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开夏朝密码的钥匙-山东岳石文化｜真知堂上古史研究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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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石文化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考古的重要发现，按照国际惯例，以首次发现的遗址所在地的小地名——山东平度东岳石（村）命名。岳石文化是山东省境内继“龙山文化”（1930年在章丘龙山发现）、“大汶口文化”（1959年在宁阳大汶口发现）两种最重要的考古“文化”之后的又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考古发现。

第一个岳石文化遗址在平度城北25公里大泽山西麓的东岳石村东，最初是1959年秋冬修淄阳水库时发现的，“一群前所不见、有别于龙山文化的典型品”，揭示了其有别于龙山文化的显明特点。

岳石遗址发掘报告的公布，开始引起了考古学界的重视。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在山东各地陆续发现并发掘了和岳石遗址属于同一类型的许多遗址，尤其牟平照格庄的发掘，泗水尹家城的前后共四次发掘，出土文物极为丰富，经考古学界深入研究，自1979年就有学者提出将岳石类型独立为晚于龙山文化的另一种“文化”的主张，到1981年，严文明先生正式提出“继龙山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在鲁中南不甚清楚，在胶东则是以平度东岳石遗址为代表的一类遗存，不妨称之为岳石文化”。到80年代中期，岳石文化是上承山东龙山文化的又一种考古“文化”，便成了考古学界的共识。

因为关于岳石文化时期的东夷族与其同时代的中原夏王朝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古籍中记载甚少，所以深入地研究岳石文化，必将有助于解开夏王朝的许多历史之迷。

据考古学界的研究，已知岳石文化的主要特征有：

岳石文化的泥质陶主要为灰陶和黑陶。与龙山最大的差异是岳石陶器的胎壁厚而火候较高，龙山文化最具特色的蛋壳陶和常见的典型器物“鬶”在岳石文化里消失了。岳石文化则出现了子母口三足罐和舟形器等龙山文化不见的新型陶器；岳石文化里最常见的袋足肥大的“素面甗”与龙山后期开始出现的“甗”，其形制也很不相同。上述岳石文化陶器的情况，证明了岳石文化是上承山东龙山文化而发展起来的海岱地区的一种重要的“文化”。

岳石文化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在泥质陶器上施加彩绘（有红单彩和红黄白多彩）而成“彩绘陶”，这是前所不见的。虽然“彩绘陶”的烧制技术并不比“彩陶”的烧制难，但是“从文化史的角度考察，彩绘陶的出现大致晚于彩陶，而具有更深刻的历史意义”。因为“具有实用功能的陶、石器，一旦被施以彩绘，就失去了实用性，而变为礼仪用具－－礼器”。这是社会发展进步了的具体反映。

岳石文化的石器形态的变化，主要是由先前的圆形钻孔发展为或单或双的方形凿孔的石器农具的出现，这种新的石器农具，标志着农业生产工具的进步和生产能力的提高。

岳石文化中出现了青铜器（照格庄和尹家城都有发现）。有论者认为这是石器农具得以发生突破性进步（用青铜器凿孔代替了以前的以石钻孔）的重要原因。而且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岳石文化里没有了龙山文化中那种技艺高超但纯属装饰和祭祀用的而非日常用具的“蛋壳陶”。

早在二十年代，由仰韶文化的发现，形成了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中游和“中国文明西来”说；到三、四十年代，因龙山文化的出土，又形成了“仰韶、龙山二元并立”说，并否定了“中华文明西来”说。

中国古代史籍中称华夏（中原）地区之外为“四夷”（《周官·毕命》、《礼记·王制》、《后汉书·东夷传》均有此说）。“东方曰夷，被发文身；南方曰蛮，雕题交址；西方曰戎，被发衣皮；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

上古史籍中所记东夷事既少且略。《竹书纪年》有“夷有九种：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尚书·禹贡》有：“岛夷皮服”（《冀州》），“嵎夷既略”、“淮夷蠙珠及鱼”、“莱夷作牧，厥篚檿丝”（以上《青州》）等。《尚书·尧典》有：“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后世学者对这几段简略的文字的解说，纷纭不一，难成定论。不过，认为“莱夷”属今胶东半岛，“嵎夷”属今淄潍流域，则大体成为共识。

《竹书纪年》、《尚书》、《诗经》、《春秋左氏传》、《楚辞·天问》里有一些有关夏商王朝与东夷关系的零星记载，都是以中原为中心的。《竹书纪年》有：“后发即位元年，诸夷宾于王门，诸夷入舞”。《左传·襄公四年》记载晋国的魏绛叙述夏与东夷事较多：“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夷族首领后羿曾因夏民对夏王太康怨恨，而伐夏，攻取夏都。但是“（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专任寒浞，以致寒浞杀羿而代之。“（寒）浞又恃其馋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其子浇攻灭斟灌，封浇于过；又封其子豷于戈。后来，太康之子少康借有鬲氏之助，攻灭寒浞，夏得复国。这段记载大体上反映了夏代中期夏与东夷势力相互消长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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