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金陵凤凰台>赏析

<登金陵凤凰台>赏析

凤凰台上凤凰游， 凤去台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 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 一水中分白鹭洲。

总为浮云能蔽日， 长安不见使人愁。

李白很少写律诗，而《登金陵凤凰台》却是唐代的律诗中脍炙人口的杰作。此诗是作者流放夜郎遇赦返回后所作，一说是作者天宝年间，被排挤离开长安，南游金陵时所作。

开头两句写凤凰台的传说，十四字中连用了三个凤字，却不嫌重复，音节流转明快，极其伏美。“凤凰台”在金陵凤凰山上，相传南朝刘宋永嘉年间有凤凰集于此山，乃筑台，山和台也由此得名。在封建时代，凤凰是一种祥瑞。当年凤凰来游象征着王朝的兴盛；如今凤去台空，六朝的繁华也一去不复返了，只有长江的水仍然不停地流着，大自然才是永恒的存在！

三四句就“凤去台空”这一层意思进一步发挥。三国时的吴和后来的东晋都建都于金陵。诗人感慨万分地说，吴国昔日繁华的宫廷已经荒芜，东晋的一代风流人物也早已进入坟墓。那一时的烜赫，在历史上留下了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呢！

诗人没有让自己的感情沉浸在对历史的凭吊之中，他把目光又投向大自然，投向那不尽的江水：“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三山”在金陵西南长江边上，三峰并列，南北相连。陆游《入蜀记》云：“三山，自石头及凤凰山望之，杳杳有无中耳。及过其下，距金陵才五十余里。”陆游所说的“杳杳有无中 ”正好注释“半落青天外”。李白把三山半隐半现、若隐若现的景象写得恰到好处。“白鹭洲”，在金陵西长江中，把长江分割成两道，所以说“一水中分白鹭洲 ”。这两句诗气象壮丽，对仗工整，是难得的佳句。

李白毕竟是关心现实的，他想看得更远些，从六朝的帝都金陵看到唐的都城长安。但是，“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这两句诗寄寓着深意。长安是朝廷的所在，日是帝王的象征。陆贾《新语·慎微篇》曰：“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月也。”李白这两句诗暗示皇帝被奸邪包围，而自己报国无门，他的心情是十分沉痛的。“不见长安”暗点诗题的“登”字，触境生愁，意寓言外，饶有余味。相传李白很欣赏崔颢《黄鹤楼》诗，欲拟之较胜负，乃作《登金陵凤凰台》诗。《苕溪渔隐丛话》、《唐诗纪事》都有类似的记载，或许可信。此诗与崔诗工力悉敌，正如方回《瀛奎律髓》所说：“格律气势，未易甲乙。”在用韵上，二诗都是意到其间，天然成韵。语言也流畅自然，不事雕饰，潇洒清丽。作为登临吊古之作，李诗更有自己的特点，它写出了自己独特的感受，把历史的典故，眼前的景物和诗人自己的感受，交织在一起，抒发了忧国伤时的怀抱，意旨尤为深远。

（袁行霈）

李白的诗创作，多激昂慷慨之歌，少悲凄愁怨之曲，大起大落，大开大阖，恣肆汪洋，潇洒奔放，富于极为浓郁的浪漫色彩与独特的艺术风格。

“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对李白诗歌的艺术风格，杜甫作如是说。

“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读之则神驰八极，测之则心怀四溟”。对李白诗歌的艺术风格，皮日休作如是说。

“如张乐于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椠人所可拟议”。对李白诗歌的艺术风格，陈师道亦作如是说。

在对李白诗歌艺术风格的众多探讨里，或许以严羽的概括最为准确恰当，他命之曰飘逸。严羽还特意在《沧浪诗话》中以“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标举李杜诗学不同的艺术风格。而所谓飘逸者，诚如袁行霈先生所诠释的那样：“如春烟，如秋溟，如天外之鹏飞，如海上之浪翻，无拘无束，舒卷自如，才情豪迈，无迹可求”。

