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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两国领导人机场会晤,消除了很大的战争隐患,局势缓和,中国避免了一场直接的战争威胁;


1969年中苏珍宝岛冲突后,苏联军队在中苏中蒙边界地区摆出了百万大军,大有一举攻打的趋势。同时在双方的边界线上进行武装挑衅,伺机报复。同年8月,中苏双方又在新疆的铁列克提地区爆发了冲突。由于苏联方面的装备精良,中国军队全军覆没。


铁列克提事件爆发,举国愤怒。面对中国的指责,苏联军方要求对华强硬,甚至提出要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但是苏联官方却知道情况复杂,不能胡来。同时苏联也知道自己的敌人是美国不是中国,苏联不能同时有两个敌人。此时美国通过罗马尼亚和巴基斯坦向中国抛出橄榄枝,希望中美关系能够恢复正常,共同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局势。鉴于美国人的动作,苏联希望能与中方联络,但是中苏之间纠葛恩怨太深,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打之前两国的热线电话,结果被一个年轻茂盛的女话务员给骂了一顿,一时之间无法进行有效联络。


就在中苏双方关系紧张战云密布的时候,在越南传来了中苏之间缓和的消息。1969年9月3日,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去世,胡志明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于是,中共中央当即决定派周恩来赴越吊唁。获悉周恩来总理赴河内参加葬礼,苏联领导层决定派部长会议主席(相当于总理)柯西金前往越南,希望能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会晤。

9月4日,中国派出以周恩来为正,叶剑英为副的的中国代表团去前往河内吊唁胡志明同志,吊唁完毕之后于当日回国。之后的9月6日至10日,苏联的柯西金来到越南参加胡志明的葬礼。柯西金希望在越南去会见周恩来,但是代表团来去匆匆,显然是有意回避柯西金。


9月6日,苏联代表团抵达河内,柯西金下飞机后就去告诉中国驻越大使馆人员,苏联代表团希望能在回国的途中经停北京,以便会见中国领导人。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哪里出了岔子这个转告竟然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9月8日,由李先念率代表团到河内参加胡志明的葬礼。在去越南之前,代表团有一条指令:见苏联人不讲话。于是就出现了李先念与柯西金同时出现在胡志明追悼会上,但是彼此擦肩而过,连句候的话都没有,在其他些照面的场合,李先念看见柯西金也不说话。毕竟双方老是这样不行啊,于是苏联方面通过苏联驻华代办向中国外交部提出要求,希望苏联代表团回国途中在北京与周恩来总理进行会晤。


与此同时,柯西金临走时通过越南方面再次把信息传达给代表团团长李先念,希望能在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会晤。李先念感觉事关重大立即向国内报告此事。周恩来得到消息后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同意会谈。李先念临走前告诉越南的同志传达给柯西金说周恩来总理同意在北京机场与柯西金见面。

9月11日清晨,苏联驻华临时代办叶利札韦京接到紧急通知,中国外交部同意周恩来总理同意在北京机场举行两国领导人会谈。这时,柯西金刚刚访问好印度,从印度首都新德里飞到苏联中亚地区的城市塔什干,代表团成员们正在进行休整。

之前苏联代表团在离开国境之前,没有去访问中国的计划,从越南回国的路上,由于飞行需要,中途要在中亚的塔什干作短暂停留。因为是到越南河内参加胡志明同志的葬礼,加上与中国代表团的少数几次照面都像路人一样,苏联代表团成员们的心情都很不好。于是他们就想放松放松,喝点酒吃些点心。正当大家围着桌子坐下来,把酒瓶子打开准备享受的时候,柯西金突然冲进来说:大家立马集合,到机场去,飞机马上起飞。


大家二丈摸不到头脑,这是要干什么啊?既然柯西金这么说了,大家马上启动了,上了飞机。飞机上,代表团成员们见飞机往东飞,都很奇怪,这是去哪里啊?听说是去伊尔库茨克。可是,我们要回莫斯科啊,去伊尔库茨克干嘛?去贝加尔湖畔钓鱼?于是,柯西金把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贾不才叫过去,告诉他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于是,贾丕才向代表团成员宣布,我们的飞行的目的地是中国。这次去河内参加胡志明的葬礼,勃列日涅夫要柯西金无论如何都要与周恩来会谈,表明苏联方面希望中苏关系和缓的意见,利用飞回来的时机在北京停留。

本来从越南河内到北京的距离不长,结果却瞎折腾了半天饶了一大圈折能去北京。在飞机上,柯西金叫代表团准备一下相关材料,主要还是边界问题。9月11日上午,柯西金乘坐的图-104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中国方面由周恩来、李先念等人在机场迎接。


双方一见面,周恩来就和柯西金紧紧握手,以同志相称。柯西金首先就声明了苏联方面绝不愿意为领土争端问题而打仗。周恩来总理也立即向柯西金说明中方的原则立场,他很严肃地指出,争论理论和原则问题,不应影响两国的关系。

接下来,双方在飞机场候机楼西侧的贵宾室会见,两国总理进行了为时3小时40分坦率和求实的会谈。会谈、吃饭和休息都在机场。周恩来总理说道:“在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是被动的。”


柯西金回答道:“你们说我们要打仗,我们国内的事情还忙不过来,为何要打仗?我们领土广大,足够开发。”

周恩来一听,这家伙明显是打马虎,就严肃得说道:“边界谈判应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举行,要解决边界问题,谈判总要用些时间,在未解决前需要采取一些临时措施。”于是周恩来提出3条建议,主要就是为维持现状的基础之上双方人员脱离接触,免得再次接触引发冲突。但是双方在什么是“争议地区”上发生了争执,最后柯西金总结说:“争议地区,就是你们说是你们的,我们说是我们的地区。”于是,中苏双方将此问题搁置下来。


