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雍正,在其登基之初便开始对其那些参与了“九子夺嫡”的康熙皇子们的清算与报复,而在《雍正王朝》中,雍正的这些曾经的征地们,特别是以八阿哥胤禩为首的“八爷党”成员,直到“逼宫事件”的发生,才最终为雍正所惩治,而这也已经到了雍正在位的最后一年。
事实上,并不是雍正不想着处理自己的这些反对者们,只不过在这期间,雍正要面对着三道厚重的“枷锁”,使其不能贸然下手。于是,尽管最终雍正还是对胤禩等人进行了严厉的惩治,可这同样对其本身也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最终的结局也就此变为了“两败俱伤”。
“善待你的兄弟,善待你的臣民,不到万不得已,不要伤害他们。”
所谓“之子莫如父”,康熙之所以如此交代,还是因为对于眼前自己的这位接班人,他并不放心,因为在雍正的身上,性格上的优点与缺陷都是非常明显的。
“朕把这重担交给你,就是深知你做事刚毅,久经历练,处处能以国计民生为念,以社稷江山为重。朕相信你能狂补朕的过失,刷新吏治,纠正时弊。”
“朕唯一不放心的是你处事过于急躁,待人有失宽容。”
而实际上,雍正的“处事急躁,待人有失宽容”,在此前的一系列事件中,表现的是非常的明显。
就在雍正江南筹款赈灾的时候,尽管他顺利圆满的完成了任务,帮助康熙解决了眼前的危机,但是江南地区的官场也因为他的到来产生了“地震”般的动荡。雍正一本奏折,将几十位不作为的官员进行了弹劾,尽管这些人确实有错,但是雍正的处罚也太过于激进,使得朝堂之上对此也是颇有微词。
而在此后“追比户部欠款”的事件中,雍正同样犯了“急躁”、“狭隘”的错误,引得康熙都批评其为“自诩为聪明”。
可以说,按照雍正“嫉恶如仇”的性格,在其底下当差本就要承担着非常高的风险,更不用说这些曾经给雍正制造过麻烦的政敌兄弟了。
于是,康熙给雍正留下了这样的遗言,为的就是让雍正能够念在骨肉亲情之上手下留情,不至于康熙“死不瞑目”,毕竟此时的康熙实在是不想再看到兄弟阋墙的一幕了。
只不过,康熙也给雍正留下了一些余地,那就是“不到万不得已”,而这个度也是交由雍正自己来把握,至于康熙只能寄希望于雍正念及自己的这份用心良苦,不要再做出过于“急躁”以及“有失宽容”的事情来了。
雍正面临的第二道“枷锁”,就是“八爷党”的朝堂势力实在是太庞大了。
关于这一点,在“百官举荐新太子”的剧情之中,最能够清晰的进行展现。
“一废皇太子”之后,康熙下旨要朝堂上的官员们推举“新太子”的人选。而就在此时,朝中绝大多数的官员,都选择支持八阿哥胤禩,这无疑充分说明了胤禩在朝堂上的声望与影响力,对于此康熙皇帝本人都产生了强烈的“羡慕嫉妒恨”的情绪。
回过头来再看看雍正,相对于八阿哥胤禩,他只能用势单力薄来形容。
朝堂上,除了与自己关系交好的十三阿哥胤祥外,也就只有张廷玉、马齐、隆科多这几位上书房的大臣,而他们都是康熙留给雍正的,尽管对于雍正也保持了一份忠心,但更多的还是看在康熙的“面子”上。至于地方官员,真正能算作雍正自己势力范围的也就只有年羹尧、李卫和田文镜了。
于是,在雍正登基的时候,他只能任用自己的政敌八阿哥胤禩出任总理王大臣,进而将其放在了百官之首的位置。雍正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积极的安抚、拉拢胤禩等人,以暂时性的将其稳住,使得政权能够完成顺利交接;另一方面,便是对于胤禩的“妥协”,雍正更加看重的无疑是胤禩背后的支持势力,如果少了这些人,几乎所有的政务都将变得难以实施与推进。
当然,这样的情况可以说也是持续了很长时间,雍正一直是处于与其进行协商与妥协的状态,以至于双方甚至出现了地方官员任用时的“交换”现象出现,而这对于雍正来说,更多的也是一种无奈之举。
所以,在自己的势力没有得到完全培养与扶植的前提下,贸然动胤禩等人,无异于将朝局推向停滞状态,这对于雍正来说是得不偿失的。
雍正面临的第三道“枷锁”,便是没有理由与借口,缺乏“合法性”的支撑。
