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杜勒斯评价在国际活动中,推行“边缘”“大核报复”以及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抑制政杜勒斯是对中国文化最有了解,最有个人感情的一个,这主要因为他的家族与中国有很深渊源。杜勒斯出身于一个很有名望的家族,他的爷爷曾经担任美国总统.哈理森的国务卿。

他的叔叔曾经是威尔逊总统的国务卿。他爷爷在离任后到当时清朝,曾给李鸿章做顾问,在中日甲午战争后的谈判中,帮助李尽量压低日本的苛刻勒索,并在促成“三国干涉”,迫使日本退还辽东半岛起了不少作用。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生于华盛顿政治世家。外祖父约翰·沃森·福斯特是本杰明·哈里森总统的国务卿,姑父罗伯特·兰辛是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国务卿。 毕业于普林斯敦和华盛顿大学。1911年参加纽约一家法律事务所,专门从事国际法工作。1917年成为该所主任。

他是许多大公司和银行的董事,与洛克菲勒财团有密切联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30岁的他担任出席凡尔赛和会美国代表团的法律顾问,接着在战后赔款委员会工作。对于恢复德国军事潜力和重新武装德国起了很大的作用。1944年起为共和党外交政策主要发言人。

多次代表美国政府出席国际会议。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他协助起草联合国宪章,后任联合国大会代表(1946~1949)。在签订对日和约问题上美国与苏联意见相左,他奔走西方各国分别磋商,终于在1951年使日本和48个国家签字于事先同意的旧金山和约。

扩展资料:

握手事件

1954年4月,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会议在日内瓦举行。处于敌对状态的两个大国中国和美国的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周恩来和杜勒斯,作为各自的首席代表在此相聚。杜勒斯敌视新中国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在日内瓦会议召开前他亲自向美国代表团下令。

禁止任何美国代表团的人员同任何中国代表团的人员握手。26日会议开幕式后,英国代表团成员杜威廉(英国驻北京的谈判代表)找到中国代表团成员宦乡说:艾登外相有一个设想,在第二次会议的会前或会后,由艾登外相介绍杜勒斯国务卿同周恩来相识,彼此握手致意。

如果周总理同意艾登外相再派人询问杜勒斯先生的意见。宦乡请示总理后答复杜威廉说:周总理赞赏艾登外相的设想既然在一起开会理应互相接触。周恩来愿意经过艾登外相的介绍同杜勒斯先生握手致意。但在第二天一早杜威廉对宦乡说杜勒斯先生表示不能接受艾登先生的建议。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杜勒斯

-

下面是更多关于杜勒斯的问答

最佳贡献者
2

该如何评价杜勒斯这个历史人物?

他在国际活动中行“战争边缘”“大规模复”以及对社会主家进制政策。 杜勒斯是对中国文化最有了解,最有个人感情的一个,这主要因为他的家族与中国有很深渊源。杜勒斯出身于一个很有名望的家族,他的爷爷曾经担任美国总统.哈理森的国务卿。他的叔叔曾经是威尔逊总统的国务卿。他爷爷在离任后,到当时清朝,曾给李鸿章做顾问,在中日甲午战争后的谈判中,帮助李尽量压低日本的苛刻勒索,并在促成“三国干涉”,迫使日本退还辽东半岛起了不少作用。杜勒斯本人也继承了家族传统,对中国有感情,他1938年去中国,会见了蒋介石,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给予支持。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美英苏法五大国在伦敦召开外长会议,杜勒斯随美国代表团担任法律顾问。当时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极力排斥中国的国际地位,杜勒斯奋起反驳,为中国争取到了一定的地位。 杜是冷战时期的政治历史人物,他面临的是与社会主义阵营对抗,他常被认为是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始作俑者,至少是其理论上的第一个系统阐释者。杜勒斯说:“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成,要摧垮社会主义对自由世界的威胁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社会主义国家将要发生一种演进性的变化”,他告诫人们要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也就是所谓“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代和第四代人的身上”。几十年过去,平心静气而论,历史似乎站在了杜勒斯的预言一边。
3

杜勒斯的死究竟是怎样的?

