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多次讥讽胡适，为何胡适从不还口？

Answer 1

对于这样的问题是很难回答的，一句不慎是会挨骂的。

胡适，鲁迅，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顶级人物，号称文化大师。毛泽东曾说:鲁迅，称的上是文化革命的主将，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但不是伟大的文学家。胡适，乃为伟大的文学家，但不是革命家。文学界，胡适是帅，鲁迅是将。

胡适与鲁迅，1918年开始交往，同在北大，从相识到好友再到至交。在倡导新文化运动中，他们有共同语言，提倡白话，反对文言，反对旧道德，旧礼教，提倡科学与民主。配合密切，互相呼应。

但可能是两人的背景不同，鲁迅对胡适自有戒怀之心，胡适文化高，知识广，人缘好，性格坦率。鲁迅，性格孤独癖傲，个性强烈，论社会与文化稍低于胡适。鲁迅的一生，没有过于豪华的文章，但总能在文章中的一两句或一两个锋利的词语來刺中实事要害且不畏强权而名贯天下。

胡适的一生，真心喜欢鲁迅兄弟，多次声称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锋健将。欣赏鲁迅的创作，鉴赏鲁迅的创作能力和锋利的笔尖。从不嫉妒鲁迅的才能与创作灵魂。但1926年，确遭周家兄弟的绝交，此后再没往來。胡适很是感概。

尽管鲁迅对胡适断交，且时不时还在文章中漫骂胡适，极尽苛薄之恨，然胡从未放在心上，当然，他们的恶断可能与1922年5月，溥仪召見胡适一事有极大干系，有说胡适要复古，要当帝师等，闹的沸沸扬扬，议论纷纷，一下孑把胡适推向了万丈深渊，这可能也是鲁迅骂胡适与断交的一因吧。但胡适一生从未介怀鲁迅的骂声，始终保持着善意。当1936年鲁迅去世后，有人在发文中攻击谩骂鲁迅时，而胡适则发文替友奋力反击之，力为好友辩护，清冤，洗白。胡适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生前，胡适对鲁迅的谩骂，总是采取老僧不见不闻的态度，从不公开应战，屈身以下，不是怕鲁迅，不是不如鲁迅，不是不知鲁迅，不是有什么短处可避，而是知鲁迅，爱鲁迅，欣赏鲁迅，怕失去好友鲁迅，此乃忍让之故也。明知其误会与过分，也不争辩，不生气，也不怨，也不恨的一人君也。

鲁迅死后，胡甚感怀与悲伤，从未发过恶声，其心情，其度量，其赏识度，其可惜度是显而易见的。

鲁迅去世后，其和周作人续好。抗战爆发后，胡带领北大师生南下，而周留在北京。38年胡适出任美国大使上任途中，听说周作人在日本人统治下当了北大校长而成汉奸，心中很是不平，发信劝说辞之。抗战胜利后，胡适继任北大校长，而周作人则被囚在了南京老虎桥监狱。胡适出于对友人的感情，在极大的压力下，为救周作人，而给法庭出俱了一份北大的证明材料，从而使周作人得到了减刑。正因如此，胡适则得到了万人的痛骂而无从解释。

1962年，胡适在台湾去世一一一

谢谢。

Answer 2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其实这事非常简单。

胡适和鲁迅的关系本来不错，两人都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而鲁迅之所以从一个小吏，成为中国的文豪，主要是在于为《新青年》写稿。

而胡适就是《新青年》的重要负责人。

没有胡适的大力支持，鲁迅不可能有后来的地位。

两人关系不错，还曾互相亲密合作，1925年鲁迅突然开始骂胡适，这当然是有原因的。

1925年出现了女师大风潮，也就是3个学生超期2个多月没有报道，校长杨荫榆女士根据校规将她们开除。

而许广平等女学生，认为杨荫榆是借机打击报复，开始游行和占领学校，要求自治，不承认杨荫榆是校长。杨荫榆则开除了许广平等几个学生，双方闹得天翻地覆。

有意思的是，本来从不参加此时事件的鲁迅，突然以许广平的恩师身份站了出来，坚决支持许广平，痛骂校长杨荫榆、学者陈源、教育部长章士钊。

同时，他开始骂本来关系很好的胡适：“将自己的魂灵枭首通衢，挂出了原想竭力隐瞒的丑态。丑态，我说，倒还没有什么丢人，丑态而蒙着公正的皮，这才催人呕吐。”

