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死商鞅后，秦国为什么还要继续沿用商鞅立下的法规？问：处死商鞅后，秦国为什么还要继续沿用商鞅立下的法规？

商鞅变法，从来没有愚民一说，法家讲”弱民“，儒家才讲”愚民“。后世延用了商鞅的弱民政策，也延用了儒家的愚民政策。正如汉宣帝说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也就是说了后世各代都用儒家教民修身治学，用法家教帝王治国之术。

一、《商君书.弱民第二十》

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朴则强，淫则弱。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故曰：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

以上是原文第一段，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把原文全部下载下来拜读。法家学者的翻译如下：

《商君书》有驭民五术：壹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

法家，不等于法治，其本质恰恰是法治的反面，人治，是让天下屈从一人统治，秦始皇统一中国仅持续15年即被族灭，商鞅，韩非，李斯这些法家集大成者均死于非命，说明这玩意儿毒性过大，得用儒和道去中和。

所谓壹民，好听点叫统一思想，在古代不发达的背景下就是愚民，剥夺思考的权力，精神控制就是典型的愚民政策。

其余的不用解释了，弱，疲，辱，贫，都是动词，只有采取这些措施才会让百姓服从，从肉体上，经济上，人格上，精神上等各方面使人民服从。

后世沿用否？八股取士，文字狱是干什么用的？为何要崇文抑武，重农抑商？保甲连坐？

商鞅认为：人民“朴则弱，淫则强；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商君书·弱民》。人民傻一点，就弱一点，规矩一点，听话一点，国家统治就安稳一点。

所以，“民强国弱，民弱国强”，所以，“有国之道， 务在弱民。”推行愚民政策，从此找到了理论依据。

商鞅觉得要达成“增强国力，振兴国家”的既定目标，就必须首先实行愚民政策。

何须后世？当世的各家学说奉行的愚民政策与法家相比，简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道家：

今天随着社会教育水平的整体提高，谁也不敢妄言用愚民政策作为统治工具。

可是退回到封建王朝的治国时代，愚民政策就是国家的有效统治政策之一，甚至是非常重要的治国之道。

愚民政策的提出，并不是发端自商鞅，老庄和管仲，就已经提出了愚民的思想。

老子就说：民之难治，以其智多。

愚民不等于不好，愚民是所有统治者首选的为国之策。领导力就是愚民术，忽悠他人一起跟他去改变别人、改变世界，这是事实。制法除外，愚民的现代话叫政治宣传、实质为宗教洗脑，包括现代世俗的西方民主法制。为什么大部分国人深信自由、人权、民主，而且生活越富裕知识越丰富越想要民主？什么叫洗脑？就是你还没意识到自己被洗了脑。什么是最有效的领导力、洗脑术？就是被洗脑的虔诚地去洗别人的脑，信徒传教是再好不过的经典案例，因为信徒深信传教是他们的使命、生命。

愚民政策是个抽象的说法，模式不一，其具体内容、手法相差甚远。你认同民主因为人民当家作主千真万确，你接受法制因为无人不该凌驾于法律之上。但我保证你没想过什么叫人民、法律第一时间又从何而来，即使你是个老练的哲学家。现实中没有人民只有按种族、宗教、意识形态、阶层、行业、收入等因素而分的百姓，而宪法则是由一帮子死人凭宗教神学想当然捏造的规则而已。民主法制实际上就是政治竞争丛林规则强者胜。

政治学不该是抽象、静止的形而上学空谈，治国是随文化思维、社会现实和国际形势而变的自然哲学。法家愚民，儒家愚民，道家更愚民。但三家愚民之法不尽相同，道家出世，愚民政策必须配以绝圣弃智、太上无有、无为不治的小国寡民；儒家入世、妥协中庸，愚民政策就是遵循自然之道所为的礼治，也就是基于德治的法治。不要再提什么无厘头的人治。什么是德、什么是道德？孔子教了我们一辈子，数一数2500年后有几个文人精英说得出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只是说了句大实话，而且此话不是对平民说的。