杜勒斯于9月4周恩来于9月6日,分表本国政府发表声明。这是爆中美双方第一次正面交锋。美国早已深陷中国的内争,双方无可避免尽早要进行这样的交锋。全世界都感受到了分别从太平洋西海岸和东海岸抛出的钢硬的牌剧烈碰击所发出的可怕声响,担心两个巨人间的笔墨交锋会不会顷刻间就变成诱发另一次大战的刀枪交锋。

杜勒斯——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国家的国务卿。

周恩来——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总理。

两个五十年代知名度最高的外交家。一对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互不相让的强硬对手。

有一个关于他们两人的流传甚广的故事。

日内瓦会议陷入僵局。周恩来出人意料地来到会客厅。杜勒斯十分尴尬窘迫地看着这位风度翩翩儒雅温文的东方人。严厉固执的国务卿曾以戏谑的口吻说过“只有我们的汽车在街头相撞时,我才会私下会见周恩来”。周恩来微笑着,向这个他以前未曾见过的美国人伸出手去。各国代表、记者都呆呆看着杜勒斯如何作出反应。这位美国人紧张地摇摇头,然后两两手抄在背后,随即往后转,大步走出屋外,周恩来并不介意,依然微笑同其他人用力地握手。

虽然近年有好几位亲历者说明当时杜勒斯并不在场而是另一位级别较低的美国外交官,世人仍宁愿相信这故事是真实的,连尼克松都把它放入了回忆录。因为这故事不仅相当贴切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中美严重的对立状态,而且非常形象地勾勒出杜勒斯的偏狭小气和周恩来的阔然大度。

杜勒斯生前死后所有关于他的评论或褒或贬,但有一点意见却是一致的,此在人处理国际问题、特别是中国问题上,显得过于僵化和顽固。

有人牵强附会地试图从他的家庭背景和个人经历中寻找答案。

上世纪末,杜勒斯的外祖父老福斯特不仅当过美国的国务卿,而且作为大清帝国的顾问参加了同日本谈判缔结将台湾割让给日本的马关条约。年仅七、八岁的小杜勒就是从最亲近的外公那里知道了很遥远的地方,海面上漂浮着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岛屿。也许,那个时候,台湾已不属于中国的概念在他的脑袋里就深深扎下了根。

1907年海牙和平会议上,年仅十九岁的普林斯顿大学学生杜勒斯被中国代表团委任为秘书。年轻的杜勒斯穿上大礼服,戴上大礼帽,揣着一叠拜会名片,乘坐一辆马车到各代表团去,这样,他代表了中国向其他各代表团致了意。这是一生中一次有趣的经历,他第一次接触了那些头后边拖着长长辫子的中国人,各国对于中国不屑一顾的傲慢态度也使得他对于自己所代表的古老国度产生了轻蔑和厌恶的感情。

他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是在1938年,为了执行洛克菲勒第二的一项宗教使命。此时中日战争已经爆发,中国政府设在武汉。他专程前往拜访了蒋介石。相同的强硬兼僵硬的个性使得他与蒋一见如故,他对蒋印象颇佳评价甚高,称蒋为“一个真实的爱国者”。有人认为,这奠定了他日后鼎力助蒋的情感基础。

实实在在,杜勒斯参与制定和忠实执行的美国对华政策,是他那个时代美国战略利益的最高体现,即使换成“张勒斯”或“李勒斯”,大概也是这样。但也无可否认,他对于中国的偏见,更加使得五十年代的美国对华政策缺乏任何的灵活性。无理说理加武力恫吓便成为他9月4日声明的显著特征。

这是一份至今也必须能读全文才能明晰其全部含义的历史性文件。

杜勒斯的声明

我已经同总统仔细地研究了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台湾海峡地区侵略性的军事行动所造成的严重局势。

总统已授权我发表下述声明。

一、台湾和金门、马祖各岛从来没有处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管辖之下。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十三年多的时期内——它们一直处于自由中国、即中华民国的管辖之下。

