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根在辛亥革命后就逝世了,但人们为了纪念这位普陀山出名的僧人,把玉佛寺附近的一条马路取名为普陀路(1949年后向西延伸至西康路)。1945年建区时,取境内路名命名为“普陀区”。-下面是更多关于普陀的问答
普陀区的由来,急!
“普陀”的地名得名于“普陀路”:20世纪初公共租界在今昌化陕西北路间筑路,以省佛教胜地“普陀山”之名命名为“普陀路”(1949年后向西延伸至西康路)。1945年建区时,取境内路名命名为“普陀区”。普陀山的由来
普陀众所周知的大慈大悲观世音菩场,与山西五文殊菩萨道场、四川峨眉山普贤菩萨道场和安华山地藏王菩萨道 场,并称为中国四大佛教名山。 然而,大部分人都只知道普陀山为供奉观世音菩萨的道场,却不知普陀山为何成为观音道场。其实,早在西汉末年,普陀山并不叫普陀山而称梅岑山。是因为道士梅福在此修道炼丹而命名的。 到了西晋太康年间(公元280~289年),有佛教徒在普陀山偶然发现观世音现身。大家“扶老携幼、奔走相告,纷纷到普陀山拜谒。”这在明朝宏觉国师《梵音庵释迦佛舍利塔碑》就有记载。唐大中元年(公元847年),有天竺(古印度)梵僧来普陀山传教(也有西域来僧),在朝谒潮音洞时,又见到观音菩萨现身。(从现在来看,这些很可能都是海市蜃楼现象) 唐懿宗咸通四年(公元863年),日本高僧慧锷第三次来华交流佛教文化。在五台山礼佛见到一尊观世音菩萨像后非常喜欢,想带回日本供奉。传说,当他所乘的船行驶到普陀山附近的莲花洋时,突然狂风大作,天地昏暗。慧锷只能把船靠上普陀山码头。谁知,船一靠码头,天色马上放晴,海上风平浪静。慧锷见此又命开船,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不仅天气再次变坏,洋面上还涌动起莲花状的大浪。船一动也不能动。一连三次都是如此。慧锷见此情形,面向东瀛(日本)本土祷告:菩萨不肯去日本就留在此处吧!于是,慧锷经潮音洞登上普陀山,留下佛像让当地居民张氏供奉,并把这尊佛像命名为不肯去(日本)观音。到后梁贞明二年(公元916年),在张氏宅址上建起了“不肯去观音院”。这是普陀山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佛教寺院。(后据考证,慧锷的船实为触了新罗礁) 唐以后,历代帝王多次赐金扩建普陀山寺院,倡导观音文化。公元967年,宋太祖赵匡胤首次钦派人到普陀山贡香幡,开了朝廷供奉先河。宋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朝廷赐匾“宝陀观音寺”。 公元1214年,宋宁宗赵扩又赐匾额“圆通宝殿”,钦定普陀山为专供观音菩萨的地方。并根据佛经“补怛洛迦”,更山名为普陀洛迦山,也称为补陀洛迦山。由此,普陀山成为中国四大菩萨道场之一。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1486641.html
上海各区的名称由来
黄浦的地名得名黄浦:黄浦南宋名“黄浦”,清代始称“黄浦江”自今上海市西部淀山湖,流经十一区,至北部吴淞口注入长江,为上海最大的河流,被誉为上海的“母亲河”。1945年建区时,以境东河名命名为“黄浦区”。卢湾的地名得名于“卢家湾”:旧时肇家浜自西向东,折向北流,转弯处浜畔有罗姓居住,故名“罗家湾”(约今鲁班路、斜徐路、泰康路、建国中路一带),后谐称“卢家湾”。1945年建区时,以境内地名“卢家湾”命名。1950年改称“卢湾区”。“静安”静安相传静安寺建于三国吴赤乌年间,南宋嘉定九年(1216年)从松江(今苏州河)北岸迁来今址(今常德路、南京西路、华山路、愚园路间),香火甚旺,为江南名刹。1945年建区时,取境内寺名命名为“静安区”。长宁的地名得名于“长宁路”: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公共租界在曹家渡至北新泾间越界筑路,以英国驻沪总领事之名命名为“白利南路”。1943年以四川省县名改称“长宁路”。1945年置区时,取境内路名命名为“长宁区”。 徐家汇的形成,可上溯至明代。明末文渊阁大学士、著名科学家徐光启曾于此建立农庄别业,从事农业实验和著书立说,逝世后归葬于此。其部分后裔在此繁衍生息,初名“徐家厍”,后渐成集镇。因地当肇嘉浜和李枞泾两水会合处,故称“徐家汇”,区名由此而得普陀的地名得名于“普陀路”:20世纪初公共租界在今昌化路至陕西北路间筑路,以浙江省佛教胜地“普陀山”之名命名为“普陀路”(1949年后向西延伸至西康路)。