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声家谱里，马三立是“寿”字辈，侯宝林是“宝”字辈，马三立比侯宝林大一辈，所以侯宝林一直称呼马三立为“三叔”。在讲究师承和辈分的相声行里，这个规矩不能乱，所以我们能看到的二人合影，永远是马三立坐着，侯宝林站着。
但辈分不代表名气和成就，青出于蓝胜于蓝的例子比比皆是，这一点似乎也存在于马侯之间。很长一段时期内，侯宝林的名声都要比马三立更大，侯被称为“相声大师”，而马直到晚年才被尊称为“相声泰斗”，大师是跟水平有关的，泰斗凭的还是辈分和资历；政治待遇上，侯也明显比马要强，虽然这里面有方方面面的因素，但不可否认其中还是代表着对其社会贡献的肯定程度的。
那么马三立是不是真的不如侯宝林说的好？
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两人的风格完全不同。如果按照“帅卖怪坏”的说法看，马更接近“怪”，侯更接近“帅”；从“说学逗唱”来看，马更擅长“说”，侯更擅长“唱”；马更长于叙述和塑造，因此其作品中诞生了许多令人难忘的小人物，侯更长于文化和技法的运用，所以其作品中戏曲、方言、历史等内容十分丰富；二人都善于讽刺，但马更多以自嘲形式来完成，而且大多时候只讲不评，留给人自己品味，侯则更多以旁观角度揭露，是杂文式的；马显得更平民，侯显得更精英。
其次，某种意义上马的许多作品或许比侯拥有更长久的生命力。在侯的作品中，时代痕迹非常重，这些东西可能在当时有非常好的效果和重要意义，但时过境迁未必好使；而马的作品时代痕迹就淡了许多，更多的是人性永恒的丑陋和弱点，因此无论观众如何迭代，其表达意图依然有效。
既然如此，为什么马三立的影响力和行业历史地位看起来确实不如侯宝林呢？
他们各自所处的环境是一个直接原因。侯宝林一直在北京从艺，而马三立从1950年起就扎根天津了，虽然两个城市的距离不过一百三十余公里，但北京是首都，对于全国都有辐射作用，其文化也更多的带有全国性，天津只是一个地方，影响范围有限，自然无法相提并论。
而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侯的艺术是殿堂性的，马是江湖性的，因此侯与权力的关系更近，反过来得到的加持也就更多。
1949年以后，文艺为政治服务，所有旧的艺术形式都要接受新社会的改造。侯宝林是相声改革的积极分子和领导者，在他的努力下，相声这门民间艺术不仅得到了文明化清洁，也获得了可以配合形势、发挥宣传作用的新功能。马三立虽然也积极编演新相声，也对相声文明化的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的着力更多还是一个艺术行当自身水准的提升，政治色彩始终淡了许多。加上1958年开始，马就被运动波及，此后19年远离舞台，错过了最能创造作品的壮年时光。
马三立的《买猴》、《开会迷》等也是新相声的代表，但同时与侯的新相声有明显不同的面相
侯宝林的相声新，但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演出影像里，他永远都是穿大褂的
当我说到这里的时候，其实就有另一种误解的危险了。在今天的语境中，似乎“民间的”就是好的、独立的、纯粹的，而只要与权力产生关系就一定是不好的、依附的、另有所图的。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民间也会有阿谀奉承、也有醉翁之意、也有坏的，殿堂里同样有专注的、坚守的、优质的。侯宝林对相声的改革，仍然是以相声为本位的，和后来的歌颂相声、政策相声、口号相声是不一样的，徒子徒孙们丢了底线走了歪路，锅还是不好一味算到前辈头上去。
说回前面，也因为侯的这种特殊地位，因此侯门弟子也基本都身居高位，不断开枝散叶之后，即使是为了抬高自身，也要壮大本门声势，所以就会一直去强化侯宝林的重要与独特，侯的影响力随之越来越大。而马三立的徒弟们显赫者寡，话语权也就掌握得少，对马的追认和抬升自然不及。这都是后人的作用，而且有时与事实并无关系。
所以，马侯二人其实没有绝对的高下，只能说尺有所长、寸有所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