二、美国负有条约的义务来帮助保卫台湾福摩萨不受武装进攻,国会的联合决议授权总统使用美国的武装部队来确保像金门和马祖等有关阵地。

三、中国共产党人方面现在要夺取这些阵地或其中任何阵地的任何尝试,都将是粗暴地破坏作为世界秩序的基础的原则,即:任何国家不应使用武装力量来夺取新的领土。

四、中国共产党人大约两周以来一直使金门受到猛烈炮轰。而且他们一直利用炮火和小型海军舰只来扰乱金门各岛共约十二万五千军民的正常供应。北平官方电台一再宣布这些军事行动的目的是要用武装力量攻取台湾,也要攻取金门和马祖。在差不多北平的每一次广播中,都把台湾和沿海岛屿联系在一起失和为所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目标。

五、但是,不管中国共产党人说什么和至今做了什么,还不能肯定,他们的目的事实上是要倾全力以武力征服台湾和沿海岛屿。也看不出像现在正在进行的或可能进行的这种努力,是中华民国部队,在像美国正在提供的那样大量后勤支持下,无法以英勇的和纯粹防御性的努力加以遏制的。

六、上面提到国会联合决策中判定,“由友好政府巩固地党握西太平洋岛屿锁链(福摩萨就是其中部分)对于美国以及太平洋中和太平洋沿岸一切友好国家的切身利益来说,是极其重要的”。这个决议还授权总统可以不仅用美国武装部队来保护福摩萨,而且可以用美国武装部队来“确保和保护他以为是保证保护福摩萨所必需或适当的、现在在朋友手中的该地区有关阵地和领土。并且来采取他认为是保证保护福摩萨所必需或适当的其他措施”。鉴于上面一段所说明的局势,总统还没有根据决判定使用美国武装部队是保证保卫福摩萨所必需或适当的。但是如果总统断定为了完成联合决议的宗旨按照情况有此必要,总统就会毫不犹豫作出这种判定。在这方面,我们已经认识到确保和保护金门和马祖已经同保卫台湾日益有关,实在说,中国共产党人也认识到这一点。美国已经作出军事部署,以便一旦总统作出决定时持续采取及时又有效的行动。

七、总统和我真诚地希望:中国共产党政权不会再像在朝鲜表明的那样蔑视作为世界秩序所依靠的基本原则,即不应当用武装力量来实现领土野心。任何这种赤裸裸地使用武力的行动将引起一个远远超过沿海岛屿、甚至远远超过台湾安全的这些范围以外的问题。这将预示在远东广泛地使用武力,从而危及自由世界的极为重要的阵地和美国的安全。默然接受这种情况,就会威胁一切地方的和平。我们相信,文明世界大家庭决不会把公然的军事征服宽怒成为合法的政策工具。

八、但是,美国并没有放弃希望:北平不至于蔑视人类要求和平的意愿。这并不要求它放弃它的要求,不管我们认为这些要求是多么缺乏根据。我回想到,在美国和中国共产党政权的代表在1955年至1958年之间在日内瓦进行的持续很久的谈判中,美国做了持续不断的努力,希望能够特别在台湾地区力争获得一项宣布除非在自卫的情况下共同和相互放弃使用武力的声明,但是,这项声明并不会防碍以和平方法来奉行政策。中国共产党人拒绝发表任何这样的声明。但是,我们认为,这样一种行动方针是唯一文明和可以接受的程序。就美国来说,它打算执行这项方针。除非和直到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使我们除了起来保卫一切爱好和平政府所信奉的原则以外别无其他办法。

军事评论家们常常把杜勒斯这篇声明当作他“战争边缘政策”的代表作。

杜勒斯自己解释:“当然,我们过去曾被带到战争的边缘。到达这个边缘而又不卷入战争的本领是一种必要的艺术。如果你不能撑握这种艺术,你就会不可避免地卷入战争。如果你企图从那里跑开,如果你害怕走到边缘上,你就失败了。”

据说,杜勒斯制定这一政策时受到中国古代军事家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的启发和影响,他拍打着《孙子兵法》的译本兴奋地说:“勇敢地走向战争才能切实地避开战争,这真是军事艺术的最高境界。在到这个境界要有远见和智慧,但最重要的是实力。绝对优势的实力。”

