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被软禁后，他的东北军有25万人，共计5个军，22个师；这5个军分别是51军、53军、57军、67军和一个骑兵军；另外，还有一个105师，这个师的力量非常强大，多达3个旅13个团，实力相当于一个军了。
25万的人马，实力不容小觑，这比杨虎城6万兵力的4倍还要多。西安事变后，杨虎城的17路军被蒋介石改编为第38军，孙蔚如任军长，这支部队后来开往山西南部，在中条山一带布防，与进犯的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说到这里，不禁要问，杨虎城的6万兵马去抗日了，张学良的25万东北军去干什么了呢？
下面，三悟频道为大家介绍张学良被软禁后，他的25万东北军的最终结局。
1.少壮派主张“武力营救少帅”，元老派则说：“不行，我们要和平解决”
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陪同蒋介石来到西安机场，送蒋回南京；登机之前，他亲手写下一道手令：“我去南京期间，东北军交由于学忠统领，一切听从杨虎城指挥。”写罢，就登机陪蒋介石回南京了，结果，36岁的张学良从此被秘密软禁起来。
虽然张学良给自己的东北军做好了安排，但是，他被扣后，东北军就陷入了群龙无首的状态，尽管杨虎城受张学良之托，可以指挥东北军，但是，与张学良的东北军相比，杨虎城17路军的力量实在是太小了；在当时，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中，又没有人肯站出来帮杨虎城稳定局面，所以，杨虎城可以指挥东北军也就只是一种“纸上谈兵”的理论而已。
就在这时，围绕如何营救张学良的这一要务，东北军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一种声音是，少壮派声称不惜一切代价，武力营救少帅；另外一种声音是，元老派要和平解决、和平营救。
谁是少壮派？谁又是元老派？
少壮派是以孙铭九、应德田和苗剑秋为代表的中下级军官和政治工作人员，他们强烈要求抗日，对张学良有深厚的感情。
元老派是以67军军长王以哲和57军军长何柱国为首的将领，他们平时就不怎么把少壮派放在眼里，在营救张学良一事上，更是与少壮派吵得不可开交。
张学良手令中曾交代“东北军交给于学忠统领”，但是，此时的于学忠是51军的军长，远在兰州驻扎，并没有在西安；而且，于学忠算不上是东北军的嫡系，面对少壮派和元老派的争执，他也说不上话，当不了家。
为了避免节外生枝，1937年1月27日，还在西安做调停工作的周恩来邀请少壮派代表谈话。
少壮派的态度很坚决，他们表示只有张副司令（张学良）回来，自己才肯罢兵。
周恩来听后，语重心长地说：“那样有引起战争的风险，凡是对张副司令有好处的事情，我们一定尽力而为；不过，你们如此坚持的话，一旦引起战争，不但张副司令回不来，还会给国家造成更加混乱的状态，这对国家前途、团结抗日的前途、东北军的前途、张副司令的前途，没有一点儿好处。”
其实，周恩来的这番话是有深刻道理的，张学良和杨虎城扣押蒋介石后，南京国民政府中的讨伐派坚持以武力进攻西安，讨伐张学良和杨虎城，并推荐何应钦为“讨逆总司令”，迅速指挥蒋军“扫荡叛逆”，派遣刘峙、顾祝同分别担任东、西路集团军司令，各辖10个师，分别逼近西安，甚至，还有当时国内最为精锐的德械师36师和税警总团进入了陕西，大有不惜一切代价营救蒋介石的气势。
一旦东北军、西北军和蒋军发生冲突，将会引来场面更为残酷、局面更为激烈、波及范围更为广泛的内战，如此一来，日本人就会趁人之危，大肆侵略，势必会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惨重的后果。
所以，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周恩来的这次谈话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但是，打与不打，都是东北军自己的家事，纵然，周恩来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终究还要东北军自己的做决定。
两天后，东北军团以上干部在渭南举行了军事会议，这次会议，王以哲因病缺席，于学忠远在兰州没参加，元老派中的何柱国虽然参加了，但是，面对少壮派的咄咄逼人，也无可奈何，最后，会议只能做出“张副司令不会来之前，坚决不撤兵，甚至，蒋军只要再进军陕西，不惜决一死战”的决议。