具有飘逸风格的李白，由于性格上不受拘束，艺术上崇尚“清水出芙蓉，天然自雕饰”的审美，因此，很少写格律谨严的律诗。然而，天才毕竟是天才，尽管李白很少写作律诗，但他的《登金陵凤凰台》却脍炙人口，并且还被尊为七律中的极品。

这首诗写于唐玄宗天宝年间，为李白奉命“赐金还山”、南游金陵时所作。全诗以登临凤凰台时的所见所感而起兴唱叹，把天荒地老的历史变迁与悠远飘忽的传说故事结合起来摅志言情，用以表达深沉的历史感喟与清醒的现实思索。

开头两句李白以凤凰台的传说起笔落墨，用以表达对时空变幻的感慨。“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自然而然，明快畅顺；虽然十四个字中连用了三个“凤”字，但丝毫不使人嫌其重复，更没有常见咏史诗的那种刻板、生硬的毛病。凤凰台为地点，在旧金陵城之西南。据《江南通志》载：“凤凰台在江宁府城内之西南隅，犹有陂陀，尚可登览。宋元嘉十六年，有三鸟翔集山间，文彩五色，状如孔雀，音声谐和，众鸟群附，时人谓之凤凰。起

台于山，谓之凤凰山，里曰凤凰里”。李白用“凤凰台”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登临抒怀，而是别有机杼。从远古时代开始，凤凰便一直被认为有祥瑞的意义，并且与社会的发展有关：美好的时代，凤凰鸟则从天而降，一片天籁之声。因此，凤凰鸟的出现，多半显示着称颂的意义。然而李白在这里首先点出凤凰，却恰恰相反：他所抒发则是由繁华易逝，圣时难在，惟有山水长存所生发出的无限感慨。引来凤凰的元嘉时代已经永远的过去了，繁华的六朝也已

经永远的过去了，只剩下浩瀚的长江之水与巍峨的凤凰之山依旧生生不息。

三四句的“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从“凤去台空”的变化时空入手，继续深入开掘其中的启示意义。“生子当如孙仲谋”的吴大帝，风流倜傥的六朝人物，以及众多的统治者，他们都已经被埋入坟墓，成为历史的陈迹；就连那巍峨的宫殿如今也已经荒芜破败，一片断壁残垣。煊赫与繁华究竟留给历史什么可以值得纪念的东西呢？这里含蕴着李白独特的历史感喟。那些“投汩笑古人，临濠得天和”与“功高不受赏，长揖归故园”的高士、哲人，获得了李白特殊的尊敬。同时，李白敢于藐视封建秩序，打破传统偶像的精神束缚，以至于轻尧舜，笑孔丘，平交诸侯，长揖万乘。所以，李白对这些帝王的消逝，除去引起一些感慨之外，没有丝毫惋惜。那么，当他把历史眼光聚焦在那些帝王身上的时候，蔑视的态度是显而易见。花草蓬勃，天地依旧，一切都按照规律变化发展着。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千古的兴亡！

“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接下二句表现出李白没有让自己的思想完全沉浸在对历史的凭吊当中，而把深邃的目光投向大自然的情怀。三山亦为地点，旧说在金陵西南的江边。据《景定建康志》载：“其山积石森郁，滨于大江，三峰并列，南北相连，故号三山”。又据陆游的《入蜀记》载：“三山自石头及凤凰台望之，杳杳有无中耳，及过其下，则距金陵才五十余里。”陆游所说的“杳杳有无中”，恰好笺注说明了“三山半落”那若隐若现的景象描写。尤其是那江中的“白鹭洲”，横亘于金陵西长江里，竟把长江分割成为两半。于是，自然力的巨大、恢阔，赋予人以强健的气势，宽广的胸怀，也把人从历史的遐想中拉回现实，重新感受大自然的永恒无限。

