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是真穷，但穷的是国家，不是民间。清朝末年并不穷，国家不穷、民间也不能说穷。
大清不是死在经济上，而是死在政治上。朝廷还要皇权专制，人民却要共和行政，于是人民抛弃了大清。从本质上说，这是个价值之争。
大明也不是死在经济上，还是死在政治上。经济是把蛋糕做大、政治是把蛋糕分好，但明朝没有分好蛋糕。从本质上说，这是个利益之争。
历代王朝都有一条财政逻辑主导的四部曲：
第一部是百废待兴。战争把经济打到底线。这时候，开始治世，国家没钱、百姓没钱、大家没钱。而秩序恢复，那么经济一定发展、国力一定上升，日子是有盼头儿的。
第二部是百业俱兴。经济和政治一起发展到顶巅峰。这时候，开始盛世，国家有钱、百姓有钱、大家有钱。但也开始出现边际效应递减的问题，日子开始日中而移。
第三部是举步维艰。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赚钱的渠道越来越窄。这时候，开始衰世，国家肯定缺钱，但百姓和社会未必缺钱、也未必不堪，但日子开始变得艰难。
第四部是穷途末路。到处都要花钱，却到处都找不到钱。这时候，开始末世。国家没钱、百姓没钱、大家没钱，日子也就彻底没法过了。
而在第三部，甚至在第二部的尾声，一定会出现某种形式的改革。因为人都不傻，肯定都能意识到边际效应递减的问题。
西汉，在武帝盛世就出现了改革，而且改革的手段和花样简直层出不穷。你佩服武帝朝武功盖世的同时，更应该佩服一下武帝朝的想象力。传统中国的很多财政智慧，都可以追溯到武帝朝。
大唐，在开元天宝盛世出现了贤相集团和赋敛集团的斗争，实际上就是在酝酿改革。节度使制度，就是一项改革举措。大唐将财政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或行政问题了。正式实施财政改革，应该是到了第三部曲，即举步维艰的时候，主要有杨炎的两税法和刘晏的盐业改革。
北宋，在仁宗朝出现了范仲淹等人发起的庆历新政。但严格来说，这时候还不算盛世，或只是盛世之初。北宋之所以如此敏感，是因为生存环境太激烈，因为要跟西夏打仗。到了神宗朝，出现了王安石变法。而王安石变法并没有停止，一直要持续到徽宗朝。新旧党争一直存在，两党在财政上的争执就一个字：钱。
明朝，在万历朝出现了张居正改革，具体就是一条鞭法。明朝改革要比西汉、大唐和北宋更迫切。西汉是武帝开始搞事情，把家底搞没了，所以折腾得必须改革。大唐是一直搞事情，家底也就一直不富裕，所以改革是为了继续搞事情。北宋是不想搞事情，但事情总搞北宋，所以北宋非常敏感，但有风吹草动就得搞改革。
明朝呢？明朝是真缺钱。但不是民间缺钱，而是国家缺钱。你可以认为大明是守着金山却开不出金矿。张居正搞改革的时候，是这样一副窘境：
一个是收入。明清财政的主要收入，是土地税。万历朝能够收上税的土地有多少？只有朱元璋时期的一半。别人家的王朝，都有一个田地增加、田赋增收的过程。而明朝这日子过的，却一上来就越过越穷。但要记住，穷的只是国家。另一半不交税的耕地财富，可全都留在了民间。
一个是支出。这时候，明朝的支出，以每年超过100万两白银的速度加速增长。为什么开支越来越大？这就是铁律：行政开支只能增加，不可能减少。官多了，肯定要多花钱；事多了，也肯定要多花钱。关键是民间经济好了，物价上涨了，国家的开支也就必须要加速增长。
再一个就是行政。财政问题一定会转化为行政问题，而财政问题也一定伴随行政问题。那么多土地为什么收不上税来？朱元璋种下的蛊，开始反噬后世子孙了。越来越多的宗室子弟，也就有了越来越多不用交税的土地。除了这个问题，还有就是官僚集团的懈怠。地主拖欠田赋、田地账目混乱，都是因为行政不作为。经过张居正清查，大明一下就增加了150万公顷的土地。这么大一笔钱，可一直游离在财政收入之外啊！
张居正是改革了，但改革成功了吗？中国历代改革，真正改成功的，可能只有商鞅变法。只能说张居正改革比王安石变法要成功，但后来仍旧尘归尘、土归土。收入继续下降，支出持续走高，而官员仍旧日益懈怠。
李自成即将攻入北京，崇祯满世界找钱。大明只要凑足了钱，北京城的守军就会跟李自成磕一仗，甚至吴三桂的关宁军也会快马加鞭赶来勤王。但是，崇祯找到钱了吗？找到20万两。这连拖欠的军饷都不够还。这时候，崇祯还怎么能指望北京守军替他卖命。这伙人早已“洗心革面”，准备跟着闯王干了。
