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青岛的鸦片大王、房产大王、四大财主之一、掖县财阀-刘子山

刘子山（1880—1948），名碧云，字紫珊，又作子山，以字行，山东掖县（今莱州市）湾头村人。他一生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
 刘子山父亲刘宪邦一生务农，耕种薄地7亩，抚养子女8人。刘子山幼年在本村读过两年私塾，后因家境贫困辍学，在家种地，也兼做弹棉花等小生意。1894年，14岁的刘子山独自到青岛谋生，先当小贩，白天沿街叫卖，夜晚住宿破庙。后给德国人当仆役，备尝辛酸。但他不甘于身处社会下层，坚持用业余时间自学德语、日语，数年后达到了能用这两种语言对话的程度。
 1908年，28岁的刘子山给一名德国建筑师当翻译，同时为人代办建筑材料，开始了自己的经商生涯。1910年，他在青岛出资开办福和永杂货行，经营草帽辫购销，并代销进口德国货。1914年，又买下地处海西的一家旧窑场，将其扩建成福和永窑场，专制洋式红色砖瓦。由于产品适合当时青岛新兴建筑业的需要，质量上佳，所以销路很好，获利不菲。在此期间，他还担任德商礼和洋行的买办（华经理），经营颜料、花生米的进出口贸易，所得佣金也颇为可观。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刘子山由国外进口了大宗木材。战争爆发后，木材进口中断，国内市场价格飞涨，他将木材以高价售出，获得巨额利润。刘子山凭借机敏的商业头脑和社交能力，逐渐跻身于青岛的上流社会，并当选为胶澳商会董事。
 1905年，胶澳海关税务司赫德先后找胶澳商会的胡约存、丁敬臣、苏劻臣、陈克廉以及刘子山等，让他们集股在北京路东头糕点房内开设立升官膏局，公开贩卖鸦片。丁敬臣等以经营鸦片业务不熟，赚钱不多为由，一致退出不干。刘子山则一手将鸦片买卖揽过去，在河北路南头开业独自经营。日本占领青岛时期，日本殖民当局开设“扶桑官膏局”，批发鸦片烟膏。1916年，刘子山利用会说日语的条件，将这一烟土专卖店承包了下来。几年之间，刘子山借贩卖烟膏发了一笔不义之财，并获得“鸦片大王”之称。1922年4月，中国即将接收胶澳之际，日军司令部才宣告取消鸦片专卖，刘子山的扶桑官膏局也停止营业 。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借口对德国宣战，于1914年出兵占领青岛。大批日侨和华人涌入青岛，刘子山趁混乱之机，在青岛一些空闲地上建筑了不少房屋。日本在青岛建立殖民统治之后，他向日本当局缴纳地皮税，立契约，确定了产权，成了青岛房地产暴富者。后来，刘子山又陆续投资于青岛及济南等地的房地产业，曾一度拥有青岛天津路、肥城路、武定路、甘肃路、无棣二路等整条街道的房产，规模之大，数量之多，无出其右者。他以“刘厚德堂”的名义收取房租，每月房租除拖欠户外，净收1.6万余元。因此，刘子山又成了青岛的“房产大王” 。
 辛亥革命后，青岛大清银行停闭。当时青岛有钱商人多开设钱庄、银号，经营汇兑业，获利颇丰。原青岛大清银行经理成兰圃等人操办金融有方，但没有资金和后台，于是他们就找到了刘子山商议，邀他出头办银行。刘子山手握巨资，见又有人才可用，便答应出资在青岛开办银行。1918年2月1日，刘子山与成兰圃、吕月塘共同出资200万元，以无限公司形式组建了东莱银行，在青岛天津路设总行，刘子山任董事长，成兰圃任总经理，吕月塘任经理。因为刘子山是掖县人，掖县古称东莱，故起名为“东莱银行”。随后，东莱银行在济南、天津、大连等地设立了分行，在上海设立了汇兑所。1923年初，东莱银行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增至300万元，第一大股东仍为刘子山。1924年，成兰圃因病退出，董事会公推刘子山为总经理。