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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身后之事

2021-07-17 00:50今日中国

简介死亡往往是我们生活中的禁忌话题，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可以找到许多说法替代死。一方面讳言死亡，另一方面死亡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事实，中国传统文化对丧葬尤为看重。那么，矛盾的情绪发酵出了怎样的社会影响？人们又是如何处理自身以及亲人的身后之事？...

死亡往往是我们生活中的禁忌话题，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可以找到许多说法替代死。一方面讳言死亡，另一方面死亡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事实，中国传统文化对丧葬尤为看重。那么，矛盾的情绪发酵出了怎样的社会影响？人们又是如何处理自身以及亲人的身后之事？

死亡往往是我们生活中的禁忌话题，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可以找到许多说法替代死。社会上甚至流行着一种恐4症，人们在选择手机号、车牌号、电梯楼层时都会避开4这个数字。

一方面讳言死亡，另一方面死亡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事实，中国传统文化对丧葬尤为看重。那么，矛盾的情绪发酵出了怎样的社会影响？人们又是如何处理自身以及亲人的身后之事？

殡葬改革

新中国建立后，沿袭数千年入土为安的土葬习俗和事死如事生的厚葬久丧观念，在这个古老的国度悄悄发生改变。

1956年4月27日，出于破除迷信、节约丧葬成本、保护耕地、防止瘟疫等原因，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151位领导人在《倡议实行火葬》上签名，倡议身后实行火葬，只留骨灰，不保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这一活动揭开了中国内地殡葬改革的序幕，对移风易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65年7月，内务部（民政部前身）颁发《关于殡葬改革工作的意见》，这是全国範围内全面推行殡葬改革的开始。火葬、从简成了建国后殡葬改革的两个关键词。随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打断了这一进程。

文革结束后，《关于殡葬管理的暂行规定》（1985年）、《殡仪馆等级标準》（1990年）、《殡葬管理条例》（1997年）等行政法规的颁布和实施，使我国的殡葬管理、殡葬服务和殡葬改革工作向科学化、规範化和优质化方向发展有了依据。殡葬改革也从前期的倡导阶段（1949-1985年）初步进入到法制阶段（1985年后）。

经过六十几年的宣传和推广，殡葬改革取得了显着的成效。

遗体告别代替了发丧送葬，戴黑纱白花代替焚香摆供，鞠躬默哀代替磕头跪拜，播放哀乐代替吹吹打打、鸣放鞭炮······

鲜花祭奠、网络祭奠、追思会、植树祭奠等新的祭奠方式出现。

公墓也是新式葬俗的又一例证。我国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开始建立经营性公墓与公益性公墓。经营性公墓是指为城镇居民提供骨灰或遗体安葬实行有偿服务的公共墓地，属于第三产业。公益性公墓是以乡、村为单位建设的地区性公共服务设施，原则上只准埋葬本乡、本村的死亡居民，不得对外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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殡葬机构逐步健全，形成了一个新兴的特殊服务行业。截至2017年底，全国共有殡葬服务机构4132个，殡仪职工达8.1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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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解的难题

然而殡葬改革中最受关注的火化率，从1986年有数据起的26.2%升至2005年53%后，再未超过50%，2017年遗体火化率仅为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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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化率的不理想导致许多地方为追求数据的提高强力推行殡葬改革，从而引发了一系列冲突。

民政部一零一研究所所长李伯森指出问题的癥结：长期以来，我国没有建立一套衡量殡葬改革成效的综合性评价体系，导致微观层面的火化率，就成了衡量殡葬改革成败的唯一的导向性考核指标。

除了火化率和政绩联繫在一起外，更深层次的难题浮现：即政府政策如何与普通民众的朴素情感和信仰达成平衡。

虽然，政策出台的初衷是好的，是为了平坟复耕，提高农地使用率，统一规划和管理耕地。可是几千年来入土为安传统殡葬习俗自有其强大的生命力，行政部门强力推进殡葬改革採取一刀切的做法极易引发反弹。

许多媒体认为不如把这个难解且民意反弹巨大的事情交给时间，光明网的一篇评论中写道：丧葬火化是大势所趋。对此，即使是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人们也并非昧于此势。对于那些离土打工的中青代农民及其后代来说，改变丧葬观已非难事。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郑风田教授也建议，殡葬改革应该循序渐进，例如按照年龄、文化程度、接受程度进行分层，并尊重年事已高，无法接受火葬的老人意愿。