当然，何柱国和王以哲是不同意这个决议的。随后，他们举行了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代表三方面参加的高级会议，为了维护局面，稳定态势，他们还把于学忠接到了西安。一同参加会议的还有杨虎城和周恩来。
一把手说一不二，作为“准”最高统领的于学忠首先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和为贵”，紧接着，王以哲和何柱国表示同意；杨虎城虽然有些主战的意思，但是，势单力薄，也只能表示“主和”。
当事双方都表示主和，杨虎城问周恩来意见，周恩来说：“我们一直主张和平解决，现在你们两方一致主和，我们当然赞同；以后东北军和17路军有许多人坚持主战，我们也可以全力保留自己和平解决的主张，全力支持你们打一仗。”
周恩来的回答不仅表明了红军主张和平解决的态度，更是表明了对东北军和17路军在道义上的支持。
这种胸襟是非常豁达的。
可是，东北军中的少壮派是油盐不进，坚决执行自己的主张。由于他们的一意孤行，酿成了大错。
2.少壮派枪杀王以哲，彻底引起了东北军的内讧
西安事变时，蒋介石曾对张学良说：“你今天以下犯上，你就不怕你的手下对你也玩这一手吗？”
对此，张学良不以为意，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手下会这样对待自己，事实也确实如此，他的手下没有“犯”他，不过，却“犯”了另外一名东北军高级将领。
这位高级将领就是67军军长王以哲，他是张学良的亲信部属，曾经领导过“夜袭挑马渡”、“榆关之战”等著名战役；他也是张学良和周恩来的中间介绍人，在他的协调下，1936年，张学良和周恩来顺利地进行了肤施会谈；就在西安事变前，经过周恩来的介绍，他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王以哲和何柱国举行渭南高级军事会议后，少壮派对他们在会议上的“主和”方案并不满意，他们认为王以哲和何柱国已经投靠了南京政府，出卖了东北军，也出卖了张学良。
少壮派中的一些人没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在2月2日早晨，少壮派安排一些青年人闯入王以哲家里，当场枪杀了王以哲，酿成了一桩惨案。
之后，他们还没有解气，竟然又气汹汹地闯进了周恩来的办公室，大有为非作歹之意。
面对这些穷凶极恶的青年军官，周恩来没有屈服，他当即站起身来，严厉斥责道：“你们以为这样就能营救张副司令吗？不，你们只会害了他。你们破坏了团结，分裂了东北军，你们做了蒋介石想做也做不到的事情，你们这是在犯罪。”
短短几句话，周恩来骂醒了这几名青年军官，他们当即跪在周恩来面前，请他原谅。
不得不说，周恩来考虑事情非常的全面，他赶紧赶往王以哲家吊唁，帮助王以哲的家属布置灵堂，消除东北军将领之间的误会，做好这一切距王以哲被枪杀仅仅不到1小时，周恩来的反应之机警，行事之速度，不得不令人佩服。
王以哲牺牲了，死在了自己人的枪下，他生前可是67军军长，就这么白白地流血牺牲，他的部将怎会置之不理？
在兰州驻防前线的67军迅速调转枪口，向西安进发，声称要杀掉孙铭九等人，为王以哲报仇，为王以哲祭灵。
眼看，一场大规模的自相残杀就要开始了，周恩来认为孙铭九、应德田和苗剑秋在西安事变中是有功劳的，他们虽然杀掉了王以哲，但是，也是因为营救张学良一时冲动酿下的大错，所以，这部分人不能轻易白白流失，于是，周恩来把孙铭九等人秘密送到了三原红军驻地，如此一来，在周恩来的调和下，避免了东北军的一场内战，为日后的抗战工作保存了有生力量。
3.王以哲被害，改变了蒋介石对东北军的看法，他决定对东北军进行大刀阔斧地改编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王以哲被害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南京，蒋介石听后，非常吃惊，他召集朱培德、熊式辉等人商议：“东北军属于张家的私产，有张则国家无东北军可用，要让东北军为国家效力，就不能让其成为某一个人的私产，没有了张学良，还有王以哲；没有了王以哲，还有于学忠；没有了于学忠，还有何柱国；我们要避免东北军成为何家军、于家军，就需要将他们分化瓦解。”
蒋介石决定，将东北军的第51军调往安徽蚌埠，后来又调往江苏；第53军调往河北保定；第57军和骑兵军暂留陕西高陵和咸阳；67军调往安徽阜阳，105师调往河南南阳。
这样，东北军就不能成为一体，影响力大大减弱。
4.东北军中几名将领的最终结局
