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孝宗朱祐樘（1487年－1505年）在位是间18年，他是明朝的第九位皇帝。朱佑樘人品极佳，他被称为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具人性化的皇帝之一，他重用贤臣、驱除奸佞、励精图治、针对明朝中叶以来的弊政，推行必要的改革，采取保泰持盈的政策，危机明王朝的危机，明王朝出现了少有的经济繁荣，在他当政期间，出现了“弘治中兴”的局面。朱佑樘还提倡一夫一妻制，重视法治，开广言路，开创了政治清明局势，使弘治朝民众能安居乐业。
在明一朝，他的政治成就是杰出的，他之所以没有能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是因为他的治政方式比较稳妥，他以仁义治国，在他执政期间，没有什么大起大落的政治事件，而且，他的性格比较温和敦善，治政措施宽厚仁慈，他不像明朝的其他皇帝那么怪异。
曾国藩将朱佑樘与汉武帝、唐太宗、宋仁宗等称为成英明之君，他说：“自古英哲非常之君，往往得人鼎盛。若汉之武帝，唐之文皇，宋之仁宗，元之世祖，明之孝宗。其是皆异材勃起，俊彦云屯，焜耀简编。”（《曾国藩文集》）
明天启年间的吏部尚书兼建极殿大学士朱国桢评价说：“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参看《国史实录》）
朱祐橖
第一，坎坷的早年经历，遇好人死里逃生
朱祐樘的童年经历非常坎坷，他的母亲是被俘入宫的土司女儿，偶遇宪宗，一夜被宠幸，怀孕生下了朱佑樘。
朱佑樘的生母原是广西纪姓土司的女儿，纪姓叛乱，被明军平息之后，年少的纪氏被俘入宫，帮处理皇宫事务，有一次被宪宗朱见深偶然见到，纪氏质朴聪敏的特殊气质吸引了宪宗，夜里被临幸，事后纪氏有孕。受宠的万贵妃得知纪氏怀孕后，令一宫女逼纪氏堕胎，宫女知纪氏是善良之人，不忍对其下手，谎称纪氏只是腹中长瘤，并非有孕。
万贵妃依然对纪氏不放心，她暗中下令将纪氏幽禁于冷宫中，宫女同情纪氏，暗中保护她，使纪氏能有机会悄悄生下了朱祐橖。可是，万贵妃很快知道了纪氏产子的事，她非常恼火，暗中命令身边太监张敏去将纪氏之子溺死。张敏是个好人，他不忍心害死一位新生婴儿，于是，他决定豁出命去，救下刚诞生的新皇子，他与早先被万贵妃所陷害而被废的吴皇后联手，将新生婴儿秘密藏起来，悄悄以米粉来哺养。万贵妃非常狠毒，她非致纪氏之子与死地不可，屡次派人搜查，但都未能找到。朱祐橖逃过一劫，并在苦难中长到了六岁。
有一日，宪宗皇帝让张敏为他梳头，宪宗感叹说他逐渐老了，但还没有皇子。张敏见机会来了，他鼓起勇气，突然跪下说：“万岁爷勿忧，已有皇子！”宪宗又惊又喜，急忙问是怎么回事。张敏豁出去了，他向宪宗帝讲明了实情。宪宗听后欣喜若狂，立即下旨命张敏带入去接回皇子。
朱祐樘出现在明宪宗面前，因长期藏匿，且饮食不足，他胎发未剪、脸黄肌瘦，明宪宗一见，心疼万分，掩脸痛哭，感慨不已。随机召集重臣，说明了朱祐橖出生的真相，并于次日昭告天下，立朱祐樘为皇太子，并封纪氏为淑妃。纪氏母子终于逃出了苦难。
可是，不久，纪淑妃暴死于宫中，而太监张敏也在宫中吞金自杀。虽没有能找到证据，但宪宗和朝中大臣都清楚，纪淑妃和张敏之死一定与万贵妃的迫害有密切关系。