为什么会这样？

当时鲁迅拉了一批北大的人士反对教育部长章士钊解散女师大，自己宣布北大独立。

但胡适是北大教授，他认为此举莫名其妙，况且这些人投票为5:6，并不是大多数人支持北大独立，不受教育部管理。

胡适等17名北大教授则说“应该早日脱离一般的政潮与学潮”、“学校为教学的机关，不应该自己滚到政治漩涡里去，尤不应该自己滚到党派政争的漩涡里去”。

虽胡适只是17人中的一个，又不是针对鲁迅，只是针对北大，鲁迅却非常恼怒。

从此之后，鲁迅再没有给胡适有过任何私人信件，而是开始口诛笔伐。

相反，胡适则置之不理。

女师大事件，以北京爆发以推翻段祺瑞执政府的军事政变，章士钊、杨荫榆双双辞职，许广平等人胜利返回校园而告终。

有意思的是，本来女师大事件，鲁迅得到了一些好评，认为他为了学生许广平出头，是很好的老师。

然而，事实却是讽刺的。

许广平是1926年从学校毕业的，而1927年就和鲁迅在广州同居，成为她的妾。

有意思的是，许在毕业前一年在报上公开表达对她的老师鲁迅的感情，两人应该在毕业前就有了交往。

大家应该知道，中古从古至今有一个最重要的师德，就是禁止师生恋。

在民国时代，师生恋会变成极大的社会丑闻，涉及的教师会名誉扫地。

而此时社会上也知道，为什么鲁迅一反常态的为许广平出头，因为后者是他的女友，要被学校开除是大事。

而胡适这时候不合时宜的查了一杠子，虽没什么恶意，却客观上造成了鲁迅为女友撑腰差点失败。

其实鲁迅对此事也颇为谨慎，两人虽然早在1927年就同居了，而且一些学生也喊许广平师母。

但鲁迅从没对外正式承认这件事，甚至对好友也给与否认。1928年7月，当在杭州工作的章川岛、许钦文邀请鲁迅、许广平前去杭州游玩时，他们两人竟然还是分床睡的，中间的一张床上睡着许钦文。

直到1929年许广平怀孕，这是瞒不住了，才正式公开。

鲁迅第一次痛骂胡适，原因就是这样。

不过，鲁迅第二波打骂胡适，就奇怪了，是在1933年。

这次鲁迅几乎是破口大骂：胡适乃是为虎作伥却又标榜仁义道德的“帮忙文人”——“嘴里吃得着肉，心里还保持着不忍人之心，又有了仁义道德的名目。不但骗人，还骗了自己，真所谓心安理得，实惠无穷。”“监狱里是不准用外国话和犯人会谈的，但胡适博士一到，就开了特例，因为他能够‘公开检举’，他能够和外国人‘很亲爱的’谈话，他就是‘光明’，所以‘光明’所到，‘黑暗’就‘自消’了。他于是向外国人‘公开检举’了民权保障同盟，‘黑暗’倒在这一面。”

这次为什么大骂？

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

其实研究鲁迅历史，我们会发现30年代以后他和我党基本就是一路人，关系极为亲密。

比如鲁迅曾经写过著名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其实就是中共地下党员冯雪峰代笔写的。目的只有一个，借助鲁迅的名气大力打击阵地托洛茨基派。

虽然是代笔，但文章是经过鲁迅审核的，可见鲁迅和我党的亲密关系。

而这次大骂胡适，主要是因为宋庆龄营救共产国际驻上海秘密工作人员牛兰夫妇。

1932年8月，牛栏被判处无期徒刑，12月宋庆龄组成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向国民政府施压，要求“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

有意思的是，胡适此时又不合时宜的拆了台。

在1933年2月4日，胡适却接到史沫特莱自上海寄来的一份材料，结尾有宋庆龄的签名英文信，说北平军人反省院的政治犯受到种种虐待和酷刑，应该“立即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