当时，青岛中资银行通行的钞票中国银行钞票，而东莱银行曾借中国银行钞票印版印过钞票，票面是中国银行字样，唯在票面的右下角印有暗现的“碧”字（因刘子山名云碧，故以“碧”字表示暗记），数目为40万元。据说借版时，东莱银行拿出了相当数量的黄金作为抵押，刘子山的资本实力由此可见一斑 。后因战事，刘子山又曾两次给东莱银行增资，资本额达到1200万元，使之成为当时华北屈指可数的华资银行。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中国收回青岛主权后，刘子山进一步扩大投资，涉足工商业诸多领域，成为拥有数百万元资产的巨富。他先后在青岛独资开办东莱贸易行，经营进出口贸易；开办永利汽车行，经销美国产“别克”牌汽车。他投资50万两银子，参与修筑从潍县至烟台长达450华里的公路。1922年该路建成后，他又取得吴佩孚的支持，创办烟潍汽车运输公司，经营客货运输。1926年，他以东莱银行为依托，与吴蔚如等人成立了安平保险公司，从事水火保险业务。另外，他还在青岛华新纱厂、青岛电业公司、大陆银行、博山煤矿等企业有投资，并在上述企业兼任董事。
 1926年，由于山东屡生战乱，使青岛的投资经营环境日益恶化，刘子山遂将资本和经营业务向天津转移。次年，东莱银行将设在天津东大马路大十字口的天津分行改为总行，而青岛东莱银行则改为分行。
 东莱银行天津分行于1919年3月1日正式营业，主要办理联行汇兑业务。行址最初在宫北信成里，1921年迁至宫北大狮子胡同，并增加了存放款业务。1925年，天津分行又迁至法租界二十一号路（今和平路）。1927年改为总行后的几年间，天津东莱银行的业务发展迅速，很快就成为华北著名的金融财团。1930年，刘子山在法租界兴建了营业大楼（今和平路289号）。
 刘子山在天津的家，紧靠天津东莱银行，叫“厚德堂”（这也是刘子山老家的堂号）。刘子山在沙河、青岛、济南都有“厚德堂寓所”，设有专人料理日常事务，包括收房租、管房产、招待来往客人。这些寓所规模不大，只有天津的“厚德堂”规模较大，有厨师、管家、保镖、车夫等，每天人来人往，甚是热闹。
 1928—1932年是天津东莱银行的鼎盛时期，存款余额高达近千万元。但好景不长，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局势日益紧张，东莱银行的业务受到严重影响。1933年银行业务开始急速下滑，甚至趋于半停滞状态。同年9月，刘子山又将东莱银行总行移至上海，聘请原中国银行济南分行经理吴蔚如任总经理，自己仍任董事长。天津东莱银行改为分行，并在大连等地设立了分行。1937年，上海东莱银行营业大楼（位于今南京西路587号）建成并投入使用。在此期间，他还向大陆银行、太平洋保险公司等金融企业投资，并担任董事职务。
 抗日战争爆发前，刘子山已是山东和全国工商金融界的名流。他曾当选为青岛市商会会董、山东旅沪同乡会名誉会长。随着财富的增加和社会声望的提高，他也从事公益慈善活动，曾个人捐款创办青岛中学，捐款兴办济南孤儿院，投资兴建山东大学。先后捐款20万元疏浚小清河，捐款20万元兴办东莱中学，将莱阳路楼房及对面空地捐赠给青岛女中。1929年国民党南京政府接管青岛后，因惧怕追究，刘子山将太平路37号大楼让予国民党市党部。
 “七七事变”以后，刘子山避居天津法租界，拒绝与日伪政权合作。他派儿子刘少山赶赴上海，向东莱银行同仁传达其心意：“国难时期，宜闭关自守，紧缩业务。本人自愿不再提取股息，以维同仁生计。” 此后，刘子山以体衰多病为由，将东莱银行业务交给长子刘少山管理。
 1948年春，刘子山从天津到上海就医，同年10月12日因心脏病发作辞世，享年6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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