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远古文明探索琅邪元年

从远古文明探索琅邪元年

写这样的题目，不免有标题党之嫌，但绝非空穴来凤。西海岸密集成系列的远古文化遗址证明，四万年已经有人类生息繁衍于此；而《尚书》《遁甲开山图》《春秋命历序》《太平御览》《路史》等经书、纬书则说有巢氏、燧人氏均发迹于琅邪。琅邪应该是东夷文明的发祥地，还应该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此论非妄言自大，有遗址证实和典籍可考。

一、远古文化遗址方面的求证

黄岛地区人类活动的历史非常悠久。经国家、省、青岛及黄岛区文物考古部门发掘鉴定的古文化遗址达百余处。目前经考证，最早起源于旧石器晚期。

2013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青岛市、黄岛区文物部门联合，对大珠山东乔家洼村西一处古遗址进行科学系统高估发掘。发掘出土编号标本1400件。2014年，中科院碳十四测定，该遗址距今约四万年。地质年代属更新世晚期，文化年代属旧石器时代晚期。该遗址东距海岸2公里。中科院命名为大珠山遗址。

在地表4.5米深处，发现保存完好的更新世晚期地层堆积，由河湖相沉积形成。在3—4.5米的泥炭层里，发现动物化石、树木残快、植物种子、孢粉和人工打制石器。从远古文明

大场西寺出土大汶口时期陶尊

大珠山旧石器遗址出土石器

大珠山出土人类分食后的动物骨骼

大珠山旧石器遗址出土动物化石

出土动物化石标本达千余件，涉及象犀牛、普氏羚羊、野猪、马、马鹿、梅花鹿、牛等10种典型的更新世晚期动物。在地层中发现人工打制石器标本400余件。打制技术十分成熟。反映了4万年前大珠山一带古人的狩猎生活。

青岛文保所陈宇鹏从专业角度分析，认为大珠山遗址是山东地区最早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到目前为止，山东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和地点，共发现约160处，其中有地层依据的地点10余处，经过考古发掘的不足10处，其余均无确切地层层位。且150余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只发现石制品，而未发现其他遗物。发现石制品与动物化石共处的遗址全省仅有4处。而大珠山遗址发现石制品、动物化石和植物遗存共处于同一晚更新世地层中，十分难得。不仅有助于系统研究山东地区旧石器时代的古气候、古生态环境及古人类文化的适应模式，而且使得这些人类打造石器的工艺特点有了可靠的地层、时代归属。对于研究山东地区乃至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由中期向晚期的传承演变具有重要的考古学意义。对于探索琅邪元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大珠山出土古象牙

大珠山出土旧石器末磨板

6100—4600年前大汶口文化时期，黄岛地区出现居住聚落。张家楼镇河头遗址、珠海办挪庄等大汶口文化遗址发现墓葬和陶器，周围的胶州三里河遗址、即墨北阡遗址等出土大量贝壳和蚌器。这时期，山东半岛文化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已经扩散到辽东半岛，辽宁长海县广鹿岛中部的小珠山遗址出土文物与黄岛地区出土的5000年前文物一致，专家认为是山东半岛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的影响所致。两半岛之间至少在5000年前就实现通航。

进入新石器时代，生活在青岛西海岸的东夷先民，创造了灿烂的东夷文明。成为人类最古老、最辉煌的文化之一。东夷地区未经过游牧时代，六七千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时期就直接进入农耕时代。而四五千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东夷先人不仅开始了大面积水稻种植，还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龙山黑陶，其胎薄如纸，黑如漆，明如镜，响如罄的工艺水平，连今人也望其项背。

目前已经发现的黄岛地区文化类型有旧石器文化时代、北辛文化时代、大汶口文化时代和龙山文化时代等。其中龙山文化聚落遗址最丰富。有海青双河北遗址、双河东遗址；大场井戈庄遗址；张家大庄遗址、西寺遗址、驼沟遗址；泊里蒋家庄遗址；琅邪营前遗址、营后遗址；大村西茶沟遗址、丁石桥遗址；藏南崖上遗址；张家楼纪家店子遗址、河头遗址、小北沟遗址；隐珠郭家河岩遗址；珠海小尧遗址、挪庄遗址；王家河崖遗址；宝山向阳遗址、大张八遗址；辛安台头遗址等22处。

