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王聊黄河

由于小王是山东人，所以小王的第一篇文章想聊一聊中国的母亲河"黄河"。

黄河，全长约5464公里，流域面积越752443平方公里，中国第二长河。

黄河北源发源于青海省青藏高原的巴颜喀拉山脉支脉查哈西拉山南麓的扎曲，南源发源于巴颜喀拉山支脉各姿各雅山北麓的卡日曲，西源发源于星宿海西的约古宗列曲。呈"几"字形，自西向东分别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及山东9个省（自治区），最后流入渤海。

黄河中上游以山地为主，中下游以平原、丘陵为主。由于河流中断流经中国黄土高原地区，因此夹带了大量的泥沙，所以它也被称为世界上含沙量最多的河流。但是在中国历史上，黄河下游的改道给人类文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黄河是中华文明最主要的发源地，中国人称其为"母亲河"。每年都会产生十六亿吨泥沙，其中有十二亿吨流入大海，剩下四亿吨常年留在黄河下游，形成冲击平原，有利于种植。

今天，小王和大家聊一聊黄河改道的历史。

黄河在流经黄土高原后，携带着大量的泥沙流向大海，但是这些泥沙会堵塞河道，往往造成溢流蔓延，造成洪涝。出了三门峡以后的黄河，在下游左右横扫，制造出了中国人曾经唯恐避之不及的黄泛区，令人闻之色变。

好在近代以来，黄河虽然偶有泛滥，大规模的改道已经很少见了。现代黄河稳定地从东营出海口进发，每年都会为东营贡献者全国最大的城市面积增长量。东营每年都会新增20平方公里的陆域面积，每天增长大约4个足球场那么大的面积。

黄河泛滥是中国北方自宋元以后的一场噩梦。不断泛滥改道的黄河让定都于北方的历代王朝焦头烂额，成为了皇帝们的一块心病。清初，康熙把三藩、河务、漕运作为治国的三件大事，黄河在清政府眼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出于对黄河的高度重视，清政府把河务作为中央专管的领域，设置了河道总督，专门治理黄河。

由于黄河沿途牵扯的河道众多，泛滥时影响的地区既多且广，到了清代中后期，河道总督一分为三：南河总督专管苏北淮河流域；东河总督负责山东境内的黄河；北河总督则由直隶总督兼领，防备河北水患。

在清代前期国库充盈、资源丰沛时，河道总督能起到的作用很大。他们能够绕开封疆大吏的控制，以皇帝的名义治理水患。由于治理河务的高度技术性和复杂性，这类官员一般任期还比较长，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今天人们所说的技术官僚。在他们的治理下，黄河虽然时不时耍耍脾气，倒还在控制之中。

然而河道总督的作用到了晚清却很难再体现出来。

这一方面是由于黄河突然在晚清反复泛滥。十九世纪以后，由于夺淮河入海的黄河下游河道淤废不堪，水流日渐高悬，决口自然连年发生。决口河段从黄河入海口开始向上游追溯，以淮安至河口段河患最为频繁。

到了咸丰年间，黄河在1841年至1843年连续3年大决口，1851年又在丰县北岸溃决。抢修耗尽了河工预算。在水灾的连番冲击下，河道总督对堤坝沟渠的修复作用也难以体现。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晚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海陆军建设的烧钱运动让中央国库空虚，拿不出钱给河道总督调配。面对揭竿而起的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清政府只能四面出击，这也就意味着河工预算不断被克扣。

等到了1855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改道，从夺淮河而来的故道向北改道，横穿山东西北部入海，告别了苏北和鲁南。原本镇守入海口的南河总督连黄河都见不到，河工部门的存在感也算是到头了。清政府为了筹措军费，裁撤了这些河政机构，标志着中央正式撤出了河务管理。

代表中央意志的河道总督一旦难以发挥作用，也就意味着黄河的治理成为了地方官的职责。尽管以山东巡抚为首的各地父母官对治河毫无兴趣，却也只能无奈地接收治河变成自己分内事的现实。围绕着黄河河道问题的无尽扯皮，也就开始了。

其实一开始接替了中央河务部门，勇敢承担治水大任的，是基层官绅。他们对水患的体会远比坐镇省城的巡抚们深切，无论是出于道义还是切身利益，都有很强的动力维护黄河河道的稳定。

现有史料可查的治河士绅为数众多。山东济宁直隶州知州宗稷辰"劝民筑埝"；平阴县知县张鹭立"率民筑沿河堤捻"；菏泽士绅谷韫琢"率众堵防，又会集各村沿河筑堤"；东明县士绅李恒"督修堤堰城赖以亡恙者数年"。

他们不光组织民众治河，还自己筹措经费修筑堤坝，可谓不问国家要一分钱。比如惠民"知县凌寿柏出银四百两倡捐修筑"，长清县"集灾区丁壮兴筑，不必筹款，即碾动该县仓谷以工代赈"。

在地方士绅的努力下，铜瓦厢决口之后数年"张秋以东，自鱼山至利津海口，地方官劝筑民埝逐年补救，民地可耕，渐能复业。"（《再续行水金鉴·黄河卷》）

但是水务治理毕竟是系统工程，尤其是黄河这样脾气暴烈的河流，并非单点修筑堤坝就能解决问题的。即使某县的堤坝修得再好，临县一旦决堤，水流还是会让该县遭殃。

若要彻底解决黄河问题，还是要权力更大的地方官出手。

可是没有了中央的统一调度，哪个地方官还愿意摊上这档子烂事呢。以后来的记载看，为了治理山东境内的黄河水，山东政府不得已在一年之内调用了疏浚其他河道、购置机械、修筑防护堤、添置闸门甚至修建炮台的银两。