在下一个议题之中,周恩来继续说道:“边界发生冲突,责任不在我们,我们很清楚。解决这个问题就意味着停止边界武装冲突,必须使双方的武装力量撤出有争议的地区。我们两国存在政治紧张局势,美国开动自己的全部宣传机器,妄图使我们两国兵戎相见。苏联在远东和哈萨克集结部队,飞机常在那里飞行,我们却未部署飞机。我们未主动在边界制造冲突,以后也绝不会这样做。我们试制核武器,只是为了打破垄断。在此声明: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你们调了那么多军队到远东,到底是谁想打仗?我们核武器的水平你们清楚。你们说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毁我们的核基地。”说到这里,周恩来的语调严峻,“若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


柯西金想不到周恩来语言如此犀利,柯西金自诩在苏联国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结果碰上了对手。于是经过双方的磋商,除了周恩来所说双方武装力量从争议地区撤走之外,柯西金还补充了一条:双方如有争议,由双方边防部门协商解决,终于给紧张的边境局势进行了缓和处理。

这一次中苏总理机场会谈,虽然没有使中苏关系恢复到正常状态,但是此时的情况比之前兵戎相见好很多,起码不会再一次出现准备死磕现象了。在机场会晤之中,周恩来总理还跟柯西金说,我们要准备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柯西金不傻啊,听到这里,大事不妙:中美两国联手,这样苏联就腹背受敌了,弄到最后难堪的会是苏联自己。眼前的人看似温文尔雅,实际上很难对付啊。我们释放的善意,结果被将了一军。

机场会谈,最重要的成果是双方决定当年10月份重新进行边界谈判,这是一个好的兆头,虽然局势还有些紧张起码还有回旋的余地了。谈完以后,柯西金就指着苏联代表团的那些随行人员,对周恩来笑道:“这次来北京,是他们把事情搞坏了。你看他们一个个苦恼着脸,像咱们这样高级别的领导人,所有问题可以在5分钟内解决。把分歧都装进麻袋扔进黑龙江,怎么样?我们先吃饭如何?”

周恩来一听也笑了,回答道:“哈哈哈,好啊,难为你们了,放心我们做好的地主之谊。”此时,服务员们端上菜,原来之前周恩来总理为柯西金等人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国宴,就是北京著名的烤鸭,这肉嫩味美,皮薄肉厚,吃得柯西金连连点头:“哈拉索哈拉索!”就是说味道好极了。甚至都不想离开了。临走的时候,周恩来总理还送了柯西金一只烤鸭让他们带回去吃。


9月26日,柯西金回道苏联,跟勃列日涅夫汇报情况。此后,他致函周恩来,建议两国签署一个互不侵犯、互不使用武力的专项协定。对此,毛泽东主席警惕性很高,这是苏联释放的一个烟雾弹,我们不能因此而放松警惕,对于备战还不能松懈,防止苏联的偷袭。

此时,远在英国伦敦的《星期六邮报》登载了一篇文章,文章上称称“苏联可能会对中国新疆罗布泊基地进行空中袭击”。这消息一出,举世哗然,美国总统尼克松召开应急会议,真的是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打核战争大家就玩完了。

会议上,尼克松强调了阻止中苏之间爆发战争。

1969年10月15日夜晚7时,心慌意乱的柯西金来到克里姆林宫,向勃列日涅夫报告:报告就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中国做好了战争准备,另一方面就是美国人似乎不支持苏联对中国发动战争,还说要对苏联进行报复。勃列日涅夫将信将疑,于是拨打了驻美大使的电话。


几分钟后,苏联驻美大使的多勃雷宁报告说这个情况是真实的,不仅如此,他还说如果苏联的导弹升空,美国的导弹也会到达苏联。潜台词就是你动手,我也向你动手。我们比比谁快。勃列日涅夫一听气个半死,这背信弃义的美国人,之前我透露给你消息,是希望听听你的意见,你倒好直接卖了我。但是也没办法,此时柯西金又说了关于中国核武器的情况,分析出中国是一个有核武器的国家,人家说反击是真打的,一旦打起来了谁也负担不起责任。而且人家的备战也不松懈,这几天还继续进行核试验,当量还不小啊。正是因美国强烈反对和中国积极备战,苏联最后放弃了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计划。

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这一次边界谈判其实也很不顺利。谈判中,苏联方面已在出尔反尔,甚至否认了两国领导人在机场会晤达成的协议,还行使出大国沙文主义,态度蛮横,以至于谈判一直不能取得有效的进展,一直拖拖拉拉的。1978年7月以后,中苏边界问题谈判处于休会状态。这样,长达九年时间的谈判基本没有取得结果。这是继1964年之后,中苏边界问题谈判的第二次失败。直到80年代中后期,随着苏联国家实力的日益下降,中苏边界谈判终于恢复了正常。


为了对付苏联的战争威胁,毛泽东决定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主动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于是在世界上,形成了中美苏一个三角关系,至此,中苏关系虽处于冷战状态,彼此却谁也不肯主动挑衅。

最佳贡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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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土地上的博弈:毛主席布局十万大军闯关东。

1945年8月8日,苏联红军根据《雅尔塔协定》出兵南下中国东北,歼灭了盘踞东北的70万关东军,一周之后,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东北成了苏联红军的天下。

党中央和毛主席早就认识到了东北在战略上的重要性,早在1945年4月的中共七大上,毛主席就以超人的战略前瞻性地指出:

“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



9月13日,远在苏北,心系全局的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也曾给中央发了一份电报,明确提出应以热、察、东北为第一根据地,并派出得力人员主持东北全局。

黄克诚在电报中特别强调:

为执行上述方针,建议从山东调3万至5万人去东北,华东应调3万至6万人去山东。

而与之相对应的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只是把眼光停留在抗战胜利后尽快抢占北平、上海、南京、广州等大城市上面,此刻还没有意识到东北对中国命运的重要性。

就在中共举行七大的同时,国民党也在紧锣密鼓地开会安排抢占抗战胜利果实,占据战略要地,可惜,在几次会议上一次也没有提到东北。

8月30日,国民党就成立了东北保安司令部,以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可是一个多月过去了,两个人依然呆在重庆没挪窝。

这是国民党第一次和赢得全中国的战略机遇擦肩而过。


毛主席和林彪

得知苏联红军出兵东北的消息后,党的五大书记都激动坏了,刘少奇高兴地说:这是千载一时的机会!

