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巡许远受困雎阳，为何无人相援。 《张中丞传后叙》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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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巡许远受困雎阳，为何无人相援。

、洛阳郭子仪与安禄山激战，朝廷无兵可派

张巡自己本来就是个援公元756年正月，北方南下的安史军队已经打到河南山东一带，河南商丘、山东菏泽都已经沦陷，但是这甚至不是敌人的大军，安史的主力部队是往西打洛阳、西安的，而这个时候，山东的贾贲和安徽的张巡两路援军是在开封杞县汇合的，看地图你就能发现，开封基本算是敌后了。而当时负责统帅河南军队的吴王李祗是在安阳滑县，这时候你在看地图，你就可以看到开封杞县是在安阳滑县和周口睢阳之间的位置，所以张巡一旦败退到睢阳，就和朝廷统帅脱离了联系，也就很难有人知道张巡的困境而发出援兵救助的。尤其是在756年当年，洛阳长安相继沦陷，李隆基的中央军转战四川，李光弼、郭子仪后来的部队是在内蒙那里出击的，所以睢阳就完完全全被忽视了，也不怪人家，毕竟圣驾所在地和安禄山老窝这两个战场的战略意义远远重要过睢阳。当然，也不是一点援军都没有的，张巡刚退到睢阳的时候安徽姚阎也来支援睢阳了，还有睢阳本地的许远军，也算是一支不小的力量。在757年安庆绪为了有个稳定的后方，大举进攻睢阳，这样一来攻守力量的悬殊就拉大了，这才是睢阳保卫战最艰苦的时候，而楼主认为没人支援，是因为这时候安徽凤阳的贺兰进明，和江苏徐州的许叔冀、尚衡等都观望不肯发兵的缘故吧？这些家伙确实比较胆小，以自保为主，不过你看地点你能也知道，这些地方本身都已经和朝廷中枢断了联系，他们是在张巡的后方，所以这种情况下选择守城自保绝对比支援前线要保险，他们是各自的地方守卫部队，没有一个吴王这样的总体统帅，所以也无法指责他们没有大局观，毕竟冒险成了是功，败了是过，不冒险也没错。但是说睢阳完全没有支援也是不对的，真源和宁陵两地都有支援，可惜不多，还是那句话，地方受将以守卫管辖区为主责，到处是乱军，他们也不能倾巢相助。 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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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丞传后叙》翻译

二年四月十三日夜［1］，愈与吴郡张籍阅家中旧书［2］，得所为《张巡传3］。翰以文章自名［4］，为此传颇详密。然尚恨有阙者：不为许远立传［5］，又不载雷万春事首尾［6］。

　　远虽材若不及巡者，开门纳巡［7］，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处其下［8］，无所疑忌，竟与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虏，与巡死先后异耳［9］。两家子弟材智下［10］，不能通知二父志［11］，以为巡死而远就虏，疑畏死而辞服于贼。远诚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爱之肉［12］，以与贼抗而不降乎？当其围守时，外无蚍蜉蚁子之援［13］，所欲忠者，国与主耳，而贼语以国亡主灭［14］。远见救援不至，而贼来益众，必以其言为信；外无待而犹死守［15］，人相食且尽，虽愚人亦能数日而知死所矣。远之不畏死亦明矣！乌有城坏其徒俱死，独蒙愧耻求活？虽至愚者不忍为，呜呼！而谓远之贤而为之邪？

　　说者又谓远与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远所分始［16］。以此诟远，此又与儿童之见无异。人之将死，其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绳而绝之，其绝必有处。观者见其然，从而尤之，其亦不达于理矣！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远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犹不得免，其他则又何说！

　　当二公之初守也，宁能知人之卒不救，弃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虽避之他处何益？及其无救而且穷也，将其创残饿嬴之余［17］，虽欲去，必不达。二公之贤，其讲之精矣［18］！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19］，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当是时，弃城而图存者，不可一二数；擅强兵坐而观者，相环也。不追议此，而责二公以死守，亦见其自比于逆乱，设淫辞而助之攻也。