此时胡适的书呆子脾气又来了。因为他在1月31日刚刚去这里视察，觉得条件虽较差，但生活还是可以维持，也可以看书。

期间唯恐监狱强迫犯人乱说，胡适用英语与被关押的苏联塔斯社驻北平记者刘质文（地下党人）进行了长谈。

因为监狱长和看守都听不懂英语，这比较可靠。

当时社会上突然出现了伪装成胡适的信件，说监狱里条件多么恶劣。

胡适认为这不是事实，在2月22日接受了《字林西报》采访，直接说“民权保障同盟不应当提出不加区别地释放一切政治犯、免予法律制裁的要求，如某些团体所提出的那样。……政治嫌疑犯必须同其他罪犯一样，按照法律处理。”

而当时胡适还是民权保障同盟会员，3月3日就被开除。

鲁迅当时不但偷了赞成票，随后开始点名胡适痛骂、嘲讽，“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直到1936年去世。

有意思的是，胡适对鲁迅却没有谩骂。

鲁迅去世后，苏雪林写信给胡适“鲁迅的心理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其出人意料之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

没想到，被鲁迅痛骂的胡适却说：“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这些都是私信，在胡适急匆匆从大陆逃走的时候，一些私人文件没有来得及带走，这才被大众们发现。

Answer 3

对于鲁迅和胡适的关系——

第一，他两个人曾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第二，后来，在若干重大问题上，两个人产生了明显分歧。

第三，对于这两个人的“交锋”，不应该归结为个人性格的差异，也不能以谁更有“风度”来评判。

一，鲁迅和胡适，曾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这个“战壕”，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

陈独秀、胡适和李大钊，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

鲁迅曾在《无声的中国》中说，“五四”文学革命由胡适所“提倡”，他是响应“前驱者的命令”呐喊助威的。

胡适在《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卷. 导言》里，详细讲述了他提倡文学革命的经过，他同时说，光有指导不行，还得要有新文学创作的成绩，“人们要用你结的果子来判断你”。

鲁迅，就是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奋力创作者。

在同一“战壕”中，两个人有过三次具体合作。

第一次，是关于妇女问题的讨论。详情不再赘述。

第二次，是关于胡适提出重新估定传统小说的价值，把小说文体从边缘提升到中心位置。鲁迅很快完成了《中国小说史略》，胡给予了很高评价，并为鲁迅辩护。

第三次，是胡适1922年删改自己的诗集《尝试集》。他郑重地请了五位朋友参与，其中就有鲁迅和周作人，这两个人亦很积极。

可以看出，在新文化运动这一洪流之中，鲁迅和胡适，曾经很好地配合与合作。

二，两人在后来的重大问题上也有过明显分歧。

主要的争论有三次，但皆基于一个前提——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后期，改变了自己对新文化运动方向的认识，并陆续创办了《努力周报》、《独立评论》等政治性刊物，主张政治改良主义。

第一次争论，是关于新文化运动方向问题。

“五四”运动过后，胡适认为，《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他打算让《新青年》停刊，另办一本专讲学术的杂志。

胡适说：“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故不承认根本的解决。只承认那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他称这是他的“一点一滴的改良主义”，目的是为“好政府主义”服务。

胡适的主张，被李大钊和鲁迅所明确反对。

鲁迅写了名为《导师》的杂文，批评一些以青年导师自居的知识分子，这里面就包括胡适。

鲁迅说，“我并非将这些人一切抹煞，和他们随便谈谈，是可以的”，要他们指路，就有点危险。他说:“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

第二次争论，是关于中国走哪条路问题。

第一次争论，胡适所要“改良”为“好政府”的，是北洋军阀政府。

第二次，则是国民党政府。

他在1929年12月出版的《新月》杂志，发表《我们走哪条路》一文。他说，中国的敌人，不是封建主义，因为封建制度在两千年前就崩溃了，也不是帝国主义。他说，帝国主义“偏爱光顾”中国，是因为中国自己存在贫穷疾病等“五大恶魔”。他提出，要“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不断的改革收功之日，即是我们的目的达到之时。”

鲁迅对于这样的“建议”，给予了尖锐讽刺，说这样的“好政府主义”，“一点一滴改良论”者，因为时代不同，一时似乎找不到主子的模样，其实，主子是有的。鲁迅称他们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对于鲁迅的讽刺，梁实秋有过回应，胡适没做回应。

第三次争论，是关于要不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问题。

“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北。1933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