可是,中共事先根本不知道苏联将要攻击关东军的计划(老大哥坏得很),此时行动未免有些太晚了。但毛主席决心将这一不好也不坏的消息“塑造”为好消息。为此中共从全国各大解放区抽调了两万政工干部,十万作战部队,从四面八方奔向东北。

可是,相比于国民党有美国提供的飞机,轮船,汽车运送军队,八路军和新四军只有两条腿和马车,为了抢占东北,只能拼命一搏了!就在8月8日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到8月28日毛主席出发去重庆谈判的21天里,毛主席主要就做了一件事:

调兵遣将去东北!

为了争取时间尽快充实在东北的领导干部,毛主席走了最危险的一步棋,借用了美军观察组的飞机,把林彪、肖劲光、李天佑、邓华等高级将领和刘伯承、邓小平、王近山、杨得志、薄一波、宋时轮等地方军政领导干部从延安送到太行山区。随后,又紧急任命林彪为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命林彪出关上任。


林彪主持作战会议

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相当一部分精华全都在这架飞机上,检查飞机安全性能的中央军委参谋长叶剑英和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可着实捏了一把汗。如果这架飞机出了事,那可就万事皆休了!

万幸的是,飞机平安抵达太行山区的长宁飞机场,只用了4个小时时间就走完了一般需要20天才能走完的陆路,各位首长下了飞机之后立马赶赴各地主持军政大局。值得注意的是,刘伯承、邓小平两位首长和陈锡联,陈再道,王近山等一批战将进入晋冀鲁豫根据地,对后面的全国大局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这真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四小时!

1945年9月,就在重庆谈判紧锣密鼓之际,中共中央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布局,不惜放弃南方的各大根据地,也要确保控制热河、察哈尔诸省,关上进入东北的大门。

九月初,冀热辽军区的李运昌、曾克林等部陆续进入东北。原东北军旧部吕正操,张学思等一万多人随后到达。

十月,八路军山东军区司令员罗荣桓带着六万精兵赶到东北。

同时,黄克诚率新四军三师全部兵力三万两千多人进入东北。


东北野战军的炮兵阵地

胶东军区副司令员吴克华率部八千,从山东渡海抵达辽东。

山东军区滨海支队司令员万毅带着三千山东子弟星夜兼程,抵达山海关。

这样,林彪麾下的东北民主联军框架基本成型,一时悍将,如刘震、韩先楚、梁兴初、洪学智、钟伟等尽在军中,通过收编地方武装和原东北抗联部队,到1945年底,东北民主联军兵力已达27万多人,可谓兵多将广。

这时,发现失去先机的蒋介石开始匆忙调兵杀向关外,然而,毛主席的布局一旦启动,那就是华北一盘棋,难以抗御了。蒋介石愕然发现,从华北通往东北的四条大动脉:平汉、平绥、同蒲、津浦四条铁路都已被刘邓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切断,有的还七零八落,如同死蛇。

这种搞法,通过最有效率的铁路运兵已经完全不可能了,怎么办?只能打过去!

面对气势汹汹的国民党军,刘帅横刀立马,旗开得胜。1945年9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在上党战役中大破来犯的晋绥军,歼敌三万五千多人。

1945年11月,国民党军又在邯郸战役中遭到痛击,折兵五万多人,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率部起义,第十一战区所部基本被打爆。

这时,蒋介石从铁路运兵去东北的计划实际上已经完全失败,只能走海路。然而,11月初运送国民党军队的美国军舰到达东北时,却吃了苏军统帅马林诺夫斯基的闭门羹。


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抵达东北

原来9月14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称:美国政府准备援助国民党发展适度的武装力量,承担包括满洲在内的有效控制任务。此时,在西太平洋的美国各陆海军司令已接到指示,按魏德迈规定的日期和港口,将国民党军队运往东北。

这一声明无疑惹火了斯大林,苏联红军控制的地盘,从来不允许其他人说三道四,更何况,斯大林还需要以东北为筹码,要挟国民党政府同意保护苏联在远东的利益。

斯大林所下的是很大的一盘棋,他想要的苏联在是旅顺和大连的驻军权利,中长铁路的运营权利,以及国民政府对外蒙古独立的承认。

这时,距离中共军队进入东北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这是国民党第二次和赢得全中国的战略机遇擦肩而过。

在获得一系列重大利益之后,苏联红军陆续从东北撤退,11月15日,杜聿明终于率领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攻入山海关,随即迅速席卷辽东,1946年5月,国民党军队在第二次四平之战中获胜,东北民主联军元气大伤,被杜聿明一路追过了松花江。

就在夺取东北的全面胜利指日可待之际,1946年6月6日,在美国特使马歇尔的压力下,蒋介石下达了第二次停战令。杜聿明的推进戛然而止。


四平保卫战

六月停战虽然被称为国民党在内战中的重大败笔,但纵观当时的环境,国民党军在各条战线连续获胜,蒋介石相信即使停战中共也已经翻不起多少浪花,此时停战也是老蒋对国军实力过于自信的结果。

