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记忆」我的齐东路（续）

"我2012年写的博客《我的齐东路》，最近经城市档案论坛公众号编发，突然在微信朋友圈里流传开来。当年在新浪博客里只有300多人阅读，而这次仅一天阅读量就接近1万了。一篇七年前的旧作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还有许多朋友留言称赞，让我诚惶诚恐。感谢城市档案论坛的编发，感谢网友厚爱，也感谢微信巨大的传播力。网友留言中提出，有很多院遗漏了。当年《我的齐东路》一共写了十二篇，从齐东路1号开始，直到莱芜二路口，每一个院或多或少都写到了。城市档案论坛在编发时，可能因为时间太久，新浪博客里博文有的章节丢失了。去年我上新浪博客查阅，还有十一篇，这两天发现只剩四篇了。不知什么原因。幸好我存有备份，现在把漏掉的补发出来，留给大家一个“完整的”齐东路。网友阅读时无论是称赞还是纠错的留言，我都没有回复。因为在网上的发布者是城市档案论坛，我没有回复功能，实在抱歉。网友指出的错误之处，都是对的。比如马牙石路，原来胶东路那一段是最典型的，因为弯多且陡，俗称波螺油子。而我们从小却据此把马牙石路统称作波螺油子，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还有一些错误和不准确之处，是由于原本就是道听途说，或者年代久远记忆有误，又没有认真核实所致。也欢迎大家继续纠正和补充，使齐东路的历史更加充实和准确。 上图是齐东路1号

顺着龙山路进入齐东路，右手边是单号，左手边是双号。右边的齐东路1号，有资料说曾经是孙运璇的旧居。但是也有说孙运璇旧居在大学路30号，他的父亲晚年一直住在那里。孙运璇父亲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去世的，2000年孙运璇来青岛还去大学路看过，并去给父母扫了墓。也许这两处房子都曾经和他有关系？

孙运璇是山东蓬莱人，生于1913年。他14岁考入俄国人办的哈尔滨工业大学，7年后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早期当过青海西宁电厂的厂长，后来进入国民政府的资源委员会。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派往台湾，参与接收和恢复台湾电厂的工作。后担任过台湾电力公司总经理（日月潭水电站就是他主持建的）、台湾“交通部”部长、“经济部”部长。1978年，蒋经国担任“总统”后，孙运璇接任“行政院”院长。两岸恢复对话后，他担任过台湾海基会名誉董事长。

孙运璇被普遍认为是台湾科技产业的主要奠基者，堪称是“台湾经济的推手”。2006年6月他于台北病逝，享年92岁。当时连战主持了他的葬礼，陈水扁、马英九等都出席。

孙运璇是个技术型官员，他的廉洁在台湾有口皆碑，朝野皆誉。最有趣的传说是，孙运璇的夫人要生小孩了，下属给送来一只老母鸡，他坚决不收。推让中老母鸡下了一个蛋，最后折中，只把那个蛋收下了。

不管是大学路30号还是齐东路1号，孙运璇在青岛曾经也算有过房子。但是他在台湾一处房子也没有。因为他清廉，没有额外收入，加上他母亲常年生病，医药费用很大，买不了房，一直住的公房。他还严格规定在台的子女一律不准经商，怕他们借用他的身份谋取私利。

孙运璇去世后，台湾政界开展了向孙运璇学习的活动，称赞他是国民党的精神领袖。

需要提一句的是，孙运璇的一个侄子曾经是我们青海建设兵团的战友。之前因为孙运璇的影响，他失去了升学的机会；改革开放后，还是因为孙运璇，他提前回城了。

上下图是齐东路2号

齐东路2号是这条路上最有特色的房子，过去称之为“丛公馆”。民族资本家丛良弼是这里最早的主人。资本家自1949年之后就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称呼。其实这不就是今天备受推崇的企业家吗？时代一变，天壤之别。

丛良弼过去在青岛开办振业火柴厂，是爱国的民族工商业者。他还担任过慈善组织青岛红万字会的会长。他的儿子解放后任省政协常委。他的孙子丛兆桓是昆曲名家，曾任北方昆曲剧院院长。丛兆桓的女儿是电影演员丛珊，不过从年龄上看，她和这所房子没有什么关系了。

