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种，看似是一项改造灵魂的工程，而实际却简单高效。王朝共识能够立即形成，统治合法性也能立即建立。而第二种和第三种，却非常困难。因为王朝统治者必须同时容纳和处理两种思想共识，即中原和草原。
生活方式不一样、文化传统不一样，思想共识也就不可能一样。这就是中原与草原的矛盾。这种矛盾是全方位、立体性的。隔着一道长城，在不打仗的情况下，你过你的、我过我的，还算风平浪静。而一旦突破长城这个物理隔离，那就一定要在思想上掀起腥风血雨。
融合，当然好。但融合需要通约，也就是求同存异。但是，这个同，你怎么求？即便求得了公约数，但怎么保证两边儿都认账。
既然通约求不到，那就寻求超越。在中原和草原之上，去寻求一种共识上、精神上的超越性。对于蒙古人，满清人可以用宗教这个超级变量实现超越。而汉人的政治传统却早已绝天地通了。到这个时候，满清人还拿什么超越？简单说，宗教在中原，不好使。
所以，这就是一个无解的问题。接下来，一定是意识形态的斗争。曾静案，就是这种斗争的产物。
思而不学则极端
曾静是湖南山村的一个私塾教师，文化程度并不高。他一辈子也没离开过这个地方。但满脑子却全是儒家说教。曾静当然也想博闻广学，但守在这么个偏僻之地，他又能跟谁学、学什么？所以，学而不思则罔，跟他没关系；而思而不学则怠，则必然是曾静这种人。
一个人不去交流、不去收集客观信息，而是坐在家里一厢情愿地脑补，那一定会脑补出一些什么东西。然后，他会不自觉地认为自己修炼出了什么盖世绝学；再后，就是越想道理越正确、越想画面越鲜活、越想信念越坚定。这就是思而不学则极端。守着几本儒家经典反复读，肯定读不成圣人，而是越读越极端。
邓宁克鲁格效应的鬼谷子
1725年，曾静打算迁居四川。在去四川的路上，他听说了一句“五星连珠、日月合璧”，于是认为盛世即将到来。盛世到来，在哪都能过上好日子。所以，到底是在湖南还是在四川，也就没啥区别了。然后，还没走出湖南，他就回家等待盛世了。
然而，盛世并没有等来，而是等来了灾荒和瘟疫。接着，曾静就认为这是“天心不顺”。老天为什么心不顺了？肯定是皇帝和朝廷干了不是人的事，所以这时候就该替天行道。“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曾静认为自己应该出山，去替天行道、拯救苍生。
曾静不仅是这么想的，而且也是这么干的。他要干什么？当然是造反，推翻满清人的统治。孤陋寡闻的极端形式，就是邓宁克鲁格效应。荒郊野岭出不来鬼谷子，但肯定会出自认为是鬼谷子的人。
匪夷所思的奇葩操作
要造反，你得有兵、有将、有民心。民心是有的，因为“天心不顺”。这时候只要举起天行道的大旗，老百姓一定会赢粮景从。但是，兵和将从哪来呢？
1728年，川陕总督、宁远大将军岳钟琪，被人拦轿上书。上书的人是曾静的学生，叫张熙。
张熙也是湖南人，住在离曾静的邻村。因为常听曾静讲学，于是逐渐成为曾静的铁杆粉丝。青年才俊遇到鬼谷子，这就是张熙和曾静的因缘际会。
曾静要替天行道，所以就要招兵招将。而兵是现成的、将也是现成的。手握重兵的川陕总督岳钟琪，是岳飞之后，这绝对是个忠良。所以，岳钟琪一定会跟着自己打烂黑暗、开创光明。于是，曾静派学生张熙从湖南跑到陕西，千里迢迢、拦轿上书。
岳钟琪以为张熙就是个上访群众，所以，也没多想，就接了“状纸”。但是，打开一看，岳钟琪惊出了一身冷汗。
书上先是对岳钟琪一通猛夸，尤其是提到了岳钟琪的祖宗岳飞，随后就是猛批现实黑暗，最后竟是撺掇岳钟琪造反。而且，还说只要岳钟琪起事，将会有六省人马同时响应。书信的落款是夏靓，这是曾静的笔名。
曾静和张熙，这师徒二人，一个是真敢想，竟要靠一封书信策反大清的川陕总督；而一个则是真敢干，不仅从湖南跑到陕西，而且真敢拦轿递书信。
朕一定要刨根问底
岳钟琪立即向雍正皇帝汇报了这个情况。
他不敢不汇报。雍正皇帝亲自兼任大清帝国的情报首长，情报工作要多重视有多重视，密探特工要多密集有多密集。如果这件事被密探先行汇报，岳钟琪就死定了。
雍正看到书信后，不仅怒了而且惊了。
曾静在信中不仅痛骂朝廷黑暗，而且直接编故事。说雍正靠非法手段谋夺了皇位，随即给雍正开列了弒兄屠弟、谋父逼母等好几项罪状。杨广干过啥，雍正就干过啥。