不必怀疑,1958,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美国凭借绝对优势的实力已一步步走向台湾海峡战争的边缘。

必须认真对待杜勒斯的战争威胁。尽管美国介入台湾海峡战事的立论完全站不住脚,指责中国大陆对金门采取军事行动为“侵略”,与指责美国南北战争中北方军对南方军的胜利为“侵略”,其荒谬性是一样的。

但,也要看到,此刻,走向战争边缘的杜勒斯心中想的仍然是如何表演“而又不卷入战争的艺术”。

中国也并不想于此时此地同美国开战。

4

如何把一个历史人物从白变成黑.以前苏联公知抹黑卓娅为例

很简单的步骤

1 全盘否定你的功绩

2 扣上与白相反的大帽子

3 打压支持者

4 宣传的循环恶化

最终的结果就是 你从欧洲人 变成了非洲人
5

阅读作业,求答案!!!

詹天佑面对帝义者的狂妄自大和国人的极端藐为了维护祖国的尊勇敢受命。他创造性的开凿隧道,设计‘人’字形线路,使京张铁路提前两年竣工,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

本文以人物的名字为题,重点记叙了詹天佑一生中最突出的成就——主持修筑第一条由我国的工程技术人员自主设计、施工的铁路干线,为读者勾勒出了一位杰出的爱国工程师的高大形象。 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6

杜勒斯的预言为什么能在苏联实现

杜的预言为什么能在苏联实现

—— 读【俄·伊·雷日科夫的《大国悲剧

尼古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自然垄断委员会主席。1929年9月28日出生于乌克兰顿涅茨克州捷尔任斯基地区。1950年毕业于克拉马托尔新克机器制造学校,在乌拉尔重型机械厂任工长、车间主任、总焊接师、副厂长职。1956年加入苏共。1959年毕业于乌拉尔基洛夫工学院。1960-1970年先后任乌拉尔奥尔忠尼启则重型机器制造厂总工程师、厂长。1971年起任乌拉尔机器生产联合公司总经理。1975-1979年任苏联重型和运输机器制造部第一副部长。1979-1982年起任苏联国家计委第一副主席。1981-1991年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1982年11月--1985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兼任苏共中央经济部部长。1985年4月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9月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90年12月辞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1989年3月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1991年6月竞选俄罗斯联邦总统职务,获14%的选票,是苏联崩溃解体的亲历者。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他撰写的《大国悲剧》,比较详尽地透露了20年前苏联崩溃解体前后的背景资料,以及由此给老百姓造成的苦痛,而且做了深刻的反思,读来令人扼腕叹息。

雷日科夫在《大国悲剧》中,引用了1945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当着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面在国际关系委员会上发表演说里的一段话,说明当时美国已经明确提出和平演变苏联的目的、任务和手段,惊叹40年后苏联崩溃解体的现实证明了杜勒斯预言的实现。约翰·福斯特·杜勒斯(1888——1959)美国共和党人。1908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早年任律师。1919年随美国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1945年任旧金山会议美国代表团顾问。1945——1949年为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成员,曾帮助起草《联合国宪章》,1950年参与策划美国侵略朝鲜的战争。1951年与日本商定美日合约,敌视新中国,并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53——1959年任美国国务卿,鼓吹实力地位政策和战争边缘政策,要求发展原子武器作为一种大规模报复手段,主张不惜一切代价遏制共产主义。1959年癌症病死前不久辞职。著有《战争、和平与变革》、《战争与和平》。杜勒斯针对如何和平演变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头羊、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时说:

战争将要结束,一切都会有办法弄妥,都会安排好。我们将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黄金,全部物质力量,把人们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

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用什么办法来做?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同意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

一场就其规模而言无与伦比的悲剧——一个最不屈的人民遭到毁灭的悲剧——将会一幕接一幕地上演,他们的自我意识将无可挽回地走向消亡。比方说,我们将从文学和艺术中逐渐地抹去他们的社会存在,我们将训练那些艺术家,打消他们想表现或研究那些发生在人民群众深层的过程的兴趣。文学,戏剧,电影——一切都将表现和歌颂人类最卑劣的情感。我们将使用一切办法去支持和抬举一批所谓的艺术家,让他们往人类的意识中灌输性崇拜、暴力崇拜、暴虐狂崇拜、背叛行为崇拜,总之是对一切不道德行为的崇拜。在国家管理中,我们要制造混乱和无所适从……