李白虽然具有超脱尘俗的理想愿望，但他的心却始终关切着现实政治与社会生活，于是当他对历史与自然进行亲切的光顾之后，又把自己的眼睛转向现实政治。他极目远眺，试图从六朝的帝都放眼到当时的权力中心，亦即自己的心之所向的首都长安。然而他的努力失败了，原因是“总为浮云能蔽日”，只好“长安不见使人愁”。于是，浮云悠悠，愁思无限，壮志难酬，哀怨如缕。在这里李白化用了陆贾《新论·慎微篇》中的“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

日月也”的说法，用来寄予自己的内心怀抱。他的痛苦，他的疾恶如仇，他的“与尔同消万古愁”的情结，仿佛也就容易理解。特别是其中的“长安不见”又内含远望之“登”字义，既与题目遥相呼应，更把无限的情思涂抹到水天一色的大江、巍峨峥嵘的青山与澄澈无际的天空当中。这样心中情与眼中景也就茫茫然交织在一起，于是山光水色，发思古之幽情，思接千载；江水滔滔，吟伤今之离恨，流韵无穷。

李白是天才诗人,并且是属于那种充满创造天才的大诗人。然而,惟独李白临黄鹤楼时,没能尽情尽意，“驰志”千里。原因也很简单，所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因而，“谪仙诗人”难受、不甘心，要与崔颢一比高低；于是他“至金陵，乃作凤凰台诗以拟之”，直到写出可与崔颢的《黄鹤楼诗》等量齐观的《登金陵凤凰台》时，才肯罢休。

这虽然是传言，但也挺恰切李白性格。《登金陵凤凰台》博得了“与崔颢黄鹤楼相似，格律气势未易甲乙”的赞扬。其实，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崔颢的《黄鹤楼诗》，它们同为登临怀古的双璧！

李白《登金陵凤凰台》的艺术特点，首先在于其中所回荡着的那种充沛、浑厚之气。气原本是一个哲学上的概念，从先秦时代起就被广泛运用。随着魏晋时期的曹丕以气论文，气也就被当做一个重要的内容而在许多的艺术门类里加以运用。虽然，论者对气的理解、认识不完全相同，但对所含蕴的思想性情、人格精神与艺术情调，又都一致认同。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中明显地充溢着一股浑厚博大之气，它使李白观古阅今，统揽四海于一瞬之间，且超然

物外，挥洒自如。浑厚博大之气使李白渊深的思想，高妙的见解，阔大的心胸，成为编织巨大艺术境界的核心与精神内含。就像透过“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的巨大立体时空，可以感受到历史的脉搏跳动与诗人的呼吸一样，通过李白的举重若轻，从容自在，以浩然雄大之气充塞整个诗歌境界的努力，也能更进一步感受到他整个诗歌以气夺人的艺术特点。

李白《登金陵凤凰台》的艺术特点，又在于对时空观念的完美表达。这既体现在对历史与自然的认识上，也体现在他构造时空艺术境界的表达方法上。李白强调的自然永恒不朽，一方面是宣传他的以自然为中心的“物我为一”的世界观，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揭露历史上的统治神话。因为从古而来，几乎所有的统治者他们都宣扬自己的世代永存与精神不灭，并且还把这样一种模式灌输到人们的意识形态当中，使人深信不疑。但是，李白则对此不以为然。他

认为即或是极为强有力的统治者，就像秦始皇，他可以“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然而他终归也要“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古风其三），烟消云散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在李白看来，宇宙万物之中，能够获得永恒存在的只有自然。

一切的繁华与骄奢淫逸都会烟消云散；如果说它们还存在，似乎也只是作为自然的反衬而存在的。另外，李白在表现自然力量的雄大与变化的时空观时，则选取了最为典型的事物，即“三山半落”之混茫与“一水中分”之辽阔，从而构造出阔大的境界，并且把历史的变迁，即时间的改变与地点的依旧，即空间的不改整体地表现出来，启发人们作更深的思考。

