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清末是个弱肉强食的乱世，想要求温饱并不是容易的事，有一次，他因争田地山林与族长打了起来。族长本是长辈，又在王姓中有着最高的威望，自然最后吃亏的还是王三春。吃了亏的王三春气极道：“如此世道，哪有活路，不如我自己下个狠心，搏出一条血路来！”于是没过多久，他勾结了与族长有仇的成衣匠王汝友将族长的房子一把火给点了，然后狠狠道：“今天放火只是给他尝点甜头，等我下次回来，要的就是他的命了！”就是这么一件小事将他“逼上巴山”成为土匪。
上了巴山后，他通过赌钱抽烟等等方式，逐渐结交了一些散兵游勇，王三春把他们聚集起来说道：“没钱没枪，我们要发展壮大很难，现在我们只能依靠手中的棍棒刀枪之类，打劫其他有枪的土匪，只要有了枪，一切都好办！”众人轰然应允开始实施“黑吃黑”的计划。
此计划果然甚妙，巴山之中土匪多如牛毛，果然打劫下三五把枪。有了枪的王三春底气更足，于是将眼光盯在了眼馋已久的土兴场民团上。王三春经过缜密筹谋，决定采取深夜“以大火炮为枪”的疑兵之计。这个计划大获成功，民团真以为王三春带着火炮前来，遂乖乖地将手中五十多条枪交给了王三春。
从1914年开始，王三春匪帮的势力已经扩展到大小通河以及大巴山，他学着《水浒传》那一套，打起了“劫富济贫”的旗帜，并且常常教育旗下的土匪们：“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用，抢富不抢贫，抢远不抢近”，而且还警告入伙的土匪们：“兔子不吃窝边草，咱们做土匪，不应该祸祸自己的乡亲们。”
凭借着良好的名声，王三春的土匪们逐渐壮大，到了1929年的时候，已经是巴山地区仅次于大土匪陈德三的匪帮，两个匪首勾结起来，与四川军阀刘存厚多次争抢地盘，为了争强实力，他又悄悄与陕军接洽，以承认被陕军招安的方式换来了冯玉祥、王志远等人的支持。随后，他设计将大土匪陈德三匪帮瓦解，吞并了他的势力，从而进驻镇巴，成为四川巴山最有实力的武装势力。
之前也说过，王三春读了些书，为人也够聪明，知道土匪也好，军阀也罢，如果没有根据地，那么肯定不会有大的发展，所以在他进驻镇巴以后就积极建设根据地，并按他自己的设想把该地区打造成一个独立王国，实行了一系列独立的经济政策。
统一税收，农民每亩征收五十斤作为农业税，商人按货物价格的百分之二十收税，自收自支不上交；还发行了独立货币，以摆脱国民政府对其的控制；更重要的是，他花大资金建立了军械所，专门修造枪支弹药。
这一系列政策实施下来，势力急剧膨胀。到1932年时，他已经拥有训练有素，满员编制四个团的正规军力，颇有巴山称王之势。
1933年9月，红军四方面军与王三春相遇于黑虎山等地，王三春得知红军只是路过，并不会对其形成威胁，故而极力避开红军。不与红军作对的好处可想而知，他跟在红军后面，趁势收取了红军过道打下的万源县等地，地盘扩大了一倍，以至于刘湘、刘存厚等四川本地军阀对其恨之入骨。
至此，王三春匪帮被人称为“坐地虎”，名震川陕，是屈指可数的武装势力之一。
王三春匪帮的灭亡
1933年冬，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四川最大的军阀刘湘对川陕红军发起了进攻。王三春作为陕军序列，也接到了命令，对此一直听“听宣不听调”的王三春在陕军与川军共同的压力下，不得不参与了对红军的围追堵截。
2月1日，四川“剿总”陈厚坤任命王三春为“第一纵队纵队长”，让其从万源县向关坝方向推进，骚扰红军后方。我红军为了尽快解决通江方面的战事，遂派出红三十三军与王三春决战于冉家坝，双方激战正酣之时，王三春的主力被刘湘部包夹起来，这明摆着就是刘湘拿他炮灰，借红军之手将其消灭而已。
王三春此时反应过来，急忙撤出战场，并派出代表与红军协议停火，表示要互通有无，最终红军以菜油换取了了王三春一部分驳壳枪和子弹，双方就此进入了“不和不打”的状态。
王三春与红军的停火，很快被刘湘得知。1934年10月，刘湘所谓的“六路围攻”计划破产，其布置的军队被我红军一一击退，死伤严重。遭受到严重损失的刘湘拿红军没有办法，只好将气撒到了王三春头上来。
1934年10月下旬，刘湘命令王三春背后的范华聪旅剿灭这股为害四川多年的这股土匪，双方激战十余日，王三春大败退往陕西方向。结果到了大界岭时，陕军翻脸不认人也将其击退。
无奈之下，王三春指挥着部队退往城口，往巫溪方向前进。在此期间，王三春部与刘湘部和各地民团连连作战，损失严重。《新蜀报》称王三春已经被刘湘追到了湖北，就剩700余人，枪不足400条，实力大减，覆灭就在旦夕之际。
然而，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王三春其实去湖北只是去寄养自己的两个女儿，并非在湖北常驻。所以不久之后，他就带着余部回到了四川，悄悄地在三元坝和长田坝地区蛰伏下来。
到了1936年3月时，王三春又养成羽翼。他对镇巴县是有感情的，此地是他发家之地，而且当初对该地方的百姓多有照顾，百姓们对他的认同感也相对较强，所以他再次打起了镇巴县的主意，不久后果然顺利得手，重新进驻了镇巴。