我们将不知不觉地,但积极地和经常不断地促进官员的恣意妄为,让他们贪贿无度,丧失原则。官僚主义和拖沓推诿将被视为善举,而诚信和正派将被人耻笑,变成人所不齿和不合时宜的东西。无赖和无耻、欺骗和谎言、酗酒和吸毒、人防人赛过惧怕野兽、羞耻之心的缺失、叛卖、民族主义和民族仇恨。首先是对俄罗斯人民的仇恨——我们将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觉间把这一切都神圣化,让它绽放出绚丽之花……只有少数人,极少数人,才能感觉到或者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会把这些人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我们会找到毁谤他们的办法,宣布他们是社会渣滓。我们要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根挖出来,把精神道德的基础庸俗化并加以清除。我们将以这种方法一代接一代地动摇和破坏列宁主义的狂热。我们要从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的赌注押在青年身上,要让它变质、发霉、腐烂。我们要把他们变成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我们一定要做到。

雷日科夫认为,40年后,一切果然这样发生了。西方,特别是美国,消灭苏维埃国家的目标果然完全实现了。不过,这样一个大国的悲剧性解体能够仅仅发生在外部因素的影响之下。如果内部没有一个实际上完全奉行苏联的敌人所树立的目标的“第五纵队”,而只靠外部力量,谁也不能把我们国家怎么样。于是,他从若干方面分述了造成苏联崩溃解体大国悲剧的成因,也就是杜勒斯和平演变苏联的预言之所以变成现实的内部深层次社会问题,显得非常有见地。

国内经济 苏联当时的所有制基本形式是国有,是全民所有,而且集体农庄合作社所有制也逐渐具有了国有特征。考虑到学者意见和国外经验,苏联政府当局认为,在国家手里保持50%——60%的所有权比较合理——这主要是指在国民经济的基础部门以及国防工业部门的企业。其余的50%——40%可以是股份制形式或者个体形式,但不包括土地。宅旁地、别墅用地和菜园果园用地可以除外。在制定方案时,他们特别注意所谓“民营企业”对象,但其所有者只应是集体。与这种观点相对立的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以及以雅科列夫为首的一群政治家们的观点,他们一心为私有制唱赞歌,坚持认为只有私有制才能自然而然地解决国家的所有社会经济问题。苏联政府当局关于过渡到由国家进行必要调节、以社会为指向的市场经济,把居民承受的困难降到最低的建议,遭到了自由派经济学家、政治活动家和其他社会活动家的坚决反对。他们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要彻底摧毁当时存在的经济制度。他们同当时相当一部分干部一道,十分顺利地达到了目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激进经济改革派行动的荒谬性和破坏性已经暴露无遗。其实是——用自由派一个头头的话来说——“照着俄罗斯老妈的屁股踹了一脚”。这些人干了坏事之后就躲到了一边,听凭国家和人民在艰难困苦中挣扎。

国内政策 苏联共产党曾经是国内改革的倡导者,可是过了5年,它却被赶下了政治舞台,而它的一千好几百万党员中,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捍卫它。苏共之所以能走到酿成悲剧的一步,是因为几十年来它把权力视为自己的专利,它已经丧失了现实的日常政治斗争的能力。结果当一个统一的机体丧失了自己最优良的品质——战斗性、自我牺牲精神、无私奉献精神……的时候,它衰退了。由于种种原因,苏共丧失了对人民群众的影响力,国内随之开始出现反对立场的社会运动,它们在苏联解体和社会制度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就在这个时候,国内开始迅速出现各种社会团体,它们的成员被称为杂牌军。这些团体其实没有什么原则,他们当中有的是民主派,有的主张爱国,有的主张无政府主义,有的主张君主主义,有共产党,有社会民主党,还有保守自由派等等。许多团体的形成保守根据意识形态原则,而是根据活动方向:有的从事古迹保护,有的从事环境保护等等。杂牌军与持不同政见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与当局和平共处,不反对加入国家机构以及其他官方机构如工会、共青团等等。但不久许多杂牌军的活动开始具有越来越浓的政治性质。参加杂牌军组织的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玩大政治”,他们先取得经验,然后就学会了把成千上万的群众带上街头。内部的辩论磨练了反对派活动家的技巧,培养了未来的政治家、记者、社会活动家,最终“把苏共闹个天翻地覆”。这样一来,由于苏共不能按必要的方向实现改革,在一个历史造成的极短时期内,酿成了反对派政治运动,而其中的一部分,又自觉或不自觉地促使苏联瓦解,促使当时存在的社会制度的消灭。