从6月上旬到10月下旬,整整五个月东北没有发生大的战事,此时中共在东北的各级党组织全面发动起来实施土地改革,3000万贫苦农民一夜之间翻身做了主人,各个解放区有多达60万翻身农民参加了解放军。

1946年11月,杜聿明重新发动进攻时却悲哀地发现,共军的兵力比五个月前强得多,国军的兵线完全推不动了。他发电报和老蒋调兵,结果老蒋也爱莫能助。

因为此时关内在山东、西北、晋察冀、晋冀鲁豫各个解放区都打成了一锅粥,国军不断损兵折将,已经完全没办法抽调兵力来支援关外了。

这是国民党第三次和赢得全中国的战略机遇擦肩而过。

两年之后的1948年10月,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首先在东北发动,林彪率领百万东北野战军发动辽沈战役,消灭了国民党在东北的五十多万精锐部队。随后南下平津,攻克天津,和平解放北平,国民党在华北的60万部队灰飞烟灭。

随后,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作为人民解放军最强大的战略集团横渡长江,解放武汉,横扫两广,一直打到海南岛,解放了大半个中国。

国民党最终失败,新中国成立的关键落子,实际就在东北。



辽沈战役解放锦州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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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收复新疆可谓是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一招险棋,彻底打破了英俄两国利用阿古柏肢解侵占中国西北领土的美梦,左宗棠在《奏章》中说:“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

今天再看新疆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能源基地,关系到中国的能源大通道,关系到中国稳固的大后方,左宗棠是奠定新疆版图的大功臣,说他惊险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 清朝内部的“海防论”和“塞防论”之争

中国即是大陆型国家也是海洋国家,同时承担着海上和陆地的防务,作为晚清重臣他的意见是极其有分量的,他却说: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而且是得到大部分人的支持,新疆真的危在旦夕。

最终还是作为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强调海防与塞防必须并重,这才有了奏折中关于新疆利害关系的陈述,在李鸿章筹建海军的同时,1877年击败阿古柏政权,1881年从沙俄手中收复伊犁。左宗棠的战略眼光还是略高一筹。

第二 左宗棠要同时面对英国、沙俄和奥斯曼土耳其三个恶棍

英国和俄国都对我国的新疆虎视眈眈,1865年阿古柏在英国的支持下侵入新疆,英国和俄国同时承认阿古柏政权,而70年代沙俄出兵侵占我新疆伊犁地区。英国和沙俄欲搅乱局势,混水摸鱼。

阿古柏作为伊斯兰教信徒,不仅获得了英国和沙俄的支持,甚至得到了奥斯曼土耳其的支持,而且帮助阿古柏训练军队,左宗棠收复新疆不仅有国内的阻碍,国外势力也是盘根错节。

左宗棠抱着必死之心,抬棺出征,最终重挫阿古柏和其背后的列强国家

左宗棠能征善战不是阿古柏能比的,但是阿古柏只是个小角色,左宗棠抬棺出征也是抱着必死之心来的,如此坚定不移的决心这对侵略者心理上也是重要威慑。

列强之间并不不是铁板一块,沙俄与奥斯曼土耳其的克里米亚之战让这两个百年世仇更是水火不容,沙俄甚至要出卖阿拉斯加抵挡英国的威胁,这正是左宗棠收复新疆的绝佳窗口。

左宗棠成功收复新疆,他才是近代中国版图的奠基人,若不是他以死抗争,今天的青海宁夏甚至是四川或许就是边境之地了。能保住960万平方公里广袤国土,左宗棠居功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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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曾下令,担负晋冀鲁豫、东北、华中三大战区的20名高层将领们,一次性搭乘美军飞机到前线。不仅要对人员保密、还要克服气候问题,一旦出事,就是类似黑茶山空难的放大版,对后面的解放战争影响很大。

高层核心对历史的影响

毛主席曾在1945年8月25日,借助美军的运输机将20名高层和将领空运到前线,如果飞机发生故障失事,那对后面的解放战争而言,将带来重大的负面影响,甚至改变历史走向。



首先看看到达目的地的这20个人究竟是谁?

林彪(元帅):辽沈战役指挥官、平津战役指挥官。

刘伯承(元帅)、邓小平:参加上党战役,千里跃进大别山开辟扩大了中原解放区,淮海战役指挥官。

陈毅(元帅):孟良崮战役指挥官,歼灭国民党“王牌师”——整编74师。

薄一波:协助刘邓两人取得上党战役和平汉战役的胜利。

陈赓(大将):参加了上党战役,所在兵团解放豫陕鄂一带。

此外还有陈锡联(上将)、陈再道(上将)、张际春、滕代远、杨得志(上将)、萧劲光(大将)、邓华(上将)、邓克明(少将)、宋时轮(上将)、李天佑(上将)、王近山(中将)、付秋涛、江华、聂鹤亭(中将)。



这20人共有3名元帅、2名大将、6名上将,1名第二代核心领导人。虽然将领人数不多,但是十大元帅占比30%、开国大将占比20%,开国上将占比10%,从比例看不低。这些人都是当时党的高层和核心,用叶剑英的话说,“那上面可全是我党我军的精华啊”。

那这些人对当时有何影响?

