庆的主战派亦起着很大的鼓舞作用。

（按：上述“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是盛传的十一字之提案，和事实有出入。提案原文不止11字，而是三条、100多字。汪精卫一伙删去其第二、三条提案，对第一条则几经修改，想模糊提案的针对性，删改为“公务员不得谈和平案”。后经大会成员激烈讨论，认为9个字的修改案含糊不清，不伦不类，形同儿戏，表示反对。最终定下的则是19个字，即“在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公务员不得言和案”，成为国民参政会正式文献记录在案，在1938年11月2日重庆《中央日报》上公诸于众。由于这是陈嘉庚提出的震动中外的坚决反对汉奸国贼、妥协分子投降卖国的著名提案，因此特摘录原文如下：

陈嘉庚反对汪精卫投降卖国的著名提案

议长、秘书（长）公鉴：

东电悉。庚因事未能赴会，甚歉。

兹有提案二宗，乞代征求参政员足数同意并提请公决。

一、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概以汉奸国贼论。

二、大中学校、在抗战期间，禁放暑假。

三、长衣马褂限期废除，以振我民族雄武精神。

陈嘉庚　叩首（1938年10月26日）[7]

访问延安

1940年3月，陈嘉庚率领南侨总会组织的“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慰劳抗日前线的将士与后方的军民，这是他人生中的一大转折。从1927年到1940年回重庆之前，他是坚决的“拥蒋派”，称“蒋委员长乃中国国内外四万万七千万同胞共同拥戴之唯一领袖”，“蒋委员长的意志，即中国全国国民的意志”。抗战义捐款项悉数汇交国民政府行政院。访问重庆与延安之后，他了解了中国抗战的真相，分清了是非，思想认识产生了飞跃，断定“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

陈嘉庚访问延安是他政治生活的一个里程碑。他说，这次来延安慰问不容易，国民党造谣言破坏共产党的名声，处处设障碍阻挠我们到延安。蒋介石捧他、拉拢他，并干扰他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接触。陈嘉庚为了弄清国共摩擦的真相，劝说国共两党团结抗战，于1940年5月31日抵达延安。他原定在延安停留三天，恰巧因随行的李铁民车祸住院，这样陈嘉庚在延安多住了四天， 6月8日清晨，离开延安东行，前往山西战区慰问考察。

“陈嘉庚当时访问延安是需要一定的胆略的。当时延安临近前方，经常受到空袭。延安城已被日机炸平，新建的窖洞也有被炸塌的，空袭警报的枪声不时破空而起。就在陈嘉庚先生访问延安 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Answer 3

陈六使对教育的贡献，对兴等教育起了先导影响。1961年成立安学院中文系。1962年分家後的新加坡大学和马来亚大学（吉隆坡）亦有中文系。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的成立。1992年，泰国华侨崇圣大学的成立，以及马来西亚华社倡议设立独立大学，虽不成功，但最后即成功地开办了南方学院、新纪元学院和韩江学院。这些都可以说是受到陈六使创办南洋大学的影响，也可以说是受陈嘉庚创办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影响。

陈六使于1972年逝世，享年七十六岁。1974年陈六使铜像安置在南洋大学（简称南大）校园，俾供世人瞻仰。同年设立了“陈六使奖学基金”。1998年，在南大又设立了“陈六使中华语言文化教授基金”，邀请杰出学者前来南大讲学。1997年12月，香港南洋大学校友会出版了陈六使百年诞纪念文集以纪念他对南洋大学和本地教育的贡献。近年，世界范围的13个南洋大学校友会联合呼吁新加坡政府为陈六使平反昭雪，承认他对新加坡的历史贡献。

Answer 4

大马华人华语更好 新加坡人英语更棒 新加坡人更有钱

Answer 5

新加坡华人几百年来就从没是过中国国籍,何谈放弃?人家是摆脱英殖民后从马来独立的好吗.

Answer 6

庚（英文名：Tan Kah Kee，1874年1021日－1961年8月12日），福建同安县社人（现厦门市集美镇），南洋著名华侨企业家，是马来西亚及新加坡地区著名华人企业家，东南亚地区华侨领袖，国籍不明人士。他在福建与新加坡创办多间学校，包括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华侨创办的大学，厦门大学。今天的集美大学亦是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校师范部发展而成。

陈嘉庚曾以华侨首席代表身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

2006年，为纪念陈嘉庚倡议创办学校，有64年历史的广州市第三十中学更名为陈嘉庚纪念中学。坐落在厦门市集美区嘉庚公园北门以北填海处的陈嘉庚纪念馆于2008年10月21日陈嘉庚诞辰134周年之际试开馆，2009年元旦对社会公众开放。