这个房子打我记事起，就是市卫生局下属的药品检验所，我家的隔壁邻居就在这里上班。平时每当路过这里，最眼馋的就是院里那片翠绿的竹林。那时在青岛是很难见到竹子的。

上小学时，同学约我去钓鱼。我便央求父亲找这里的熟人，要了一根很长很直的绿竹，做了鱼竿。第一次钓鱼去了八大关里的一处池塘，还没等钓到鱼，就听有人大喊：“不准钓鱼！”并来追赶我们。吓得我们抱头鼠窜，鱼竿太长，影响逃跑的速度，只好弃竿而逃。好不容易搞到的鱼竿成了人家的战利品。

改革开放后，这里易主装修成了新龙源皇家酒店。原来的大门不走了，在龙山路、江苏路交界处开了一个可以进车的大门。每次路过，看到那些花花绿绿的招牌，总觉得和这座精美的建筑有些格格不入。

上图齐东路26号

我家住26号甲。这个周围，是我最熟悉的一段。

齐东路26号院的建筑风格及房屋设计，和齐东路8号十分相似。有意思的是，这个楼二楼最好的房子是李爷爷家，他的亲家和8号一样，也姓栾。不知他们有什么关系。

李爷爷是省外贸留用的资方人员，他的外甥叫栾维宏，和8号的孩子是一个辈分。小时候我和栾维宏是同班同学，也是好朋友，经常去他家里玩。记得是1957年的一天早上，栾同学找到我说，他的姥姥昨晚去世了。他说姥姥得的是和斯大林一样的病——高血压。那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病。没想到几十年后我也得了和斯大林一样的病。

姥姥去世后，栾同学被在北京工作的父母接走了。开始我们还有通信，慢慢地断了联系。

26号大门迎面的墙上，有一个像窗子一样的洞，正面是山石，下面是一口水井，用来浇花用的。院里有个很大的花房，但是我家1954年搬来时，就只剩了一些铁架子，没有花了。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开在墙上的井。

上图26号甲

我家就住这里。这是卫生局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利用26号的花园空地建起的一个三层宿舍。每套都是三室一厨一卫，只是每套都住两家或者三家。当时有厨房、卫生间已经是很奢侈了。26号和26号甲两个院之间一直都是相通的，文革后期才垒墙隔开了。

我家院子里，当时也有一口很深的井，井口砌了一个砖跺，上面安装了抽水的机械和手柄。1958年大炼钢铁的时候，院里的人把抽水的机械和铁手柄，以及伸到井下的一段很长的水管都拆下来炼了钢了。

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事情，一个是除四害，一个是大炼钢铁。除四害的时候，全市统一行动。我也和院里的人一起，拿着水桶、脸盆，拼命地敲打，把麻雀吓得漫天乱飞，最后一头扎下来——累死了。后来才知道，麻雀不光吃粮食，还吃虫子，是益鸟，打错了。

我们的院子大，大炼钢铁的时候，街道上在院里用耐火砖砌了好几个所谓的炼钢炉。大人们晚上下班后，就在院子里大炼钢铁了。我那时也来凑热闹，帮着拉风箱。隔壁26号的李爷爷把自己家的钢丝床也捐献出来了，放到炉子里烧化了，结成一个大铁疙瘩，就算是炼成钢了。不知谁家把盛饭用的勺子也捐出来，放到炉子里立马就化了，大家才知道那是铝的。

1960年生活困难时各家都在院子里开荒种地。我那时上小学四年级，也帮着刨地、捡石头、除草、浇水。我还养了七八只兔子，养大了以后卖给外贸，换取肥皂票、火柴票之类。

上世纪70年代青岛严重缺水，各家厨房和厕所里的水龙都给掐了，院里竖起一个水龙，平时锁着，专人负责按时开闸放水。每人一天30斤水，各家的水桶大小不一，就在桶边上用油漆画上记号，不能过线。有时水压太低，我们院地势高，上不来水，就要等到半夜别的院都接完了，我们再接。我那时由青海回来探家，白天不用上班，所以夜里接水都是我的活。

后来供水缓和了，但是各家的水管因多年不用都锈死了，只好又重新换了水管。

26号甲外面院墙上有个方形洞口，是深挖洞广积粮年代挖的干道口。从这里一直往伏龙山里挖进去。当年我回来探家的时候，每到半夜干道里放炮炸石头，震得屋子、床都晃动，没法睡觉。挖干道这事一直折腾了好多年，真是劳民伤财。