但国民党政府，对日军放弃抵抗，反而提出“宁可错杀一百，不许放走一人”，进一步加强了对爱国人士的迫害。

1933年2月15日，胡适在英国人在上海办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发表《北平通信》。他说，亲自看了几个监狱， “据他的慎重调查”，实在不能得出国民党摧残人权的“最轻微的证据”。他“很容易和犯人谈话”， “还能用英国话和他们会谈”。监狱里是很“自由的”。关于严刑拷打，“连一点儿暗示也没有”。

鲁迅很快在《光明所到……》一文中，讽刺胡适说： “我虽然没有随从这回的‘慎重调查’的光荣，但在十年以前，是参观过北京的模范监狱的。虽是模范监，而访犯人，谈话却很‘不自由’，中隔一窗，彼此相距约三尺，旁边站一狱卒，时间既有限制，谈话也不准用暗号，更何况外国话。而这回胡适博士却‘能够用英国话和他们会谈’，真真特别之极了。莫非中国的监狱竟已经改良到这地步，‘自由’到这地步；还是狱卒给‘英国话’吓倒了，……幸而我这回看到了‘招商局三大案’上的胡适博士的题辞:‘公开检举，是打倒黑暗政治的唯一武器，光明所到，黑暗自消。’……我于是大彻大悟。监狱里是不准用外国话和犯人会谈的，但胡适博士一到，就开了特例，因为他能够‘公开检举’，他能够和外国人‘很亲爱的’谈话，他就是‘光明’，所以‘光明’所到，‘黑暗’就‘自消’了。……但不知这位‘光明’回府以后，监狱里可从此也永远允许别人用‘英国话’和犯会谈否？如果不准，那就是‘光明一去，黑暗又来’了也。”

对此，胡适有所回应。

他又在《字林西报》上发表谈话说：“任何一个政府都应当有保护自己而镇压那些危害自己的运动的权利”。

胡适还对他的“日本朋友”说：“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他说，这是“征服中国的唯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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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鲁迅在北平师范大学讲演）

上述这些事件，尽管时过境迁，但查到真相并非难事。

胡适，在学术上很有成就；在新文化运动中，亦贡献颇多。

但是，不能不说，他是一个从思想和感情更接近当时统治者的知识分子。

1938-1942年，胡适能够担任民国政府驻美国大使，就能说明问题——他的思想和感情不是与当政者很接近，便不会接受任命；同样，不是这样，当政者也不可能任命他。

而鲁迅，同样作为知识分子，无疑是站在中国大多数老百姓一边的。

是非曲直，总还是要尊重历史；从历史真实中，也才能看清是非曲直。

Answer 4

胡适与鲁迅曾一度关系不错，在《新青年》时期，双方曾就古代小说史研究方面交换过意见，鲁迅还曾将自己收藏的版本给胡适参考，胡适也曾说，周氏兄弟不仅懂行，而且还有审美能力。

鲁迅与胡适出现矛盾，原因有五：

首先，两人派别不同。

胡适是陈独秀拉过去的皖派，与执掌北大的浙派初期有合作，主要是共同驱除严复的班底，即温州派和林琴南等，打倒这些旧式文人后，皖派与浙派之间矛盾开始凸显。

皖派旗帜陈独秀就是中了浙派（沈尹默、马裕藻、汤尔和、马叙伦、周作人、钱玄同等）的阴招下台的，当时去妓院是很正常的行为，陈独秀并没在妓院抓伤妓女下体，可能是浙派中人汤尔和找小报炒作，弄得满城风雨。

蔡元培也属浙派，平时非常信任汤尔和等，校政皆交在他们手中，但蔡主张“兼收并包”，其实并不只是说学术上兼容各派，也有包容各山头之意。蔡元培是比较信任陈独秀的，但他此时正以进德会为号召，所以听信了汤尔和的谗言。

陈独秀去后，皖派大势已去，不久胡适等人也离开。

但胡适后来回到北大，别立英美派（即英美留学生为班底），此前北大有教授委员会，共13人，浙派占7人，大事皆由此定，胡适归来后，力推校长负责制。一是校长有一票否决权，二是教授委员会中半数人员由校长指派。