于学忠，山东蓬莱人，原51军军长，曾是张学良的左膀右臂；西安事变后，被蒋介石任命为江苏绥靖公署主任，负责指挥驻防江苏地区的东北军；抗战期间，先后参加淞沪会战、台儿庄战役、武汉保卫战等，立下赫赫战功，历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鲁苏战区总司令、军事参议院副院长。1949年，他不愿去台湾，隐居在四川乡间。后来，曾任新中国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体委主任等职。1964年，在北京病逝，终年74岁。
何柱国，广西容县人，原57军军长，曾大力支持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事变后，被蒋介石任命为骑兵第二军军长，也担任过西安行营副主任、豫皖苏三省驻军整理委员会委员等虚职；抗战期间，多次协同八路军、新四军作战，有力了打击了侵略者。1949年，不愿去台湾；新中国成立后，他主动给毛、周等领导写信，表示祝贺；后来，他先后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五、六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等；1985年9月，在北京病逝。
檀自新，辽宁锦西人，西安事变后，主动投靠蒋介石，被蒋介石任命为骑兵第4军军长；在抗战时期，为保存自己的实力，刚与日军作战，就掉头逃跑，1938年，被汤恩伯枪毙，时年42岁。
吴克仁，吉林宁安人，原67军副军长；军长王以哲被杀后，蒋介石任命吴克仁为军长；他作战勇猛，是一名抗日名将，可惜，在淞沪会战中，中弹牺牲；他是淞沪会战中牺牲的14名将军之一，也是牺牲的14名将军中唯一一名军长，牺牲时，年仅43岁；2014年9月，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中。
刘多荃，辽宁义县凤城人，他忠实可靠，有勇有谋，曾担任张学良的卫队副队长；在西安事变中，担任捉蒋总指挥的第105师师长；事变后，蒋介石任命他为第49军军长，这也是一名抗日名将，他先后参加了淞沪会战、南昌会战，被提拔为第十二战区副司令长官。1949年，隐居香港。后来，回到大陆，先后担任辽宁省交通厅厅长、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1985年去世，终年86岁。
白凤翔，河北沧州人，西安事变中，他是捉蒋总指挥；此前，他是骑兵第六旅的旅长，事变后，蒋介石提拔他为副军长；在抗战中，他表现勇猛，被任命为热河先遣军司令；他曾变卖家产，购置武器，可惜，1940年6月，在内蒙古，被日本特务毒死，时年45岁。
孙铭九，辽宁新民县人，他是张学良的心腹嫡系之一，先后担任张学良的机要随从参谋、卫队营营长；在西安事变中，亲自担任捉蒋任务，可惜，在事变后，他救张学良心切，一时冲动杀掉了王以哲，后来，受周恩来保护，进入红军苏区暂避；但是，再后来，就投靠了汪伪政权，做起了汉奸；期间，他还策反过东北抗日力量，不过，在抗战胜利后，他又投靠了蒋介石。这人的胆子很大，他还曾经策划行刺陈云，失败后，被抓。上级认为“孙铭九迫于生计，走过一段弯路，不予追究”，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上海市政府参事、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90年代，日本某电视台导演长井晓给孙铭九放映了采访张学良时的录像带，并说:“张将军很关心你的情况”。孙铭九看着几十年未曾谋面的少帅，忍不住老泪纵横。
2000年，在上海离世，享年92岁；根据他的遗愿，丧事一切从简，不举行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动，仿佛是在告诉世人“是非功过只待后人说”，同时，他还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了医学事业。
苗剑秋，辽宁铁岭人，他是张学良的副官兼机要秘书，与孙铭九、应德田号称“三剑客”，在西安事变中，亲自担任捉蒋任务；事变后，他逃离西安，先到延安，后化装成商人，去往日本，卒年不详。不管怎样，在促使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过程中，他确实功不可没。
应德田，辽宁灯塔县人，在西安事变中，亲自担任捉蒋任务，抗战时期，投靠汪伪政权，任河南教育厅厅长。解放后，他没有受到追究，1980年去世，终年80岁。
总结：
以上就是张学良被软禁后，东北军的大致结局，可以说，在后来的抗战中，他们与全国人民一起，为抗击侵略者做出了突出贡献。只是有一个人他死得太憋屈，这个人就是王以哲，他死在了自己人枪口下。呜呼，悲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