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有开新立派之功。按照皇帝庙号排位，商鞅必须属于太祖、高祖的辈分。
李斯属于集大成者。但无论怎么集大成，也是以商鞅变法为基础，所以排位第二。
至于张仪、范雎，纵横之士而已。立当世之功，靠得是运气；称来世之名，靠得是演义。这两个人，跟商鞅、李斯完全不在一个水准上。
如果非要找一个与商鞅、李斯并驾齐驱的，那就是吕不韦。没有吕不韦积攒国力，嬴政就没法发动统一战争。李斯是集大成者，但李斯也曾是吕不韦的门客。所以，吕不韦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首先说商鞅
那商鞅到底有多厉害？
14世纪的时候，佛罗伦萨共和国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搞了一次人口普查，统计出一个人口花名册。但是，这个花名册没法用。光叫乔瓦尼的就800多个，光叫皮耶罗的就1200多个。对着这么个花名册，你都分不清谁是谁，那还怎么用？
但是，佛罗伦萨共和国在14世纪没做成的事情，商鞅却在公元前4世纪做成了。而且，做得要比佛罗伦萨的人口花名册更精致、更复杂。
《商君书》指出，国家必须调查清楚十三项数据，分别是粮仓、金库、成年男子、成年女子、老人、体弱的人、官员、吏员、游士、商人，牛、马、饲料等。
这就是数目字管理。
列国竞争，要知己知彼。但是，七大战国里面，有谁做到了知己知彼？首先这个知己，就做不到。自家有多少人口，谁也数不过来。而商鞅变法却给数出来了。
其他还有军功爵位、编户齐民、推行县制、统一度量衡，等等这些，随便拿出一个，都能让前现代的欧洲国家追个几百上千年。
这就是开新立派。后面无论是谁，都要在商鞅这条路上走。秦战国是如此，秦帝国也是如此，其后的历代中央王朝都要照抄商鞅的作业。甚至，抄作业，这些家伙都抄不好。
其次说李斯
李斯是在商鞅基础上的集大成。
法家思想的的集大成者是韩非子。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韩非子集于一身。
啥叫集大成者？不用追问什么概念定义，简单说就是韩非子把该说的话全说完了，后来者照着说或直接引用就行了。比之韩非子，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就是小学生的水准。
韩非子侧重于理论，实践没给他机会。在实践上集大成的，则是李斯。这两个人都是荀子的学生，算是同学关系。
这个实践上的集大成，就是把法家的政治实践从关中的秦战国推广到整个帝国层面。
这不是一件小事儿。
王安石在当宰相之前，一直做地方官，从县令当到知府。他有机会验证他的变法主张。但是，当了宰相之后，他就要把自己的这套主张推广到全国，结果却杯具了。一县一府可以玩，放大到整个宋朝就没法玩。
商鞅变法分秦国三十一个县，而秦统一之后则分全国三十六个郡。这完全是数量级的区别。而李斯却能把秦战国的模式套到整个中国。
国家皇帝制度、政府三公九卿制、地方郡县制，彻底取消封建制。王翦虽有灭国之功，却不敢奢求一块封地。原因是制度上就不允许。
百代皆行秦政法。商鞅的作业给出了战略，李斯的作业给出了攻略，以后的历代王朝，全部都要抄这两个人的作业。
那后世王朝就没有开创性的制度吗？有。科举制就是。但科举制要服务谁？科举制服务的对象是君主，也就是皇帝。法家就是主张强君，这是抄其战略。科举制对接的标的是官僚，也就是官僚制。法家就是要建立官僚制，这又是抄其攻略了。
最后说张仪和范雎
如果法家是道，那么纵横家就是术。
道是一把重剑，重剑无锋却无往不破。术是一把利剑，游刃有余而四两破千斤。但是，没有术就不行吗？
庖丁解牛，“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宰牛都能宰出艺术来，我们必须得服。然而，没有庖丁的技术，我拿把斧子就不能宰牛了吗？当然可以。