对外政策 戈尔巴乔夫热衷于外交活动,他同西方的合作开始于1984年秋天,当时他作为一个普通的政治局委员,会见了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会见的地点不是通常的伦敦政府官邸(唐宁街10号),而是郊区的切克斯别墅,那是个专门用来接待正式访英的外国领导人,首相希望与之推心置腹进行特殊重要谈话的地方。实际上这是一次对未来总书记的摸底会见:西方领导人对契尔年科的健康情况了如指掌。会见后撒切尔抛出了一句名言:“这是个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他值得信赖。”这就是这位铁娘子对其他各国同事发出的信号。后来她不无自豪地说:“是我们把戈尔巴乔夫提拔起来当了总书记。”1986年10月,里根在雷克雅未克与戈尔巴乔夫举行了好多个小时的一对一秘密谈判。美国总统需要知道戈尔巴乔夫是否已经做好了牺牲苏联利益、对美国效忠的准备。后来到了1993年,戈尔巴乔夫在法国撤掉了嘴巴上的岗哨,承认在雷克雅未克会见时“实际上已把苏联交付美国听凭处置”。戈尔巴乔夫在总书记的位子上坐了6年,同美国总统会见了11次。由于相当程度上绝对单方面的让步,柏林墙垮了,华沙条约、社会主义国家的盟友关系以及苏联本身都垮了。所以如果把总书记兼总统戈尔巴乔夫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称之为错误,那实在是太荒谬了。不过他首先满足的是西方的利益,而且总是以牺牲苏联的利益为代价。这一政策不但削弱了他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而且还使得西方对苏联人民的影响日益加剧,使得苏联国内反苏、反社会主义的力量日趋活跃,最终导致这个国家从地图上消失。

意识形态 到上世纪80年代,苏共真正直接依靠工农,并与他们共同组成一支可以说是挟雷霆万钧之力的时代,早已成为遥远而光荣的英雄主义过去。蓬勃发展的大众传媒开始给于社会精神生活的形成以强大的影响。首先是电视、广播,还有日报、周刊、各种大小杂志。那么在这些机构工作,决定它们立场的又是些什么人呢?当然是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这样一来,知识分子就踏上了政治生活的前沿。人民精神生活的“气候”,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意识以及公民的政治行为在巨大的乃至后来是起决定作用的程度上,都由这些人来决定。要想取得知识分子对改革的支持,就必须保证在国内实行真正的言论自由。国家的领导层都赞成社会生活的这种转变:应该向国内的公开性转变,向外部世界开放。公开性宣布了,书刊检查制度放松了,后来还完全取消了。公开性大行其道,出现了好多“大胆”的电影、戏剧、书籍之类的东西。可以公开讨论的问题范围放得越来越开了。这些很快就变成了信息的大潮,其中也包括不可信的信息,纯粹是吮吸着手指头生造出来的信息,它们都越来越公开地指向现存的社会和国家制度,人们不是寻找建设性的办法来医治社会疾病,而是利用言论自由来毁灭这个社会。1987年11月2日在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宣称:“苏共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未来不会有所怀疑。它将取代资本主义……我们正在走向一个新世界——共产主义世界。我们一定把这条路走到底,永不回头!”这些引起暴风雨般欢呼的话语说过仅仅四年,苏联没有了,社会主义没有了,更不必提什么总书记号召的共产主义事业了。他那卑鄙无耻的嘴脸真的叫人惊奇:几年之后,他居然又称,自他懂事以来,就一直梦想着要把共产主义埋葬。这一切决定了群众对改革、对党、对戈尔巴乔夫只能是失望,从而也加强了对手的地位。