　　愈尝从事于汴徐二府［20］，屡道于两府间，亲祭于其所谓双庙者［21］。其老人往往说巡、远时事云：南霁云之乞救于贺兰也［22］，贺兰嫉巡、远之声威功绩出己上，不肯出师救；爱霁云之勇且壮，不听其语，强留之，具食与乐，延霁云坐。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云泣下。云知贺兰终无为云出师意，即驰去；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图，矢着其上砖半箭，曰：“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愈贞元中过泗州［23］，船上人犹指以相语。城陷，贼以刃胁降巡，巡不屈，即牵去，将斩之；又降霁云，云未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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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翰的<张巡传>原文及翻译

元和二年四月日夜，我和吴郡人张籍翻阅旧书，发现李翰的《张巡传》。李翰以文章写得自负，这篇传记写得很详细周密。但可惜还有不足之处，没有替许远立传，又没有记载雷万春事迹的头尾。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与吴郡张籍阅家中旧书，得李翰所为《张巡传》。翰以文章自名，为此传颇详密。然尚恨有阙者，不为许远立传，又不载雷万春事首尾。

　　

　　

　　 许远虽然才能似乎比不上张巡，但他打开城门，接纳张巡共守睢阳。地位本来在张巡之上，却把权柄交给他，受他指挥，没有什么猜疑和妒忌，最后和张巡一起守城，一起死难，建立了功名，由于城池沦陷而被俘虏，和张巡的死相比先后不同时罢了。许、张两家子弟才能智慧低下，不能彻底理解许远、张巡的志气。张家子弟认为张巡战死而许远受虏不死，怀疑许远怕死而降贼。许远假如怕死的话，为何要苦苦地死守小小的睢阳城，把自己的奴僮杀了给土兵们吃，来同敌军抗战而不投降呢？当他们被围困的时候，城外连极其弱小的援兵都没有，他们所要效忠的只是国家和君主罢了，而叛军则告诉许远唐朝已经灭亡，君主已经死了。许远看见救兵不来，而叛军却越来越多，一定以为敌人的话是真的。等不到外来的救兵尚且死守城池，人吃人也快吃完了，即使是傻瓜也会算得出死亡的期限！由此看来，许远的不怕死也就很明白了。哪有城池失陷了，部下都死光了，他自己却独自含羞忍辱，苟且偷生的呢？即使是最愚蠢的人也不肯这么做。唉！难道说许远这样贤明的人会做这样的事吗？

　　

　　

　　

　　

　　谈论的人又说许远和张巡分别守城，城池失陷是从许远所分担的一面开始的，拿这个来辱骂许远。这又和儿童的见识没有差别。人要死，他的内部器官一定有先得那个病的部位；拉断绳子，它断开的地方一定是绳子的某一段。观察人死、绳断的人见到情况是这样，据此就责怪某一内脏和绳子的某一段，也未免太不懂道理了。小人喜欢非议，不乐意成全别人的好事竟然到了这个地步哇！象张巡、许远对国家作出的贡献是如此卓越，还不免遭受指摘，别的事情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说者又谓远与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远所分始，以此诟远。此又与儿童之见无异。人之将死，其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绳而绝之，其绝必有处。观者见其然，从而尤之，其亦不达于理矣。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远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犹不得免，其他则又何说？

　　

　　

　　 当张、许二公初守睢阳的时候，怎能料到人家终于不来救援，因而放弃睢阳，事先退走呢？如果这座城不能够守住，即使退避到别的地方去又有什么用处呢？等到确无救兵，处于困难的境地时，率领着他们那些因受伤而残废、因挨饿而瘦弱的余部，即便想撤离睢阳也肯定不可能了。张、许二公这样贤明，他们已经考虑得很周到了。坚守一座城池，来保卫朝廷，凭借千百名接近死亡的士兵，抵挡上百万日益增多的敌军，掩蔽江淮流域，从而阻遏叛军的兵势。唐王朝没有被灭亡，是谁的功劳呢？在当时，丢弃城池而考虑活路的不是少数几个人，掌握强兵、坐视不救的人到处都是。他们不去追究非议这些人，反而责怪张、许不该死守，也就可见他们把自己比同叛逆，制造邪说帮助叛敌攻击张、许二公。

　　

　　