1945年建区时,取境内路名命名为“普陀区”虹口的地名得名于“虹口港”:虹口港原名“洪口港”,在今虹口区南部,分“北洪”、“中洪”、“南洪”三段,北接俞泾浦,东纳沙泾港,南入黄浦江。1945年建区时,取境内港名命名为“虹口区”。闸北一词,源于苏州河(吴淞江)上的两座水闸。清代康熙十四年(1875年)今福建路桥附近的吴淞江上建了一座水闸,就是后来所称的老闸。雍正十三年(1735年),在老闸西面三里外的金家湾(今新闸路桥附近)又建一水闸,称为新闸。嘉庆年间,因吴淞江上船来船往,贸易兴旺,在老闸和新闸周围形成了两个市集,新闸市集为吴淞江下游航运的主要舶船地,集上有船作、铁铺和商肆,市面较盛,而市集附近的吴淞江北岸区域大多仍是田野。上海开埠以后,新闸、老闸北面也开始发展,闸北之名开始出现。1927年置区时,称“闸北区”。杨浦“杨树浦港”原名“杨树浦”,在今杨浦区西南部,北接走马塘,南入黄浦江。1945年建区时,取境内港名命名为“杨树浦区”。1949年改称“杨浦区”。 杨浦”的地名得名于“杨树浦港”浦东新区地处上海市东大门、黄浦江以东,“浦东”之名即由此而来。浦东新区最早的历史沿革可追溯到南北朝时的梁大同元年(535),那时设有昆山县,隶属于信义郡;古代的川沙是戌卒屯垦的海疆,唐天宝十年(751)属华亭县;到了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归属于上海县;清雍正三年(1725)后分隶南汇和上海两县;嘉庆十五年(1810)开始由上海、南汇两县划出,设川沙抚民厅。1992年10月11日,国务院(国函[1992]145号)批复:设立上海市浦东新区,撤销川沙县,浦东新区的行政区域包括原川沙县,上海县的三林乡,黄浦区、南市区、杨浦区的浦东部分。1993年1月浦东新区成立。1993年3月,杨浦区歇浦路街道、南市区浦东地区的周家渡、塘桥、南码头、上钢新村4个街道及杨思镇、原上海县的三林乡及黄浦区的浦东部分正式划归浦东新区。宝山,因山得名,明永乐十年(1412年),境内海滨,曾用人工堆筑成一座土山,用作航海标志,为出入长江口的船只导航,永乐皇帝定山名为宝山。闵行的地名得名于“闵行镇”:闵行镇原名敏行市,在今闵行区南部,明弘治时形成集市(一说嘉靖时有山东人闵其来沪游学,卒后葬此,故名)。1930年置镇,1960年置区时,取境内镇名命名为“闵行区”。“闵行”地名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刻印的《上海志》,距今约500年。该志卷二《山川志·镇市》中称:“敏行市在十六保”。南市位于市区东南部,东、南濒黄浦江。辖境主要为原上海县老城区,鸦片战争以后,县城的城河浜(相当今人民路)以北先后被占为租界。原上海县城区和小东门、十六铺一带的老市,因与北面租界商业区“北市“相对,所以称为南市。嘉定位于上海市西北部。原名嘉定县,南宋嘉定十年十二月(1218年)置,以年号得名,1992年撤县设区。境域东邻宝山区,东南接普陀区,南滨吴淞江与闵行区、青浦县相望,西、北两面与江苏省接壤。奉贤位于上海市南部,南濒杭州湾。清雍正二年(1724年)析华亭县东南部置,雍正四年正式建县。因河流奉贤泾得名,一说相传孔子高徒吴国人言偃(子游)曾来此,故取奉先贤之意为名。县驻地初设在南桥,雍正九年迁青村堡(今奉城),民国元年(1912年)复迁南桥。民国废松江府直属江苏省,日伪时期隶上海特别市,曾改为区。1949年5月后,隶苏南行署松江专区,1952年属江苏省松江专区,1958年撤销松江专区属苏州专区,同年划归上海市。民国22年将金汇桥和萧塘以北东西长约10余公里,南北宽约1.5公里的南汇县插花地带划入,民国31年原属松江县的柘林镇划入。1950年阮巷乡划归松江县,松江县 缺地区划入。松江位于上海市西南部。唐天宝十载(751年)设华亭县,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在此设华亭府,次年改名松江府。元至清松江府属县陆续析置上海、青浦、娄县、金山、奉贤、南汇6县及川沙抚民厅。民国元年(1912年)废松江府存县,同年娄县并入华亭县,民国3年因与甘肃省华亭县同名,改名松江县。民国期间,曾在此设江苏省行政督察公署。1949年5月置松江专区,属苏南行署,1950年划入奉贤县阮巷乡,划出 缺归奉贤县。1954年划入青浦县杜寅、佘山、辰山、陈坊4乡及葑澳、方夏、沈巷、浦联等乡的6个村,划出天心乡及新石乡的3个村归青浦县。1958年撤销松江专区,县属苏州专区,同年划归上海市。1966年划入金山县泖港公社,划出枫泾、亭林2镇及枫围、亭新、朱行、漕泾、山阳5个公社和张泽公社部分归金山县。青浦位于上海市西部。