靠这一招，胡适将沈尹默、马裕藻、朱希祖、马叙伦等都挤出了北大，所以当时有人说胡适“阴险”。

其次，鲁迅与胡适立场不同。

胡适温文尔雅，鲁迅强调反抗，在遇到相同问题时，见解不一。

鲁迅属“日法派”，而留美派的胡适最看不起留日生。在女师大纠纷中，胡适站在章士钊一边，而此次风波让鲁迅丢了政府的铁饭碗。

鲁迅对胡适总是向权威低头的性格非常厌恶。

其三，审美品位不同。

鲁迅看不起徐志摩，认为他不是文学家，曾写诗讽刺他，因为鲁迅不喜欢男欢女爱入诗，认为徐肤浅，而胡适将徐志摩视为天才，废名曾抱怨，胡适太偏向徐，任何人说徐不好，胡必然不满。

胡、徐英语都很好，彼此有惺惺相惜的一面。鲁迅对徐的招摇、卖弄很看不惯。

从文笔上，胡确实是没法和鲁迅比的。

其四，在学术上有冲突。

胡适也研究古小说，常自炫自己有天字第一号秘本，其实这些书很多是书商投其所好，故意造的伪书。胡适视若珍宝，平常人也看不到，鲁迅自然感到不满。

鲁迅的古小说研究还属于朴学一路，胡适则有现代考据的方法，但胡适用功不深，后来忙于政治，无心学问，鲁迅难免心有鄙夷。

其五，地位上有高下。

胡适以文坛领袖自居，鲁迅当时影响力虽很大，却无法与胡适相提并论，特别是院校被胡派把持，鲁迅挤不进去，鲁迅比胡适年长许多，自然看不惯。

对于鲁迅的批评，胡适很少回应。

1、胡适性格较好，很少和别人互骂，鲁迅的骂比别人也算不上狠的。

2、胡适确常回护有权者，他的资源亦出于此，一旦发生争论，天然有短板，容易被别人所乘。

3、鲁迅不过是一介文人，不在学界、政界，并无多少实力，胡适没必要和他斗。

有底牌的人不会吵架，没底牌的人更容易争论。靠文章吃饭的人，不骂人就会丧失关注度，就会失去饭碗，胡适则没有这种迫切需要。

不回骂，并不等于说胡适不计较鲁迅，苏雪林骂鲁迅是““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虽然在私人信件中，胡适做出一副高姿态，说苏雪林太情绪化，应该骂人也知道别人好，不能否定别人人格。但在公开场合，胡适并没批评苏，而且在私信中，他形容鲁迅的批评为“狺狺”。

“狺狺”是动物的叫声，这么说，其实已经体现出胡适心中的不平衡了。其时鲁迅已去世，这么说，可见胡适也非真超然。

胡适的朋友骂鲁迅下手极狠，黄板牙、醉态朦胧等，都是拿地域、外貌等不可改变的东西来骂人，对此胡适从没表示过反对。所以，胡适不骂鲁迅，可能更多还是自觉处在有利地位，得到了实际利益，没必要再斤斤计较了。

Answer 5

因为鲁迅说的是真话，自然理直气壮。胡会说官话套话，为人那是相当的圆滑。被骂，胡想明白了，也不影响吃喝拉撒，更不影响升官发财。“迅仔，骂吧，气顺就好。”

Answer 6

私以为，胡适不还口并不是不介意，而是骂不过。胡适当然是个君子，也是个很识时务的君子，是一个好朋友和好师长，他的宽厚待人并不是伪装出来的。

比如，他曾出言规劝周作人不要出任汪伪政府的职务，专程写了一首动人的小诗，其心拳拳。他还曾在美国和张爱玲见面并为她提供帮助，敏感如张爱玲，提到胡适也是满口赞扬，可见他为人不虚。

但是，胡适在战斗力上是不行的，他没少被人骂。在北大礼堂讲演，嘘声四起，差点被轰下台。他真情实感地认为，打不过要保存实力，眼看要失败，最好提前求和。还劝蒋介石放弃东三省，这个论点一出，直接被骂成“汉奸”，连蒋介石这么怀柔的人都受不了。学者徐复观写文章骂他是“中国人的耻辱”。但是，他这一套在美国很吃得开，在美国四处讲演，四处被美国大学授予名誉博士，这在特殊时期，自然也是黑点。

