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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年画，儿时的记忆，文化的传承

2019-11-15 22:41商家促销

简介" 又是一年岁末，此时讲述年画的故事再应景不过了。从平度宗家庄木版年画、民国年间的年画，到1949年后各个建设时期的年画，青岛年画的发展历程和创作印迹，与中国年画的整体步履有着诸多对应性。整篇读完，今年你或许可以在年夜饭桌上给家人讲讲青岛年画的...

又是一年岁末，此时讲述年画的故事再应景不过了。

从平度宗家庄木版年画、民国年间的年画，到1949年后各个建设时期的年画，青岛年画的发展历程和创作印迹，与中国年画的整体步履有着诸多对应性。

整篇读完，今年你或许可以在年夜饭桌上给家人讲讲青岛年画的故事啦。

青岛年画述略

按当下的行政区域划分，青岛年画的初始，当追溯至平度宗家庄木版年画。

平度是1983年10月划归青岛的，但宗家庄年画和青岛的关联，却应是其繁盛期的事情。《山东民间年画》里说，清末至民国时期，宗家庄七十多户人家中有字号的画店达到三十家，其中“新盛元”、“公兴义”、“公盛义”、“公顺义”等几家有名气的画店竞相进城租赁房屋开设店铺，年画畅销于青岛、烟台等地，甚至远销黑龙江、吉林等省份。

《夜战琬（宛）城》清代线版 27.8×47.8cm

宗家庄木版年画源自潍县杨家埠木版年画，始于道光年间，原以贩卖年画为业的宗有明到潍县学习年画工艺，学成后，宗有明亦开设年画作坊印制年画。后经多代研习，渐次形成了宗家庄年画的特征，既有杨家埠的古朴纯真，又吸收了杨柳青年画的细致文雅；形式上多加有底纹装饰，或横线，或波纹；年画取材则迥异于杨家埠重视农家生活的“男十忙”、“女十忙”，而多呈现古典文学、戏曲传说和瑞祥孝道等内容，这也与其行销地胶东一带多商贾世家且比较崇尚诗书传家的民风有关系。

《凤含芝草》《麟吐玉书》清代套版 42×25.5cm

石印和胶印的年画，则与现代印刷的脚步相连。青岛的现代印刷以报纸印刷为肇始，较早起于殖民当局印制德文版的《青岛官报》；后广东人朱琪印行《胶州报》的印刷所或算是青岛华人现代印刷业的起点。在1933年的《青岛指南》中，青岛的印刷所已有28家之多。

1925年，黄县人张柏祥在奉天路188号（1929年更名为辽宁路）创办的祥瑞印务馆（后改为祥瑞行印务部、祥瑞行美术印书馆，地址为辽宁路214号），应该是最早的美术印刷所之一。创办初始专印火柴商标，1927年后印刷业务渐次扩展，成为以石印和胶印为主的彩印厂，主要承印商标、月份牌、广告画、年画等。张柏祥后来成为山东烟厂的股东，也承揽了烟厂的大量印务。

祥瑞行石印版年画

现在可见的祥瑞行年画和月份牌画出品，石印、胶印的都有，一部分带有典型的山东民间风味，另外一部分则取法上海，部分月份牌画应是从上海取得的授权，比如郑曼陀、杭稚英、金雪尘、谢之光等月份牌名家的作品，应该属于租版、修版印刷。

1940年代末期曾在大陆烟公司工作的晏文正先生说，当时上海的图画版来，我们就是做上自己的字样，版若有瑕疵就修一修，然后就上机印刷了。

青岛玉春号敬赠年画藏品提供：黄海张冠群

英美香烟公司年画

青岛啤酒厂年画

依照现代印刷业早期的经营方式，印刷所一般都设有绘图部，绘图部的职员负责的事务，一是绘图，二是绘版。绘图主要是根据客户的要求，绘制相应图案；绘版，则是绘制和修改印刷用版，尤其是在石印时期，绘版是最基础的工作之一。

祥瑞行的绘图部，后来走出了三名青岛重要的年画画家，分别是张锡之、房绍青和张镇照。

张锡之祖籍山东平度蓼兰镇北张家丘，生于1918年，卒于1994年。是祥瑞行早期职员。1936年3月，15岁的牟平少年房守敏（后改名“绍青”）入祥瑞行，即是师从张锡之学习。而张镇照则是张锡之同村的族亲，也是经张锡之介绍进入祥瑞行绘图部的。生于1923年的张镇照先生说，他到祥瑞行时也是15岁，祥瑞行拥有德国印刷机，因为印刷质量高而生意兴隆。