在进镇巴之后，他打起了佛坪县的主意，结果在县长马志昆的带领下，县里军民对其进行了反击，对其造成了一定伤亡。王三春大怒，再也没有顾及之前发的“兔子不吃窝边草”之类的誓言，将城攻破后，他并没有像之前一样经营这个驻地，反而让土匪们全县掠夺之后，一把火将此地烧成灰烬。
土匪烧城成为了民国重大新闻，就连美国记者都在美国报道了此事，这让蒋介石大失面子，于是急派19路军李纪南前去剿匪，但效果有限，不了了之。
1939年，四川大旱，再加上国民党军队轮番不断对其用兵，王三春的补给成为最大的问题，在无奈之下，他提出众匪化整为零分散活动，以图躲过这个困境再东山再起。
4月4日，王三春与妻子邓芝芳准备到附近一户人家去索要些食物，休息一下。岂不知这户人家的儿子就是被王三春手下绑架后因无钱去赎而被杀死的，儿媳妇更是被王三春的手下凌辱致死，可谓是与他有不共戴天之仇，但这些情况，王三春却蒙在鼓中而不自知。
当王三春提出吃饭休息的要求后，这户人家假意答应，暗地里却悄悄通知了本地官府。在军队来到此地搜查时，王三春知道自己已经是无路可逃，于是让邓芝芳穿了一件农妇的衣服乔装出逃，但是她嘴里镶的金牙暴露了身份，王三春夫妻二人双双被捕。
蒋介石得知王三春被捕喜不自胜，指示“内政警政司”接管此案，对王三春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折磨，以图得到传说中王三春富可敌国的财富，经过多半年时间的审讯，见王三春再也不能交代出一分钱的财富，于是在12月31日这天，蒋介石亲自下令将其枪决于天水行营。
天资聪明、素有大志、狡猾残忍的王三春最终连1940年的太阳都没见到，就走完了他的生命历程。
王三春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王三春作为土匪，表现其实是可圈可点的。
作为土匪，他可取的地方是：相对其他土匪而言，他对穷人是比较宽厚的，而对地主老财商人们，却是比较苛刻残忍的，同时他具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的意识。
但是作为土匪，他的本质并没有变，狂妄自大、烧杀抢掠、残忍嗜杀、绑架撕票等无所不为，这与绝大多数土匪是一样的。
土匪的本质就是一个“抢”字，尽管王三春脱离了些低级趣味，懂得通过发行货币、征收税款的手段来敛财养匪，但这并不代表他不会去抢掠。其在川为匪35年，巴山周围的地主富户被抢了一茬又一茬，商人们也是被盘剥的重要对象，所以当时四川的地主富户对其恨之入骨，故而才有了“百名乡绅上书国府讨贼书”一事。
杀人就更不用说了！虽然王三春口口声声称自己“不吃窝边草”，但实际情况呢？镇巴县就杀了很多！凡是王三春匪帮的地盘，必然要插着王三春“铁血营”的大旗，这个旗子是有讲究的，如果倒了依照土匪规矩，就必须要杀一人，因为旗子倒掉，三十多年就杀了无数人，这也是他口中所称的“仁义？”
而且传言王三春喜吃人心，而被杀之人大多也是无辜百姓而已，据说他练就了生取“人心”的技术活，每次吃心皆是自己动手，三十多年下来，又有多少无辜之人因此受害？
他杀人不分场合，不分身份，兴奋起来连自己人都杀。他有个小老婆，二人睡觉之时王三春不知为何便将其活活掐死；还有一次他对一个跟随他多年的老兄弟说：“你见过鬼吗？”那个土匪毕恭毕敬说：“大哥，我活这么大只听过鬼，没见过！”王三春掏出枪来就将其击毙，说：“你可以下去见活鬼了！我看看你这个死鬼就行了！”
至于绑票撕票、“黑吃黑”之类的杀人更是多不胜数，王三春之残忍嗜杀可见一斑。
为了震慑百姓和属下，王三春还发明了一种新的残忍刑具，他给这个刑具起名为“坐桩”。就是把一颗树木砍倒，然后将树桩削尖，然后将人拉来剥光衣服，把尖桩通过肛门插进肚子里，这样的刑罚既能要人命，然而被施刑之人还轻易死不了，他们往往惨叫几日才死去，异常残忍，对他人的威慑性极大，据说王三春的这个刑具他自己临死前也“享受”了一下。
所以说，土匪就是土匪，再怎么有野心，再怎么有能力，其本质就是烧杀抢掠，这也是王三春的局限性。如果他不是蛇鼠两端的话，依附我红四方面军，说不定在我军的教育下，还能成为一员猛将呢，但其土匪本性不该，就苟且着自己那点利益，灭亡自然也是迟早的事。
结语
土匪的猖獗，是民国政治的一大特色。“官通匪，兵变匪；匪害民，兵扰民，兵匪一家害百姓”，这是《申报》对土匪现象的一个总结，这也说明民国政治的失败。当然土匪是时代的产物，但其天生具有的破坏性始终是存在的，如川陕巨匪王三春，他尽管在自己统治那一亩三分地上匪性有所收敛，但对自己的地盘之外，破坏性却是加倍放大，这既是王三春性格残忍之本性所致，也是其土匪的本质所在，所以他可能尽管做了些劫富济贫之事，但整体而言，的确还是国家、人民的一个祸害。综上所看，匪盛于乱世，而灭于治世，我们走的道路才是真正适合人民、适合中国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杜绝王三春之流的巨匪诞生，生活在现有的制度下，幸甚至哉！
参考资料：《中国土匪秘史》、《旧中国土匪揭秘》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