既然康熙给雍正留下的遗言是“不到万不得已,不能伤害他们”,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雍正还是可以对于八阿哥胤禩等人下手的。
然而,自从雍正登基之后,胤禩等人则彻底转为了“地下活动”,尽管雍正先后在孙嘉诚告发年羹尧、惩治年羹尧、“科甲朋党案”等事件中,安排十三阿哥胤祥明察暗访,以找寻“八爷党”煽乱朝纲的证据,但最终都是无功而返。
可以说,尽管雍正是非常想要对其施以惩治的,但是雍正自始至终都没有找到合适的理由与把柄。
而之所以如此,实际上也与“八爷党”一众皇子,特别是八阿哥胤禩本人转变了与雍正的对抗方式密切相关。
首先,“八爷党”一改此前的行事风格,选择了“遵章守纪”。
仅有的一次在公开场合与雍正唱反调,就是在雍正破格录用刘墨林的时候,九阿哥胤禟、十阿哥胤?以及十四阿哥胤禵在伯伦楼喝茶言欢,并且让戏子当街高唱。可很快就被前来的八阿哥胤禩所喝止,在这之后,“八爷党”也就此变得沉默,在大庭广众之下几乎再也没有了其他任何的张扬行为,这也使得雍正对其一干人等是无从下手。
其次,胤禩不再让朝臣迎合于他,而是选择了主动迎合朝臣。
年羹尧回京,胤禩在朝阳门外组织“百官跪迎”,从而让朝臣对于年羹尧的骄横跋扈产生不满。而在年羹尧擅杀孙嘉诚之后,胤禩又成为第一个前来吊唁的军机大臣与上书房大臣,就此重新树立了其在百官心中的形象。
如果说在此之前,胤禩是将自己的意志施加以百官的话,这个时候的胤禩则是顺应百官的声音,从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换句话说,他无疑是在充分利用官员与雍正的矛盾,进而使出一手“借刀杀人”,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打击雍正。
再次,就是扶保雍正的儿子弘时作为自己的代言人。
胤禩与弘时之间,可以说就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弘时通过胤禩,扩充自己的实力,使其获得了能够与弘历分庭对抗、争夺皇位的资本,而胤禩则是将弘时培养为自己的“傀儡”与利益代言人,借由弘时与雍正的父子感情,来隐藏自己的动机,进而实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而也正是因为如此,胤禩以及整个“八爷党”集团,尽管时刻处于“危局”之中,但是却通过其低调的行事以及改换对抗雍正的方式方法,使得雍正虽然是一直想要对其进行动手,却苦于没有理由与借口。
终于,“逼宫事件”让雍正彻底摆脱了所有的“枷锁”。
以八阿哥胤禩为首的“八爷党”,以弘时为内应,对内联合和隆科多,对外又获得了关外四位“铁帽子王”的支持,就此打着恢复“八王议政”祖制的旗号,向雍正发动了“逼宫行动”,妄图通过这样的方式让雍正退位,进而将雍正此前所实施的新政就此全部废黜。
所谓“否极泰来”,尽管这次的“逼宫行动”对于雍正来说是凶险万分,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也就此让雍正摆脱了此前的三道枷锁,从而可以让雍正对胤禩等人动手了。
一来,胤禩发动“逼供行动”,是明目张胆的谋逆夺权,并且联合了隆科多与关外的“铁帽子王”,更坐实了“兵谏”的事实。而这种试图推翻雍正皇权的行为,完全够得上此前康熙“万不得已”的要求,让雍正可以以此进行清算。
二来,尽管朝堂上的绝大多数官员,对于雍正的新政并不满意,进而对于胤禩的“逼宫”选择了沉默,然而,张廷玉的一番言论,就此扭转了朝堂上的舆论导向,在加上十三阿哥胤祥的及时带兵出现,压制了朝堂对于胤禩的支持声音,而这也使得胤禩等人彻底被孤立。
三来,“逼宫行动”已经给了雍正最好的理由进而借口,再加上弘时为了自保,对于胤禩等人进行了反戈一击,也使得雍正彻底占据了“合法性”的优势,进而有了充分的理由与借口对其进行打压和报复。
至此,“八爷党”的势力就此覆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