其中还写到：天生人物，理一分殊，中土得正而阴阳合德者为人，四塞倾险而邪僻者为夷狄，夷狄之下为禽兽。而这就是华夷之辨。
不仅照着杨广的脚本、挑战最高皇权，而且拿出华夷之辨、挑战满族统治。于是，雍正皇帝立即严令湖南地方官员严查此事。
妄人之妄是怎么来的
思而不学则极端，是因为曾静没得可学，只能看书加脑补。处在湖南与广西的交界的偏僻山村，他就是当地的最高知识权威。
但是，曾静是县学生员。这个身份使得他能够从知识分子的圈里得到一些信息。有两个信息源非常重要：
一个是吕留良的思想。吕留良是浙江人，江南学术领袖。曾静这个湖南生员是怎么知道他的？因为科举。吕留良为四书撰写的集注，是当时科举考生的必读书。曾静早年参加科举，就一定知道天下有吕留良这么一号人。
一个是发配广西的胤禩等人。这些人在路过湖南的时候，散播了关于雍正阴谋篡位的事情。虽是兄弟，但也是政敌。而政敌抹黑对手的手段，一定毫无下限。
这两个信息源中，主要是吕留良。吕留良是晚明遗民，为了拒绝剃发令，直接出家当了和尚。吕留良的孙子则更为彪悍，在康熙年间直接参加了反清复明的武装暴动。所以，老吕家一直都在大清朝的黑名单上。
这时候，吕留良已经死了50多年。所以，曾静受其影响，主要是通过吕留良的书籍。而吕留良的这些书籍能够传到曾静手中，还是因为他的铁杆粉丝和好学生张熙。张熙曾专门跑到浙江吕府，从吕留良的儿子吕毅中处拿到了吕留良的书籍。
曾静非常好学，但却是闭门造车的好学。有了这些信息源后，他就开始苦读琢磨了，对于吕留良的夷夏之防深信不疑，而接下来就是各种脑补。最后，就脑补成了一个妄人，看到天灾就认为天心不顺、“洞察”天心就认为朝廷黑暗，既然黑暗那就替天行道，接着便是勾连满清的川陕总督岳钟琪、准备造反起义。
妄人之妄是怎么来的，是因为妄人自闭，也因为有妄人生长的土壤。
朕要和你一起玩
雍正会怎么处理这起案件？
直接杀了曾静，最为简单。但是，杀人的意义不大，也改变不了局面。曾静是个小人物，大人物是吕留良，死了也能反清。曾静是个妄人，但妄人竟妄到造反，也是旷古奇谈了。所以，这就不是一个妄人的问题，而是人心的问题。
杀人简单，但诛心不简单。但诛心这件事才是最重要的。雍正要诛的这个心，就是夷夏之防。只有把这件事解决了，满清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合法性。
所以，曾静案就不是一起简单的刑事案件，而是关系到满清的国本。对于事关国本的大事情，雍正必须高度重视。
“朕不得不一一剖析，宣示于众”。雍正要干什么？雍正要盯住这个案件，对曾静的各种极端思想进行一一剖析，然后正本清源。
朕要诛曾静的心，还要“诛”天下人的心
曾静看到天灾瘟疫就说“天心不顺”，但是我雍正要告诉你：天心一直向我。于是，曾静还没押到北京，相关的反驳工作就已经开始了。各地纷纷向雍正上报天降祥瑞的情况。云贵总督鄂尔泰上报说：在雍正五十岁寿辰的时候，发现五色祥云绕着太阳几个小时；江南学院李凤翥奏报说：发现了象征吉瑞的罕见灵芝；衍圣公孔传铎，则上报说：亲眼目睹了万波祥云。
曾静之所以鼓动岳钟琪造反，是因为夷夏关系高于君臣关系，而且岳钟琪与皇帝之间出了嫌隙。而雍正竟然拿出自己与岳钟琪之间的书信，驳斥曾静的主观臆断。让你看一看什么叫君臣，让你看一看我跟岳钟琪岳大将军是怎么书信恩爱的。
曾静说雍正发行的铜钱含铜量低，是因为雍正铺张浪费，拿铜料去修皇宫了。雍正就认真地解释说：铜钱中铜铅比例过高，就会导致老百姓熔铸铜钱改做器皿。所以，降低铜的比例是为了维护货币稳定。
如此种种，不胜枚举。皇宫中的雍正，对监狱中的曾静，进行了细致而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最后的结果，当然是教育成功。曾静从一个反清复明的顽固派，变成了维护大清的忠实顺民，最后竟然开始为雍正和大清歌功颂德了。
但这还不算完，教育曾静的目的是为了“诛”天下人心。于是，雍正把自己写的文章、大臣们的奏章和自己批复、曾静的谋反书稿，汇编成了一套书，然后举国发行。这就是《大义觉迷录》。
杀人只是出气，但目的是“诛心”
《大义觉迷录》的主要议题是什么？就是对“满汉之争”、“夷夏之防”进行各种批驳。雍正皇帝要通过这本书，对普天之下的知识分子进行曾静式的教育。