　　 我曾在汴州、徐州二幕府任推官，多次经过两州之间的睢阳城，亲自到那称为“双庙”的地方致祭过，那里的老人常常谈到张巡、许远当时的事

　　

　　

　　 南霁云向贺兰进明请求救援，贺兰嫉妒张巡、许远的名声威望和功劳业绩超过自己，不肯出兵援救。贺兰喜欢南霁云的英勇和豪壮，不听他求救的要求，硬要留他下来，陈设酒肉，具备歌舞，邀请南霁云入座。南霁云情绪激昂地说：“我南霁云来的时候，睢阳城内的人已经有一个多月没东西吃了。我即使想一个人吃，道义上不忍心这样做，即使吃也咽不下去。”于是抽出随身佩带的刀砍断一个手指，鲜血淋漓，来给贺兰看。满座的人非常震惊，都感动奋激得为他掉泪。南霁云明白贺兰终究不会有为自己出兵的意思，就飞马离去了。快要出城的时候，抽出一支箭射向佛寺的高塔，箭射中在塔上，有一半箭头穿进砖里。他说：“我这次回去，如果打败了叛贼，一定回来灭掉贺兰！这一箭就作为我报仇的记号。”我于贞元年问路过泗州，船上的人还指着中箭韵塔砖告诉我当年的情况。睢阳城失陷时，叛贼用刀威逼张巡投降。张巡不屈服，随即被拉走，行将斩首。又威逼南霁云投降。南霁云没有回答。张巡对南霁云呼喊道：“南八，大丈夫一死罢了，不能屈从不义的人！”南霁云笑着回答说：“我原想要有所作为。现在您说这话，我敢不死吗？”于是他就没有屉服。

　　

　　

　　

　　 张籍说：有一个名则于嵩的人，青年时代跟随张巡办事；等到张巡起兵讨伐叛贼时，于嵩也曾在敌人围困之中。张籍大历年间在和州乌江县见过于嵩。于嵩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了。由于张巡的缘故，当初曾当上了临涣县的县尉，喜欢学问，没有什么书不读。张籍那时还小，粗略地打听过张巡和许远的事情，了解得不够详细。于嵩说张巡身高七尺多，胡子长得如同神像。他曾有一次看到于嵩在读《汉书》，便问：“为什么老是读这一部书？”于嵩回答说：“还没读熟呢。”张巡说：“我读书不超过三遍，终生不会忘掉。”于是背诵起于嵩正读的那卷书，背诵完了整卷没错一个字。于嵩很惊讶，以为张巡碰巧熟读过这一卷，于是随意抽出其他各卷来测试，无不都是这样。于嵩又从书架上取出另外一些书，试着拿来考问张巡，随问随诵，毫不踌躇。于嵩跟随张巡的日子很长，也没见过张巡经常读书。做文章时，拿起纸笔就写，不曾打过草稿。开始驻守睢阳时，土兵差不多有上万人，城里的居民，户口也将近几万。张巡通过见一面，问过姓名，以后碰见便没有不认识的。张巡发起怒来，胡须总是张开的。到了睢阳失陷的时候，叛贼捆绑张巡等几十个人，坐等着，将要被杀掉。张巡起身小便，部下看到张巡站起来，有的也站起来，有的掉眼泪。张巡说：“你们别害怕，死是命中注定的。”部下悲泣得不忍心仰起头来看。张巡受戮时，脸色不变，就如同平常一样满不在乎。许远是位宽厚的老成人，相貌也同他的心地一样质朴。他和张巡同一年出生，月份和日子在张巡之后，称张巡为兄。死时四十九岁。于嵩贞元初年死在毫、宋一带。有人传说于嵩有田宅在毫、宋一带，有个武人侵夺霸占了他的田宅。于嵩打算到睢阳告状，被那个武人所杀害。于嵩没有儿子，这是张籍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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雎阳保卫战是什么朝代

是唐朝的

至德二载（757年），安庆绪派部子琦率军十三侵江淮屏障睢阳（今河南商丘睢阳区张巡与许远等数千人，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情况下死守睢阳，前后交战四百馀次，使叛军损失惨重，有效阻遏了叛军南犯之势，遮蔽江淮地区，保障了唐朝东南的安全。终因粮草耗尽、士卒死伤殆尽而被俘遇害。后获赠扬州大都督、邓国公。