据不完全统计，胡适被骂过“浅薄”“走狗”“卖国贼”“软骨头”“美帝国主义的臣妾”“无耻文人”等等等等，不止鲁迅先生，在骂胡适这个问题上，大家几乎同仇敌忾。

在这样的骂声中，胡适能还口吗？有还嘴的空间吗？他只有在政敌去世的时候，弱弱地表示一下不满情绪。比如，鲁迅去世后，胡适在和朋友的通信中说“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 狺狺是犬吠的样子，胡博士内心还是放不下的，尽管做出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

Answer 7

学者王元化说：“我这辈子，最欣赏胡适这句话，这就是不受左右的胡适。”——“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这样的评价放在鲁迅身上同样也是恰如其分的。

鲁迅和胡适其实是同一类自由知识分子，他俩本来就该是同一条战壕的战友，早年也有很好的友谊，胡适在一定程度上应该还是鲁迅的提携者。后来由于许多方面的原因让二人渐行渐远，而且在行文、人际交往上也很清楚二人在秉性上是全然不同的二种人，鲁迅一向主张“痛打落水狗”、“绝不宽容”，连亲兄弟都能恩断义绝、形同陌路。而胡适天性就具备很高的情商，在政界、文人交往都能左右逢源，对人更能急公好义、倾囊而助。在政治主张和社会改良上更反对暴力和极端，所以他俩的分道扬镳是必然。胡适的度量和社会地位就决定了他绝不会跟鲁迅对骂、打口水仗，这不符合胡适欣赏的“费尔泼赖”!而且这样的骂战根本不是学术的或者对于政治上不同观点的辩难，纯粹沦为了谁骂的更生动、更巧妙、更不堪的比拼，这是胡适不屑为之的。

胡适和鲁迅先生应该是近代中国走向未来在思想、文化上唯二的光辉旗帜!胡适早就说过“鲁迅是我们自己人”，鲁迅致力于对传统糟粕和民族性的揭示、批判，血淋淋地撕开给人看……而胡适那传统文人温柔敦厚的品性、道德与西方最前卫的思想奇异地结合得恰到好处，使他更深沉地致力于现代国家的建构而不是对旧文明的彻底解构和摧毁；他更愿意让新文明以随风潜入夜的、启蒙的、不流血的、统治阶级主动约束的方式逐渐改造昏睡了几百年的老大帝国，建立起与世界潮流同步的现代国家……最终他的理想在一个小小的岛上大部分获得了实现……他的思想在今天看来依然还是高蹈又普通，无法拒绝，容易让大多数人民所接受，这是胡适之先生留给全体华人、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最珍贵的精神遗产！

Answer 8

在上世纪初几十年间的中国文化界，没有哪几个名字比鲁迅和胡适这两个名字更响亮，他们均以自己的学识和著作为“亮剑”，给腐朽没落的旧世界划开了一道豁然宽阔的口子，给中国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营养，明确了方向，带来了生机，他们也因此暴得大名，成为了中国文化星空上两颗最耀眼的“双子星座”，至今光彩夺目，让人景仰。

在文化阵地上，鲁迅胡适虽为“双子星座”，但二人却并未因此成为互敬互爱的知交，和生死与共的战友，相反，他们之间还发生过很多不快，鲁迅还在文章中多次讥讽胡适，将他作为自己批判的对象，本来可能的文坛佳话，却以二人互为陌路而留下了文化史上的遗憾。

人们多以“鲁迅心胸狭窄、胡适胸怀宽广”“鲁迅睚眦必报、胡适大度包容”作为解释“鲁迅多次讥讽胡适，胡适从不还口”的理由，其实，事情并非这么简单，实际情况是，鲁迅的心胸既没有如此“狭窄”，胡适“不还口”也有他更深层次的理由。

鲁迅与胡适，虽然年龄相差整整10岁，但二人却是同辈中人，二人同属留洋归国的“海龟”，都是那个“狂飙突进”时代的摇旗呐喊者，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曾经同为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互相通信，互为好友，一度惺惺相惜。

