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首次公开讲述其父母的悲惨离世

营收于2018年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约合7125亿元）的华为，是穿越苦难和血泪之后，才抵达今日的行业地位——全球第一的电信设备制造商、全球第二的智能手机制造商。2019年9月6日，华为心声社区披露了华为创始人、董事兼CEO任正非接受BBC“故事工场”纪录片制作人Nicola Eliot专访时的对话内容。他在聊到自己艰辛创业时首次谈到，他没有很好地照顾到父母。父亲在街上买了过期饮料喝，导致拉肚子而去世；母亲为他担忧，觉得政治风浪比较大。《福布斯》说他很有钱，母亲问钱从哪儿来的，她很担忧，她从菜市场往家走时被汽车撞死了。

2000年，任正非没有自己的房子住，当时租了一个30多平方米的房子生活。他说：“想象一下，十几年前，我还没有房子住，《福布斯》说我是大富翁，不能理解。”

任正非坦言，44岁创建华为时，他是没有任何经验的，是盲目下水的。如果说创业之前有什么经验，那就是年龄，总比年轻二十多岁的孩子经历的风浪多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遭遇的挫折和困难很大，所以在市场经济时代虽然遭遇困难，还是觉得能够承受。就这么一点，此外，“没有任何技能可以支撑我来创立华为”。

华为创业注册资本是2.1万元人民币，而当时任正非的转业费只有3000多元人民币，所以他找了几个人集资。后来，公司发展到小有规模时，他们要退股，要分公司很多钱。他们通过法律诉讼手段获得很大赔偿后都退出去了，公司就变成他一个人的公司。他就开始把股份逐步分给员工了。他说，当时退股的法庭判决都在公司有记录存档，你们可以去看看这些记录。这里没有国家的一分钱，就是几个人凑的钱。

在双方的对话中，Nicola Eliot提到，21世纪初，由于华为没有选择投资CDMA技术，失去了很多机会。CDMA技术后来成为中国市场的主流技术之一。如果现在回头来选择，华为会作出不同的选择吗？你们会投资CDMA吗？对此，任正非解释说，这是一段历史。从2000年开始，中国在无线通信标准（CDMA、GSM……）的选择上，都是处在矛盾之中。由于当时国家不给中国电信发无线牌照，他们就把在日本淘汰的PHS技术，在中国做成了小灵通。华为当时判断小灵通可能会赚很多钱，但是没有前景，就没有做。CDMA，华为做了，但是没有做IS-95这个落后体系，做的是1X。但是中国市场招标只要IS-95，不要1X，所以华为落选了，没有获得中国市场的选择。“这两个对我们来说是挫折”。

按照其描述，从2000年到2008年这一年国家决定上3G，在这八年时间里，华为决定无线的路线时，他个人精神很痛苦，几近崩溃。因为任正非坚定不移走3GPP、GSM、UMTS道路，不走那两条路。“我不怕来自外面的压力，外面怎么压我，我都不怕，还是坚定走下去。我害怕来自内部的压力，内部不断有高层写信、写报告给我，‘你这个决策错了，会葬送华为公司的’。”

那八年，任正非是度日如年，这个决策没有其他人承担责任，必须要他自己承担选择的责任。那八年，看到别人赚大钱，华为不能赚钱，看到华为比别人困难多，外面大量文章都是讽刺挖苦华为的，万一他真的错了怎么办。2008年，中国官方终于发放3G牌照，一下子把华为的能量释放出来了。

华为在自我提升上，敢花钱。最早创业时，其实就是任正非一个人，随后不断有人进来，根本就没有规则。比如有员工说“涨多少工资”，就定了。这会有利于一些人，也会伤害一些人。随着公司规模越来越大，需要起草非常多的文件来规范公司，但任正非没有起草文件的能力。

他说，自己在军队从事技术工作，没有从事过管理工作。但是公司必须要前进，所以还是起草了很多文件，但觉得这些文件不规范，不利于华为成长为大公司。那时，任正非和他的团队认为，华为应该可以成为大公司，所以请了IBM、埃森哲……几十个顾问公司来给华为做顾问。顾问费每个小时是680美元，那时华为员工的工资每月只有5000多元，相当于顾问一个小时的工资。但是为了明天，华为必须要向人家学习，要承认人家的价值。华为派了很多人学习，当时学习的人中也有不好好学习的，有些投机分子以为学了就可以怎么样，看到别人在市场上升官，做了一半就走了。

按其回忆，有很多东西没有完全做到底，这是一个缺憾。但是，有一个项目学到底了。IBM对于华为的财务和审计进行咨询时，孟晚舟还是一个“小萝卜头”，她做了项目经理，二十多年和IBM等顾问接触下来，把财务做得很好，而且超越顾问的指引，管理水平、标准更高了。现在，“华为的财务质量水平应该比很多西方公司高得多”。

“我们自始至终向西方公司学习，在学习过程中不断进行优化。今天美国打击我们的时候，大家看到华为公司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任正非表示，“为什么？因为大量系统已经接受了这个体系，能够自己理解，自己融汇。大量向西方学习，从今天看来是正确的。”