由于其鲜明的亲共、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以李光耀为首的新加坡政府长期对陈嘉庚排斥、抵制，不肯承认他的历史功勋和地位，这种情况直到近年随着新加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改善后才有所改变， 正在建设中的新加坡地铁滨海市区线的其中一站被拟定命名为陈嘉庚地铁站。

陈嘉庚生于1874年10月21日，他的父亲陈杞柏早年下南洋谋生，在新加坡经营“顺安号”米店。陈嘉庚17岁也来到父亲的店中学习经营管理，20岁回福建完婚，后又在家乡读书一年，22岁时再次到新加坡管理米店。

1905年春天，由于米店歇业，陈嘉庚便开始自立门户，走上了创业的道路。他首先开设了“新利川黄梨厂”（生产菠萝罐头），后又继承遗产“日新公司”（生产菠萝罐头），仅经营了三个月，便获利丰厚。当年夏天，他又开设了“谦益号”米店。不久，由于看到其他华侨陈齐贤、林文庆等人在橡胶业上取得了成功，便决定经营橡胶种植业。1910年代，陈嘉庚与另一企业家余东旋（亦为其友好）同样大力发展橡胶事业，成为当时马来西亚最富有的两位华侨。经过20年的发展，到1925年，陈嘉庚已拥有15000英亩的橡胶园，是当地华侨中最大的树胶种植者之一。同时，他也开设了橡胶产品的制造厂，生产胶鞋，轮胎等产品。陈嘉庚的产业中三大支柱为橡胶园，生胶厂和胶品制造厂。另外，他还经营菠萝罐头，冰糖，肥皂，药品，皮革等等十余种产业。他的销售网点遍布东南亚各大城市以及香港，上海，厦门，广州等地。1923年到1925年间，是陈嘉庚公司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他拥有资产1500万万元（新加坡货币，以下同），仅仅3年中，他获利1070万元左右，雇用员工数万人，其经济势力称霸整个马来半岛。

及至1929年，世界各地陆续爆发农产品价格下跌，逐渐形成世界经济大萧条，继而沈重打击已经达到饱和的橡胶业；在美国汽车业减产的情况下，亦直接影响马来西亚外销的轮胎需求，连番出现不景气的橡胶业，促使不少华商破产收场，当中亦包括陈嘉庚和林义顺等大企业家，他们旗下的橡胶事业亦一步步倒闭，陈嘉庚当时亦面对着日本帕来品及当地橡胶业对手的强大竞争。陈嘉庚的公司在当期时已累积欠下银行债务近400万元，而其公司资产仅在200多万元，已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直至1934年，陈嘉庚的商业王国可谓全面收盘。

[编辑] 兴办教育

尽管陈嘉庚已是称霸南洋的大实业家，但他的个人生活却十分简朴。他的个人自传中写到，“我之个人家庭，年不过数千元，逐月薪水足以抵过。在集美建一住宅，不上一万元，他无所有。”但是他极具公益心，尤其对于兴办教育，非常热心。早在1913年，他就在家乡创办小学，1918年又创办师范学校，并设立中学，附设男女小学和幼儿园。随着他的企业的兴旺发展，他又继续在集美开办水产航海学校，商业学校，农林学校，幼儿师范等，同时也设立了科学馆，图书馆和医院等，使集美成为了系统完整的学村。

陈嘉庚捐资办学的高峰是在1921年。他痛感福建文化教育的落后和人才的匮乏，便决定投资100万元创办厦门大学。所有办学费用由他一人承担，包括大学的经营费用300万元，也由他分12年支付。对于厦门大学，他付出了满腔的心血，从聘请校长和教员，到校舍的选址设计施工，他四处奔走，呕心沥血，使厦门大学成为当时中国国内的知名高校。

在新加坡，陈嘉庚对于当地华侨子女的教育也非常热心，1919年创办了规模宏大的“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现名华侨中学(新加坡)，是当时南洋地区华侨的最高学府。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他又创办水产航海学校，南侨示范和南侨女中等学校。当时有教会请陈嘉庚捐款10万元创办一所大学，陈嘉庚慨然答应，但提出要以兼设中文课程为条件。

陈嘉庚一生所捐献的教育经费，总值在1000万元以上，相当于他拥有的全部不动产。有人估计，如果他在当时买黄金，估计在1981年时的价值已达到1亿美元左右。陈嘉庚在给集美学校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教育不振则实业不兴，国民之生计日绌，……言念及此，良可悲也。吾国今处列强肘腋之下，成败存亡，千钧一发，自非急起力追，难逃天演之淘汰。鄙人所以奔走海外，茹苦含辛数十年，身家性命之利害得失，举不足撄吾念，独于兴学一事，不惜牺牲金钱，竭殚心力而为之，终日孜孜无敢逸豫者，正为此耳。”这封信件充分说明了他对于中国教育和崛起的深远见解。