跟着闯王有肉吃，这就是硬道理。你崇祯不敢“抢”宗室、太监和官僚的钱，但李自成敢啊！闯王入北京，就是改朝换代；而改朝换代就要重切蛋糕。而重切蛋糕的时候，谁最心疼？肯定不是一无所有的大明士兵和普通百姓。这笔账，谁都能算清楚。
说崇祯没把蛋糕切好，这是一种坏人思维，太片面。而应该说整个大明一直没把蛋糕切好。李自成等陕西流民已经快要饿死了，所以只能造反。而江南一带呢？仍旧歌舞升平，富商豪贵们还在一掷千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就是晚明的写照。
大明就是穷死的，但不是民间穷而是国家穷。国家没把蛋糕切好，所以到头来还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
接下来说清朝，清朝非常成功。清朝的财政改革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应该说从清初就开始了。
江南富庶，但富庶的只是民间。国家要考虑的是：怎么才能把江南富庶变成国家税收。1661年，当时的江宁巡抚朱国治发现本省拖欠朝廷的钱粮太多，于是掀起了一场带有政治性质的奏销案。之所以说带有政治性质，是因为这家伙把拖欠钱粮跟消灭郑成功联系起来了。拖欠税款，最多就是一般刑事案件；而跟战争挂钩，起步就是危害国家安全罪。于是，整治拖欠的手段，自然要多凶猛有多凶猛。
当时，朱国治规定：凡是拖欠钱粮的，无论多少，一律割去功名。一个获取探花功名的人，因为漏交了一文税款，所以直接被割去功名。这就是所谓的“探花不值一文钱”。这场带有政治性质的奏销案，波及了一万三千多名士绅。所以说，满清统治者要比大明皇帝彪悍太多。
但是，问题解决了吗？
仍旧没有。因为国家不可能总搞政治风波。缙绅阶层也是统治阶级。满清即便再蛮横，也不能总拿叛国罪来收拾这伙人。
于是，拖欠还要继续。从康熙五十一年到雍正四年，当时的江苏省就拖欠了1100万两白银。而大清的一年财政收入才3000万两白银。但是，清朝的改革还在继续，雍正皇帝开始出手了。
雍正的具体改革内容：一个是摊丁入亩；一个是火耗归公。摊丁入亩是件大事，因为传统中国终于从税地为主、税人为辅实现了彻底的税地。简单说就是：我不问你家有多少人，我只问你家有多少地，然后有多少地交多少钱。而火耗归公，实际上是把火耗收入正规化。火耗在从前只是官员的小金库，国家根本就不知道收了多少、也不知道怎么花。但是，现在明确规定收多少、也明确规定怎么花。
雍正的改革很成功，但后来还是失败了。
摊丁入亩了，但各种附加的徭役却仍旧不断。火耗归公了，但也没能遏制民欠和亏空。世界是具体的。你一句摊丁入亩、一句火耗归公，根本就应付不了现实世界复杂。摊丁入亩了，但你能遏制地方官员的权力滥用吗？火耗归公了，但到底收多少火耗、到底怎么归公？这些具体问题不解决，再理想的情怀也没用。
所以，清朝仍旧在传统帝国的路上渐行渐远。接下来，必然要进入到第三部曲，即举步维艰，以及第四部曲，即穷途末路。大明怎么死，大清还怎么死，可能这就是帝国宿命。
但是，大清并没有。
原因是：这时候大清等来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这个大变局反映在财政上，就是：帝国财政向现代财政转型。
大清真正的危机是什么？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是中日甲午战争，还是以一敌八的庚子国变？
都不是。大清的真正危机是太平天国运动，转战14年、波及17省、伤亡数千万。关键是性质不同，列强打大清是要钱，而天平天国打大清是要命。前者是有限战争，后者是无限战争。这跟大明灭亡是一个道理。最后灭了大明的到底是谁？是满清还是李自成？只能是李自成和他的农民起义军。满清根本不是打进山海关的，而是被吴三桂请进来山海关的。起义军才是要命的存在。
但是，李自成灭了大明，而洪秀全却为什么被大清明灭了？
即便洪秀全失败了，大清也缓不过这口气。东汉末年，黄巾起义被消灭了，但东汉最后还是亡国了。大唐末年，黄巢起义被消灭了，但大唐最后还是亡国了。这种矛盾激烈演化出来的国内暴动，不见得能把王朝一剑封喉，但肯定是致命一击。一旦被打趴下，哪个王朝也没有再次重生的机会。
然而，就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大清硬是组建了世界第四、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同时，还有一个中法战争中被打垮了的南洋舰队。