李白《登金陵凤凰台》的艺术特点，还在于别致自然的遣词造句。由于诗以寓目山河为线索，于是追求情随景生，意象谐成也就显得特别重要。“凤凰”的高飞与“凤凰台”的“空”，洁净、疏郎，显然与诗人潇洒的气质和略带感伤的情怀相一致，且意到笔到，词义契合，起到了内外呼应的作用。另外，整首“登临” 的内在精神，与“埋幽径”“成古丘”的冷落清凉，与“三山”“一水”的自然境界，与忧谗畏忌的“浮云”惆怅和不见“长安”无奈凄凉，都被恰切的语词链条紧紧地钩连在一起，从而当得起“古今题咏，惟谪仙为绝唱”的赞誉。

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一诗，以其旷达高远与略带黯淡色彩的吟咏，成为文学史上独特的凤凰咏叹调。

登金陵凤凰台 赏析

作品原文

登金陵凤凰台

——李白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作品鉴赏

该诗虽属咏怀古迹，然而字里行间隐寓着伤时的感慨。开头两句写凤凰台的传说，点明了凤去台空，六朝繁华，一去不返。三、四句就“凤凰台”进一步发挥，东吴、东晋的一代风流也进入坟墓，灰飞烟灭。五、六句写大自然的壮美。对仗工整，气象万千。最后两句，面向唐都长安现实，暗示皇帝被奸邪包围，自身报国无门，十分沉痛。 该诗与崔颢《登黄鹤楼》相较，可谓“工力悉敌”。其中二联，虽是感事写景，意义比之崔诗中二联深刻得多。结句寄寓爱君之忱，抒发忧国伤时的怀抱，意旨尤为深远。但李白的诗就气魄而言，却远不及崔颢的诗宏伟。

http://baike.baidu.com/view/155438.htm?fr=ala0_1_1

登金陵凤凰台鉴赏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凤凰台上曾经有凤凰鸟来这里游憩，而今凤凰鸟已京飞走了，只留下这座空台，伴着江水，仍径自东流不停。当年华丽的吴王宫殿，及宫中的千花百草，如今都已埋没在荒凉幽僻的小径中，晋代的达官显贵们，就算曾经有过辉煌的功业，如今也长眠于古坟中，化为一抔黄土。我站在台上，看着远处的三山，依然耸立在青天之外，白鹭洲把秦淮河隔成两条水道。天上的浮云随风飘荡，有时把太阳遮住，使我看不见长安城，而不禁感到非常忧愁。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应该就是登高的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在诗词里常以浮云指小人，以白日比喻君主。浮云蔽白日是指奸邪之小人，围绕于君王四周，向君王进谗言陷害贤臣，使忠臣没有机会向皇帝进谏言。下句「长安不见使人愁」，指李白感叹自己被放逐，眼见天上浮云杳杳，不见长安，忧愁自己再也没有机会到长安，或者说，安史之乱，玄宗迁西蜀，太子即位灵武，唐室山河尚未收复，为长安城忧伤。 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鉴赏《登金陵凤凰台》与《登黄鹤楼》

论《黄鹤楼》与《登金陵凤凰台》

（著者：敬亭山）

崔颢（？-754）《黄鹤楼》与李白(701-762)《登金陵凤凰台》都是传颂千古的名篇，在中国古代诗话中对两诗之品鉴比较，其作为一个话题，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考其所由来，当推严羽（宋理宗时人，理宗1225-1264在位）首发其端，其在《沧浪诗话*诗评》中说：“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诗为第一。”江淹所谓“娥眉讵同貌而俱动于魄，芳草宁共气而皆悦于魂”（《杂体诗序》），在诗歌鉴赏中论甘忌辛，好丹非素，各人所嗜不一，必欲定其为压卷，亦难服众矣。如明代何景明（1483-1521）就取沈佺期（约656-713）“卢家少妇郁金堂”为第一，明代胡应麟（1551-1602）与清代潘德舆（1785-1839）就以杜甫（712-770）“风急天高猿啸哀”为第一。