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分出华亭县的修竹、华亭2乡和上海县的新江、北亭、海隅3乡建青浦县,驻地青龙镇(今旧青浦),因附近青龙江、浦家江得名,属松江府。嘉靖三十二年撤销青浦县,万历元年(1573年)复置,移驻地唐行镇(今青浦)。清雍正二年(1724年)分出县东北境的新江、北亭2乡置福泉县,乾隆八年(1743年)撤销福泉县,辖地复入青浦县。宣统二年(1910年)原属元和(今苏州市)、吴江2县的插花地章练塘,归并青浦县。民国元年(1912年)直属江苏省。1949年隶苏南行政公署松江专区,同年黄渡乡划归嘉定县,昆山县井亭镇、嘉定县西胜乡划入县境。1954年,杜寅、辰山、佘山、陈坊等乡划归松江县,划入松江县天心乡。1956年,昆山县叶荡乡划入青浦县,淀西、石米、港北、沙田4乡划归昆山县,次年仍回县境。1958年改隶苏州专区,同年划归上海市。南汇大约2千多年前,由“扬子江水出海后受海潮顶托,折旋而南,与钱塘江水在此交汇”而成陆,故称“南汇嘴”,曾称“海曲”、“南沙”。1386年(明洪武十九年),明政府为御倭寇,在南汇嘴(今惠南镇)筑城设守御所。南汇成陆于唐代前后,1726年建县,建县时因县治设在原守御所南汇嘴,故县名“南汇”。崇明位于上海市北部长江口崇明岛上。五代杨吴于顾俊沙设崇明镇、崇明之称始此。南宋嘉定十五年(1222年)置天赐盐场于姚刘沙,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改置崇明州、隶属扬州路。明洪武二年(1369年)改为崇明县,隶属苏州府,后隶属苏州府太仓州,民国期间隶属江苏省,1958年11月改属上海市。现县境东有佘山岛,南邻江苏省和宝山区、浦东新区,西、北与江苏省海门、启东接界。 “崇明岛”的来历,源于一个传说。东晋末年,孙恩农民起义失败后,起义军的几排竹筏飘浮到了靠近东海的长江口,在江边的泥沙中搁浅。这些竹筏拦住了滚滚长江带来的泥沙,逐渐形成了一个沙嘴。这片沙嘴尚没完全露出江面,随着江水海潮的涨落,时隐时现,给人一种神秘之感。人们说它既像怪物、又似神仙,既“鬼鬼祟祟”、又“明明显显”,于是便给它起了名字叫“祟明”。 后来这片沙嘴泥沙越积越多,变得又高又大,完全露出了水面,形成一个小岛,再也不受潮涨潮落的影响了。人们见其气势壮观,已不再将其视为怪异,并产生了一种崇敬之情。于是人们便把“祟明”改称为“崇明”了。
普陀山有什么来历
普陀山的佛史悠久,作为观音道场初创于唐唐大中(847—860)年间,有梵僧(又说西域来山礼佛,传说在潮音洞目睹观音示现。
唐咸通四年(公元863),日僧慧锷从五台山请得观音像回国,途经普陀山海面时触新罗礁受阻,于潮音洞登岸,留佛像于民宅中供奉,称“不肯去观音院”,观音道场自此始。
宋元两代,普陀山佛教发展很快。宋乾德五年(公元967),赵匡胤遣内侍(太监)王贵来山进香,并赐锦幡首开朝廷降香普陀之始。元丰三年(公元1080),朝廷赐银建宝陀观音寺(即今前寺)。
据史书记载,早在2000多年前,普陀山即为道人修炼之宝地。秦安其生、汉梅子真、晋葛雅川,都曾来山修炼。
扩展资料
普陀山景点大观
1、十二景观
游览普陀山的历代名人曾凭各自的观感,分别有“普陀八景”、“普陀十景”、“普陀十二景”、“普陀十六景”之颂赞。
明代文学家屠隆有咏“普陀十二景”诗:梅湾春晓、茶山夙雾、古洞潮音、龟潭寒碧、大门清梵、千步金沙、莲洋午渡、香炉翠霭、洛迦灯火、静室茶烟、磐陀晓日、钵盂鸿灏。
清代裘班所编的《普陀山志》载十二景为:短姑圣迹、佛指名山、两洞潮音、千步金沙、华顶云涛、梅岑仙井、朝阳涌日、磐陀夕照、法华灵洞、光照雪霁、宝塔闻钟、莲池夜月。
2、梅湾春晓
海湾春晓指普陀山的早春景色,普陀山也称梅岑,因西部山湾为梅湾,也称作前湾。据传此地多野梅,庵、篷僧众多好养梅怡性。每当早春季节,春回大地,遍山野梅,香满山谷,青山绿树,映衬着点点红斑,煞是一番美景,曾被人誉为“海上罗浮”。
3、法华灵洞
法华灵洞奇特景观,方圆巨石自相垒架,形成洞穴数十余处:有的狭隘低迫,伛行可过;有的宽广如室,中奉石像;有的上丰下削,泉涓滴漏,自石罅流出而下注成池。普陀山洞穴虽多,层复出奇,唯此洞为最。洞外有“青大福地”、“普陀岩”、“东南大柱”等题刻。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普陀山
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普陀区变化