宪宗的母亲周太后十分疼爱朱祐橖这位皇孙，她担心万贵妃对她的皇孙下毒手，令人将皇孙送至仁寿宫，由她亲自抱养。朱祐橖在太后宫中，才得以安全长大。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春，万贵妃病死，朱祐橖度过了危险时期，可是，八月，明宪宗也去世了。九月壬寅日，皇太子朱祐樘继皇帝位，改年号为“弘治”，是为明孝宗。
宪宗在位时，怠于政事，不见大臣。与掖庭嫔妃以至侍女 宫婢。大学士万安迎合帝意，进献媚药及房中术。宪宗在位二十三年，长期不召见大臣，处决政事均经内宦。晚年传旨多倚太监怀恩、覃吉。
朱祐樘的父亲朱见深在位二十三年，长期不召见大臣，怠于政事，整日与嫔妃乃至侍女、宫婢混在一起，沉溺于女色，大学士万安为了迎合帝意，竟进献媚药及房中术，足见朱见深的淫乱生活。他处决政事均交由内廷宦官去代为处理，他设置西厂，由宠信得太监汪直任提督，监控朝中大臣；他设立“皇庄”，带头兼并土地；他绕过吏部、内阁，直接任命“传奉官”，破坏吏治。在朱见深执政时，朝局是比较紊乱的。
朱祐橖的爷爷两度当皇帝，他的父亲亮度当太子，把明王朝的朝政搞得比较乱，虽然他父亲平反了于谦等冤案，并赈灾免税，收复边疆等，但朝廷的基础很不稳固，所以，十八岁的朱祐橖接手的是一个朝政紊乱的王朝。而正是在此基础上，朱祐橖开始了他宽容而勤政的政治经历。
第二，勤政图治，设午朝，恢复大小经筵
众所周知，明神宗在位48年，怠政偷懒近三十年。明武宗朱厚照长期沉溺于玩乐，在宫中搞设街摆摊，模仿做生意；搞青楼，模仿妓院，亲自押妓；建“豹房”，尽情嬉乐，就是不处理朝政。朱祐橖与他的这两位后代形成了极大的对比，他是明代皇帝中最勤政的一位。
明朝正统年间，朱祐橖的父亲年少时，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柄政，感于身负幼主教育之重责大任，上疏请开经筵，宪宗时，大小经筵曾一度废除。而孝宗将其恢复。“大经筵”是指每月逢二、十二、廿二日举行隆重典礼，御前讲学。每遇帝王怠惰弃学，百官便会谏诤，强调“帝王大节莫先于讲学，讲学莫要于经筵”，坚持经筵不可一日稍废。而“小经筵”是指每日请博学大臣进行“日讲”，君臣之间不拘礼节，从容问答，形成一种重要的辅政方式。
朱祐橖恢复大小经筵，每日请博学鸿儒一小讲，每月三次大讲，坚持学习询政，这很不容易，表明他是一位勤奋好学的皇帝。
此外，朱祐橖除了日日上早朝之外，还特别增设了午朝，他每天两次视朝，接受百官面陈国事，可见朱祐橖是非常勤政的，这与他父亲整日与嫔妃宫女厮混相比，真是天差地别。
孝宗皇帝勤政图治，为当时的朝廷带来了很好的风气，朝廷上下勤政成风，文武百官纷纷上言，或痛陈时弊，或进献良策，在他执政之后，能选拔贤能，禁杜贪污，坚守法制，体恤士人，廉政节约，增强兵力，及时扭转了明王朝的颓腐局势，起到兴利除弊的效果，所以，他的政治成就被称为是“弘治中兴”。
。马文升上时政十五事，包括选贤能、禁贪污、正刑狱、广储积、恤士人、节费用、抚四裔、整武备等诸多方面，孝宗无不大为赞赏，一一付诸实施，这对弘治朝兴利除弊起了积极的作用。
朱祐橖与张皇后
第三，误宠太监而能及时悔悟，除奸佞，任贤良
孝宗年少时过着艰难而危险的生活，这影响了他的身体，他瘦弱多病，因而，他想通过