大珠山出土四万年前人类石器

龙山文化国家1级文物——大场西寺出土响器

早在尧舜时代，土陶已经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这期间，不仅要满足实用需求，审美要求也日益重要。用土陶制作乐器，也是东夷人的又一贡献。1985年，大场镇西寺遗址出土的一件黑陶蚌型响器，为国家一级文物。出土后，多次参加国家精品文物展览。该响器呈椭圆形，形如蚌壳，胎壁薄而非常细腻光滑，光可鉴人。两侧有两道对称的弧形缺口，长7.5厘米，宽0.5厘米，两端各有一凹形槽，便于两指捏住摇动。蚌体为上下分制后黏合而成。腹部有四个小圆孔为发音空。器内有三个泥质小圆球。摇动时壳内三个小圆球相互撞击，可发出清脆悦耳的动听音乐。而龙山黑陶出土更多。国内发现的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都是山东龙山文化的传播。

海贝货币

舜帝以制陶闻名，孟子说他为东夷诸冯人，似是有据之言。

二、文献方面的求证

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时代、夏商周时代的遗址呈系列发现，证明古琅邪地区至少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这个结论，并非凭空臆断，不仅是有考古遗址证明，文献方面也有据可查的。

西汉纬书《遁甲开山图》曰:"石楼山在琅邪，昔有巢氏治此山南。"《太平御览》引此后，加注其传国百余代。就是说，今天的张家楼镇石楼山之南为有巢氏生活地，有巢氏在此立国3000多年。有巢氏为文明之祖三皇之首，那么古琅邪地区就成了居住文明的发祥地。乍听令人咂舌。但《遁甲开山图》是专门记述三皇地理之书。

还有更令人惊讶的是该书又载："人皇出形马山"。琅邪地区虽无形马山，但有藏马山。今石楼山西南之藏马山，也许就是《遁甲开山图》所言形马山。《春秋命历序》可以旁证。

《春秋命历序》云："人皇氏，九头。驾六羽，乘云车，出谷口，分九州。"

《洛书》云："人皇出于提地之国，兄弟别长九州，己居中州，以制八辅。"

《路史》载：人皇"驾六提羽，乘云祗车，制其八土，为人立命。""迪出谷口，还乘青冥。"

吕思勉注曰："驾六羽，乘云车，出谷口，与《太平御览》引《命历序》之言合，制八土即分九州，与《御览》《始学篇》《春秋纬》《命历序》之言合，则旸谷口自当指旸谷。《说文·示部》："祗，地祗，提出万物者也。"提地之国，盖出此义。则当在东方。特未审造纬者之意，以何地当之耳？"

吕先生未审之地，就是琅邪。根据吕先生《读史札记》中"旸谷在东方"和"隅夷在山东"及"古之帝王踪迹，多在东方"等推断，符合上述条件的地方，只有山东琅邪。如此，则上古有巣氏、燧人氏即人皇氏皆发迹于琅邪。西汉纬书，不是信史，但也不是无所本。纬书主要依据历法推算纪年，考据上古地理人文活动。研究古代历史，必须了解古代地理。古都说、古墓说等等，必须建立在恰当的地理环境中，才能佐证。但古代地理，往往因部落迁徙而迁徙，以至造成混乱。只有全面考察地理，才能解决问题。

关于石楼山、形马山与旸谷地望问题 ：石楼山在黄岛区张家楼镇驻地西南，西南东北走向，面积7平方公里，主峰海拔370米。北有笔架山、百尺崖，南接藏马山。东南为临海平原。《诸城县志》云："三石崷崒，虽盛暑登之，风猎猎不可留，故名楼山也。"

形马山（藏马山）该山东北接石楼山，西南接高顶子，主峰海拔395米，长12公里，宽3公里。西部多高峰，东、南为平原。群峰之中，有低山似马，藏匿山中，故名藏马山。其南为高顶子，海拔207米，是铁橛山最南支脉，其南、东、西皆为临海平原。