大约在1925年前后，鲁迅与胡适之间便再无通信，而这一年，恰恰是“女师大风潮”爆发之年，鲁迅深陷其中，为支援学生而不惜与校长杨荫榆、教育部长章士钊等为敌，当风潮涉及到北大，胡适等17名教授发表公开信，呼吁学校不应自己滚到政治与党派争斗的漩涡中去，也许是这个态度，导致了鲁迅对胡适产生了看法，发生了鲁迅一方主动的决裂，从此，人各天涯，不但再未通信，而且这两个文化界旗手身份的人，彼此一生再未见面，让人引为憾事。

正因为我们不能以“鲁迅多次讥讽胡适，胡适从不还口”来解释二人或“狭窄”或“宽容”的性格，更不能以此来解释二人的价值取向和世界观，因为他们之间的恩怨，完全不是“两个阵营的斗争”。

自1925年以后的10年余时间，鲁迅多次对胡适有过评价，或“批评”，鲁迅不仅将胡适定义为“帮忙文人”，说胡适：“嘴里吃得着肉，心里还保持着不忍人之心，又有了仁义道德的名目。不但骗人，还骗了自己，真所谓心安理得，实惠无穷”，还嘲笑胡适颠倒黑白，说：“监狱里是不准用外国话和犯人会谈的，但胡适博士一到，就开了特例”，甚至公开宣称：“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这几乎是以“汉奸”为胡适定义和画像了。

鲁迅的对胡适的这些评价，都写在他文章里，发在报刊上，都是他们“朋友圈”引为谈资的料，胡适自当有耳闻，有亲见，任谁都会不舒服，甚至暴怒，甚至反击。然而，胡适与一般人不同的地方，也是他最可贵的是，对此他从未表示过好恶臧否，从未有过回应和反击表面上波澜不惊。

其实，胡适对于鲁迅的批评，不仅没有回应回击，在平时的与友交谈、为文著述、涉事点评，反而对鲁迅显示出友好和敬重，在各方面为鲁迅辩解，并不遗余力帮忙。

例如，鲁迅去世后，曾经对鲁迅非常崇拜的苏雪林突然对那么多大佬出席和悼念鲁迅、为鲁迅办那么盛大的祭奠不满，在报章上大肆攻击鲁迅，还写给胡适说鲁迅是：“刻毒残酷的刀笔吏”，以胡适曾被鲁迅批评而寻求支持，不料胡适却在回信中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不但自己风轻云淡，还教育苏雪林“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真有“长者之风”。

不仅如此，后来许广平希望出版《鲁迅全集》，因多方阻力，无法出版，便找到了在文化界位高言重的胡适，请他帮忙，胡适主动挂名编辑委员，多方奔走疏通，终于让《鲁迅全集》顺利出版，这是胡适在鲁迅身后为这个曾经攻击过自己的“宿敌”所做的最值得感激和敬佩的大事。

那么，胡适对鲁迅为什么如此“以德报怨”呢？其实，究其根本原因，是在胡适的心底，始终对鲁迅有一个“同一战壕战友”的认同感，他始终认为鲁迅与自己“殊途同归”，晚年的胡适就曾亲口对当年的后生周策纵说：“鲁迅是我们自己人，他还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深刻的认同感，是胡适对鲁迅始终不计前嫌、抱有诤友的好感的原因，而且，胡适对鲁迅的这种敬重，也始终没有任何虚假的成分，并且贯彻一生。

Answer 9

鲁迅不仅会写文章，而且他还很会骂人，在他看来，不论是文章，还是骂人，都是为了骂醒麻木不仁的中国人，所以，民国许多大师都挨过他的骂。

其中胡适就被鲁迅多次冷嘲热讽。但有意思的是，胡适不仅骂不还口，而且还对鲁迅推崇备至，这是怎么回事呢？

（鲁迅旧照）

说起来，鲁迅和胡适也曾志同道合，有过蜜月期。

1917年，胡适学成归国后，在北大担任哲学教授，

当时的胡适不过26岁，正是意气风发之时。正值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萌芽时期，胡适立刻投身其中，并提出了“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主张。

同时，胡适还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再一次把新文化运动推向高潮。

对于胡适的主张的观点，鲁迅深以为是，也紧随其后，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有史以来第一部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小说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胡适更是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赞扬，同时还称赞鲁迅是“白话文学运动的健将”。