据房绍青先生的生前文字记述，张柏祥来青岛开设祥瑞行前，曾在东北开办过小印刷所，后到青岛，发展成山东最大的印刷厂。他入祥瑞行时，已有员工一百余人。学徒工入厂得有两家铺保，工厂管理也十分严格。日本人二次占据青岛后，强行买下了祥瑞行，改称青岛新民报印刷所。

抗战胜利后，新民报印刷所被国民政府接收，改为正中书局印刷厂。1949年6月2日后，正中书局印刷厂又被人民政府接收，更名青岛实业印刷局，后经合并最终成为国营青岛印刷厂。

有关张锡之、房绍青、张镇照在祥瑞行时期的年画创作，尚未有署名作品发现。据张镇照说，后来他和房绍青师从水彩画先驱、早期月份牌著名画家的徐咏青，当他拿着画给徐咏青先生看时，徐咏青只是淡淡地说了句“先画着吧”。张镇照说，老师的意思显然是画得还不行。

1949年，新的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成立后，于 11月13日发布了《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掀起全国范围的年画创作运动，包括宗家庄传统木版年画在内，年画呈现出了空前的繁荣。

这份指示强调了对旧年画的利用与改造，比如应当注意利用和改造旧年画在技术上、印刷上和发行上的旧形式，使其成为新艺术普及运动的工具；应当着重与旧年画行业和民间画匠合作，给予他们以必要的思想教育和物质帮助，使他们能够在业务上进行改造。另一方面则提出了新年画的标准，要求“新年画应当宣传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传共同纲领，宣传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宣传工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在年画中应当着重表现劳动人民新的、愉快的斗争的生活和他们英勇健康的形象”。

《农历图》陶田恩1959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印行

“指示”发出不久，华东革大文工团美术组在1950年初对苏州桃花坞的年画创作做了调查，发现桃花坞创作的四五百种年画大致分为八类：第一是祈福类，包括各类灶君和有发财、天下太平、福寿双全的春牛图，及有五子登科、天官赐福、四季平安的门神和财神等；第二是戏曲、小说、传奇类，如五虎平西、珍珠塔、黄鹤楼、三国演义、西游记、白蛇传等；第三是娃娃题材类，主要有麒麟送子、喜庆有余、八百富贵等；第四是历史类，有太平天国、直奉战争、中日战争等；第五是讽世劝善类，有十稀奇、十有趣、二十四孝等；第六是装饰类，有十美图、贵妃出浴、苍梧锁愁等；第七是写景纪实类，有上海西人跑马图、姑苏玄妙观、虎丘灯船胜会图等；第八是精怪类，有动物精、植物精、昆虫精等。

而这些创作内容，大致反映了当时全国范围内的年画创作和审美状况。

《望娘滩》房绍青 1955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印行

1949年至文革前青岛的年画创作，基本算是新旧并存。传统的年画形式依然存在，这些年画，在作者形态上大致分为四种，一种是宗家庄式的传统木版年画，从形式到内容，都依存于传统；第二种，出自连接新旧时代的年画画家，比如祥瑞行出身的张锡之和房绍青，他们的创作采用的是旧年画的精神，新年画的手段，素材多取自民间戏曲和民间传说，张锡之的代表作有《小姑贤》和《井台会》，房绍青的代表作有《王定保》《断臂说书》《鹊桥相会》等，从内容上看，与“指示”倡导的新年画截然不同；第三种，源自西画画家的创作，比如王珏的《学好本领保卫祖国》、周人俊的《比比谁的质量好》、母振元的《服兵役是保卫祖国的光荣义务》、陶田恩的《春郊》和《妈妈的相片上了报》、赵洁的《慰问志愿军叔叔》、晏文正的《工业支援农业，加强工农联盟》《到农村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陈辅的《向社会主义的女英雄们致敬》《不让土地长野草》等，他们的年画作品，从内容上可归于“新年画”的行列，带有鲜明的宣传画色彩，但与民间过年追求喜庆的氛围，却多有疏离；第四类，则是传统画家的作品用于年画，比如赫保真、张郇丞和王企华、于希宁联合参与创作的《四季花鸟》，这类年画就是把传统绘画变成了印刷品。