2003年，华为曾考虑将自己卖给摩托罗拉。按照任正非当时的预判，鉴于发展状况，华为会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迟早会和美国对抗，到时，美国一定会打击华为。希望卖给摩托罗拉，就是为了戴上一顶美国的“牛仔帽”，但公司还是几万中国人在干，也能体现中国人的胜利。资本是美国公司，劳动是中国人，这样有利于在国际市场上扩展。在这样的情况下，考虑卖给摩托罗拉。当时谈好的价格是100亿美元，已经签了所有合同。

那时，有两个打算：第一、华为有一部分人想将来去做拖拉机，当时中国拖拉机厂正处于崩溃的时候，华为想把洛阳等所有拖拉机厂买下来，当时中国的拖拉机1000美元一台，但是有问题，总漏油、发动机不耐高温。华为用向IBM学习的IPD方法，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把拖拉机价格提到2000美元。华为不可能颠覆汽车产业，但可以创造世界上最大的拖拉机王国。第二、绝大多数的华为人继续走通信道路，戴着摩托罗拉的“帽子”，可以打遍全世界。“（将华为卖给摩托罗拉）这件事可惜没有成功”。

任正非强调称，华为预测“迟早和美国交锋”是正确的，现在交锋了，实体清单禁止华为，什么东西都不卖给华为，甚至墨西哥的麦当劳都不卖给我们，很极端。华为自己美国公司的东西也不能用，华为员工也不能与华为的美国公司员工讲话，否则就是违反美国实体清单。这种极端情况，“我们当年判断会出现，现在真出现了，我们有预防，所以没有什么恐慌感，能应对过去”。

Nicola Eliot提到，华为在拓展欧洲市场的初期，尽管市场拓展面临困难，然而最后通过极低的成本突破了欧洲市场。有些人说华为的成本和价格这么低，一定是因为获得了中国政府的支持。对此，任正非回应称，完全是错误的。华为不仅价格卖得不低，而且是卖得高，华为可以把十年或二十年的财务报表的电子件发给你们，你们看看华为的财务报表，华为是赚钱很多的。不然，怎么会累积起这么大的公司。

他接着指出，在欧洲市场的突破得益于SingleRAN。这个产品的做法来自于一个数学家，他当时只有二十多岁，他把2G和3G的算法打通了，然后2G和3G可以合成一个设备，体积至少降一倍，重量降一倍，成本下降一倍。欧洲最大问题是没有铁塔去安装太重的设备，欧洲旧房子很多，只能在房顶上安装，设备一定要轻。华为发明SingleRAN以后，分布式基站一下子获得了欧洲的欢迎，欧洲就购买华为的产品。成本不会按数学方式下降一半，也至少下降30%至40%，盈利很好，“我们员工的工资待遇远高于西方公司，否则不会有这么多数学家、科学家……优秀人才到我们公司来”。

他认为，财务报表不能太好，太好了，也是不利的。只有加大研发战略投入，才能消耗利润，每年至少投入150亿美元（约合1069亿元）至200亿美元（约合1425亿元），包括加强对大学的支持。这样华为就能把钱投资到未来，并不是把钱都分给员工，让员工变得胖胖的，然后都不干活；也不是分给股东，大家懒懒的。“我每次都讲‘苹果是我们的老师’，苹果永远卖高价，才能让低价的公司生存下来。如果我们卖低价，世界上就没有别的‘草’能生存，所以我们不是靠卖低价成功而获得了欧洲市场，而是靠技术创新和科技创新获得的”。

当被问及美国的压力对华为现在的业务运营影响时，任正非表示，美国的实体清单对华为公司的业务运营基本没有影响。因为非常尖端的设备（比如5G），“我们完全可以不依赖美国”，美国在5G领域还是比较落后的。从芯片到系统，华为完全可以自己担负起来。在网络联接设备上，包括传送、接入网、核心网，华为长期处在世界领先地位，而且基本上不会依靠美国。在终端方面，华为会有一些生态问题，自己还没有完全跟上来，会有一些影响，但是不会非常大，不会构成严重的死亡威胁。

任正非表示，美国今天在通信产业的失败，不要归罪于华为的崛起，是美国自己走错了路。90年代，世界无线通信崛起时，美国是世界最伟大的科技强国，它强制性推行CDMA和WiMAX，就像今天美国在全世界动员大家不要用华为5G一样，到处动员其他国家用CDMA和WiMAX。世界潮流3GPP是正确道路，美国自己走错了路，导致美国通信产业没落了。

5G时代是建立超速联接，未来人工智能还是冯?诺依曼的计算机架构：超级计算机、超大规模存储、超速联接。美国有超级计算机，也有超大规模存储，本来美国可以把人工智能做到世界领先，但是如果它没有超速联接，它在人工智能上就会落后一步。5G只是一方面，光纤也是一方面。中国也有超算中心、超大容量存储，如果中国大规模使用5G和光的系统作为联接，中国有可能在人工智能又走到前面。所以，5G只是“小儿科”产品，美国太忽略它，可能是它决策上的缺点。“我认为，整个社会未来最大的机会窗是人工智能”。

转载自新浪财经-自媒体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