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寇的步步紧逼，面对国人的抗日声浪，蒋介石却继续坚持内战，甚至还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
已经丢失东北的张学良自觉愧对国家和民族，虽然多次遭到老蒋的斥责，但依然坚持避免与红军作战。为此，蒋介石本人于1936年12月初亲赴西安，召集各路将领进行军事部署，坚持对红军发动“第六次围剿”。
12月11日夜，张学良、杨虎城、陈诚、蒋鼎文、朱绍良等将领与会，蒋介石任命蒋鼎文为此次围剿红军的前敌总司令，任命卫立煌为陕晋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同时，他下令中央军入陕，接替由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负责的剿共任务。
会后，张学良和杨虎城紧急召集各自的高级将领们磋商，终于做出了第二天发动兵谏的决定。之后，按照既定部署开始行动，东北军在凌晨5时从华清池成功扣押了蒋介石，十七路军也扣留了陈诚、卫立煌、蒋鼎文、邵力子和朱绍良等人，史称“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和杨虎城联合向全国发表公开通电:
停止一切内战、改组国民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抗日救国、释放爱国领袖、开放爱国运动、遵行总理遗嘱和召开救国会议的“八项主张”。
事件发生后全国哗然，南京政府各派势力更是蠢蠢欲动。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们逐渐占了上风，开始大张旗鼓的调兵遣将，目标直指西安，意欲致蒋介石和张学良等人于死地。幸亏，以宋美龄为首的“亲美派”们勉强争取了一周的时间，亲赴西安参加谈判。
受张学良的邀请，延安方面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赶赴西安进行谈判。为了抗日大局，中共希望能够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尽全力促成“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在各方的努力下，蒋介石终于在12月25日接受了和平条款，答应停止内战。此后，张学良坚持“金兰之交”的情意，他不顾众人的极力劝阻，坚持亲自陪同蒋介石由西安返回南京，进行他所谓的“负荆请罪”。
结果，当老蒋在12月26日回到南京后，张学良瞬间就尴尬了。他被特设的军事法庭判处了“有期徒刑10年，剥夺公民权5年”的刑罚。随后，老蒋表面赦免了他的罪责，实际却开始了长期的软禁。
1937年初，张学良被送往浙江省奉化溪口的雪窦山“居住”。自此开始，一直到1990年蒋经国过世后，他被软禁了五十三年的时间才重新获得自由。
张学良的软禁措施非常严密，不论迁居到哪个地方，起码都要设立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通常有30多人，全部都由军统特工担任，全天候的日夜轮流值班。第二道防线，通常会有一个连的编制，负责驻地四周的公开警戒和防备，张学良不可以离开这个警戒圈。第三道防线，在驻地所在的地区，通常还会任命一些副职，比如副县长、副乡长、副警长之类，专门进行与当地政府的协调配合。
刚被软禁时，年轻气盛的张学良非常不适应，心情也很低落，基本不出屋子。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上下终于开始一致抗日，张学良显得非常高兴，他激动地表示:
我惟一的希望就是全国一致抗日，就是狠狠打击侵略者，收复失地以雪国耻。这一天，终于被我等到了，以后即便死在这里也心甘情愿！
随着华东地区的陷落，张学良在1938年时被迁徙到贵州的桐梓进行软禁。直到抗战胜利，他都一直在此“居住”，无可奈何地充当着一名“寓公将军”。
在国共和谈期间，中共率领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向蒋介石施压，要求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这些消息通过报纸被他得悉后，张学良显得非常高兴，也非常激动，信心满满地准备恢复自由后建设国家。可惜，老蒋又一次挑起了内战。
1946年11月，张学良不但没有被释放，反而被骗解到了台湾，“居住”于新竹的井上温泉。三年后，张学良搬至台北近郊的阳明山“居住”，而随着大陆一步步被解放，蒋介石也仓皇逃到了台湾。
在1958年11月23日，蒋介石终于决定召见张学良，这是二人在“西安事变”分离后二十多年间的第一次相见。见面时，两人面对物是人非的情势都流下了眼泪，直言那场事变改变了太多事。
这次见面后，张学良的软禁措施被放松了不少。他得到了部分的自由，甚至还会有许多亲朋故旧前来探望。
1975年4月，蒋介石在台北过世，张学良亲自参加葬礼。整个吊唁过程，他一句话都没有说，但却留下了一副挽联:
关怀之殷，有如骨肉。
政见之争，有如仇雠。
这16个字，是他对自己和蒋介石一生关系的总结。蒋经国当政期间，对于张学良的软禁措施更加宽泛，只是碍于老蒋才没有正式宣布解除软禁，但基本上只要事前申报都可以在台湾正常移动。
1988年，随着蒋经国的去世，台湾的威权统治时期也终于结束，软禁张学良似乎已经没有太大的必要了。到了1990年，在一大帮国民党元老的推动下，台湾当局终于宣布结束对于张学良的软禁和管制措施，这时他已经是九十岁高龄的耄耋老人。
回顾张学良的一生，他虽然有许多被人诟病之处，比如“早年吸毒”、“常年拥蒋”、“不抵抗政策”等。但是，面对国家的生死存亡之时，他不顾个人荣辱和安危而发动“西安事变”，终于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提供了可能，成为我国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