严羽之后，首次把崔诗与李诗相提并论的是宋末元初人方回（1227-1307）。因为崔诗与李诗有相互比较品鉴的基础：两诗都有很高的艺术成就，无论用韵，题材，题旨，气势，格律各方面均堪角力，最能引发品鉴比较的兴味，方回即在他的《瀛奎律髓》中比较了两诗的相似，他的结论是两诗“气势格律未易甲乙”。后来清代的纪昀（1724-1805）不同意方说，说李诗“气魂远逊于崔诗，云未易甲乙，误也。”又说：“太白不以七律见长，如此种俱非佳处”云云。

方回之后，后世所喧传之崔颢题诗，太白废笔的故事，最初出于元代西域人辛文房所撰《唐才子传》，据说李白登黄鹤楼而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无作而去，为哲匠敛手云”。李后作《登金陵凤凰台》，欲与崔一较胜负也。此虽传说如此，亦暗含扬崔抑李之意矣。

到了明代，王世贞（1526-1590）之弟王世懋（1536-1588）在《艺圃撷余》中详论两诗得失优劣，左袒崔诗，极具见地。明末清初的批评家金圣叹（1608-1661）在《贯华堂选批唐才子书七言律》中批评李诗：“人传此是拟《黄鹤楼》诗，设使果然，便是出手早低一格。”与纪昀同时的蘅塘退士孙洙（1711-1778）亦以崔诗编在《唐诗三百首》七言律诗第一篇定其压卷。到了近代，高步瀛在《唐宋诗举要》中说：“太白此诗全摹崔颢《黄鹤楼》，而终不及崔诗之超妙，惟结语用意似胜。”是贬中有褒。喻守真编注《唐诗三百首详析》，因注重格律，始变蘅塘退士所定崔诗之位置，置其于七言律中之第二篇，虽论崔李二诗“工力悉敌”，貌作持平之论，雅不欲明言所为左右袒，而细玩其意，亦宁是推崇李诗矣。

上述之粗略梳理，挂一漏万，在所难免。犹足使人头为之昏，目为之眩，不知脚之何立，身之何从。究竟孰高孰下，无所决择。总不成以拥崔人多则高崔，抑或以太白谪仙之才而盲目从李。没有识力，则无从审美。正如清代叶燮（1627-1703）在《原诗*内篇》所说：

“今夫诗，彼无识者既不能知古来作者之意，并不自知其何所兴感触 发而为诗;或亦闻古今诗家之论,所谓体裁格力,声调兴会等语,不过影响于耳,含糊于心,附会于口,而眼光从无着处,腕力从无措处,即历代之诗陈于前,何所决择,何所适从?人言是则是之,人言非则非之……人云亦云,人否亦否,何为者耶?夫人以著作自命,将进退古人,次第前哲,必具有只眼,而后泰然有自居之地.倘议论是非,聋瞀于中心,而随世人之影响而附会之,终日以其言语笔墨为人使令驱役,不亦愚乎?且有不自以为愚,旋愚成妄,妄以生骄,而愚益甚焉.原其愚,始于无识,不能取舍之故也。”

所以为学贵先有识，而识亦需学来养。明代李东阳（1447-1516）《怀麓堂诗话》说：“予尝谓识得十分，只做得八九分……若是者往往而然，然未有识分数少而作分数多者，故识先而力后。”可见识之重要。明代李贽（1527-1602）故有“天下唯识为难”（《焚书》卷四）之叹。识不仅要识得何为好，更要识得何为不好。吴聿《观林诗话》谓：“昔人有言：马有三百四病，诗有三百八病，诗病多于马病。”黄庭坚（1045-1105）《次韵奉酬荆南判向和卿六言》诗：“更能识诗家病，方是我眼中人。”喻守真识得崔诗的好，他说：“可见这诗的好，好在眼前景物，脱口而出，又自然又宏丽，并且有风骨”，却识不得其不好，不是诗病乃被其看成是诗病，他评崔诗说：

“但在律论律，此诗颔联竟完全是古诗句法，上句连用六仄，下句连用五平，律句既不能入古，古诗那便可以入律？古人兴到笔随，偶弄狡狯，究竟不可以为法。我们做律诗，倘夹入古诗句法，就难免给人讥评了。”