法家的愚民很特殊因为法家哲学诞生于礼坏乐崩、群龙无首的战国乱世，法家治国的目标是做强、取胜、称霸，最终统一天下。简言之，道家儒家哲学做人、礼让不争，法家哲学就是全争、做强。目的不同、动机不一，谋略、手法当然随之大相径庭。壹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商君书》精彩实用的驭民五术的目的只有一个：强国、统一七国。学习国学、理解祖宗的百家智慧必须结合当时的历史，正如易经所谓的顺势而为。没有商鞅就没有秦始皇，没有秦始皇就没有统一，没有天下一统就没有独尊儒术，没有儒学就没有5000年不死的华夏古文明。

此地有几个大师会赞同上述的论证？没几个。事实上，绝大部分人根本不在乎，而且人人都有自己的“真”理而不懂自然之道为何物，可见执政者实行壹民、愚民政策的必要。当然，执政者施行愚民政策不等于执政者明白上述的论证，愚民是所有统治者首选的为国之策，中西普世。区别在于如何愚民，法家、道家是做强和做人的两个极端，在大一统的形势之下，灵活变通于法家、出世道家哲学之间的儒家无疑是统一中国以后的各朝首选。但是，不可片面地以人为本，法家的严刑峻法始终有它的现实意义，完全可以沿用于局部地区如新加坡和局部行业，米国在很多方面就是个法家严刑峻法治国的典范。

中国历来所谓的“法”，根本不是现代文明的法律之法。在这片世代以农耕为基业的地方，一直是围绕土地的控制权不断争斗更替，不断通过把土地作为生存基础捆绑人，行苛捐杂税而让统治者坐享其成，整个利益集团就是个大地主。而今天对房地产的旷世热情，也是源自骨子里的小农意识。

为了巩固生杀予夺、为所欲为、穷奢极欲的特权，他们基本上沿用两种办法：一是养一批穷凶极恶的鹰犬，用恐怖手段控制人民，同时防止有人以武力谋取自己的地位，即弱民；二是用文化愚昧，辅以“法“，就是规矩，也可以说是家法。由是，这个法的目的就很清晰了，首要作用是划条鸿沟和层级，犯上作乱、不服管治是必须极罪的；次要作用是维持社会平衡，让百姓任劳任怨，甘心为奴为婢。甚至可以导演并随心所欲地变通，让奴隶们始终有各种各样的矛盾，然后他们可以把“罪大恶极”的人杀掉，让其他人感恩戴德。因此，象商鞅这种人，想要跻身入利益圈，必须有让主子需要的能力去解决麻烦。

所以，一代代的政权交替与革命，不过是皇帝轮流做而已。举事的时候，起义者会挑出在位者的漏洞加以利用，往往借天灾人祸的时机煽动群众，要知道长期愚弱下来的底层人民，只有在面临几乎难以生存的状态和给予可能华丽转身的梦想诱使下，才可能疯了般地响应，而且必须先找到几个百姓中的流氓无产者，让那些好吃懒做、平时就游手好闲、又有匪气的家伙做骨干，许之富贵，他们就会威逼利诱普通人做炮灰。

一旦成事，新奴隶主最重视的，就是补上漏洞，企图杜绝再有强人仿效。同时一面把以前的主子妖魔化以使自己合理化，一面更严酷地加强对底层的管制，加上更强化地弱民、愚民。

如此，家法当然会随时变通应景。但其核心绝对是一致的。可见，这样几千年的悠久传承，积累了多少反人性反发展的糟粕，并且形成了深重的愚昧和奴性。可是，正因为其剥削与贪恶的本性，所以到了一定时间，就必然骄纵必然腐朽，这时，意味着新的团伙又有上位的机遇。以此去理解“法“，便简捷明了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