投身政治

陈嘉庚虽身处南洋，但一直心系中国，积极支持中国国内的革命活动。他结识了孙中山，在1910年加入同盟会并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后，陈嘉庚担任福建“保安会”会长，筹款支援福建，稳定了当地局势。

陈嘉庚对于文化事业，也是积极支持。他支援了范长江、夏衍等人主办的“国际新闻社”和《华商报》等，还汇款支持邹韬奋复办《大众生活》周刊。

1928年中国济南惨案发生后，南洋华侨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声援运动，陈嘉庚担任“山东惨祸筹赈会”主席，积极筹款救济难民，还发起抵制日货运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在新加坡成立，陈嘉庚被推选为主席。他自己带头捐款，还组织各类活动。近1939年一年，南洋华侨就向祖国汇款3.6亿多元，从卢沟桥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4年半期间，共计捐款约15亿元，极大地支援了中国国内的抗日力量。

陈嘉庚还坚持抗日到底，针对汪精卫等人的妥协方案，在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上提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的著名提案，对于当时重庆的主战派起着很大的鼓舞作用。

1940年，66岁的陈嘉庚还亲自率领慰劳团回中国访问，他参观了重庆，延安等地，与国共两党都进行了接触。1941年，日军占领新加坡，陈嘉庚被迫辗转到印尼等地避难，由于得到华侨的掩护，得以安全地度过3年多恐怖时期。在此期间，陈嘉庚在没有任何资料可供参考的情况下，凭着惊人的记忆力，详尽地描述了自己四十多年的人生经历，既《南侨回忆录》。

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后，陈嘉庚反对美国援助蒋介石，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致电美国总统和国会表示抗议。并且抵制蒋介石召开的国民大会，指出蒋介石“一夫独裁，遂不惜媚外卖国以巩固地位，消灭异己，较之石敬瑭、秦桧、吴三桂、汪精卫诸贼，有过而无不及。”

1947年，又组织“新加坡华侨各界促进祖国和平民主联合会”（简称“民联社”），积极声援民主党派关于制止内战的斗争。

1949年5月，陈嘉庚应毛泽东的邀请，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当年9月，以华侨首席代表身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1950年[1]，陈嘉庚回中国定居。接着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

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病逝于北京，享年87岁。后安葬于福建集美鳌园。 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Answer 7

陈六使是一个传奇人物洋大学是一话故事。在东西战的时代、在共产主义和种族主义延东南亚、在英文至上的新加坡，陈六使创办华文大学是一种历史远见？还是一种时空失察？

2012年9月11日，是南洋大学创办人陈六使先生逝世40周年。

从中国乡下的贫农到东南亚社会的富商，从半途辍学的小学生到栽培上万社会栋梁的大学创办人，陈六使的一生与20世纪新马华人社会和东南亚华文教育紧密相连。然而他生命中的荣辱，不在于商，而在于学，更在于南洋大学。

陈六使的浮沉、南洋大学的起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矛盾和环境的复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东南亚，需要陈六使、也排斥陈六使；需要华文大学、也排斥华文大学。东南亚是中国境外华人的最大集中地，该地区的华文教育，在殖民地时代蓬勃发展，纵使经历了日本统治的逆境，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年间也迅速复苏。然而，随着冷战时期的到来、东南亚政治氛围的变异，华文教育的发展即跌入了回光返照的历史情境。

首先，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疏离导致该地区师源中断、华校生深造无门，华校需要应变，以求突破性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南洋大学的所在地新加坡，华校小学一年级报读人数在四大语文源流（华、英、巫、印）小学中占据的百分比正在持续下降，华文教育前景暗淡。其次，东西方意识形态之争强化了殖民地时代已形成的种族矛盾和语群对立，走在自主独立的道路上，东南亚华人的国家认同因为族群文化的坚持而深受质疑；加上各方权益的角逐，问题更为复杂化，中华文化和华文教育遂被置于政治火炉上反复烘烤。陈六使，就在这样一个充满诡异的历史情境中创办南洋大学，不仅筹建过程中遭遇多方阻挠，在发展阶段也面对满途荆棘。

教育与政治纠缠不清

陈六使的南洋大学之路，路难行。它受制于多种因素，其中两大因素尤不可忽略，一为客观因素——历史遗留与现实格局交织下的政治与教育纠葛，一为主观因素——主角人物的办学认知、行事作风和政治敏感度。