挪用银两勉强治河，严重影响了治理当地的民生状况，眼看着黄河改道进入山东的山东官员当然不愿意。思前想后，山东官员想出了一个"好主意"：让黄河复归故道，仍然从苏北淮徐入海，减轻山东的治水压力。

同治十一年（1872年）年底，山东巡抚丁宝桢会同漕运总督文彬联合上书，力主黄河复归故道从淮河入海。他提出了四条理由，每一条看上去都很有道理：

第一，让黄河重归故道，可以不用另外迁移民众；第二，黄河故道本就有沿岸堤防，不用另起炉灶；第三，南河总督手下的人都还在，随时可以调用；第四，复归故道的黄河可以不影响大运河的漕运。

但其实当时距离黄河改道已经过去了17年，丁宝桢给出的前三个理由早就不成其为理由了。真正让同治皇帝眼前一亮的，是最后一个理由。

黄河铜瓦厢决堤之前，运河是由长江过淮河经黄河至京师；决堤之后，运河则需经山东黄河段向北进发，山东中西部地区成为黄运交汇处。

然而，此地地势低洼，黄河一旦泛滥就会连累周围所有的河道一起遭殃，原本就有高度相关性的黄河和运河水灾于是被进一步加强。而漕运直接关系着北京的稳定，自然是一等一的大事。

牺牲淮河流域保北京安危，历史上就不乏例子。明嘉靖年间，治河官员潘季驯就遵照圣意，把黄河北岸的长堤"着实用功"地修筑一遍。

从此，黄河下游只要泛滥，倒霉的就是淮河流域。从紧挨着淮河的盐城、淮安等地，到位于淮南的凤阳、泗州，都在皇帝一声令下变成水乡，有时连泰州南通等地也不能幸免。黄泛区真是名副其实。

拯救了淮河沿岸人民的是李鸿章和翁同龢。尽管这两位素来不和，尽管他们被人编排了"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的对联，但这两位南方官员在保护家乡民众方面还是联手挺身而出，反驳了山东地方官的建议。

丁宝桢的建议提出次年，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就指出三条理由反对黄河归故道：第一，淮徐旧道在黄河改道之后成为了山东难民的聚居地，已经不具备容纳河流的空间；第二，即使修复旧道，漕运也很难快速恢复到原样；第三，是捻军骚扰江北多年，黄河还能作为京师和捻军之间的天险。

李鸿章的建议，既有保护江南家乡的考虑，也有防止捻军进入直隶地面的考虑。这一点没有瞒过皇室的眼睛，因此他的建议一开始就被搁置了。

不过清政府忙于内外军政，也没有财力实施丁宝桢的复道计划，这一拖就又拖了十几年。

真正起到一锤定音作用的，是帝师翁同龢。他和来自苏州的高官潘祖荫联合拟就《请筹堵郑州决口并设法补救疏》，历数黄河复归故道的缺点，其实和当年李鸿章说得没有太大区别。凭借和光绪皇帝的过硬交情，翁同龢成功让皇室下了保留现有黄河水道的决心，黄河由此确定在山东入海，一场持续30年的争论就此平息。

山东的黄河入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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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东营市黄河入海口

可是由于双方在河道问题上互不相让，治河方案也就在修筑堤坝稳固现有河道和疏通故道两边犹豫不决。京城朝廷上的争论没有结果不要紧，山东黄河新河道附近的遭灾百姓可吃尽了苦头。在这30年的争论里，山东百姓无人关照，独自面对着汹涌的黄河水。

这其中，甚至还出现了两地官员为了挽回局势，而以百姓身家性命做筹码的行为。例如山东巡抚文彬为了驱河南流，只在北侧修堤以防漫水，结果南侧决口形成一片泽国。

继任山东巡抚的张曜见南河旧道规复无望，要求将曹州所属濮州、荷泽起至运河口的二百里泛滥最严重的河道，拔归东河总督管理,以减轻自己的负担。

双方又是一阵扯皮，这段泛滥河道的工事当然也就无人主持修建。

终于，在中央政府的躲闪和当地百姓的哭诉中，山东地方官担起了责任。未能把河工推掉的张曜，组织安排了由省府指挥的抢险队伍，划分片区责任到人，很快完成了堤坝的修建。

清廷对此当然乐见其效，还成功地把治河负担彻底甩给了地方，鼓励地方性的治河机构与规章形成。晚清的陈朽衰败，由此亦可见一斑。

黄河泛滥，固然是一场天灾。可清朝官员的地域之见和推诿责任，却在天灾之外横添一道人祸，让晚清的山东充满血泪。河道治理也由此从清朝初年的立国之本，成为了晚清边缘化的地方事务。这样的糟糕局面，已经预示着这个风雨飘摇的老王朝走上了穷途末路。

处在危难关头，究竟是先党争出高下，还是先着手解决老百姓的困难，显然也正是一个政权长久与否的差异所在。

历代黄河改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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