Answer 5

张巡和许远是将军还元帅

至德二载（757年）庆绪派部子琦率军十三侵江淮屏障睢阳，张巡与等数千人，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情况下死守睢阳，前后交战四百馀次，使叛军损失惨重，有效阻遏了叛军南犯之势，遮蔽了江淮地区，保障了唐朝东南的安全。终因粮草耗尽、士卒死伤殆尽而被俘遇害。后获赠扬州大都督、邓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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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儿女报效祖国的古事

文天

文天祥，（1236——1283）字宋瑞，一字履善，号文山，南宋庐陵（今吉安）人。

南宋末年廷偏安江南，国势弱小，北方蒙古族于1271年结束了内部争夺皇位的自相残杀局面，建立了元朝，接着把侵略矛头直指南宋。1273年，丞相伯颜统20万大军攻下襄、樊，以此为突破口，顺江而下，两年不到，便后临南宋首都临安的近郊。蒙古兵所过之处，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农田荒废，百业凋敝，这是一场空前残暴的野蛮的侵略战争，南宋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威胁，文天祥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的抗击侵略的伟大民族英雄。

南宋朝廷长期为投降派所把持。还在1259年，宰相贾似道便以称臣、割江北地区和岁纳银绢各20万两匹为条件，暗中屈膝求和。伯颜却意在灭宋，并不停止南侵。1275年，将贾似道十三万大军消灭，朝廷便再无可用之兵。此时宋恭帝在位，年仅四岁，太皇太后谢氏临朝听政，不得不发出“哀痛诏”，号召天下四方迅速举兵“勤王”。文天祥当时正担任赣州知府，他“捧诏涕泣”，并立即行动，在两三个月内便组织了第一支“勤王”队伍近万人，几经周折，赶到了临安。而在成千上万大小地方官中，带兵勤王的只不过他和张世杰三人而已，这个政权腐朽到什么程度，可见一斑。1276年正月十八日，伯颜兵临皋亭山，左相留梦炎早已投降叛变。其他大臣或已投降。伯颜虽愿受降，却要右相陈宜中去元营洽谈，陈哪有这个勇气？当天晚上便逃之夭夭。谢太后唯珂派人只剩下一个文天祥。他毅然临危受命，但不是去投降，他考虑是“战、守、迁皆不及施”，“国事至此，予不得爱身”，他甚至借此机会观察一下敌营的虚实以谋“救国之策”。但是他没有想到，正当他指斥伯颜扣押不能返回宋营，他的义兵则在同时被投降派命令解散。敌人的凶残不曾使文天祥受困，昏庸的朝廷和无耻的投降派却使他遭到了第一次严重的挫折。

1276年二月初九日，文天祥被押送去大都（今北京），行至京口（今镇江），在义士的帮助下，逃脱了虎口，据他在《指南录后序》所记，至少有十六次幸免于死，经过千辛万苦，于四月初八日逃到了温州，此时他听说度宗的两个儿子（即恭帝的两个兄弟）已逃到福州，于是立即上表劝进。不久，被诏至福州，任右丞相兼枢密院事，后又命为同都督。七月，文天祥便在南剑州（今福建南平）打起帅旗，号召四方英雄豪杰，各各起兵，民复失地。1277年三月，文天祥统兵进军江西，收复南部数十州县，同时围困赣州，湖南、湖北皆起而响应，震撼了江南，鼓舞了人民的反侵略意志，使元统治者大为惊慌。元忙调40万大军来解赣州之围，另派兵五万追 击文天祥。文部不过五千余人，这年八月，空坑一战，遂致大败，部将数人牺牲，文妻及子女皆被俘，赵时尝在紧急中假扮文天祥，吸引了元军，文才得乘间逃脱。赵随即被杀。这是文天祥在一年多时间内所遭到的第二次重大挫折。