上图是37号 现在这个楼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把老楼拆掉重盖的。

这个院的房东是杨家。楼上住着我的两个同学，一个姓孙，是我小学的班长。生活困难那几年，说是要劳逸结合，我们只上半天学，那半天参加学习小组就设在他家里。他的父亲毛笔字写得非常好，那时街道上公布选民名单，都是请他抄写，让我非常敬佩。另一个同学姓李，他父亲是山东大学的教师，后来的海大校长管华诗院士曾经是他的学生。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全国高校调整，山东大学迁往济南，他们家跟着去济南了。后来他父亲调回海大，安置在福山路住，我们没有联系了。

上下图：齐东路39号

这个房子的风格很特殊，全部是红砖砌成的，比较少见。关于这个房子，有点故事。

网上介绍说，齐东路39号是「张公馆」，主人张宗援，是一个日本人，原名伊达之助。他是个「中国通」，平时用中国姓名说中国话，是一个间谍。在旧中国，青岛同其它城市一样有黑社会组织的帮派，那时全国通行的兩大帮派是「青帮」和「紅（洪）帮」。青島沦陷时期，日伪不取缔黑社会，而是利用、发展黑社会组织。张宗援不但早就参加「青帮」，还在「青帮」中建了一个「黃帮」，对外公开的名称是「黄道会」，在湖南路上有一座大楼。这时期「青帮」里21代「大」字辈是高辈，张宗援找来「大」字辈的郑兰亭为会长，徐铁珊、王大同为副会长，而张宗援实际上操纵着一切。张宗援在齐东路上的私宅实际上是一谍报中心。

在前面的博文里，说到一位出租车司机曾经在2010年5月29号拉了四位日本妇女找齐东路22号。后面他写道，另一位72岁的日本妇女，手里的资料写着:「中国名字张宗援，日本名字伊达顺之助，住址齐东路26号。」日本妇女说张宗援是个日本军人，在齐东路有时骑着马。他最后被判死刑。

这位出租师傅在路上向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大爷询问，老大爷72岁，住在齐东路整整72年，他请老大爷尽量说得详细一些。老大爷很热情，他说“以前齐东路26号，住着一位日本军人，时不时地有军乐小队演奏。这个日本军人有一个日本太太，按现在的话说，他还有个中国二奶，我不知道日本军人的名字，只知道他是侵占青岛的日军的头头。”出租师傅把老大爷的话翻译给日本妇女，她说:“就是的，张宗援有两个太太，他的日本太太生了个女孩。”

张宗援到底住哪个院？没有研究。我把这两种说法都摘录在这里，供人们参考吧。

这个院还有一件事记得很清楚。

楼下住着一位独居的王爷爷，当时有七十多岁。生活困难时期一年的中秋节，王爷爷的女儿给他送来四个月饼，他当作晚饭一下子全吃了。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他已经死了。估计他平时饿得很厉害，一次吃这么多月饼，难以消化，撑死了。

上下图：齐东路39号甲。上图是正面，下图是侧面

这个院住了三家，都是私房。二楼姓曲，楼下住两家分别姓赵和姓遇。遇家的老三当年是青岛市中学生跳高冠军，是周围孩子们心中的偶像。这个院的大门和我家的窗子正对着，我很小的时候，曾经趴在窗台上，画了一张这个门头的画。

大跃进的时候，这个院左面的汽车屋曾经是街道食堂。那时各家都要去食堂吃饭，我家姊妹几个每人都装着自己的饭票，到点去这里买饭吃。时间不长就到了生活困难时期，饭票不够吃了。食堂就往苞米面里掺很多的水，做出的窝头都水唧唧地拿不成个，说是这样出数。之后情况越来越差，上课常饿得抬不起头来。于是上面又出台了政策，叫劳逸结合。最后体育课也不上了，甚至只上半天课。因为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确实都饿得没有力气教课、上学了。

上图：齐东路39号乙

齐东路单号的老房子都是从齐东路看是个二层楼，从南面看就是三层了。这个院有我哥哥的同学姓曲，他们从小经常一起演节目。也有我和妹妹的同学，姓于。于同学家是回族，我也是从这里第一次见到了少数民族。还有一位姓安的女同学，和我一届不一班。他的哥哥是文革前北京石油学院的学生，毕业后分到了青海。我在格尔木时见过他，只是由于年龄的差距，他并不认识我。这院还有一位姓萧的老大爷，胶东人，是位老革命，他待人很和气，也很爱开玩笑。