当这20人从延安机场到达山西黎城的长宁机场时,意味着晋冀鲁豫、东北、华中三大战略区的主帅和主要将领们要准备就位了。如落地开花一般从太行山出发,分别奔赴各自的战区。



林彪抢在杜聿明前面赶到了东北战区,将杜聿明部队堵在关外。

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陈赓、陈锡联、陈再道等人留在晋冀鲁豫根据地,拿下了上党战役的顺利,而上党之战又是抗日战争后国共双方的首战,首战胜利对双方士气影响不小。

陈毅接替罗荣桓前往山东,指挥山东、华中两大野战军应对国民党的“重点进攻”,打掉了对方的王牌师。




从延安到黎城的步行距离是近480公里,如果轻装简行昼夜急行军,按每天120公里计算需要大概4天的时间,甚至按官媒提到的需要2个月运输干部,显然更久。而美军飞机运输他们过去只花了4个小时。

8月15日日本投降,阎锡山就开始抢占胜利果实,占领长治及其周围地区,并修筑工事,如果指挥官到达越晚,敌人就准备的越充分,取胜的难度就会越大。同时早到战区,能迅速集结主力、编组兵团,占据有利的地形,将敌方置于被动与不利境地。所以每节约1天、甚至1小时,对整个战局的影响都非常大。



为什么是险棋?

当时飞机失事的概率不像现在这么低,受气候影响比较大。

比如后来的黑茶山空难。1946年4月8日,参加国共和谈的王若飞、博古、叶挺等13人,从重庆经西安返回延安时,乘坐的飞机由于阴雨天气迷失了方向,在黑茶山山峰撞毁。虽然有可能是敌军特务做了手脚,但飞机因天气原因撞毁的可能性也存在,山西吕梁山区那一带,在4月份少雨、多雾、多风沙,气候变化比较复杂。



再比如周恩来,一生乘飞机历险多次。1946年初,周恩来从延安飞往重庆准备出席政治协商会议时,飞机经过秦岭山脉时,遭遇冷气团、机壳被冻住,飞机开始往下沉。要不是从容应对,也会发生事故。

可见飞机的安全性并不高,而且要运输重要人物最好也是分开进行,一旦集中出问题,损失就是巨大,比如上面说的黑茶山空难,王若飞是周恩来心中的常务副总理,叶挺在中央军委审议排名的36名开国军事家中,紧随叶剑英之后,排在杨尚昆、粟裕之前,如果授衔健在,可能会是元帅级别。所以,借助飞机一下拉20名高层和将领,是有着不小的风险。



怎么下决定的?

1945年8月20日,延安刚举行中共中央高级军事会议,这20人参加了会议,接受了整体的安排部署。为了抢占先机,毛主席决定借助美军的飞机运输他们到前线。具体事务是叶剑英去办。



按理说,美军如果知道运输的是高层将领肯定不会帮忙。但美军B-29轰炸机在执行任务时曾被日军防空火炮击中,11名机组人员在山西长治一带跳伞,被地方游击队搜救后送到了太行山,美军要去太行山接他们返回,当时叶剑英就忽悠他们去的时候,顺道在延安停一下,送几个干部到前方总部,参加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具体信息没有透露,加强了保密工作。

加上美国在1944年派了一个军事和政治观察组到延安,加强同共产党的联络,帮助对日作战,合作关系比较不错,提的要求也合情合理,观察组也就答应了这个请求。



虽然是一招险棋,但形势紧迫。毛主席一直担心这个决定,在延安焦急地等待着电报。在得知一切顺利时才舒了口气,飞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

值得一提的是,在8月25日的绝密运输后。8月26日,党中央再次与美军观察组商量,把聂荣臻、萧克、罗瑞卿、刘澜涛、郑维山等一批将领用飞机送到了山西大同灵丘,这是晋察冀军区的主要将领,达到后将主力和地方部队进行了整编,还派出1万多人赶往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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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赴鸿门宴是真正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一招险棋。刘邦的谢罪使项羽改变了击杀刘邦的主意,而后在长达四年的楚汉之争中,刘邦反而击败项羽,迫项羽自杀,夺得天下。

公元前207年,刘邦灭秦朝之后,自己驻军霸上,使人守函谷关。正在向关中进发的项羽大怒,使黥布攻破函谷关后,入关进驻鸿门,刘邦左军司马曹无伤使人对项羽说:“刘邦欲王关中”。项羽谋士范增献计“刘邦其志不小,急击勿失”。项羽下令第二天平明,以四十万大军击刘邦十万军,但夜里项羽的小叔项伯为救有恩于自己、正在刘邦军中的张良,夜入刘邦军见张良。张良为救刘邦,现计于刘邦前去鸿门谢罪,来求得项羽的谅解。刘邦只得与张良、樊哙等一起带着重礼去鸿门谢罪。在鸿门宴上,虽然范增与项庄设计想击杀刘邦,但由于项伯的一再相护,加上项羽不同意杀死刘邦,最终刘邦得以死里逃生。几年之后,反而击杀项羽,建立了大汉王朝,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河南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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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上最凶险而最具战略意义的决定,莫过于韩先楚力主解放海南岛。

1949年底至1950年初,解放军解放四川、贵州、云南、西康等省,大陆大规模战事基本结束,国民党军全面败退大陆,仅掌握台湾、金门、马祖、海南岛、舟山群岛、一江山岛、大陈岛等岛屿,解放军陈兵东南准备进攻台湾。

然而,此时的局势却突然严峻起来。1949年10月,华东野战军第十兵团进攻金门不利,3个团的登岛部队全军覆没。领导层意识到,国民党军退守岛屿后局势已经发生变化,解放军面临着跨海作战这一新课题,不能像以往那样依托人民群众进行大兵团作战。

1950年1月,最高领导人在访问苏联期间定下在春夏两季解放海南的决心,前线部队却迟迟没有行动,原计划定在2、3月进行的战役,一直推迟到6月份。


作战计划下达后,东北野战军第40军长韩先楚非常着急,他违反广东军委的命令,让40军继续进行2、3月份的备战工作。无论是上级还是下级都非常不理解韩先楚的举动,上级不愿意打,下级军官更不愿意打。当时,国内的仗已经基本打完,其他部队军人已经复员回家,只有四野还在备战,因此基层军官们的怨气都很大,“从长白山打到海南岛,这回真要革命到底了,革命到海底了!”