旸谷 旸谷也称汤谷、阳谷，为上古隅夷部族所在地。《尚书·尧典注》，《史记·集解》释地时，均谓在徐州北，青州南，即今琅邪一带沿海。其部族祭台就是琅邪台。琅邪台作为祭祀场所，应该很古老。从文献看，颛顼帝就是金天氏。是他最早进行宗教改革，统一祭祀神灵之权于帝王。其后裔帝挚即位时有凤鸟飞至，随为鸟图腾。莒国、郯国等皆为其后裔。莒县出土的凤鸟立于三层台上的玉雕，是琅邪因形似祭台而被作为祭台的证明。此种鸟图腾的部族在全国均有分布，说明人皇出旸谷口向各地扩散、迁徙。至于"驾六提羽，乘云袛车"语，则是鸟图腾的标志，并非真的乘坐鸟车。

藏马山，《遁甲开山图》作"形马山"，而《路史》等引用此书时作"刑马山"。古代"形、刑"相通，"刑天"也做"形天"。《遁甲开山图》和《春秋命历序》把有巢氏和燧人氏发迹地都定在琅邪和汤谷，实际为琅邪一地。吕思勉在《读史札记·有巢燧人考》中也把有巢氏与燧人氏之源居地一并而论，且谓不知造纬之人所指此地为何意？他未审琅邪、汤谷实际为一地。因而怀疑有巢氏和燧人氏源出古扬州。

分析琅邪地理，应该更符合《遁甲开山图》所言形马山。而形马山就是山形象马，而非《遁甲开山图》后来诸书改形马山为刑马山。何以加刑于马，并未说清。刑马山应该还原《遁甲开山图》所谓形马山。就是我们所称的藏马山。只有将石楼山、藏马山与旸谷古三者联系起来分析，才能得出合乎情理的解释和结论。

一者，现在的黄岛地区，干旱少雨，远古时代则不一样。今黄岛地区发掘出来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时代先人居住遗址看，多为居住在临河、临海高地上。据说尧帝之号本为"尧"，似是象形会意之字，原意为高台。当水患时代，尧教民筑土为高台，避水患而居。因有德于民，民颂其德而称之为尧。

二者，琅邪地区依山临海，可渔可猎。因生食腥臊恶臭而发明钻木取火以熟食，在情理中。不必在古扬州才具备条件。且古扬州并无旸谷地望，无阳谷，则人皇出无谷口而西迁。

三者，秦始皇立石上朐界，称秦东门，何也？上胊正是琅邪与海州之间的汤谷口或旸谷口，亦是隅夷部落的沿海。秦始皇远祖为颛顼帝，历史上确有此说。对错另当别论。说秦始皇祖籍在山东并非笑话。古来史家论事，乃各有所本。不知全部来源，不宜妄言雌黄。

四者，琅邪台上有尧帝的春祠、夏至周秦汉的四时祠，岁始琅邪，是古代人们验算历法的地方，是琅邪的文化中心决定了东夷部落的中心。琅邪日照相邻地区，发掘出密集的文化遗址，旧石器、新石器、龙山文化层有序迭压，足以证明此地历史之久远。

考察琅邪地理，东起大珠山，北至铁橛山，转西南至石楼山，再西南过藏马山之大顶子，形成一个c形山谷地带，南邻大海，依山朝阳，北面、东面有连绵群山环卫屏障，陆地称阳谷或旸谷，南面大海则称汤谷。中间有琅邪天然祭台凸入海中，春暖夏凉，四季分明，可猎，可渔，可耕可居，是一个适宜先人定居的理想王国。

三、经纬书的三皇说

纬书三皇说即天皇、地皇、人皇为三皇。又说:天皇被迹于柱州昆仑山下；地皇兴于熊耳、龙门；人皇起于形马山提地之国。或云驾六羽，乘云车，出旸谷口等等。《遁甲开山图》首倡此说，《御览》《初学记》《洞冥记》《三五历记》《路史》《真源赋》《补三五历记》《帝系谱》《春秋纬》《河图括地象》等大多概引此说。不同《遁甲》的是多改形马山为刑马山，古文"形"与"刑"相同。