但是文天祥并没有灰心丧气，他下定决心抗元到底。1278年11月，他收拾残军，加以扩充，移兵广东潮阳，不幸于十二月二十日兵败五坡岭，文天祥自度难以逃出重围，当即吞服随带的冰片，以求一死，免遭污辱，但他并未死，而在昏迷中被俘了。这是他遭遇的最后一次严重的挫折。从此以后，文天祥便再也不能统领义军在战场上与元军拼杀。

文天祥被俘后，打定主意，只求义死而不求苟生。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还在伯颜将他扣押北营时，他便明白地告诉对手：“宋状元……所欠一死报国耳，宋存与存，宋亡与亡，刀锯在前，鼎镬在后，非所惧也，何怖我？“1279年十月，元平章阿合马来文天祥囚所劝降，文天祥长揖就坐，不把他放在眼里，阿合马却要他下跪，文天祥说：”南朝宰相见北朝宰相，何跪？“阿合马以胜利者自居，傲慢地说：“你何以至此？”文天祥嘲讽地说，南朝若早用我为相，你去不了南方，我也不会到你这里来，你有什么可神气的阿合马用威胁口气对左右说：“此人生死尚由我。”文天祥正义凛然道：“亡国之人，要杀便杀，道甚由不由你。”阿合马自讨没趣，灰溜溜地走了。同年年底，元丞相孛罗审问文天祥。孛罗一来就摆威风，要文跪下，遭到文拒绝，左右便用武力强使文天祥作跪拜状，文凛然说道：“天下事，有兴有废，自古帝王以及将相，灭亡诛戮，何代无之？天祥今日……至于此，幸早施行。”临刑前夕，皇帝忽必烈亲自出马劝降，以宰相之职作为诱饵，妄图使文天祥投降，但遭文天祥严厉拒绝。忽必烈只好问他，那你究竟要什么呢？文天祥回答说：“愿以一死足矣！”文天祥这种以身殉国，视死如归的的伟大精神使得敌人束手无策，一筹莫展。这实际上等于宣布了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是正义的胜利和他自己所赞颂的“正气”的胜利。也等于宣布侵略者的失败，是一切投降派和卖国贼的失败。

在国家民族危亡紧急时刻，文天祥无时无刻不把国家民族利益看作最高的利益，对投降派和奸佞之徒从不留情。1259年，元军渡江围鄂州，皇帝宠幸的内侍董宋臣怂勇宋帝迁都，文天祥勇敢地上疏，乞斩董宋臣。1275年，朝廷追封投降元军大将吕文德为和义郡王，又提拔他的侄子吕师孟为后部尚书，投降气氛一时弥漫京城，文天祥又上书乞斩吕师孟，以稳军心。文天祥被俘后，留梦炎一班降贼都曾硬着头皮来劝降，文一律唾骂之置，就连先已投敌的宋恭帝前来劝降时，也被置之不理。文天祥明确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他并不对帝王愚忠，而只无条件地忠于国家和民族。

1283年1月9日，文天祥在大都柴市口英勇就义。他死后留下了大量诗文，其中如《过零丁洋》中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狱中所作的《正气歌》以及死后从其衣带中 发现的“衣带诏”（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都已成为光照日月、气壮山河的绝唱，成为民族精神财富的宝贵部分。文天祥也因此成为永垂不朽的民族英雄。

邓世昌

邓世昌：“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

邓世昌（1849－1894） 原名永昌，字正卿。广东番禺人。1867入马尾船政后学堂驾驶班第一期学习，187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被船政大臣沈葆璋奖以五品军功任命为“琛航”运船帮带。次年任“海东云”炮舰管带，时值日本派兵侵犯台湾，他奉命巡守澎湖、基隆，获升千总。后调任“振威”炮舰管带，代理“扬武”快船管驾，获荐保守备，加都司衔。

1880年李鸿章为建设北洋水师而搜集人才，因邓世昌“熟悉管驾事宜，为水师中不易得之才”而将其调至北洋属下，先后担任“飞霆”、“镇南”蚊炮船管带。同年冬天北洋在英国定购的“扬威”、“超勇”两艘巡洋舰完工，丁汝昌水师官兵200余人赴英国接舰，邓世昌随往。1881年11月安然抵达大沽口，这是中国海军首次完成北大西洋——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印度洋——西太平洋航线，大大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影响，邓世昌因驾舰有功被清廷授予“勃勇巴图鲁”勇名，并被任命为“扬威”舰管带。