如果韩先楚是聪明人,就应该像43军军长李作鹏那样,把延迟作战命令下达给团级军官,这样既不得罪上级也能安抚下级。但韩先楚偏偏是一头“倔驴”,在革命生涯中就屡屡违抗军令,甚至当面顶撞林总,被人称为“好战分子”、“旋风司令”、“军中恶人”。这一次,他又当恶人了。

3月底,他致电15兵团司令部:大规模渡海作战条件已经成熟

4月初,他再次致兵团司令部、四野和军委,请求尽快发动海南岛战役,并立下军令状

在他的反复请求下,上级终于改变了战役决心,由40军进行解放海南岛战役。


4月16日,早已做好备战工作的40军开始大规模登岛作战,40军和43军8个团2.5万人,分乘380艘帆船、32艘机帆船从雷州半岛强渡琼州海峡,韩先楚亲率6个团第一批登岛,在琼崖纵队的配合下仅用半个月时间成功解放海南岛。

海南岛战役为何凶险?

兵家讲究天时、地利、人和,以当时的眼光看,解放军三者都不具备,很大可能会重蹈金门战役的覆辙,贸然发动战役是非常凶险的,韩先楚赌的成分很大,但他赌对了。


凶险一:岛上防御力量空前强大成立了防。国民党军在海南岛进行了密切部署,卫总司令部,由第一名将薛岳指挥,下辖5个军、海军第三舰队以及1个陆战队团,装备各型舰船50艘、各类军机45架,构成海、陆、空立体防御系统,命名为“伯陵防线”,总兵力达10万人。

凶险二:解放军兵力严重不足。当时参与进攻海南岛的部队只有40军、43军,总兵力约10万人,加上岛上的琼崖纵队也只有12万人,而且李作鹏的43军准备很不充分,只有40军提前进行了登岛备战。以弱势兵力进攻强势防守兵力、以无备攻有备,胜算极小;

凶险三:解放军士气不足,普遍存在厌战情绪。当时新中国已经成立,将士思归心切,再加上三野在金门战役中失利,士气低落;

凶险四:解放军没有大规模登岛作战经验。金门战役证明,跨海作战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全军上下没有一位高级将领接受过专业指导。


但最终,韩先楚仅用半个月就打下了海南岛,以伤亡4500人的代价,歼敌3.3万人,击毁飞机2架,舰船1艘,几乎是以摧朽拉枯之势摧毁了薛岳引以为傲的“伯陵防线”

这场看似必败的战役,韩先楚为何能取胜?

主观原因:


1、韩先楚吸取金门战役中渡船不足的教训,在战前进行了充分准备,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到2000多艘船只,还将其中一部分帆船动手改装为机帆船,又把重机枪、迫击炮等重装备搬到船上,改装为一艘艘简陋的炮艇;

2、采取了正确的战术。在广东军委下决心打海南战役前一个半月,韩先楚就先后派出2批先遣部队偷渡登岛,与琼崖纵队会合,开辟了多处登陆场。到战役正式打响时,岛上已经有2个加强团、2个加强营、1个步兵团外加1个步兵营,总兵力达11000余人,仅先遣部队兵力就超过金门战役全部登岛兵力。

3、吸取金门战役缺乏统一指挥的教训,韩先楚跟随第一批登陆部队登岛,避免了作战时的混乱

4、琼崖纵队在海南岛上经营多年,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并与前两批先遣部队取得联系,极大地策应了正面登陆部队。

客观原因:

1、国民党军兵力虽多,但海南岛同样面积巨大,10万兵力平均散开后没有形成防御重点,被解放军各个击破;

2、没有采取积极防御办法,没有对广东沿海地区的港口进行有组织的破坏,让解放军搜集到了足够多的船只;

2、薛岳缺乏岛屿作战经验,没有将海空力量用于滩头争夺战,而是拆开分配给各个部队,未能发挥出海陆空立体防御体系的优势;

3、国民党军防御部署出了大问题,解放军大部队于17日突击登岛,薛岳20日才调集零星部队进行反击,给解放军留下整整三天的时间巩固滩头阵地,并与雷州半岛建立起稳固的联络通道。


海南岛战役是以单一陆军、凭借木帆船和少量机帆船打赢的一场跨海登陆作战,堪称战争史上的奇迹,为解放军日后解放大陈岛、一江山岛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为什么说海南岛战役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

1950年6月25日,就在海南岛战役结束不到两个月,朝鲜战争全面爆发;

6月2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美军参战,派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

9月27日,“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中国到了不得不参战的地步。


假如不是韩先楚立下军令状,执意要打海南岛,等4、5月份季风一过,登岛作战难度将无限增加,第七舰队若逼近琼州海峡附近,解放军登岛作战更无可能。

假如不是韩先楚赶在朝鲜战争爆发前解放海南岛,国民党军加强对海南岛的防御部署,或由美国代管经营,以此为跳板威胁大陆,后果不堪设想。届时,解放军需要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同时备战东南、广东,同时也丧失对南海的控制权,300多万平方公里海疆将落于敌手。

仅凭解放海南岛的战功,韩先楚就可以授上将军衔。

7

中国历史漫长,各个朝代中都有决定一个朝代盛衰的险招。

远古时代勿略,就中国现代史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为例,经历了两次大险招。

第一次大险招是长征,是一步险招。

这步险棋可以说是决定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和中国革命处于最关键时刻。一九三四年十月,在江西井冈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当时的领导人对中国革命的前途,路在何方都迷茫的情况之下,被迫举行了举世瞩目的2万5千里长征。因而,长征成了中国革命的战斗机,宣传机,播种机。长征的胜利,扭转了中国革命的走向,留下了革命的种子。对八年抗战的胜利取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从而避免了中国再次成了亡国奴。