改革开十年以来,普陀区区政府在中央、市领导下,结合,制定出适合普陀渔农村经济发展的方针,充分发挥了渔农民的生产能动性,带领全区广大渔农民逐步摆脱贫困,跨步迈向小康。以1996年我区被授予全省第二批小康县(区)为标志,我区人民生活提前实现了从总体小康向全面小康目标迈进。渔农村居民收入不断增长,消费能力不断增强,消费水平和层次不断提升,生活水平显著改善。一、渔农民收入增长的变化 改革开放三十年,渔农民收入先后经历了快速增长、稳定增长、高速增长、徘徊增长、持续稳定增长等阶段,取得丰硕成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和政府制定的新的发展渔农村经济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我区渔农村经济在短短几年间出现了快速增长,渔农民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之后,中央号召积极发展多种经营,不断开辟新的生产门路,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乡镇企业作为渔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异军突起,标志着渔农村经济发展已由过去主要依靠单一的渔农业转向渔农工商综合经营、全面发展的轨道上来,渔农民收入稳定增长。1992年,以邓小平南巡讲话特别是党的十四大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定位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标志,改革进入了整体配套、重点突破和全面攻坚的新阶段。在新阶段,渔农村经济改革迈出了重大步伐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突破,渔农民收入高速增长。进入90年代后半期,渔农产品的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渔农产品供给由长期全面短缺变为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渔农产品供给出现相对过剩。渔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下降,增产不增收,渔农民收入进入缓慢增长阶段。2001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出台了逐步减免渔农业税、实行粮食直补等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惠农举措,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对渔农民"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大大提高了渔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渔农民特别是捕鱼种粮的渔农民真正得到了实惠,渔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三十年来,我区渔农业经济和渔农民收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得到了较大增长,且一部分渔农民率先走上了富裕之路。2007年渔农业总产量达到49.67万吨,比1978年20.09万吨增长1.5倍;渔农业总产值为31.34亿元,比1978年0.74亿元增长42倍;渔村人均纯收入9838元,比1978年145元增长67倍;农民人均收入大幅提高,1978年全区农民人均收入161.9元,2007年达到8329元,增长51倍。一部分渔农民原始资本积累得到快速增加,已有约占8—10%的渔户年均纯收入达10—15万元。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2003年突破万元,2007年达到19826元。 二、渔农民收入结构的变化 家庭经营收入成为渔农民收入的主体。改革之初,“以粮为纲”的经济模式,使我区渔农民的收入来源单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农户成为独立的经营单位,收入来源由集体统一经营为主转为家庭经营为主。