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陕巨匪袁刚是个复杂的人，他作为土匪，重情重义，对普通百姓危害性不大，对社会没有造成大的破坏性，而且积极表态抗日，从这些方面来看简直不像一个旧社会土匪所为；但同时他又具备了一些土匪的基本特征，大搞杀人放火、劫富济贫这一套，士绅对其尤为怨恨，故而只能说其是一个具有一定良知的土匪。
军阀混战中，袁刚混水摸鱼上山为匪
袁刚（1888-1940），又名袁育成，四川宣汉县苏家沟人，出身于普通农民家庭。本来对旧中国传统百姓来说，普通农民很难与土匪挂上勾的，但袁刚是个例外，他之所以能成为土匪，这跟他是个“孝子”有极大关系。
袁刚是家中独子，父母从小就对他宠爱无比，由于父亲在其幼年就因病而亡，袁刚其实是母亲一手抚养成人的。长大了，懂事了，知道母亲的艰辛不易，所以袁刚处处、事事以母亲为中心，孝顺之极，在当地被人们称为“袁孝子”。为了让母亲不再受苦，他从16岁就开始在宣汉城中做工，从小目睹这个社会的不公平现象，袁刚养成了坚毅刚强的性格，常常替人打抱不平，慢慢在宣汉有了一些名气，处下了一帮生死好友。
1924年，整个四川地区大旱，宣汉尤为严重，袁刚家的土地粮食绝收，为了生存，其母亲向本地大户借钱买粮，答应第二年春天还债。到了第二年春天，袁刚母亲遭大户上门逼债，原本说好的三分利，变成了利滚利的十几倍，袁刚母亲拿不出钱来还债，就被大户吊打了一顿。
袁刚回家后看到母亲被打得奄奄一息，一怒之下闯入大户家中将打母亲的打手杀死，杀人后情知会被官府缉拿，于是连夜南下万县，加入了国民革命军二十军杨森部当了兵。
由于他为人忠义，打仗勇猛，再加上他善于谋断，很快在军中站住了脚，建立了一定威信。但袁刚在杨森的军队中看到的仍然是尔虞我诈，贪污腐败，而且“喝兵血”情况严重，他深知这样的军队没有前途，于是他暗中联系了巫山人丁继轩、大足人万炳成等八人建立了“洪帮”，以图日后发展。
1928年，杨森被国民政府解职，二十军因此发生内讧，部下郭汝栋取而代之成为军长，另一个部下范绍曾转投刘湘，势力大减。袁刚等八人趁此良机带着三支枪脱离了部队，决定但川陕边界的西乡县大巴山区占山为王。
当了几年兵，袁刚眼界增长不少，他选择在西乡县这个地方落脚，主要看上了扼守川陕要道的“神仙洞”，此地是商旅必经之地，在此打劫有着绝对丰厚的油水。等做了几票以后，袁刚等人发现商人几乎绝迹，找了些知情人打听才得知，他们打劫商人太狠，不像其他土匪一样只收过路钱，他们将商人打劫一空的做法完全是涸泽而渔，自然商人越来越少。
袁刚这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于是把打劫改为设置关卡，以保护商人之名收取保护费、印花税等等；与此同时，他们还暗中对本地的富商大户进行了明里暗里的洗劫，从而迅速积聚下数目颇丰的钱财。
“用枪劫钱，用钱买枪”周而复始，这是旧社会土匪的生存之道，袁刚自然也不例外。他四处购买武器弹药，同时还招兵买马，很快在该地区立住了脚。就连当时陕南的最大土匪势力罗玉成都对其忌惮不已，与他联盟一起对付川军和陕军。
1929年冬，川军田须尧部对罗玉成、袁刚二股土匪进行围剿，就在这紧要关头，镇巴“土皇帝”王三春致书川军让其退兵，否则将与罗、袁二人对其两面夹击。川军也是久攻不下，又是孤军深入，唯恐受到夹击，于是连忙撤回陕北。1930年5月，罗玉成为了答谢王三春的救命之恩，遂亲自前去镇巴县拜见王三春，哪知王三春早就存了吞并罗玉成匪帮的心思，与其商量未果，于是就将罗玉成杀死在镇巴。
消息传至袁刚耳中，他一方面收缩兵力，一方面联系南郑县的名为民团实为匪首的徐耀明作为靠山。
1932年，胡宗南正式委任徐耀明为“川陕边防剿匪军”的团长，虽然袁刚被徐耀明任命为二营营长，但二人互相利用，勾心斗角。徐耀明并不信任袁刚，让其继续在高洞子自谋发展，武器弹药、装备粮草一概不供给，但起码保持了暂时的平静。