这是怎么回事？
你不用看洋务运动，咱们继续跟着钱走，只看大清的财政收入。
1766年，还算是康乾盛世，而这一年大清的财政收入中，有72%来自田赋。这时候，大清还是一个传统王朝、仍旧传统财政，以土地税为主。
1903年，大清在时间上已经到了末世，而这一年大清的财政收入中，只有34%来自田赋。这时候，你怎么也不能再说大清只是一个传统王朝、还在传统财政了。因为土地税已经不是主要税种了。
土地税占比下降，并不是因为大清的土地税减少了，而是因为大清的其他财税收入增加了。主要是关税、厘金以及盐税。而增加了多少呢？
英国人赫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之后，大清的海关税从每年400余万两白银增长到4000万两白银，从占比财政收入不足10%增加到30%，成为大清财政的最大一笔收入。
海关跟工商业挂钩，是一种税商，主要对象是进出口商贸。而还有一笔税，也是税商，就是厘金。厘金，主要是内陆对过关货物征收的税。另外，还有一项长期存在的商业税，即盐税。清朝将食盐专营从许可证制改成了征税制。厘金和盐税加在一起，也占大清财政收入的30%。
大清虽然各种保守，但在征税上却各种与时俱进。从晚清到民国的一段时间里，诸如烟酒税、印花税、营业税、所得税以及遗产税，应有尽有。甚至，税种数量都让新中国汗颜。
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每年只有4000万两白银，而甲午战争的时候已经增加到了8000万两白银。后来，这个财政收入继续增加。引用《政务处议度支部奏试办宣统三年预算请饬交资政院照章办理折》的数据：
中国岁入之数向称一万万两，经度支部奏派各省财政监理官认真清理，而登诸册表者岁入逾两倍。
到了1910年，大清的财政收入已经增加到了3亿多两白银。看下这个变化：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才4000万两；而1910年，就已经3亿多两了。
大清的财政收入为什么巨量增加？
大清又是搞洋务又是搞预备立宪，但各种改革中，可能只有这个财政改革最成功。光绪的姐夫载泽，主导了预备立宪中的财政改革，改户部为度支部。财政改革主要是以这个度支部为抓手实施推进。这个改革非常成功。即便是载泽的政敌袁世凯也给出了高度评价：
前清预备立宪，惟度支部最有成绩，余皆敷衍耳。
而在载泽改革之前，最先实施现代转型的一个大清衙门就是海关总税务司。在英国人赫德的操持下，海关总税务司最先将传统帝国的关税，变成了一种现代商税。它不再以盘剥商人为目的，而是建立了一种正常的纳税人与征税人的关系。从这个时候开始，大清不可避免地从帝国财政向现代财政转型。
其他全都落后，为什么这个财政却如此超前呢？可能只能用“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来解释了。各种战败、各种赔钱，这是不小的财政压力。但最大的压力还是太平天国运动，基本上把江南财源给打没了。大清的土地税要么没法收了，因为人死了、地荒了；要么根本收不上来，因为大清把南方财政权交给了地方，想收回几乎不可能。
但钱的问题怎么解决？那就只能在财政改革上做文章，把传统的税地和税人转型成现代的税商。关键是：时代也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大清有动力、外部有借鉴，自然也就能水到渠成。
反观大明呢？大明有动力，但动力受阻，官僚集团根本不买账，逼得皇帝只能靠太监收税。这就是大明的悲哀。而当时的内外条件都不成熟。雍正的摊丁入亩比张居正的一条鞭要成功多了。但结果仍旧是失败。在传统帝国的体制中，这种财政改革就不可能成功。税地尚且不能，就别提需要更高技术的税商了。而外部条件，大明更是找不到可以借鉴的出路。
所以，大明只是一个传统王朝，虽然知道要死，但也只能躺死。而大清到后期已经不能再用传统王朝的四部曲来解释了。帝国财政已经向现代财政快速转型，而且转型收到了成效。最后，大清还是亡了，但亡国跟钱没关系。
所以，也就没必要纠结大清为什么能够编练新军了。年收入三亿两白银，新军这点儿钱根本就不算什么。大明的问题跟钱关系密切，而大清的问题跟钱关系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