那么，这个“诛心”到底是什么？就是要批倒全天下的“曾静”分子。而批倒之后呢？要实现一种中原与草原、满人与汉人的共识融合。汉人的知识精英，不能被吕留良蛊惑，不能再坚持华夷之辨，要认同满人统治，不能成为“曾静”分子。
这么一来，曾静就不能杀。因为雍正的目是借着教育曾静来教育普天之下的读书人。你把曾静杀了，就不算教育成功。雍正不仅力排众议赦免曾静，而且还下了“子孙不许杀曾静”的谕旨。
曾静是没事了，而吕留良却倒霉了。1733年，雍正下达了对吕留良及其后人的判决：吕留良即其长子吕葆中戮尸枭示。死了也要从棺材里挖出来，然后砍掉脑袋。对吕留良仍然在世的儿子吕毅中斩立决，诸孙发配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但还不算完，吕留良的门生弟子也牵连其中，大批的人或被处决或被发配。
为什么一定要杀吕留良？没别的原因，就是这口气必须得找地方出。
吕留良及其后世党羽遭到了满清的肉体清算。但是，吕留良的作品却被保留了。因为雍正要在思想杀消灭吕留良主义，于是下令不得销毁吕留良的作品，留着这个靶子，然后大清朝一起搞批判。而批判的武器就是自己的《大义觉迷录》。
这也是一个奇葩神逻辑，大清朝特有的文字狱。
乾隆为什么要杀曾静？
1735年，雍正去世、乾隆登基。就在当年，乾隆立即下了一道圣旨：
曾静大逆不道，虽置之极典，不足以蔽其辜，乃我皇考圣度如天，曲加宽宥。夫曾静之罪，不减于吕留良，而我皇考于吕留良则明正典刑，于曾静则屏弃法外者，以留良谤议及于皇祖，而曾静止及于圣躬也。今朕绍承大统，当遵皇考办理吕留良案之例，明正曾静之罪，诛叛逆之渠魁，泄臣民之公愤。
曾静这家伙大逆不道，比吕留良也差不到哪去，杀了都不足够赎罪的。我老爹雍正把吕留良杀了，却没杀曾静。原因是：吕留良骂了我父亲的父亲，我父亲当然不能忍；而曾静只骂了我父亲，我父亲只能忍辱负重。简单说就是：骂皇帝的曾静可以忍，但骂皇帝爹的吕留良不能忍。现在我乾隆登基了，我是皇帝了，曾静你就是骂过皇帝爹的人。那怎么办？之前怎么收拾吕留良，现在就怎么收拾你，必须明正典刑、以平民愤。
处死曾静，只是因为之前是骂皇帝而现在是骂皇帝他爹吗？
如果真是这样，那乾隆接下来就不会下令销毁《大义觉迷录》。真正的原因是雍正的意识形态工作失败了。
《大义觉迷录》的主要议题是批判满汉之争、华夷之辨。但是，老百姓却对这些高大上的议题完全不感兴趣。感兴趣的是什么？当然是八卦了。
书中各种宫廷秘闻、官场运作，堪比莎士比亚戏剧，在那个苦闷的社会，全是八卦猛料。这可比什么小说京戏有意思多了。雍正想要制造一场阳春白雪的舆论批判，而传播的过程中却全成了宫廷狗血的八卦。
随后，各种脑补、各种八卦，愈演愈烈且连绵不绝。比如雍正登基是否合法、康熙是否自然死亡，甚至还杜撰出吕留良的后人吕四娘刺杀雍正的故事。
雍正自以为正本清源，结果却越描越黑。于是，《大义觉迷录》适得其反了。
之前举国发行《大义觉迷录》是意识形态工作，现在举国销毁《大义觉迷录》也是意识形态工作。那么结果会怎样呢？
雍正失败了，乾隆也失败了。雍正的正本清源成了越描越黑，而乾隆的举国焚书却让天下人信以为真了。老百姓把八卦全都当成了真事。而且，某些有识之士更是早就看出此书必须被禁，于是早就给私藏起来。
雍正和乾隆，对待曾静案的不同处理，却表明满清统治集团的一个重要转变：
在雍正时代，统治集团是自惭形秽的，人言可畏，他们在意这种人言，这就是思想文化上的不自信，认为中原文化确实高自己一等。
在乾隆时代，统治集团开始自信了，人言不足畏、汉人不足法，满清之所以能够入主中原就是因为自己足够优秀，自己要高中原一等。
既然有了这个态度上的转变，那么乾隆杀曾静也就不会再有什么顾虑了。
但是，认同自己够优秀，就能成为一种超越性吗？鸦片战争以后，面对近代民族主义的冲击，这种自我优秀的认同，简直不堪一击。因为难以融合、无法超越，或统治者难以实现共识的凝聚，导致中国迟迟无法向现代国家转变。偌大中国，在列强面前，一直吃亏。那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就是最鲜明的注脚，政治精英和人民大众在外敌面前也是分裂的，甚至利益上都无法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