此说正是王夫之（1619-1692）所谓“塾师赚童子法”，崔颢不是我们，崔颢是唐人，拘唐人以就格律，前之未闻，不免贻笑大方。盖律诗作为一种成熟的文体，是经由沈佺期，宋之问（约656-约713），杜审言（约645-约708）才逐步定型，到杜甫手中才得以发扬光大，集其大成（参见易奥法《养心斋诗论续编·近体诗形成之探索》）。但唐人正不以此自限，杜甫夔州以后尝试作拗体即是明证。郭绍虞先生在《沧浪诗话校释》中从用韵叠字等方面证明直到宋代“宋人学古，始以律严相矜”，即是说格律要求直到宋代才慢慢变得严格起来，至明代这一类议论更甚，如王世贞《艺苑卮言》：“五言至沈宋，始可称律，律为音律，法律，天下无严于是者，知虚实平仄不得任情而度，明矣。”胡应麟《诗薮·内篇》卷一：“近体之攻，务先法律”，在古代诗话中未闻苛求唐人以格律者也。杜甫诗尚不如此自限，况早于杜之崔诗李诗，可拘其以就格律乎？这是识力不够，乱发议论的例子。余每叹世无伯乐，言无定准，徒使驾盐车上太行者，自鸣骏足耳。今人金性尧即识得崔诗之好：“三四两句，似对非对，且上句连用六仄，下句连用五平，作者写时当是信手而就，一气呵成，读来依旧音节浏亮，并不拗口。”两者观象一致，结论殊异，孰是孰非，岂非一目了然？

比较崔李二诗，似乎可以说，就诗的功能论“诗言志”而言，李诗似高一筹，高步瀛所谓“惟结语用意似胜”即着眼于此，现在一般评论者仍以太白忧国，比之崔诗思家，思想境界要大，其实这只是皮相之论，王国维（1877-1927）《人间词话》早已言之：“境界有大小，不以是分优劣”，因为诗是情感的表达，情感只有深浅、厚薄、真伪、美丑之分，必欲分大小，大小亦不足以决定一个艺术品的高下。文学史上一些传世名篇并不是说都表达了多么高远、高大、高深的思想，而成千上万的作家和作品表达了相同或相似的思想和情感，但只有极少数受到关注，其间，艺术成就的高低起了巨大的作用。从这一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艺术性比思想和意图更为关键。一位诗人说什么是重要的，但尤为重要的是，他说得好还是不好[更极端的说法是英国批评家布拉德雷（1851-1935）在《为诗而诗》里说的：“一位诗人说些什么是无关重要的，只要他说得好。就诗而言，（说）什么是无足轻重的，如何（说）却是一切”。他还说，“素材、题目、内容，实质并不决定什么”，只要他说得好才是一切]，再伟大的思想，再恢宏的境界，再高远的情怀，如果表达得不好，也不是好的文学，甚或不配称为文学，否则，我们把一个只会写“终极关怀”四字的学童看得高于李白，这显然于情理不通。因此从艺术性的角度来看崔李二诗，王世懋的观点才切中肯綮，搔着痒处：

“崔郎中作《黄鹤楼》诗，青莲短气，后题《凤凰台》，古今目为劲敌。识者谓前六句不能当，结语深悲慷慨，差足胜耳。然余意更有不然，无论中二联不能及，即结语亦大有辨。言诗须道兴比赋，如‘日暮乡关’，兴而赋也；‘浮云蔽日’,比而赋也,以此思之,‘使人愁’三字虽同,孰为当乎?‘日暮乡关’‘烟波江上’,本无指著,登临者自生愁也；‘浮云’‘蔽日’,‘长安不见’,逐客自应愁,宁须使之?青莲才情,标映万载,宁以予言重轻?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窃以为此诗之不逮,非一端也.如有罪我者,则不敢辞。”