1887年春，邓世昌率队赴英国接收清政府向英、德订造的“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艘巡洋舰，是年底回国。归途中，邓世昌沿徒安排舰队操演练习。因接舰有功，升副将，获加总兵衔，任“致远”舰管带。1888年，邓世昌以总兵记名简放，并加提督衔。是年10月，北洋海军正式组建成军，邓世昌升至中军中营副将，1891年，李鸿章检阅北洋海军，邓世昌因训练有功，获“葛尔萨巴图鲁”勇名。

1894年9月17日在大东沟海战中，邓世昌指挥“致远”舰奋勇作战，后在日舰围攻下，“致远”多处受伤全舰燃起大火，船身倾斜。邓世昌鼓励全舰官兵道：“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此舰，足以夺其气而成事”，毅然驾舰全速撞向日本主力舰“吉野”号右舷，决意与敌同归于尽。倭舰官兵见状大惊失色，集中炮火向“致远”射击，不幸一发炮弹击中“致远”舰的鱼雷发射管，管内鱼雷发生爆炸导致“致远”舰沉没。邓世昌坠落海中后，其随从以救生圈相救，被他拒绝，并说:“我立志杀敌报国，今死于海，义也，何求生为！”，所养的爱犬“太阳”亦游至其旁，口衔其臂以救，邓世昌誓与军舰共存亡，毅然按犬首入水，自己亦同沉没于波涛之中，与全舰官兵250余人一同壮烈殉国。

邓世昌牺牲后举国震动，光绪帝垂泪撰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并赐予邓世昌“壮节公”谥号，追封“太子少保”，入祀京师昭忠祠，御笔亲撰祭文、碑文各一篇。李鸿章在《奏请优恤大东沟海军阵亡各员折》中为其表功，说：“……而邓世昌、刘步蟾等之功亦不可没者也”。清廷还赐给邓母一块用1.5公斤黄金制成的“教子有方”大匾，拨给邓家白银10万两以示抚恤。邓家用此款在原籍广东番禺为邓世昌修了衣冠冢，建起邓氏宗祠。威海百姓感其忠烈，也于1899年在成山上为邓世昌塑像建祠，以志永久敬仰。1996年年12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命名新式远洋综合训练舰为“世昌”舰，以示纪念。

邓世昌有三儿两女，长子邓浩洪，承袭世职，任职于广东水师，1947年去世；次子邓浩洋，青年早逝；三子邓浩乾是遗腹子，曾在民国海军部供过职，1969年逝于无锡。

关天培

关天培（1781～1841.2.26），鸦片战争中抗英名将。字仲因，号滋圃。江苏山阳(今淮安)人。1803年(清嘉庆八年)中武秀才，授把总。后累升至参将。1826年(清道光六年)，清政府初办漕粮海运，关天培押粮船千余艘平安至天津，旋升副将。次年,擢总兵。1832年春,署理江南提督。1834年调任广东水师提督。赴任后,踏勘地理形势,将虎门口的沙角、大角炮台改为信炮台；在上横档岛一线，重建南山炮台(改名威远)，改建横档、镇远炮台，增建永安、巩固炮台,控制东西水道；在虎门底,改建大虎山炮台。另铸6000斤以上大炮40门，安置各炮台。同时抓紧训练,制定春、秋操章程。1838年,在镇远、威远炮台间增建靖远炮台，首次安设西洋铜炮，并在横档东侧水道架设排链两道。1839年，钦差大臣林则徐到粤禁烟，协助缉拿烟贩，收缴鸦片，并指挥水师多次与英舰船交火。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钦差大臣琦善至广东,一意主和，懈于防务。1841年1月7日,英方发动虎门之战，企图以武力迫使琦善屈服，出动舰船10余艘，攻占沙角、大角炮台。2月26日，英军又以战舰10艘、汽船3艘，配以登陆部队，猛攻横档岛一线6炮台。关天培于靖远炮台督军顽强抵抗，并亲燃大炮对敌轰击，负伤力战殉国。其办理广东海防的奏折公牍，辑为《筹海村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