民族关系 在历史上,俄罗斯就是把一块块土地合并入政治经济联盟而形成的。加入的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共同的国家利益把它们融合到了一起。它们在加入俄罗斯家园之后,共同的职责已不是相互竞争,而是在统一的国家中相互协作。巨大的领土面积、复杂的推动力和地缘政治条件、民族构成的多元化决定了共同的民族利益——必须采取一切手段巩固国家,巩固一切国家机构。在苏联,俄罗斯人民作为数量最多的民族,为这个成长中的国家支撑着最主要的负担。它是建设和巩固这个国家的最主要的支柱。同时,却并不存在任何专属于俄罗斯族的特权。俄罗斯的任何一个民族,都既不是统治民族,也不是从属民族。可是,历史有时候就爱这样,它跟我们开了个惊人的玩笑:当各加盟共和国准备退出苏联之时以及它们退出之后,有些国家的民族主义甚至是地方沙文主义的褐色之花就怒放起来了。同时,遗憾的是,在俄罗斯内部,当“自由民主派”当权之后,也先后出现了一个个沙文主义集团,更有甚者,还有大行法西斯之道的社会渣滓——他们用民主主义的口号,打着关怀俄罗斯人民利益的旗号,来掩饰自己内心的贫乏和野蛮。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把政权抢夺到手的那些人往好里说都是西方思想的附庸,实际上都是直接听命于西方的走狗,他们决心把俄罗斯交付西方听凭宰割。这样的心理以及相应的实践活动,一定会产生相反的一面——赤裸裸的、攻击性极强的民族主义,这是在本质上同意真正的爱国主义完全对立的东西。什么是全民爱国主义?事实上伟大卫国战争对此已经作出了最令人信服的回答。难道说没有爱国主义,人们就能忍受那种可怕的损失,能克服那种生活的艰难困苦,直至胜利吗?不能的!我们的悲剧就在于我们丢失了“苏维埃价值”,我们没有把过去的一切正面的东西带到新时期来。非但如此,许多对我们格格不入的、不为大多数人民所接受的教义,也被强加给这个社会。我们的国家缺少一种起核心作用的思想,有的只是起瓦解作用的、外来的思想和价值。

……

读雷日科夫的《大国悲剧》,时常令人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既惊叹杜勒斯60多年前的预言能够在40年后惊人地变为现实,又哀叹苏联为什么要按照杜勒斯设计的思路一步步的和平演变。20年前的苏联崩溃解体,随之而来的是众多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变色易帜,无疑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莫大的损失,也给我们中国敲响了警钟。杜勒斯当时不仅仅预言了苏联的崩溃解体,而且在新中国成立之时曾经预言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杜勒斯说:“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成,要摧垮社会主义对自由世界的威胁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社会主义国家将要发生一种演进性的变化”,他告诫人们要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也就是所谓“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代和第四代人的身上”。杜勒斯不是伟大的哲人,他是共产主义的死敌。但是,杜勒斯的话就象魔咒一样,让我们几十年来始终应对着这个变颜色和平演变的严肃命题。几十年过去,平心而论,很多不尽人意的社会现象证实历史似乎站在了杜勒斯的预言一边。毛主席说过:“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我国目前处在社会转型的一个关键节点上,如果继续拉大贫富差距,贪污腐败不能有效遏制,黑社会势力依然猖獗,分裂势力甚嚣尘上,外交上唯美国的马首是瞻,西方的价值观照旧有很大市场,虚夸的泡沫经济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进程迟缓,难说会有什么意外的结果。当然,中国不是苏联,中华民族不是俄罗斯民族,我们要让五星红旗永远飘扬,要让杜勒斯和平演变中国的预言变成笑谈,还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牺牲,这是毋庸置疑的。 本回答被提问者和网友采纳

7

阅读短文,完成练习

m

c

你的回答

单击“发布您的答案”,即表示您同意我们的服务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