第二次大险招是抗美援朝战争。

抗美援朝这招是险招中的险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一周年之际,全国人民从战争阴霾中刚解脱出来,正准备搞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刻。

美帝国主义忘我之心不死,发起朝鲜半岛战争,企图扼杀红色中国政权,达到颠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阻挠中国解放台湾的阴谋。

此时以毛主席和周总理为首的党中央以高瞻远瞩的大战略眼光力主出兵抗美援朝,保卫刚诞生的新中国。打出中国军人的军威,打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威,打出中国人民的虎威。

但是,党内和军内很多人看不到当时更深更远国家面临的问题。认为新中国刚解放,百废待兴;认为美国强大,中国难于战胜,恐美病盛行;认为出兵抗美援朝,会牺牲很多人,还要花费很多财力物力,影响新中国的建设。万一战败,中国怎么办?一时间恐战心里,恐美心态尘嚣直上,乌云遮天,笼罩中南海上空。一九五O年八、九月、十月中央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中央军委会议。毛主席反复强调出兵朝鲜的利蔽关系,再次指出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以消除恐美病。

毛主席再三考虑后,首先让粟裕挂帅,成立东北军司令部,专门准备出征朝鲜。夽何粟裕履新不久,战争年代留下在脑部弹片严重威胁着粟裕的身心健康,经常头痛头晕,无法支撑抗美援朝东北军司令员的重任,只能再度疗养。此时毛主席又把目光投向林彪,遗憾的是林彪当面拒绝毛主席的期望,用怕光、怕水、怕风等身体原因成为第二个不能挂帅出征的人选。林彪也因为在平型关大捷后乐极生悲,穿上日本军官尼子服,腰挂指挥刀,骑上大红枣马在草坪上狂奔,被国民党阎锡山部队的哨兵误以为是日本军官射伤留下后遗症。

关键时刻,毛主席想到了在大西北任职的彭大将军,一纸调令,让彭老总飞到北京。彭老总一听毛主席说,马上支持了毛主席的意见,并发表了自己认为打的理由。并表态,我去!此时,毛主席悬在半空的心才得以放下,周总理听说彭老总的看法后,也说,有彭老总挂帅,胜利就有把握。

因而,中央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但仍然反对者众之。最后毛主席让彭老总在会上陈叙自己的观点和决心后,毛主席拍板,彭老总挂帅抗美援朝志愿军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一九五0年十月,中国人民志愿军雄鸠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三年的抗美援朝把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侵略者打停板门店,签下了美国建国后从没有失败的投降停战协议先例。让中国人在世界上打出了国威、军威!从此,中国在国际上的社会地位,芝麻开花节节高,让世界瞩目,成就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话语权。

这两招,可以说惊天地,泣鬼神。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做到,只有毛主席的雄才大略,高瞻远瞩才能够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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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来说,还应该是遵义会议。确立毛主席的领导地位才是 最重要的!

9

我想到了1929年陈毅元帅在上海向周恩来做报告的那一瞬间,串联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真正的改变了历史走向。

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就得从朱德和毛泽东开始说起。


一、胜利会师。

1928年4月28日,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和南昌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龙市镇和毛泽东主席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

会师后两军并为一军,改称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陈毅为政治部主任。

第四军下辖三个师,朱德、毛泽东、陈毅分任第10、第11、第12师师长,王尔琢任参谋长兼第十师二十八团团长。

其实,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当部队长官,在此之前他都是做书记或者委员什么的。

他感觉有点新鲜,在腰上挎了一把驳壳枪,还对朱德开了个玩笑:

“背上驳壳枪,师长见军长。”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不久,他就把驳壳枪交给警卫员,此后大半辈子都没怎么碰过枪。

因为打心底里,他就不认为自己是一名军人。

他曾吐槽自己:

“军旅之事未知学也,我不是个武人,文人只能运笔杆子,不能动枪。”

而朱德出身军校,是真真正正的军人,这是两人最大的不同。

不仅如此,两人还有着不小的分歧和冲突。


二、兄弟分歧。

毛泽东和朱德分歧主要在军队领导和军事上。

他们都强调了加强军队的领导,分歧主要在领导方式。

毛泽东认为,前委要对军队有绝对领导权,前委对军队要有绝对的指挥权,同时,军队还要负责建设根据地。

简单来说,毛泽东认为党要管一切。

朱德不同意,他更多强调支部的作用和一切工作归支部的,但也不能管太多,红军是党的军队没错,但军队的主要任务是打仗,搞什么虚头八脑的根据地啊?

简单来说,朱德认为,军人也要有话语权。

这个两人最根本的争执,有一点点分歧,都谈不拢。

军事上,毛泽东从来都是主张政治统帅军事,而朱德则认为战事紧张繁忙,无暇顾及,他开始甚至还认为,政治嘛,就是开开会,而开会嘛,就得耽误时间,革命战争靠的是冲冲杀杀。

毛泽东向来把朱德当做兄长,但越是如此,他越想跟朱德争个明白。

两人每次争,朱德从来都没有说赢过,但朱德也是一个骄傲的人,坚持自己的纪念,他坚定地回答道:

你会说,我说不过你,不过,要打仗还得靠我。

一听这个,毛泽东言辞更加尖锐,又回答道:

你在国民党那儿也是打仗,为什么跑到我们这里来打,有个为谁打仗的问题嘛!

毛泽东这个问题问得很深刻,一下子就挑明了问题实质。

可是,朱德一时还是转不过弯,还不能接受毛泽东主席的观点。

由此,两人争得面红耳赤,谁也说服不了谁。

三、争论激化。

1928年6月,红四军举行了白砂会议。

毛泽东脾气倔口气硬,会议上,说话一点都不给人留情面,一口咬定我说得对你们都要听我的,可是说了半天发现没人支持,气的差点骂娘。

他想不通,我的话很对啊,你们怎么就不支持呢?几千年来军队闹事的教训,还不够吗?