两人因文结识，又志同道合，因此成了好友。

从1918年到1925年，鲁迅在他的作品中多次提到胡适，而胡适也在日记中也多有提到鲁迅。此外，他们还互通书信，相互赠书……双方交往非常密切。

此外，两人在文学创作上，也互有唱和，而在学术研究上，更是从不敷衍。特别是有不同意见时，双方从不遮遮掩掩，反而开门见山地指出，而对方也会因此再行斟酌。

不光是对鲁迅推崇不已，就连鲁迅的兄弟周作人，也很入胡适的眼。他曾在日记里写道：“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鲁迅)兼有赏鉴力与创作力，而启明(周作人)的赏鉴力虽佳，创作较少。”

（胡适旧照）

不过，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1921年，胡适接到了溥仪的电话。

原来，紫禁城里新装了电话。胡适由于推广新文化运动，在当时很有名气，因此溥仪很崇拜他。所以溥仪打的第一个电话就是给胡适，并且溥仪还在电话里邀他到宫里玩。

胡适虽然喝了不少洋墨水，但他在骨子里还是受儒家文化影响比较深，他认为溥仪这是要召见他，所以他很慎重地通过庄士敦见到了溥仪。

事情本来很简单，可是“胡博士见皇帝”的新闻，却还是在北京城里传得沸沸扬扬。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那些遗老遗少们认为胡适是共和后的“新思想人物”，他们担心高贵的皇帝会因为胡适而受到影响。另一方面是新思想人物们认为溥仪是旧时代的标志，早就应该把他清理干净才对。所以他们觉得胡适作为知识分子，居然去拜见溥仪，这简直是奴才的表现。

一时社会上说什么的都有，不过传得最多的，还是说胡适要做帝师了。

鲁迅听说后，不置可否，但态度上对胡适非常鄙夷。

此外，性格温良的胡适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中，他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他认为应该通过改良来完成这一运动，但鲁迅认为唯有革命，才能彻底的让新文化蓬勃起来。

1924年，北京女师大事件，彻底让鲁迅和胡适反目。

鲁迅把学生驱女校长杨荫榆的运动，看作是正义和进步的行为，因此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他不仅在有限的条件下，帮助女学生们，同时他还在报刊上对杨荫榆及章士钊口诛笔伐。

（鲁迅旧照）

没想到胡适也就此事发文表示“呐喊救不了中国”，学生还是应该回到研究室去，好好做学问，其意思自然是对学生运动的不赞成。

鲁迅因此认为胡适也和北洋政府是一系的，所以他在骂杨荫榆等人的时候，也多次对胡适不着名姓地讥讽。

对此，胡适不仅不恼，居然还给鲁迅写信，希望他能结束这场争斗。

胡适没想到，他的信适得其反，竟然让他和鲁迅的关系彻底绝裂了。

1931年，胡适又得到了蒋中正的召见。消息在各大报刊登出来后，鲁迅冷笑不已，于是他在《知难行难》中翻起了胡适的旧账：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当“宣统皇帝”逊位逊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博士曰，“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

九·一八事变后，胡适在《申报·北平的通讯》中写道：“仅仅用武力征服中国是不够的，日本要想彻底征服中国，只有一个法子可行，这就是——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鲁迅为此大为光火，立刻在《出卖灵魂的秘诀》中狠狠把胡适臭骂了一顿，并且还挖苦道：“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

（胡适旧照）

在鲁迅去世前，他对胡适的冷嘲热讽还有不少。但是不管鲁迅怎么骂，胡适却一直保持沉默。

其实，当时不少知识分子也对胡适的行为不理解，不过在胡适给周作人的一封信里，他们找到了答案。

在信中，胡适写道：“生平对于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卫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可见正是这份“诚意的敬爱”，才让胡适保持了沉默。

不仅如此，鲁迅的三弟周建人由于学历不高，久久没有工作，在家里颇受妻子羽太芳子和嫂子羽太信子的窝囊气。胡适得知后，丝毫不计前嫌，为他在上海商务印书馆谋了份工作。

鲁迅去世后，当有人对鲁迅的文章恶意攻击时，胡适再次站出来主持公道。不仅批评了居心叵测的人，而且坚定地维护了鲁迅在文坛上的威信。

直到胡适年老的时候，对鲁迅，他依然多有称赞。

（参考史料：《胡适传》《鲁迅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