吕品母振元陈辅作品1954年华东人民美术出版社印行

在这些作品当中，“新年画”的“改造”作用在暗暗生发着，比如1957年至1959年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印行的三版《鹊桥相会》，就隐存着细微的调整。首印于1957年；二印作为农历图印行于1958年，1958版增添了王企华先生设计的花边装饰；第三次印行，继续作为1959年的农历图，对原作了进行了调整，使原稿更加突出了“劳动人民”的属性——远处的宫殿消失了，有仙宫的小山头变得更加简约，“织女”的表情也深沉了起来，头饰更是被去“贵族化”，显得更为简单朴素，衣裙的飘带也大为“收敛”；1959版还同时突出了老牛——原来侧面而向的老牛，有了正面形象，大约是意在呈现对“劳动形象”的赞美。

《鹊桥相会》1957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印行

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借给彭真、刘仁的信发出了对文艺工作的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

批示下发后，年画中原有的传统和民间趣味，渐次消遁。在各出版社的把控下，包括房绍青在内的一批正当年的传统年画画家，也就此中辍了创作。

文革前奏“破四旧”甫起后，这类创作更是一蹶不振。

相比之下，以工农兵形象为主题的“新年画”创作，影响不算太大，但在创作手法上，开始取法于传统年画。

《补网》陈辅 1963 山东人民出版社印行

比如姜宝星的创作。如果说他1962年创作的《海阳民兵》还是油画主题创作的话，那么1963年印行《海岛女民兵》和1964年发表的《大摆地雷阵》，则可以明显看出年画的形态。

1964年，吴纯强和陈辅合作的年画《鱼水情深》更是如此，这件作品最初是水墨画构思，后被山东省美协列为重点创作进行了更具地域特征的“年画”式改造，并成功入选了第四届全国美展。

随着“文革”的渐趋深入，“新年画”在红海洋的背景下被多种样态的领袖像所取代。

文革期间，青岛画家出版的年画创作不算太多，比较重头的应算1972年由桃源河英雄事迹联合宣传办公室署名绘制的《团结胜利的凯歌》，水粉主题创作出自杨克山之手；而以连环图画为形式呈现的同题年画作品，则由陈辅担纲绘制。

在《团结胜利的凯歌》之后，杨克山又创作了《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工业学大庆》和《为创建十来个大庆油田而斗争》，分别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和人民美术出版社印行，成为其这一时期代表作品。

1976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印行了姜宝星和张宏宾合作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以后，一个狂欢的年代宣告终结。

1975年，青岛市革委员分发的年画

可以说，文革期间的青岛年画，更接近于“宣传画”创作。此间，应算例外的要数袁丕海和杨维才的创作。1974年2月，他们合作出版的《爱祖国》有效勾连了宣传画和年画的关系。作为青岛印染厂的工人，袁丕海和杨维才尝试着用油画颜料和擦笔着色的画法绘制年画，这种方式和早期的月份牌创作极其接近，但油色更加饱满厚重。二者的创作一度受到山东人民出版社的重视，并在烟台石岛举行的年画创作学习班做了推广。

文革后，复苏期的年画大量涌现，已经打开局面的杨克山在1978年出版了《出大力、流大汗、为社会主义多做贡献》《热烈庆祝全国科学大会胜利召开》等时代转捩期的创作。

不久，计划生育宣传和优生优育宣传也铺天盖地而来，相应的作品大量浮现于年画创作当中。这一时期，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分列出的山东美术出版社继续深入推进年画创作学习班，并延请李慕白、王叔晖等名家到班授课，促动了山东年画的发展。在杨玉德、陈明等人的先后带动下，胶南文化馆甚至兴发了创作的高潮。杨玉德也因此调至出版社做了专业编辑，胶南也衍化为年画创作的新兴阵地。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袁丕海 1978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印行

古典文学和历史故事悄悄在年画中复兴，以连环画见长的窦世魁和项维仁也应邀约投入到年画创作中，二者合作斩获第二届全国连环画奖的作品《唐赛儿》也印成了单幅的年画；而项维仁根据《张羽煮海》故事改编的年画，则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在1981年印行。与此同时，老画家王珏也再拾画笔，创作了古典文学题旨的《大闹天宫》。时代和趣味的回环，露出了一抹淡淡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