多难的童年使得他的身体一直不好，于是，在他即位之后，他希望借助于佛道之术使身体变得健康，但是，一些奸佞之辈便借推荐佛道之术而接近孝宗，试图擅政，比如，宦官李广就是以这种方式来取得孝宗的信任，他奉承、瞒骗孝宗，乘机掌握权力，想祸乱朝政，但后来诡计暴露了，朝臣揭发他，当孝宗有处置他时，他畏罪自杀。
孝宗下令搜查他的家，当时要希望能找到“天书”之类的，可是，搜查时不但没有发现什么道术之书，反而搜出了他受贿登记的本子和贪污的银两财宝，这让孝宗彻底醒悟了，知道李广一直在忽悠他。自此，孝宗不再相信佛道之术，不再让奸佞之辈有可乘之机。他励精图治，勤政爱民。他重用刘大夏、戴珊等贤臣，整顿朝纲，推出了一系列的新政策，使朝政走上正轨。
孝宗大胆改变他父亲明宪宗的崇信佛道的倾向，不再相信佛道之术，将宪宗时的法王、国师、真人、国子等封号全都革除了，并下令处死了妖僧继晓，得到了朝中大臣们的拥护和赞扬。
此外，孝宗当政时期，力改成化朝的弊政，一改前朝宦官专权擅政、祸乱朝政的乱局，采取严格的措施来限制宦官的权力，使东厂和锦衣卫等特权机构不敢为所欲为。在弘治年间，厂、卫的指挥使都不敢胡来，基本上能恪守本职、执法公允，改变了原来横行霸道的恶习。这在明中叶之后是比较少见的。
在吏治方面，孝宗果断地罢免旧臣起用新臣，他将明宪宗时期的“纸糊三阁老”万安、刘珝、刘吉作了改变，削去了外戚万安的内阁大学士之职，让刘珝致仕，促刘吉积极主政事，让不再像以前那样是“纸糊阁臣”。他还把万贵妃的弟弟万喜革职，并革除了侍郎李孜省的官职，将梁芳下狱，将李孜省流放。此外，孝宗还罢免右通政任杰侍郎蒯钢等千余人。只是，孝宗革除吏弊时并没有大开杀戒，而是以比较温和的方式进行的，除少数被下狱之外，只是去其官职，并没有下狠手斩杀。
朱祐樘管理官员很严谨，他将四品以上官员名单贴在宫内文华殿壁墙上，熟记在心，量才用人，并及时了解官员治政动态，避免被佞臣欺瞒。他大量重用贤才之士；他制定了严格考核制度，官员的升迁主要以政绩为据。他勤勉执政，决不允许太监代批奏章，宁肯自己在夜里批奏章。
朱祐橖对待朝中大臣很是宽厚，常能与大臣们推心置腹交谈，很少斥责大臣，逢大臣夜里加班后，孝宗往往会派铺军执灯送行，另朝臣很感动。朱祐樘不仅利用大小经筵与博学大臣交流，而且，在视朝时亦能广开言路，虚心纳谏。他除了在早朝、午朝外，还开辟了文华殿议政，利用早朝与午朝之余的时间，与内阁共同切磋、商议政事。
第四，废除苛法，轻徭薄赋，促进人口和经济的发展
朱祐樘治政方式，可谓是善人行仁政。他改变了此前的法治政策，对刑罚运用十分慎重，他删除了原《大明律》中多项残暴的法令，尽量谨慎用刑罚。1500年，他制定《问刑条例》，1502年，他编成《大明会典》，弘治一朝，执法比原先要宽容得多，冤假错案大量减少，使得社会比较安宁。
朱祐樘体恤民生，注重让民众休养生息，为正期间，多次减免税赋，每逢自然灾害时，地方官员要求减免税赋，孝宗基本上是照准的。他禁止宗室、勋戚等权贵利用特权兼并土地，严禁地方权臣利用手中权力霸占农田。
对于负责抗灾救灾的官员他经常特别表示体恤和关心，他派身边官员送酒送羊给黄河工地上负责治河的刘大夏等抗灾的一线官员，犒劳他们，为他们鼓劲。
经过朱祐橖的勤政治理，弘治朝的经济得到了比较稳定的发展，税赋和人口都得到增加。在他之前，景泰、天顺、成化的税赋始终徘徊于二千五百万至二千六百万石之间，而弘治朝却增至二千七百万石。在朱祐橖辛勤治政取得了很大成效，弘治时期的税赋达到了明中叶时期的高峰。