这就是道与术的区别。
道，没有不行。没有法家思想的指导、没有法家制度的实施，秦战国就无法统一天下。
术，锦上添花。道对了，术就是时间和效率的问题；道错了，术得作用是争取时间，然后等待对手犯错误。
张仪一语点破要害，要连横。
但是，不点破，秦战国就会跟个傻似地不找盟友吗？
范雎一下找到了关键，要远交近攻。
但是，没找到，秦战国就非要隔着三晋去打齐国吗？
而且，这两个人的操作，也没到庖丁解牛的水准。
就那张仪来说，他把楚怀王骗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确聪明伶俐了、的确手腕高超了，但是秦国的人设也崩了。
张仪这个丞相主要是搞外交，但外交的根本是人设啊！你总盯着大白馒头而不讲武德，就是拿到利益却失去道义。这是自毁人设。
秦武王继位后，张仪这个丞相就没法当下了。原因就是人设太差，没法用了，秦国怕丢脸。
而在大政方针的谋划上，张仪完全是二流水准。
张仪主张攻韩，司马错主张攻蜀。如果秦惠王采纳张仪的建议，去攻韩。立即出现的结果，是连横必然废而合纵必然成。无论是之前还是之后的连横谋划，全要付之东流。
你都把韩国拿下来了，天下诸侯还怎么跟你搞连横？而司马错的伐蜀，才是真正给秦国加了一波厚血。以前的秦战国是个战士，现在则是战士加坦克。没有吞并巴蜀，削弱楚国和消灭楚国，几乎不可能。
这就是差距。张仪非常聪明，却不够智慧，不具备全盘解读战国竞争的能力。至于重剑无锋的大道至简，张仪完全玩不了。
那范雎呢？
一个邯郸退兵和赐死白起，就能抵偿他所有功绩。范雎的主张是远交近攻，颇有几分地缘政治的味道。但，你秦国不远交近攻，还想能怎么风骚走位，隔着三座塔就要偷水晶吗？
之前的确是干了二百五的事，但主要是因为魏冉这家伙太自私。他拿着秦国的兵，去宋国给自己家抢了一块封地。这是外戚乱政。而范雎所做的，也就是拨乱反正。
但是，时间也不会太长。因为芈八子和魏冉也快被老天收走了。昭襄王专政也就是眼巴前几年的事情。关键是芈八子和魏冉并非一无是处。这两个人都是狠角色。
而秦赵长平之战，是你范雎谋划的吗？前面搞输出的是白起，后面疯狂补血的是昭襄王。而至于怎么打起来的，以及怎么打死这么多人，完全出乎秦赵两国君臣的意料。
等仗打胜了，你范雎开始担心白起功劳太大了，然后死命煽风点火，硬是让秦国从邯郸撤兵了。白起撤兵之后，秦国立即出现王将不和的局面。这是大事。上纲上线的说，这是阴阳失和了。
丞相有调和阴阳、率领百官的重任，那你范雎是不是该处理一下这起大事件呢？并没有。然后，昭襄王就把白起赐死了。国之干成，就这么死了。秦国要范雎这么个丞相还有啥用？
所以，商鞅和李斯，是一个水准的。
如果非要论个先后，那就是商鞅第一、李斯第二。这不是由能力决定的，而是由历史决定的。商鞅比李斯早出生了一百多年，然后就当了法家老祖（真正的老祖应该是李克），李斯再厉害也要往后排。
至于张仪和范雎，完全不入流。
张仪可以做个外交部长。至于安邦定国，司马错论伐蜀这件事，已经证明张仪的水准了：不入流。范雎陪王伴驾，做昭襄王的首席政治秘书，勉强可以，而位列朝堂则少了气度和格局。
张仪和范雎，这两个人的最大特点，就是人设差。张仪是在外面坑蒙拐骗，范雎则是在内部煽风点火。同样都是战国游士，但越到后面就越没底线。
等秦末乱世的时候，你几乎找不到一个鲁仲连之类侠义游士。大家都是削减脑袋往上爬的人。
墨子游走列国，还是在推行自己的一套理想。至于儒家的孔孟，则更是理念先行。这伙人是主义立身的。而后面的全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至于原因，一个是贵族精神越来越淡漠了，礼崩乐坏开始还是坏在形式，后面则是内核塌陷；另一个是竞争太激烈，以前风花雪月就能赢，后来你就是走极端、无底线，也未必能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