首鼠两端，最终落得个悲惨下场
1933年4月，陕军38军参谋武志平找到了袁刚，他其实是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员，为了让袁刚保持对红军的中立，他以陕军的身份为袁刚谋求了西乡县民团团总之职，并送给他一些子弹。自此，红四方面军在汉中地区开辟了一条地下交通线，多次通过袁刚的大本营高洞子输送物资，有力的支援了红军在川北的“反围剿”斗争。
徐耀明见袁刚先取了团总的关键职位，又对红军保持中立，表面虽然没说什么，私下里却开始筹划吞并袁刚部，破坏红军交通线，此事迅速被我军地下工作者侦知，武志平再次找到袁刚，替其制定火并徐耀明的计划。
6月，徐耀明联系镇巴杨均的民团，约定时间欲两面夹击攻击袁刚，结果派出去的副官被我军擒获，同时还截获了杨均的回信。武志平将信件转给袁刚，袁刚决定先下手为强，于是趁着徐耀明过寿之时，带着精干力量前去拜寿，同时还暗地里布置了两路人马接应。
当天晚上，徐耀明设宴款待袁刚，酒过三巡之后，袁刚摔杯为号，开枪击毙徐耀明，同时两路人马趁乱赶到现场，消灭了徐耀明的死忠们，袁刚瞬间势力延伸到南郑碑坝一带。
与此同时，红军在西乡县骆家坝的马儿岩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成立刻川陕边区游击队。袁刚由于和红军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同意我军将其匪帮改编为红二十九军游击队，专门负责高洞子到川北运输线的安全。
虽然袁刚接受了红军的改编，但他心里是有着自己想法的，毕竟当红军不如土匪自由自在，他也一直寻找机会与我军决裂，这也是土匪出身的局限之处。
1933年4月2日，发生了震惊国内的“马儿岩事变”，红二十九军军长、政委、政治部主任等高级干部被混入革命的“神团”首领张正万残忍杀害，革命根据地受挫。此事过后不久，袁刚有了脱离红军的心思。
在火并徐耀明之后，袁刚有上千人马，几百条枪，成为一方颇具实力的武装队伍，他认为羽翼已丰，于是宣告脱离了红军，并数次骚扰我军运输线。
1934年初，川北战斗激烈，陕南红军大部入川，余部收缩阵地对北采取守势。见此情况，袁刚公开宣布与红军为敌，对我苏区干部军民挥起屠刀。7月，忍无可忍的红军主动出击，歼灭其百十号骨干，夺回大批粮食衣物，此后袁刚气焰大减，龟缩回高洞子，再也不敢出来。
1935年，红军撤离楼房坪北上，袁刚认为出头之日已经来到，于是四处出击，抢夺地盘，地主老财们被其再三抢劫，于是向省里告状要求剿匪。但刘湘深知袁刚多年为匪，又狡猾异常，知道很难剿灭，只得命令西乡县杜县长出面招安，封其为县里“常备第二大队大队长”之职，至此袁刚又归顺了国民党，由匪又变成了国民党兵。
“七七事变”后，川军在刘湘的倡议下出川抗日，袁刚明确表态要随川军抗日，结果刘湘以民团没有战斗力的理由拒绝了他的要求。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之后，蒋介石严令剿灭四川、陕南一带的匪帮，汉中警备司令部司令祝绍周将袁刚列入清剿对象。1938年，祝绍周以抗日为名，封袁刚为团长，令其下山到汉口接受改编。袁刚虽然与国民党合流，但他作为国民党民团官员看到了蒋介石令各地剿匪的命令，故而对此次改编存了极大的戒心，所以袁刚明确表态自己“受封不服调”，拒绝离开老巢高洞子。
1939年夏，祝绍周成为川军师长，负责清剿土匪事宜，袁刚下令土匪们广积粮草，死守高洞子。9月，川军737、734团、陕军101 团奉命围剿袁刚，但袁刚早有准备，经营十多年的老巢要粮有粮，要水有水，可谓是坚如磐石，三个团数千正规军轮番攻打了一年，死伤无数竟然没把高洞子打下来。