教育与政治纠缠不清，是南洋大学长期面对的困扰。陈六使带领的华人社会，认为传播中华文化、发展华文教育，可以为马来亚文化的发展和当地人才的栽培做出贡献；而殖民地政府、马来族群和部分英文教育者则不以为然，他们坚称种族和谐和国家建构将因此受到破坏。后者甚至再三将“中国意识”、“共产主义”跟南洋大学捆绑在一起。为了消解政治疑虑，也为了大学健康发展，陈六使一再强调校内师生不可从事政治活动。但是，客观的发展由不得陈六使，南洋大学始终摆脱不了政治的缠绕。当政府以大学改制作为资助经费的条件时，学生会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就出现了，并且在短时间内从教育的争执演变成政治的抗衡。1963年9月21日新加坡的大选是抗争的高潮，陈六使、学生会和南大生，都陷入政治泥沼。大选次日，陈六使的公民权被政府褫夺。第二年，他退出大学领导层，离开了奋斗了14年的南洋大学。

陈六使是个成功的商人，魄力、胆识、经验、机遇等使他在商场上脱颖而出。商而优则办学，是一般华社领袖必经之路。但是，一个小学都没完成的商人，在冷战时期于中国境外办华文大学，还要亲自处理校务、跟学者打交道、跟政治人物较劲，谈何容易？而他身边的幕僚，也同样缺乏办大学的相关经验。当陈六使将自己的经商理念和行事风格转移到南洋大学的创建与发展上，许多问题就产生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他跟首任校长林语堂的矛盾。他为了成功聘请到在美国颇有名气的林语 堂，一再应承对方提出的有关“钱”与“权”的条件。但是，林语堂南来后不久，双方就为了两千万元办学经费没能筹足、校长与校董职权无法划分而发生争执，内耗了将近半年，最终不欢而散。这场纷争对草创时期的大学形象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也对之后行政体系的建构与发展带来不良的影响。再一个重要例子是陈六使对大学学位的认知。他没能及早认识到政府承认南大学位的重要性，以及殖民地政府以此为“杀手锏”来左右大学发展的意图。他错过了在马绍尔政府时期——大学与政府的蜜月期——争取学位承认的良机，终使学位问题后来成为大学与劳工阵线政府和人民行动党政府争执的焦点。

历史的一页空白等待填补

陈六使的南洋大学之路，路难行。但陈六使以一种“舍我其谁”的豪气走过了，展示了成功商人的果断和气魄，以及企业家敢于冒险的胆识和勇于拼搏的精神。林语堂曾说过：“南大可以没有林语堂，但不能没有陈六使”。我们不禁要问：20世纪50年代的东南亚，如果没有陈六使，会有另一位华人领袖率众创办一所华文大学吗？或者，如果50年代没有南洋大学，60年代会有可能出现一所华文大学吗？历史没有“如果”，但是做出一些假设，有助于我们评价历史人物。

陈六使创办南洋大学，不仅让成千上万的华人子弟不至于深造无门，而且为新马两个新兴国家栽培了工、商、文、教、政等各界急需的人才。同时，在短短数年内，协助世界许多著名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培育数以百计的学者和科研人员。根据统计，南洋大学前八届（即1960年至1967年，政府在1968年才承认南洋大学学位）的3324名毕业生中，就有414位（12.6%）在国外著名大学取得高级学位，即210人获博士学位，204人获硕士学位，其中超过80%在世界各地的大学受聘为教学人员或研究人员。对于一所新办的、民办的华文大学来说，这确实是一张漂亮的成绩单。

陈六使是一个传奇人物，南洋大学是一则神话故事。在东西方冷战的时代、在共产主义和种族主义延伸的东南亚、在英文至上的新加坡，陈六使创办华文大学是一种历史远见？还是一种时空失察？陈六使个人的办学理念与认知，以及商人的行事作风，对一所大学的创办和发展，利如何？弊如何？陈六使与林语堂之间的冲突、陈六使与新加坡政府的博弈，双方的得失何在？是非何在？陈六使创办南洋大学，产生了大批受挫、受伤的“沉默的大多数”，但也为新马两地的国家和华人社会培养了许许多多各领域的人才，并留下珍贵的历史遗产——“南大精神”。历史应该如何给他公正的评价？

陈六使倡办南洋大学，迄今已六十载。他一直活在南洋大学校友们的心中，也时而会出现在校友们的笔下。一些学者（校友或非校友）也尝试从某一角度，论析他的商业成就，或国家认同，或教育贡献。至于聚焦于陈六使与南洋大学的著作，虽有几篇文章陆续出炉，但学术专着几乎等于零。这一现象，跟创办厦门大学的新加坡先贤——陈嘉庚比照，有着天壤之别。这是政治忌讳造成？还是感情纠结所致？抑或是史料缺乏的结果？无论如何，历史空白的那一页，正等待着学者来填补。就在六十年后的今天，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即将出版利亮时的专着——《陈六使与南洋大学》，以此作为纪念陈六使逝世四十周年的一份献礼。本文即摘自笔者为该书所写的序文之前半部，先行一步发表，藉此缅怀离开我们整四十年的南洋大学创办人——陈六使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