至2007年底,全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的农户为30484户,家庭联产承包经营的耕地面积50758亩,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30024本。全年渔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纯收入人均为4473元,比上年增加169元,增长3.9%。 渔农民生产经营收入的构成发生明显变化。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家庭经营所从事的三次产业中,一产收入出现减少,二三产收入较快增长。其中:2007年,第一产业收入人均2070元,同比减少12.9%;第二产业收入人均913元,同比增长28.4%;第三产业收入人均1490元,同比增长22.4%。从家庭经营所从事的行业来看,一产中的农业、林业、牧业、渔业纯收入均减少,而二三产中的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批零贸易业、饮食业、服务业纯收入均增长。 工资性收入保持较快增长,成为渔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三十年来,全区工业生产的高速发展和大力投入,推动了建筑、运输、就业等收入的大幅增加,同时带动木匠、泥工等“五匠”和其它各行业雇员工资普遍提高。如六横随着中远船务公司、鑫亚船厂的开工建设和投产,不仅提供了大量工作岗位,使得本地就业人员和收入大幅度增加,泥水、小工日工资分别从2004年底的70元、30元上涨到2005年底的120元和60元,工资上涨近一倍,业务供不应求,而且因企业效益好工人工资、奖金等收入大幅提高。2007年全年渔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人均为3925元,比上年增加957元,增长32.2%。 政策性增收作用明显。人民公社时期,渔农民的生产资料和劳动所得为集体所有。生产队按年收益不超过3%的比例向人民公社上交“管理费”,渔农民不直接承担社会负担。改革开放以来,渔农村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配上采取“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的分配方式,调动了渔农民生产积极性。渔农村负担主体逐步由集体转移到农户,使得渔农民对负担的感受变得更直接、更敏感。三十年来,国家、省、市、区各级财政逐步加大了对“三农(渔)”的支持力度,积极实施一系列支农和惠民政策:粮食直补、柴油补贴、老年人“以奖代保”,被征地农民和独生子女养老保障等等,直接增加了渔农民纯收入。特别是柴油补助款,2007年,国家补助全区近2亿元,有力地缓和了因柴油价格大幅上涨带来的部分渔船停航、渔业生产普遍性亏损的局面,确保了渔民收入稳定增长。三、渔农民生活消费的变化 从实物消费向货币消费的转变。在渔农民货币收入不断增多,购买能力逐步提高的基础上,农民生活消费支出中,货币性消费和实物性消费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三十年前,渔农民大都是吃的是自己捕的鱼、自己种的粮、菜,烧的是稻秆、柴禾。不仅渔农民手里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支撑消费,从思想观念上也不舍得消费。三十年来,随着市场化进程加快,经济水平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进城打工,自己创业,货币收入不断增加,实物消费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从单纯购买物品向物品和服务并重的转变。1978年,渔农民收入大都用在生活必需品的购买上。三十年来,随着收入的增加,渔农民存款的不断增多,渔农民消费也开始逐步向宽裕型、享受型发展。城市化进程中,许多服务业也逐步走向农村,现在的新型农村不但有超市、商场等可以购买生活日用品的地方,还有美容、美发、KTV等娱乐休闲场所,极大地丰富了农民的生活。 从物质享受到物质、精神双重享受的转变。走出了吃的饱、穿的暖的阶段,走过了吃的精、穿的靓的阶段,现在的渔农民考虑更多的是更加丰富自己的生活,充实自己。报纸、杂志看的多了,电脑开始走入家庭了。以往足不出船、出户的渔农民,现在也离开了船头、离开了田间地头,去其他地方旅游,走走看看外边的世界。