从“不涉理路，不落言荃，唯有兴趣”的角度来看，《黄鹤楼》无疑更具有“完整自足的心象”。这首诗首先营造了一种气氛，一种可以暗示多种意义的气氛，“空”，着重描写的是一种状态，“此地空余黄鹤楼”，“白云千载空悠悠”，鹤去楼空，白云悠悠，令人怅惘，但不一定指向乡愁。到“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原本笼罩在想象和神话之中的景物才异乎寻常地清晰起来，终于，面对暮色苍茫、烟霭沉沉的长江，一缕淡淡的忧愁涌起。在这里，“意象”的如流水般的自然呈现，达到了王夫之所谓“现量”说的真境界：“现者，有现在义、有现成义、有显现真实义。现在不缘过去作影；现成一触即觉，不假思量计较；显现真实，乃彼体性本自如此，显现无疑，不参虚妄。”（《相宗络索·三量》）诗人的意绪，那些源于自由感觉的意绪，如弥漫的烟雾，要加以清晰的界定和阐释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我们要完整地传达这种意绪，就应尽量避免涉于理路，就应尽量向读者提供含蕴丰富的意境，“排除思想分析而直入世界内部的特征”正是“现量”的要义。因为在实际的经验里，时间、空间、因果本是不存在的，我们将时间、空间、因果点出，这是逻辑思维干予的结果，是对原生态感受的切割与肢解，其结果是摧毁了感觉的全面性与真实性。[如明代谢榛《四溟诗话》中即举例说：“韦苏州曰：‘窗里人将老，门前树已秋’，白乐天曰：‘树初黄叶日，人欲白头时’，司空曙曰：‘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三诗同一机杼，司空为优，善状目前之景，无限凄感，见乎言表。”这就表明了前面二首诗中“将”、“已”、“初”、“欲”的指点说明，破坏了原本时空未分的直观视觉，而司空曙不加说明和解释，却完整地呈现出其间所含蕴的内在的紧张，时间、人事的白云苍狗般的变化和难以把握都传给了读者，无须再费唇舌。古代诗话中常见的“寓目则书”（钟嵘《诗品》）、“俯拾即是，不取诸邻”（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自然》）、“直致所得”（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眼处心生”（元好问《论诗绝句》）、“好诗须在一刹那揽取，迟则失之”（徐增《而庵诗话》），与王夫之所说的“现量”都是这个意思]在这里，李诗即不免涉于理路，落下言荃，而分别计较之心太重，如“半落”、“中分”、“浮云”、“蔽日”，且如王世懋所说，既为“浮云”“蔽日”，“长安不见”，乃“逐客自应愁”，而何处不可愁，必欲于凤凰台上愁乎？此即为金圣叹所说“求其所以必写凤凰游而不得也”，由此可见李诗在意象的营造、运用上还未能宛转如意、还有某种欠缺。从上分析可以说，在这里，“意象”的自然呈现比命意重要，一首诗的价值不取决于命意，许多传世的经典名篇，其思想性可能并无超拔之处，因此不要仰仗思想性，以为仅凭此便可以取得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唐诗之风神情韵，正在于不涉理路、不落言荃，其所以高出于宋诗之筋骨思理，道理正在于此。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结论说：崔颢《黄鹤楼》诗在艺术上确胜李诗一筹。但这并不因此可以说我们就可以降低对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一诗应有的尊敬，金圣叹称李诗仍不失“大家风轨”。庸人妄评，浅人妄改，倒使我想起法国批评家布瓦洛（1636-1711）在《郎加拉斯<论崇高>读后感》中的一段话来，我就以此作结吧：

“有一些作家在许多世纪中都一直在获得赞赏，只有少数趣味乖僻的人（这种人总是随时都有的）才瞧不起他们，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如果要对这些作家的价值有所怀疑，那就不仅是冒昧的，而且是愚蠢了。如果你看不出他们作品的美，你不能因此就断定它们不美，应该说你瞎了眼，没有鉴赏力。大多数人在长久时期里对显有才智的作品是不会看错的。……一个作家的古老对他的价值并不是一个准确的标准，但是人们对他的作品所给的长久不断的赞赏却是一个颠扑不破的证据，证明人们对它们的赞赏是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