他很郁闷,也很生气,牛脾气一上来,就提出辞职。

毛泽东这一赌气辞职,就让两人之争变得更为严重了。

后来两人又各自写了一封公开信,两人不约而同的否定一些污蔑之词,表明两人都是胸襟坦荡,一心为公,只是见解不同的正常讨论而已。

由此可见,朱德和毛主席的争论,没有掺杂半点私心。

朱毛两封信公开发表,本意是达成统一,结束分歧,稳定形势,结果适得其反,根本就没有多少人去关注两人之争的理论实质,而是关系两人的去留问题。

因为毛泽东信中不仅没有和朱德化解争论,还在信中第二次提出辞职,两人的争论已经激化到了失控的边缘。

得,既然你两次提出辞职,那就辞职吧。

于是部队威望仅次于毛泽东和朱德的陈毅代理了毛泽东的职务。

陈毅身上担子不轻啊,他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必须了结两人的争论。

怎么办?

陈毅非常头疼,后来他回忆道:

“你们朱毛两个人天天在吵架。一个晋国,一个楚国,你们两个大国天天打架,我这个郑国在中间简直不好办。”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在龙岩城召开七大,会议上,陈毅正式当选前委书记。

会议主要一个任务就是化解两人矛盾。

陈毅采取了和稀泥的办法,各打五十大板。

这样的处理根本不能化解问题,毛泽东一气之下连陈毅都骂了起来,骂他是玲珑八面的“陈毅主义”。

就这样,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四个多月之久。

朱毛就这样暂时分离了,这场争论也没有争论出个结果。

七大结束后,红四军准备召开八大,继续解决两人的争论。

朱德写了封信给毛泽东,希望他能复出。

结果,毛泽东不仅拒绝朱德的邀请,还言辞激烈地回复道:

“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验证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之钉,陈毅要我做八面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我不能够随便回来。”


四、尽释前嫌。

而被毛泽东主席痛骂的陈毅在哪呢?

此时陈毅并不在红四军内,七大结束后,没能化解朱毛争论的他,兵行险招,冒着生命危险,马上启程从闽西经厦门,绕道香港,化装成一个日本商人,于8月下旬来到上海。

当时的上海实在太危险了,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人都被逮捕,并于8月30日遇害就义。

可以说,陈毅是在最危险的时候来到的上海。

他马上找到了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向周恩来汇报情况。

其实中央早在1929年2月,就有意让朱毛两人离开红四军,并写了一份信,送到了红四军,信中要求毛泽东主席和朱德离开红军,去上海学习(当时毛泽东并不反对,并推荐了恽代英和刘伯承接替自己和朱德的责任)。

这个时候,两人又闹成这样,搞不好都得被撤职。

在陈毅写报告书的那一瞬间,成为改写历史的时刻。

因此陈毅的作用非常关键,关键时刻,他奋笔直书,花了三天时间,写下五万字的报告。

报告中,公正客观、翔实准确地对朱德和毛泽东的争论,进行了汇报,并且他大公无私,退位让贤,建议“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恢复前委书记的原职位。

而这个职位当时正好由陈毅担任。

这真的是历史性的时刻,只要陈毅在报告中稍有偏颇,或者他要存什么坏心思,打个小报告,毛泽东和朱德都得离开红四军,历史就将改写。

万幸,周恩来马上同意了陈毅的建议,并肯定了毛泽东的意见,让毛泽东复职。

10月1日,陈毅启程离开了上海,10月22日,他在广东松源找到了朱德,随即就要去请毛泽东主席回来复职。

这个时候朱德有些尴尬,因为在此之前毛泽东拒绝他的邀请时,毛泽东可是把陈毅臭骂了一顿。

这个时候,陈毅再次展现了他光明磊落和大度豁达的耀人光辉。

他首先对毛泽东提出的陈毅主义作出检讨,表示:

我这次回来,也要和同志们一起打倒这个“陈毅主义”。

而后他更是亲自给毛泽东写信道:

“我俩之间的争论已得到正确的解决。七次大会我犯了错误,八次大会的插曲更是错误的。见信请即归队,我们派人来接。”

毛泽东收到陈毅来信后,终于被朱德和陈毅给感动了。

11月26日,毛泽东和朱德、陈毅在福建长汀辛耕别墅重逢了,三人前嫌尽释。

朱德当时就对毛泽东说:

“朱不离毛,毛不离朱。朱离开毛过不了冬。”

毛泽东也做了自我批评,

当时远在上海的周恩来思虑周全,在陈毅临行前,为避免毛泽东主席复职后,陈毅有所尴尬,提出可以将陈毅调到鄂豫皖根据地。

当陈毅提出周恩来这个安排后,毛泽东主席大手一挥,掷地有声地回答道:

“你哪里也不用去,就在这里!”

就这样,毛泽东、朱德、陈毅不仅化解了争论,意见得到统一,而且尽释前嫌,重归于好。

在陈毅写报告的那一刻,28岁的他,穿针引线,串联了36岁的毛泽东主席,43岁的朱德总司令,31岁周恩来总理,真正的改变了历史。


结语

回顾这段历史,伟人之所以是伟人,正是因为他们一心为公,坦荡无私,光明磊落,大度豁达。

陈毅元帅大公无私,兵行险招,冒着生命危险,不计个人得失,确定了毛泽东正确领导,改变了历史走向,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

食堂谨以此文,致敬毛泽东主席,致敬朱德总司令,致敬周恩来总理,致敬陈毅元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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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哪些决定和举措,不管险不险,都是历史的必然,历史即不能重写,也不能重来,更没有假设!无论怎么走向都是既成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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