居民消费中,享受和发展型消费比重明显上升,至2007年底,渔农村居民用于教育文化、通讯、保健和休闲旅游等方面的支出比重上升到31.2%。根据普陀区第二次渔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2006年末,11个乡镇(全区10个乡镇加普陀山镇,沈家门、东港、勾山街道不在统计范围内)中36.4%的乡镇有公园,53.1%的村有体育健身场所,20.1%的村有图书室、文化站,92.7%的村有老年活动室,50.3%的村有渔农民业余文化组织。在许多村里还建立了渔农村文化中心,喜欢戏曲的渔农民朋友们围在一起吹拉弹唱,爱下棋和打牌的渔农民朋友们在棋艺室里杀的难分难解,丰富的渔农村文化生活让渔农民们和谐相处、安居乐业。五、消费结构的变化 吃的精起来。改革初期,国家比较困难,大家都不富裕,吃方面没太大的讲究,只要有的吃就不错。“吃了吗”成为老百姓的日常交际语言,不得不说是为生活所迫。90年代,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我们告别了油盐糖肉油凭票买、每人每月细粮定量的捉襟见肘的年代,各种各样的蛋禽肉鱼都能上老百姓的餐桌。21世纪,追求纯净、健康、自然的饮食习惯成为现代人的时尚,如今绿色放心肉、无公害蔬菜成了百姓餐桌上的“家常菜”。渔农民食物结构逐步优化,吃好、吃精,注重营养、追求方便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在吃饱吃好的同时,大家也开始变着法做出各式的美食。在食品口味也更加追求多样化和方便化,在外饮食支出越来越多。2008年上半年,渔农村居民在外饮食人均消费金额为238元,同比增长8.7%。 衣着服饰靓起来。解决了吃饭问题后,渔农民穿着消费发生了深刻变化。30年前,在所有人的身上,绿、蓝、黑、灰颜色的衣服一直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走在大街上,千篇一律,可是对于很多现代女性来说,最尴尬的事恐怕就是“撞衫”了。30年前,一家几口人一年四季的衣服,一个衣橱就可以轻松装下。如今,人们大衣柜里五彩缤纷,很多女性朋友开始不得不为换季时清理衣柜而感到烦恼…… 从“凭票供应、买布裁衣”到成衣消费比重明显扩大,并且向中高档转变,从“一季多衣”取代了过去的“一衣多季”;从简单的跟随潮流到现在的引领潮流,从盲目崇拜名牌到现在DIY个性服装的盛行,无不体现出了时代的更替和进步。 住房大起来。改革开放后,渔农村最直观、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居民的居住条件得到明显改善。根据普陀区第二次渔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2006年末,渔农村居民平均每户拥有住宅面积126.1平方米。 96.8%的住户拥有自己的住宅,其中,拥有1处住宅的57578户,占90.5%;拥有2处住宅的3824户,占6.0%;拥有3处以上住宅的180户,占0.3%。渔农村居民居住的住房类型主要为楼房。居住楼房的50193户,占78.9%;居住平房的13386户,占21.0%;居住其他类型住房的67户,占0.1%。渔农村居民居住的住房结构主要为砖混结构。住宅为砖混结构的51873户,占81.5%;砖木结构的9885户,占15.5%;钢筋混凝土结构的1810户,占2.9%;竹草土坯结构的57户,占0.1%;其他结构的21户。至2007年,全区渔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增加到40.6平方米。在住房条件宽敞的基础上,住房质量也得到进一步提高,开始进行了室内装饰,居住条件较以前有了根本改变。 交通、通讯发展快起来。改革开放前,区内的国道还是砂子路,渔农村道路更是凹凸不平,晴天尘土飞扬,雨天到处积水,渔农户门口的小路更是泥泞不堪。改革开放三十年里,渔农村交通事业迅猛发展,路网建设纵横密布,公路得到硬化,大多数村还修通了水泥路。渔农民出门的路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寸步难行。根据普陀区第二次渔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2006年末,在乡镇地域范围内有码头的占100.0%,有二级以上公路通过的占45.5%。乡镇政府所在地距县城在一小时车程内的占72.7%,距一级公路或高速公路出入口在50公里之内的占90.9%。