儒家经书三皇说主要有五说：

一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云："丞相绾等与博士议帝号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

二是《尚书大传》以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为三皇；

三是《白虎通义》以伏羲氏、神农氏、祝融氏为三皇；

四是《元命苞》以伏羲、女娲、黄帝为三皇；

五是《尚书·伪孔传序》、皇甫谧《帝王世纪》及孙氏注《世夲》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风俗通义》解释为："燧人以火纪。火，太阳也，故托燧皇于天。伏羲以人事纪，故托戏皇于人。神农悉地力，种谷蔬，故托神农于地。天地人之道备矣，而三五之运兴矣。"

这诸说不一，显然与时代不同，天人观等不同而异。至于三皇地望问题也有不同说法。有巢氏，《遁甲开山图》云在琅邪石楼山；燧人氏即人皇，按吕思勉考证，谷口即旸谷口，在东方。而提地之国也在东方。琅邪既有石楼山，又有旸谷和提地之国，三皇多在琅邪，为其发迹、西迁之源。至于陕西等西部说，吕先生认为受夏帝都西迁影响，汉以后多附会而已。

关于琅邪元年探索问题，只能概说，难以质言。目前的大珠山四万年前人类生活遗址以及20多处旧、新石器时代遗址，但琅邪的人类历史远不止此。目前，只能说有巢氏、燧人氏也为琅邪初祖之一。至于最早生活于此的人类祖先，尚待进一步发掘证实。

根据吕先生判断，东西方文明发源与传播不同，西方开化，始于欧、亚、非交汇之处，幅员辽阔，地形错杂，其文化成多样性；东方中国则起源于江河下游或沿海一带，幅员集中，地形化一，其文化成单一性。追溯远古，难以质言。黄岛考古和历史文献记载，目前只能以四万年前，或以有巢氏、燧人氏为琅邪元年。

另外，《春秋命历序》等纬书说自开辟至孔子获麟时，（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约300多万年，过去大家多嗤之以鼻。而现在考古界推算，中国人类之史至少长达二三百万年。而进入巢居、钻木取火历史，至少在数万年之久。此属闲话，难以质言。

根据黄岛考古和历史文献记载，目前只能以四万年前，或以有巢氏、燧人氏为琅邪元年。应该指出，山东半岛毕竟地域狭窄，族群扩大后，人皇只能率九兄弟出阳谷口进入中原分九州岛而居，琅邪地区不再是中心。这也就是山东半岛除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遗址外，迄今未发现如二里头、良渚、陶寺、城头山、石峁城等大型史前文化遗址的原因。史书说夏代西迁，也许还要早一些。琅邪地区龙山文化遗址密布，岳石文化遗址相对少，似乎也证明文明中心西移。西方关于人类起源、文明发展的观点，未必是铁板一块，中国史学家"满天星斗"的观点，似乎更具合理性。中华文明发源于东部沿海问题，不仅有古籍记载，近现代倡此说的也不止吕思勉、文通等，中国地理的特殊性以及华夏文明的连续性，应该引起重视。最近，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何驽在《中国史前文明格局与青铜时代全球化》一文中指出：中国文明中心自东向西呈半月形推进：先由东部沿海向大汶口、红山、良渚一带发展，再向河南二里头、山西陶寺、陕西石峁城、四川金沙及三星堆一带发展。然后与欧亚游牧文明进行贸易交流。而这种经济技术交流并没有发生政治文化的融合。依然保持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西方学者认为青铜时代全球化，中国并没有在文化上政治上与欧亚游牧民族国家融合。但中国却把东亚、南亚作为自己的后方，将先进文明制度和先进技术传播到东亚和南亚，形成大东亚汉文化圈。历史证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古来有之，西方制度、文化同化不了中国制度、文化。特别自秦始皇以后，大一统观念渗透到历代华夏儿女血液中。西方政治家研究中国历史不够深入，这就是"阿拉伯之春"很难吹到中国大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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