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口，狭义的西口指长城北的，包括山西杀虎口；陕西府谷口；河石口，即晋、陕北人以及河北人走西口的交汇点。
西口是晋商、陕商出关与内蒙外蒙贸易的地方，所以走西口的主力人群包括晋北人，陕北人，河北人。后西口泛指在长城以北的内外蒙古从事农业、商品交易的地方，包括陕西北部的神木口，河北北部的张家口以及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
恰克图地理位置：西伯利亚南缘。
扩展资料
恰克图衰落：恰克图进入繁荣期后，一直到19世纪50年代初，贸易额仍保持上升势头。每年交易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占中国进出口总值的15%-20%，俄国仅次于英国，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1851年《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签订后头二年，贸易额仍很可观。从1853年开始，特别是1858年中俄《天津条约》签订后，交易额急剧下降，80年代较50年代少了3/4。恰克图互市开始走上了一条下坡路。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恰克图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走西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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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俄国所需的中国商品是从蒙古地区间接获得的。当时的晋商经过明朝一代人的资本积累,已经是雄视天下的大商业集团,是蒙古地区的主要商家。晋商将丝绸、茶叶、瓷器及生活日用品贩往蒙古地区,俄国商人再从此处购得这些商品运回本国。也有的晋商经喀尔喀蒙古地区至色楞格额塞同俄国商人进行直接贸易。此时的俄国已进入沙皇时代,开始利用国外市场来进行对外扩张。它一方面频频对中国边境进行骚扰,用武力实现其领土扩张,另一方面又采用扩大通商的手段来开拓国外市场,以弥补其国内商品的不足。 康熙帝在平叛“三藩”、收复台湾之后,两次对沙俄出兵,迫使沙俄在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与清政府签订《尼布楚条约》。该条约明确规定黑龙江流域归属中国,有效遏制了俄国在中国北部的殖民入侵;条约还规定了双方的通商事宜,双方商人凭借路票进行贸易。自此,中俄之间开始了正式的贸易往来。俄国商队纷纷来到中国北京、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府乌兰巴托)、归化(今呼和浩特市)、张家口经商,而这些地方的商业几乎完全被晋商垄断。因此,中俄之间的早期贸易主要是依靠晋商来进行的,这为后来晋商同俄国商人的大规模贸易打下了坚实基础。 18世纪上半叶,俄国开始进一步侵略中国西北和漠北地区,清政府给予严厉打击,将俄国军队赶出中国蒙古地区。同时,为惩罚俄国的侵略行为,清政府禁止俄商在蒙古地区贸易,杜绝俄商来北京贸易,中俄贸易中断。由于俄国已从双方多年的贸易中获得丰厚的利润,因此,为保住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俄政府于1725年(雍正三年)派代表团来华谈判,希望能与中国继续通商并扩大两国间的贸易。清政府为断绝俄国与葛尔丹分裂势力的勾结,于1727年(雍正五年)同俄国签署了《布连斯基条约》,在此基础上,1728年(雍正六年)两国又在恰克图正式签署了《恰克图条约》。这两个条约划定了双方在蒙古地区的边界,明确了双方的贸易规定:俄国来华经商人数不得超过200人,每3年来北京1次,免除关税;同时在两国边界处的恰克图、尼布楚、祖鲁海尔设互市,“情愿前往贸易者,准其贸易。周围墙垣栅子,酌量建造,亦毋庸取税,均指令由正道行走,倘或绕道或有往他处贸易者,将其货物入官。”1730年(雍正八年),清政府批准在恰克图的中方边境地区建立买卖城,这样就将恰克图分为南北两市,南市为中国商民居住,称为“买卖城”;北市为俄国商民居住,称为“恰克图”。