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学子们入仕以前，一般都过着艰苦的读书生活。正所谓“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颜真卿《劝学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这样的观念在唐代是很正统的。当时的书生都是自幼拜师求学，要读的书很多：先是读《孝经》《千字文》来认字（《三字经》《百家姓》为宋人所作），然后通《五经》，还要读各家的注解，比如读《春秋》，就要《公羊》《谷梁》《左传》都读，唐时《二十四史》已经陆续有了前十几部了，也都要熟悉，数量是很大的。
唐人奋发读书的地点有所不同，他们喜欢在山林或寺庙中读书。
自汉代起，太学作为中央所立的最高学府，是全国教育的中心。汉末世乱，太学衰落，学术不昌；进入魏晋南北朝后，随着佛教的发展，研究佛教的学者也逐渐增多，而且当时第一流的学者和人才多出家为僧，一些有影响力的大师在山林寺庙中聚众讲学，也渐成一种风气。读书人寄居寺庙，一方面是为求学，一方面也可以暂时躲避乱世，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南方已经比较常见。隋唐之际，也有一些饱学之士在山寺中或自学修身或教授弟子。唐代初年，国家政治和社会较为安定，中央设置了太学、国子学等，各地州县也有学校，官学得到复兴，人们也没有躲入山林的必要。武则天时期，由于她本人非常崇佛，又不吝惜以官职来取悦于下，所以学校的发展趋于滞缓。到了开元年间（713—741）以后，读书于山林寺院渐渐成为风尚而流行。
“世间好语书说尽，天下名山僧占多”，佛教重出世离尘，故而很多寺庙建于山林之中。当时北方的终南山、华山以及长安南部山区、嵩山及其附近山区、中条山、太行山、泰山及附近山区，南方的九华山、庐山、衡山、罗浮山，以及西南四川的青城山、峨眉山等都是知名的学习讲读中心。扬州自隋唐以来就是东南最大的水陆交通中心，也是头等的商业大都市，而无锡、会稽等江浙城市，也是人文繁盛发展的中心地区，所以那里的寺庙中自然也聚集了不少士子。敦煌作为西北一带的宗教文化中心，也有很多寺庙主办的学堂。唐代城市化的程度远不比当今现代社会，人们并不是都集中居住于几个大城市中，散居山林也是较常见的。而且寺庙，尤其是山寺，在历代战火中受到的破坏较少些，因之也能保存和藏有更丰富的图书；山中的美景胜迹，也足以供人们流连吟赏……这些对于文人士子来说都有不少吸引力。
在历史的记载中，唐代前期出身于寺庙的宰相有近20人，他们是韦昭度、张镐（王屋山）、徐商（中条山万固寺）、张仁亶（白鹿山）、房琯（陆浑山）、杜其裳（嵩山）、李逢吉（庐山）、朱朴（庐山）、杨收（庐山）、姚崇（吉州禾山）、李泌（衡岳寺）、刘瞻（罗浮山）、段文昌（广都华龙山）、王播（扬州惠昭寺）、李绅（惠山寺、剡中寺院、华山）、张浚（金凤山）、齐抗（会稽剡中）、柳璨（林泉）。上述除了房琯为世家子弟之外，其他都一律出身贫寒。唐中叶以后，各朝宰相共一百数十人，而僧寺出身的有17位。除此之外，许多大文学家、诗人如陈子昂、李白、白居易、徐彦伯、刘长卿、岑参、高适、李华、钱起、孟郊、李贺、吕温、符载、刘轲、杜牧、李商隐、温庭筠、李端、王建、顾云、顾况、杜荀鹤等；名臣如颜真卿、孔巢父、李栖筠、崔从、韦群等，都曾在山林寺院中学习和生活过，由此可见当时世风。
唐代出身于寺庙的读书人，大多是俗家人而非真正的出家人，这也说明当时寺庙进行的是普通教育，而非专门的佛学教育，其功能和民间学校相同而非佛学研究场所。唐代后期武宗会昌灭佛以后，勒令僧人还俗，还令寺庙出身、甚至户口就在寺庙的国子监学士、进士等都改入道门，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当时不少读书人出于寺庙这一情况。其实读书人在寺庙的生活是非常清苦的，有时连基本的生活费来源都很难保证，经常饥一顿饱一顿；读书的条件想必也很艰苦，如果没有烛火就要靠烧柴草来照明。他们忍饥挨饿、寄人篱下，只希望有朝一日可以考取功名，实现心中的理想，改善自己的状况。寺庙因为有戒律，也碍于当时的社会风尚，不会对他们做出驱逐等失礼之事，但未必全会好好相待，这也是人之常情。住在寺庙中的读书人，有的很快就能找到出路，有的却一住就是一二十年。我们知道，北宋的一代名臣、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少年时也曾有过住寺庙，边喝“冻粥”边刻苦攻读的经历。从范仲淹的故事中，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年代的士人求功名、走仕途的艰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