2006年末,179个村共有600个自然村,其中98.3%的村和97.7%的自然村通公路,49.7%的村地域内有车站或码头。进村主要道路路面和村内主要道路路面均以水泥路面为主,分别占83.8%和93.9%。83.8%的村村内主要道路有路灯。30.7%的村有列入“乡村康庄”工程改造的乡村公路。至2007年底,全区新增通村公路82.68公里,等级公路通村率达100%,客运班车通社区率达98%。与此同时,交通工具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改革开放前,老百姓出门靠步行,那时绝大多数农民还没见过摩托车、电瓶车,就连自行车也是很少见的。现如今,农村多数人代步都靠自行车、摩托车、电瓶车。部分先富起来的农民,甚至购买了小轿车。三十年来,通讯事业发展也如日中天。改革开放前,农民和外界联系主要靠写信,遇有紧急情况只好打电报。现如今,电话机、手机再也不是富豪阶层的享受。远至和省外务工的亲友商讨家中的事务,近至呼叫在田间劳作的亲人回家吃饭,电话、手机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电话、手机已经成为农民家庭的必备品。根据普陀区第二次渔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2006年末,全区99.7%的自然村通电话。2007年,我区电信业务总量达3.5亿元,通信网络实现了由模拟向数字、小容量向大容量、单一业务向综合业务的转变,全区固定电话用户为17.13万户,普及率上升到53.6部/百人,移动用户为33.38万户,普及率上升到104.3部/百人,互联网用户4.1万户,有线(无线)电话覆盖率达到了100%。 文化生活热起来。随着渔农村社会经济的逐步繁荣,渔农村居民在物质生活丰富的同时,享受性的精神生活也日益丰富多彩,对文化教育的投入也日益增多。根据普陀区第二次渔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2006年末,11个乡镇(全区10个乡镇加普陀山镇,沈家门、东港、勾山街道不在统计范围内)均有广播、电视站。59.2%的村在3公里范围内有小学,70.9%的村在5公里范围内有中学。55.3%的村从“千万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程中直接受益。99.4%的村和99.7%的自然村能接收电视节目,98.3%的村和98.7%的自然村安装了有线电视,100.0%的村能接收广播节目,85.5%的村安装了有线广播,83.8%的村能用ADSL、LAN等宽带方式上网,91.1%的村开通了农民信箱。15.1%的村有幼儿园、托儿所。到2007年,全区有线电视通村率达到了100%。同时,政府组织的送戏下乡、送电影下乡等活动也常年开展,如今的人们再也不像以前一样,吃过晚饭后就洗脚上床。改革开放前,农村失学儿童多、青壮年文盲多。现如今,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读书不用花钱,贫困学生还有伙食补助。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农民文化教育水平大幅提高。 保健意识强起来。改革开放前,农民有病不能得到及时治疗,大病小治,小病不治,身体健康没有保障。现如今,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得到长足发展,乡镇有卫生院,村有卫生所,大型医疗检查设备进入乡镇卫生院,卫生技术人员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基本实现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农村医疗保险全面开展,农民住院还有报销。根据普陀区第二次渔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2006年末,11个乡镇(全区10个乡镇加普陀山镇,沈家门、东港、勾山街道不在统计范围内)均有医院、卫生院,81.8%的乡镇有敬老院。74.3%的村距离医院、卫生院在3公里以内,73.2%的村有卫生室。73.2%的村地域内居住了有行医资格证书的医生,2.8%的村地域内居住了有行医资格证书的接生员。过去大病小治,小病不治的现象有了较大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