由于尼布楚、祖鲁海尔地理位置偏僻,恰克图就成为中俄贸易往来的重要据点。1755年(乾隆二十年),清政府宣布中止俄国商人来北京贸易。这样,中俄之间的贸易就全部集中在了恰克图。 早在《恰克图条约》签订之前,晋商就已经开辟了北京—张家口—库伦一线的通商渠道,并在这些地区与俄国商人进行贸易。条约的签署为晋商提供了极为优越的和平环境。晋商凭借着先前的经商优势和雄厚的资本,迅速将商号开在了恰克图,并开辟了库伦到恰克图的商路,对恰克图早期的开市做出了巨大贡献。随着晋商的介入,恰克图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落一跃成为商贾云集之地。八方商人,聚集于此。
闯关东，清入关实行民族等级与隔离制度，严禁汉人进入满洲“龙兴之地”垦殖——颁布禁关令。顺治曾告诫满洲贵族末路退往关东。满人倾族入关，东北人口剧减，借口“祖宗肇迹兴王之所”保护“参山珠河之利”，长期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顺治开始，满境分段修千余公里“柳条边”篱笆墙——满洲长城（柳条边墙、柳墙、柳城、条子边），康熙中期竣工。从山海关经开原、新宾至凤城南的柳条边曰“老边”；自开原东北至今吉林市北曰“新边”（《辞海》）。故，在民间有“边里人”、“边外人”的说法。 闯关东-山东人-清代分三个时期：（1）1644至1667年，《辽东招民开垦条例》，规定“招至百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23年间“鲁民移民东北者甚多”，许多地区因移民而“地利大辟， 户益繁息”。（2）1668至1860年，为维护满洲固有风俗和保护八旗生计， 康熙七年（1688年）清廷下令“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对东北实行禁封政策。（3）1861至1911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边疆控制日益削弱，沙俄不断侵蚀黑龙江边境，清政府采纳了黑龙江将军特普钦建议，于咸丰十年（1860年）正式开禁放垦。 闯关东，从“流人”到“流民”，到东北“移民社会” 。清初民族矛盾尖锐，清朝统治者采取了极其残酷的镇压手段。将“造反”者遣送边陲“烟瘴”之地，山东触犯刑律者多发配“极边寒苦”的东北，这种遣犯史称“流人”。山东人是“安土重迁”的典型。人口压力、天灾人祸、 满清政府的政策导向等构成了山东人闯关东的外因。以修筑当时的中东铁路为例，《东北开发史》 引日本人稻叶君山的话说：“中国苦力，如蚁之集，而劳力之供给地之山东，更乘机输送无数劳工出关为之助。是即一千五百余里之中东路乃山东苦力所完成，亦非过言也。” 闯关东，东北是外敌侵扰之地，山东人卓绝的斗争。吉林省浑江市《湾沟公社志》记载：“1921年间有一名叫王振邦的农民， 原籍山东，因逃荒携妻及长女一家流落于西川一带。1931年日军侵占东北，王振邦与山东老乡聚义百余人抗日，1934年末，他们与日军大小战事三四次，其中第二次战绩最佳，日军死伤惨重，义军为日军所胆寒。” 闯关东，由于东北为流放地，禁垦，边墙西为蒙古贵族驻牧地。但灭的满清政府无力阻挡历史潮流，满清二百多年统治，倒促进了满蒙汉等族的大融合，即使“满蒙独立”运动、“伪满洲国”等历史沧桑，都没能改变满洲人成为中国的满族人。山东圣人之乡心态乡土意识淡化，冒险精神增强最，促使流民春往冬归转变为在东北扎根。辛亥革命东北几千万关内汉人回到中国怀抱，“以至于人文地理学地图表明该地区完全是中国人的”（《草原帝国》，法国，勒内·格鲁塞）。 闯关东，是悲壮的历史，是一次移民壮举。存在特定的“闯关东”路线、存在“闯关东”的特定背景。因此，闯关东是一种社会历史移民现象，有自发的客观因素，有内在的政治影响深度。“山东人闯关东实质上是贫苦农民在死亡线上自发的不可遏止的悲壮的谋求生存的运动。”日本人小越平隆1899年在《满洲旅行记》 中记载了当年真实的历史画面：“由奉天入兴京，道上见夫拥独轮车者，妇女坐其上，有小儿哭者眠者，夫从后推，弟自前挽，老媪拄杖，少女相依，踉跄道上，丈夫骂其少妇，老母唤其子女。队队总进通化、 怀仁、海龙城、朝阳镇，前后相望也。由奉天至吉林之日，旅途所共寝者皆山东移民……”。作为世界第一的大民族——汉族，几百年来人囗压力就使汉人不断向周边扩散：走西囗、下南洋，内蒙古和新疆也成为汉人移民地。那么，闯关东便成了人口与经济的平衡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