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墨有个谱牒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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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墨市谱牒研究会成立场景。

　　谱牒文化源远流长,其起源可追溯至战国时期,当时记述氏族世系的书叫“谱牒”。它不仅记载着家族的来源、迁徙的轨迹,还包罗了生息、繁衍、婚姻、文化、族规、家训等历史文化的全过程,更承载着后人们寻根究源、找祖认宗的“归属情结”。

　　说起谱牒,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修谱续宗。明清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家谱,只记载朝廷命官的职务及政绩,不记载经商、从艺的家族成员状况,新修家谱在职务方面要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对经商、从艺的家族成员统一记述。

　　“续写”传统文脉

　　“从谱牒中,我知道了我们即墨杨家的历史,我们的世祖宋代从浙江修水来到即墨传授儒学,因战乱扎根于即墨。”即墨谱牒研究会常务理事杨乃琛说。

　　2011年8月,即墨市谱牒研究会正式成立,常务副会长孙鹏说,这是由一群对历史感兴趣的群众自发形成的一个民间机构,工作人员绝大多数是年过半百的老人。常驻工作人员7位,平均年龄71岁,在即墨市史志办公室指导下工作。谱牒研究会通过整理收集大量的谱牒资料,从中获取有价值的内容,来弥补地方史志的缺失和厘正其瑕疵,传承即墨地方传统文化。

　　“以前各族族谱不规范,还有的残缺无章。”孙鹏说,广泛征集谱牒资料是研究会开展工作的基础,为此即墨谱牒研究会利用交换、购买、复印和接受捐赠等方式,广泛征集谱牒资料,不断加大族谱资料的搜集力度,将散存于民间的大量谱牒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挖掘、整理和收集保护,写成范例,为研究即墨的传统民间文化,搞好谱牒资源的开发利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指导协助各姓氏修族谱的过程中,谱牒研究会要帮助修范例、制订规则,孙鹏介绍,“很多旧时代的范例不再适用,新时期也要与时俱进”。比如“旧社会女性不能上家谱,但新时期的族谱要贯彻男女平等原则,男女都一样上家谱”。

　　推动民间寻根谒祖

　　在即墨谱牒研究会的协助下,已经指导30多个姓氏编印族谱,目前,即墨周、黄、蓝、杨、郭、江、范、孙八大姓氏中,有六家的族谱已经续修完成,现在正在编印的还有10余个姓。

　　为了进一步挖掘即墨作为青岛文化之根的内涵,更为了填补和完善即墨的地方历史,谱牒研究会开发谱牒资源,为地方志编修积累资料。截至2016年12月底,档案库存总数达到162个姓氏资料,合计631种,1914册。研究会继续制作了部分谱牒资料电子版,对牛齐埠《董氏族谱》、袁家屯《袁氏族谱》、温泉东夼《孙氏族谱》、百里《蓝氏族谱》、大金家《金氏族谱》等25部族谱进行了整理和扫描刻录,制成电子版,供前来寻根问祖的人员查阅。

　　在2011年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后人到即墨寻根的过程中,即墨碟谱研究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刘长春的后人——大连的刘运章先生打来电话,介绍刘长春的高祖在清乾隆中期由即墨刘家庄徙居大连,是山东即墨刘姓家族的一支,但不知具体所在村庄与宗族谱系。”孙鹏说,通过查询谱牒研究会收藏的城阳流亭、莱西埠子、即墨南山东、刘家庄、张家西城、刘家后戈庄等十余种《刘氏族谱》资料,最后在即墨宋哥庄《刘氏族谱》查到刘姓同大连的刘姓先祖辈分基本相符,终于实现了刘运章寻根问祖的愿望。

　　使命感下的坚守

　　原来的族谱是农耕时代聚族而居的产物,基本一个村子的人集中于一个姓氏,而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一栋楼宇可能就有很多姓氏。杨乃琛在研读谱牒过程中,探索创作设计了适应新时代的“新家谱”,并申请了专利。“新家谱”以一个家庭为基本单位,重点填写家庭成员三代生活、工作及家庭、文化的发展变化情况,并增加了健康及遗传疾病的记录,从而建立“城市档案”。

　　孙鹏虽已85岁高龄,但头发花白的他依旧精神矍铄,每天坐公交车来“上班”,满怀热情地开展工作。他告诉记者,他研究地方史已有40年,即墨的边边角角他都走过看过,对地方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都有研究。

　　“没有编辑部,我们自己写、编、校《即墨谱牒》期刊,有时候会有二十几个村合在一起修,是非常浩大的工程。”孙鹏说,谱牒研究工作的精细和繁琐超出常人的想象,有的来稿不够专业,要很仔细地修改,去年他刚做完白内障手术,现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改稿子。

　　67岁的焦升志退休后,经常到谱牒研究会来,被谱牒文化迷得“如痴如醉”。为了校对族谱,60多岁的他硬是对着电脑学会了打字,“现在都是盲打”。焦升志还自费跟着工作人员去辽宁等地修族谱,现在他不但熟悉族谱,还可以指导别人修族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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