殡葬消费现状：死不起的忧虑

死不起的舆论始终是围绕中国殡葬行业的一朵乌云。纵观全球，死不起的并非只有内地居民，据《文汇报》报道，2010年日本全国丧葬费平均一次达到200万日元（约合10.3万元人民币）。2015年美国殡仪总监协会的资料显示，土葬葬礼的平均费用为7182美元，如果加上墓地相关费用，约为1万多美元。

那么，在中国内地送走一位逝者究竟要花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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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殡仪消费包括遗体接运、告别厅租用、遗体冷藏、租花圈、骨灰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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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指导价：是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或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定价权限和範围规定基準价及其浮动幅度，指导经营者制定的价格。

从北京市的殡葬消费账单，我们可以看到殡仪消费不算昂贵，原因是殡仪馆的基本殡葬服务通过政府定价。据统计，截至2010年底，全国已有10个省（市）52个地市134个县（区）对辖区居民的基本殡葬服务费用进行了减免或补贴。随着政府投入的增大，中国殡葬服务制度的公共性与福利性逐渐增强。

大额消费主要集中于墓地的花费，这也是死不起忧虑的来源。

近年来，全国每年死亡人口达900多万，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死亡率仍在不断上升。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型城市很多公墓都出现墓地紧缺情况。2013年，上海44座经营性公墓的用地总量为7000亩，已使用5000多亩，如果以传统墓葬每年的土地消耗量计算，数年内80%以上的公墓将面临无地可葬。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一位给母亲办后事的长沙市民的话很有代表性：亲人走了，安葬是她最后的归宿。选择一处好的墓地，是做子女的一份孝心。这不是钱的问题，如果没有将后事安排好，心里不踏实。在土地资源紧缺和民众情感需求的双重助推下，公墓价格不断提升。

虽然国家一直在清理、整顿公墓，却无法真正解决骨灰存放和处理问题。因此，少佔或不佔土地的绿色生态葬得到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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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採取绿色殡葬的市民可以得到政府补贴，例如北京、大连等城市海葬费用全免。即便如此，绿色殡葬仍处于叫好不叫座的尴尬局面。上海殡葬文化研究所所长诸华敏解释道，老的墓葬模式影响了人们几千年，替代起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至少，清理殡葬暴利，让人死得起是可以寄望的。

殡葬职工的生态

殡葬行业的发展，还少不了一群默默无闻为亡者提供服务的殡葬职工的努力。

申知是湘潭殡仪馆的一名殡葬工作人员，她的个人经历也是这个特殊群体大部分人的命运。接受新华社採访时，她说道，从事殡葬行业最难受的不是工作带来的恐惧、枯燥、责难，而是世俗观念对他们的偏见、排斥、不尊重。别人了解我的工作性质后，经常下意识地后退几步，然后用一种惊恐的眼神打量我，仿佛我是一个异类。申知坦言，这种时候每个殡葬人心中都会有一点难言的愤怒。她在生活中只能更加小心翼翼：从不轻易去别人家做客，特别是对方家里有老人生病时。不敢主动跟人握手，不跟人说再见，一路小心之类的话语，逢年过节不跟人打电话、发短信。她甚至不敢结交新的朋友，也从不主动介绍自己的职业。以前没有人愿意从事社会地位低的殡葬业，技艺传授也是採用『师傅带徒弟』的方法。现在，殡葬行业仍是最需要吃苦、最需要理解的行业。

真实的数据更能说明问题，2014年，民政部课题组曾前往全国十个省市，开展殡葬职工心理健康状况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参评殡葬业职工现阶段心理健康状况显着差于全国平均水平，部分地区职工心理问题检出率甚至超过50%。性别、遗体接触程度、工作年限等因素与心理健康状况无显着相关，这种情况进一步说明影响殡葬员工心理健康水平的根本因素是社会文化对该职业的偏见，而不是工作内容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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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反映出中国死亡教育的不足。不过，这一局面正在得到改善，近年来，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广州大学等高校已相继开设死亡教育相关课程，写遗书、立遗嘱、参观殡仪馆等课外实践形式也逐渐加入到教学中。2018年11月，山东大学就带领数十名学生到济南市莲花山殡仪馆，参观包括遗体告别、火化、骨灰寄存在内的整个殡葬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