上图:左面这个台阶是上伏龙山的通道。通道的左边就是我家的院墙，我们小时候去伏龙山玩，为了省路都是翻墙走。右面这个院是齐东路28号。

这个院里住户不多，且没有和我们差不多大的孩子，所以没有机会进去。后来知道这个院的房东姓孙，他解放前是开五金店的。街道上发动居民种树的时候，没有工具，孙大爷就把家里小仓库中当年存的一批德国十字镐拿出来了。

上图28号甲这个院当年也住的是部队的人，没有进去过，也没有打过交道。上图28号乙

这个院原來只有后面靠山处的一排平房，前面这个小楼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给印尼回来的姓赵的华侨家盖的。照片上后面的高楼是伏龙山上盖的房子。

最早这个院的主人是开酱园的，邻居们还记得院里有很多腌咸菜的大缸。后来张家买下了这个院子，曾经在院里养了牛和羊。对我们来说，那真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所以记忆非常深刻。

张家的第二代大学里是学的兽医，据说还是猛兽兽医，毕业后分配在青岛动物园工作。他很魁梧，也很时尚，六十年代就穿着皮夹克骑着摩托车，街上的孩子们都很羨慕。他爱人也是当老師的。

上图是41号这个院最熟悉的就是右边这个汽车屋。文革中，这里的住户开了个小商店，还烧开水卖。我回来探亲时，常到这里打开水。其余不是很熟悉了。

上下图是43号

这个三层楼的房东是王子元老先生，住在三楼。王老先生解放前是开轧钢厂的，1956年公私合营时，轧钢厂并入了青岛钢厂。从1956年9月开始，按照合营的股份，政府每年发给定息。当时规定定息发十年后，资产就归公了。结果到文革时，说拿定息是剥削，还差几个月不到十年，就停发了。不但停发定息，还开始遭殃了。

据说王老先生当时每年定息是两万元，平均每天五十多元。这可是个天文数字。因为一直到文革时期，一般机关干部每月工资不过五十多元，只是他们一天的收入。

文革中王老先生家被遣返了。直到1988年才落实政策把房子归还了。

王老先生的二楼住的是姓程的。一楼是青岛的著名盲人按摩医生张席珍家。43号大门上挂的牌子上写着:张席珍小儿推拿专科学校，经市教育局批准备案。张席珍曾经写过一本《小儿推拿》的书。我在兵团时，后在海大当教授的刘增才战友，探亲时就买了这本书带回去学习。连队战友的小孩发烧、拉肚子，都是他照着书给按摩好的。

张席珍的大儿子张寄青继承了父亲的医术，开办了现在的青岛济青中医院，事业搞得很大了。

上图：齐东路45号

现在的这个楼是原来的45号和45号甲拆掉重新盖的，分了三个单元。两个院原来的老住户都分得了一套或者几套房子。

原来45号的老房子的房东是周家的，我和他们家的女儿是同学，她的哥哥后来当了青岛市的副市长。他们的父亲是中国银行的，母亲是教师。

最熟悉的是二楼的盛老师家，盛老师多才多艺，弹钢琴、画画、做手工，样样都行。她教过我们姊妹三个。盛老师夫妇和我的父母是多年挚友，在困难的年代他们给予我家很多帮助。我的博文《做个明白的老人》就是写的她。盛老师的爱人也是银行的，是位很乐于助人也很能干的好丈夫、好父亲，在街道上有口皆碑。他们家养了一盆昙花，每当开花时，他们就把桌子搬到街上，将花盆摆到桌子上，从家里扯出电灯，供邻居街坊们欣赏。我就是在那里看到了昙花一现的全过程。

盛老师家的老大小号吹得好，对门39中教音乐的张老师会拉手风琴，从39号搬来的姓臧的大青年当时是青岛职工文艺的一名骨干人物，会作曲，也会乐器，他们楼里经常飘出“音乐之声”。

原来的45号甲，是上世纪五十年代青医附院盖的筒子楼，安置医院后勤部门的员工。其中很多员工是从农村上来的，不少家一直保持着拾草烧大锅的习惯。每到秋末初冬，装着干草的钢铃车成为齐东路上的一道风景。

