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即墨王氏出皋虞，王邦直为民请愿放弃仕途，归乡隐居不复出

王邦直 (1513-1600)，字子鱼，号东溟，出身即墨王氏，明代音律学家、著名藏书家。即墨王氏世代书宦，堪称名门望族，与周、黄、蓝、杨、郭等即墨五大诗书望族，同为即墨人才地灵的代表。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王氏原本出自姬姓，东周时，灵王太子晋以直谏触上，被废为庶人，其子宗敬为司徒，时人号曰王家，因以为氏。"王氏四世祖名叫王元，为了躲避战乱兵祸，迁至琅琊郡皋虞落户，后复迁到临沂都乡南仁里。

根据清代同治版《即墨县志》资料，琅琊郡隶属于徐州刺史治下，西汉时期设置，治所在东武（即今山东诸城）。琅琊郡所辖五十一县，包括今临沂以东的山东半岛广大区域。皋虞属于即墨县，在县东北四十里泉谷山下（遗址在今即墨区东北温泉街道东皋虞村一带）。

落户即墨皋虞的王氏一族，称为琅琊王氏。西汉时琅琊王氏名官辈出，有西汉时期的名臣谏议大夫王吉，他的儿子王骏曾经官至宰相，孙子王崇也被封为抚平侯，王吉的十五世孙，就是著名的大书法家王羲之。

据《汉书》卷七二《王吉传》记载，"王吉字子阳，琅琊皋虞人也。少好学明经，以郡吏举孝

廉为郎，补若卢右丞，迁云阳令"。王吉以"明经"入仕，举孝廉，补为若卢右丞（若卢隶属少府，负责兵器制造和存储，若卢内设禁宫监狱，为掌管刑事的中都宰治下官狱之一，用以拘押犯罪官员。右丞就是若卢的副官），后迁云阳县令，宣帝时应征为"博士谏议大夫"，是汉代经术和儒学大家。

作为博士谏议大夫，他曾经向宣帝提出许多建议，就奢侈浪费、选任时弊等问题向朝廷谏言，希望陛下选贤任能，废除世袭制度，整顿吏治，增强国力。但是这些建议触动了利益集团，得罪了当朝权贵，被宣帝视为书生迂腐之见，由此失去圣眷。王吉因此看透了官场的冷暖凉薄，从此无意仕途，称病致仕，回乡闲居。

王邦直的祖父是王佐是成化丙午科举人，做过山西忻州学正；父亲王镐是岁贡生，曾任顺天府漷县训导，后来升任山西临县教谕。上三代都在教育、教学方面担任官员。王镐还深得同乡蓝氏望族的文人蓝田赏识，称赞其"大学奥义，无不贯彻，诸子百家，无不精研"。

王邦直出生于明代正德八年（1514年），他受到家族熏染，天性聪敏好学，幼年时参加童子试，初露头角就受到考官的关注和赏识。他身为名门之后，对自己的出身深感荣耀，当地的士绅学子也对琅琊王氏非常尊重。

王邦直事亲至孝，母亲去世时，他悲痛莫名，思亲难解，遂写下一百首《黄鸟诗》，怀念自己对母亲的思念，诗词情感深挚，读之感同身受。后来父亲在任所突发急症，王邦直闻讯立即赴山西临县，由于即墨到山西路途遥远，赶到之时父亲已经入棺。王邦直未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抚棺大哭不能自已。王邦直扶霊返乡，为表孝心赤足步行两千里，路上双脚冻疮，亦不肯裹足。落葬时，按照遗言邀请名士蓝田到场，为父亲撰写了墓志铭。

嘉靖年间，王邦直像父亲王镐一样，成为岁贡生，初任河北盐山县丞。县丞为县令的副职，虽然是正八品官员，但只是知县的打下手、擦屁股，手中没有实权，什么也说了不算。王邦直为官清正，性情耿介，不肯收受灰色钱财，为了弥补官府开销，甚至变卖家中祖产。这种不愔官场"游戏规则"的乖戾之徒，自然得不到认可。不久之后，王邦直就以汰员的身份返回京城参加改选。

岂料，在京城待选之时，恰逢民间灾祸不断，朝廷要求臣子上书建言，品阶不论。京城待选的汰员，都对自己的前途命运非常紧张，毕竟如何选拔、选拔到何处，是关系一个初涉官场的官员前途和晋升的重要节点。许多汰员为了博一个好前程，可以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甚至钻营请托，无所不用其极，恨不得踏破京城大员的门槛，对朝廷要求上疏言事这种自触霉头的事情，只有避之唯恐不及，哪有抛头露面的可能。

王邦直性情耿介，从来不屑于蝇营狗苟，见朝廷有征召命令，遂大笔一挥针砭时弊，洋洋洒洒写下了"十条"建议。这十条措施涉及百姓安居、土地政策、防御外敌和整饬吏治等方面，切中当时朝廷时弊，又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是一份上佳的治国策略。嘉靖帝阅读之后，对这篇疏文评价甚高，听说是一个年轻的汰员所作，还特别嘱咐主管此事的官员，不要因为官职低微就轻视建议之人，对其中可以采纳的建议要交部斟酌后立即施行。

皇帝的赞许，王邦直当然是不可能知道的，但是他疏文中许多言论确实触及了当权派的直接利益，朝廷官场的盘根错节和复杂关系网，自然不是初涉其中的王邦直所能预料。疏文中不仅提出改革要求，甚至剑锋直指要罢某些朝中重臣，这些大臣掌握大权，即使皇帝也只能委婉指责，不敢严苛惩戒，何况是一个小小汰员。在当权利益集团的阻挠下，这篇洋洋洒洒的疏文沦为一张废纸，王邦直也被罢官除名，匆匆结束了政治生涯。

应该说，王邦直是知道朝廷官场的这些"潜规则"，大衙门有大衙门的规矩，小部门也有小部门的"险恶"，身处其中，除了必须要有靠山，还要知道"小心驶得万年船"的真知灼见。

但是王邦直却不接这些"地气"，他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不管自己人微言轻，也不顾个人的前途命运和利益得失，甘冒官场之大不违，绝不随波逐流，其决心和勇气是值得敬佩的。

王邦直回到故乡即墨之后，在自己家中的院子里，盖了一座小小的阁楼，因即墨故城东北不远有一座小山，名为“镜镕山”，王邦直修造的阁楼就称为“镜镕山房”。王邦直在此闭门读书，从此不问世事。经过二十多年的潜心研究，王邦直在音律方面终获大成，写成了《律吕正声》六十卷。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二月十二日，王邦直安然去世，世寿八十八岁。

八年之后的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律吕正声》稿本由王邦直的儿女亲家黄作孚校对，由礼部尚书李维桢审定稿，并和翰林编修林增志写了两篇《序文》，与王邦直《自序》一起附在书前，姻亲黄嘉善和王邦直的外孙黄宗昌刊刻成册。到崇祯十五年(1642年)，王邦直入即墨乡贤祠。此时距离明朝灭亡已经不足两年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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