1940年9月，对高洞子无能为力的祝绍周听说袁刚是个孝子，于是便将他母亲接了过来，让她劝降自己儿子。袁刚果然是鼎鼎大名的孝子，得知母亲被祝绍周请到军营，怕他们会对母亲不利，于是在10月6日出洞投降。
袁刚被捕后，由于其二十多年中打劫了无数的豪绅大户，他们要求重判袁刚，于是国民政府给他定了三条重罪：不服调遣、私收国税、种植大烟。三罪合并，判处死刑。
然而袁刚并不认罪，他说：蒋介石调我打共产党，我不去，是因为我不打自己人；我私收关税，搞活了川陕货物流通，你们政府做不到的事我替你们做了，这有罪吗？说我种植大烟，这是事实，但是你们这些官老爷都在抽大烟，这是为了你们种的啊，你们不抽我种大烟卖给谁？
一席话将法庭上的人怼得哑口无言，恼羞成怒，在国民党高官的暗示下，法庭最终还是判了袁刚死刑。
1940年12月16日，袁刚被国民党当局枪毙于汉中北校场，终年52岁。
对袁刚的评价
袁刚此人，尽管大多数时间与国民党合流，但其土匪的本质是没有变的，其犯罪事实主要表现为：
- 种植大烟。无论如何，他强迫农民们改种大烟都是不对的，尽管当时巴山一带农民认为种植大烟给他们带来了一条活路，对他有所感激，但这并不代表种植大烟就是对的。
- 绑票杀人。这几乎是所有土匪的共性，绑票勒索钱财，杀人劫财几乎每个匪帮都会干，尽管对象大多是豪绅地主们，但这并不代表就是合法的。
- 抢占民女。袁刚手下的土匪几乎人人都有老婆，这些女子都是被他们抢来的，唯一与其他土匪们有所区别的是，这些女子并没有得到虐待，或者被卖入青楼，而是直接嫁给了土匪们，这也成为他犯罪事实之一。
- 抓壮丁。这也是袁刚危害地方百姓比较严重的事情，他高洞子老巢能够经得住川军数千人围剿一年之久，主要得益于他常年抓壮丁替他修筑永久性防御工事。百姓们因为给他修工事，往往耽搁了自己的农活，造成整个社会经济的乱套。
至于他武装走私、私自收税等问题更是数不胜数。
但是袁刚作为土匪，也有一定可取之处的。首先在一个时间段内，他对红军的态度是相对友善的，尽管最后背叛了红军，但其曾经对红四方面军在川北的斗争和发展壮大是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的。其次，袁刚重视教育修建了至少三所学校。峡口的育成中学和钟家沟等地的两所小学皆是他所办，为当地教育事业发展贡献了一定力量。最后，袁刚虽为土匪，但就抗日而言比起某些国民党军人，是具备一定血性的，他虽然在抗日战场上没有出现，但他公开的声明和表态是所有土匪中唯一的，可见其具有一定的爱国主义情操。
结语
不可否认，土匪就是一群脱离生产，靠暴力抢劫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人，他们的行为其实是一种对社会、对现实的抗议，在客观上具备反社会性，但又缺乏明确的政治目的，袁刚的首鼠两端就切实表明了这一点。他一方面出身于贫苦家庭，对穷人的遭遇有所同情，才会对豪绅富人下手；另一方面他又没有摆脱其土匪的本质，暴力手段是他采用的唯一手段，危害性与其他土匪无异，再加上没有明确的政治诉求，以至于最终落得个悲惨下场，其实他们是时代的产物，即可恨又可悲！新中国建立，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被搬走，土匪再没有诞生的“温床”，这是我们制度的胜利、人民的胜利、国家的胜利！我们只能说，生活在这样的制度下，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里，幸甚至哉！
参考资料：《民国时期的土匪》、《中国土匪秘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