上图：齐东路49号

这是部队的房子，住在一位张师长。授衔时他是上校，两条杠三个星。放到今天别说上校，就是大校、少将都不少见，甚至连什么唱歌的演戏的都享受到将军的待遇了（中国没有文职将军，一些大腕演员不过是享受待遇而已。可是在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节目中，朱军公然称呼阎维文为阎将军，阎也欣然接受，是没有道理的）。可是五十年代授衔时，上校也是很少见的，也是我见到过的最高的军衔。

听说张师长参加过长征。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湛山的青岛市革命烈士纪念馆里，看到过对张师长的介绍。

上图22号。妹妹眼中的百草园。

《我的齐东路》博文发出后，小妹妹写了一篇《妹妹眼中的齐东路》，我一并收在这组博客里。转载如下——

说起齐东路，不能不说说当年齐东路上的孩子们。

齐东路上的孩子很多，仅我熟悉的每家有四个以上孩子的就有20多家。其中兄妹最多的一家有十个孩子，还有两家分别是六个男孩和七个女孩。当时大学路小学是按路段分班的，我1959年入学的一年级四班，住在齐东路上的就有31个同学。我家住的26号甲和26号是相通的，两个院就有差不多大的孩子近50个。

孩子多，玩法也多。踢小桶、捉迷藏、扇烟牌、滚铁环、打瓦、打木头、扛拐、捣弹，是男孩的游戏；跳绳、跳房、跳皮筋、踢沙布袋、拾博骨、打马尾，是女孩的所爱。以院为单位玩得最刺激的是堵水沟。夏天雨后，附近的山水顺着马路旁排水沟滚滚而下，各院的孩子们纷纷出动，在院门前的排水沟里用石头和泥沙筑坝截水。待水满之后便突然掘坝放水，以期冲垮下游院里孩子筑的坝。每当阴谋得逞，大家便开怀大笑，庆祝胜利。筑坝玩水免不了弄湿弄脏衣裤，回家往往要挨骂，甚至挨打，就是这样也阻挡不了小伙伴们的兴致。

有些年每天只上半天课，下午（或者上午）就到同学家参加学习小组。学习完后，大家就在院里玩个痛快。记得我们班一个姓汤的女同学住在齐东路22号，她跟着爷爷奶奶住。她家后院有个大花园，里面种满花草，那里就成了我们这个学习小组的“百草园”。学习完了，我们在花园里采花、抓虫、捉迷藏，开心极了。最主要的是这个同学的爷爷奶奶都很有知识和修养，还很慈祥和开明，他们从不限制我们玩耍，给了同学们很大的空间和自由。我至今都很怀念这两位老人。

当年同学们的动手能力也都很强。学校或者班里搞活动，同学们就在院里自编自排节目。清明节给烈士扫墓，也都是自己动手扎花圈。到现在我能记住好几种纸花的扎法，常让我的小外孙女叹服。

奇怪的是，当年每家的孩子那么多，营养、卫生条件都远不如现在，但是却很少有长病的。我从小就没记得发过烧、打过吊瓶、进过医院。就算是生活困难时期，顶多也就是个营养不良。那时孩子们都吃不饱饭饿着肚子也没耽误玩乐。

尽管后来遇到了文革，又是停课闹革命，又是上山下乡，最后很多孩子依然很有出息。我们那一批的孩子中，有的当了副市长，有的当了市外办主任、海洋大学的党委书记、报社的社长、国棉六厂的书记、佳世客的中方老总，还有更多的成了专家、演奏家、文体明星，成为齐东路孩子们的骄傲。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至今回忆起齐东路，我们仍然是那么兴奋，那么开怀。有人说，人生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那么一段。住在齐东路上的那些年就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

我很怀念齐东路，很怀念那段时光和儿时的伙伴。

《我的齐东路》遗漏的房子，已经补充完了。我给起名叫《我的齐东路（续）》。还是那句话，我是凭道听途说和多年前的记忆写的，不准确之处不可避免。若有错误，期待指正。若有得罪，敬请原谅。

青岛城市档案论坛公众号7月份编辑发布了网友“谈笑风不生”，原青岛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谭泽老师发表于2012年的连载旧作《我的齐东路》，引发了很多老青岛各种难忘的回忆。根据读者的热心评论，谭老师又专门编写发布了一篇美篇《我的齐东路（续）》，让这条老街的记忆更加完整、生动的展现在我们眼前。现编辑发布，再与读者朋友们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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