此外，人口也稳定增长，从弘治元年（1488年）至弘治八年（1495年），人户由9113630户增至10100279户，至弘治十四年（1501年）更增至10408831户，弘治十七年（1504年）达10508935户，人口数则由弘治元年（1488年）的50207934口，增至弘治十七年（1504年）的60105835口。
在古代农业社会，人口的增长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安定的重用标志，可见，朱祐橖政绩十分显著。
第五，爱护武将，以战促和，维护国家统一
朱祐樘不仅勤政，不仅重视法治，不仅重视税赋的减免和经济的发展，而且，他还很重视合理有效地使用军事力量。这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其一，他信任和支持掌兵的官员，用帅不疑，极力为他们撑腰。比如，马文升任兵部尚书时，为了整肃军纪，提高明军的战斗力，有一次，马文升接连罢免了三十多名贪贿怯懦的不合格的将领，而当时军中重要将领常常都有权贵当后台，马文升因此而得罪了朝中甚至皇室的不少重要人物，马文升遭到了指责和攻击。朱祐橖坚定支持马文升，他特派金吾骑士十二人负责保护马文升，并下令命任何人不得干预掌兵统帅的事务。这使明军能多次打击鞑靼小王子、火筛等的入侵。1488年都指挥廖冰击败小王子于兰州；1497年甘肃总兵官刘宁败小王子于凉州；1500年甘肃参将杨翥败小王子于黑山；1503年朱晖袭小王子于河套。
其二，朱祐橖在位期间，明军积极收复哈密。1488年，朱祐樘令罕慎袭封哈密忠顺王，施行对新疆的控制，可是，羽奴思之子阿黑麻躬至哈密城下，诱骗罕慎结盟，将罕慎捕杀了，并占领了哈密城，阿黑麻遣使到明朝入贡，想欺骗明廷，但其诡计被识破，最终只好献还哈密金印，退出哈密城。1493年，阿黑麻再次攻占哈密城，他令其尊长牙兰守护哈密，并经常抢掠沙州等地，威胁各卫所归顺于他，给明朝造成了很大隐患。1497年，马文升亲自致各卫安抚，并与河西诸卫及诸部落族数千人合兵一处，突袭哈密城，收复哈密。此时，朝中有大臣认为哈密地远，难以防守，建议放弃，而朱祐橖坚决不放弃，他任命马文升为元帅，率兵追击吐蕃军队，清除了哈密地区的羽奴思反叛力量，使明军控制了哈密。
其三，朱祐樘以战促和，积极防御，但并不过度用兵。他采取积极防御抗战的战略，以战来促进和平。比如，对于是鞑靼小王子经常侵扰明朝边境的状况，他多是采用抗击驱赶的策略，将敌击退，把鞑靼小王子等赶至沙漠，但从不远入敌境，避免战争扩大化，避免劳师远征。虽也受非议，但这适度的军事策略避免耗损国力，这与他仁政的治政总策略是一致的。
朱祐樘对鞑靼小王子、火筛等的这种适度抗击的策略该算是有效的，当时，其他邻邦或属国如安南、暹罗、乌斯藏、琉球、占城、撒马儿罕、火剌札、爪哇、日本等，都没有大规模侵扰明境，而是不定期来明朝纳贡。弘治年间，边境相对比较安定。
对于朱祐橖，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的评价是比较客观的，他说：
“在明中后期，如孝宗那样始终‘勤求治理，置亮弼之辅，召敢言之臣，求方正之士，绝嬖幸之门’的皇帝可说是绝无仅有的。无怪乎史家将其与汉文帝、宋仁宗并称。而孝宗一朝，由于政治清明，相对而言，社会矛盾也相对得到缓和，其时农民起义也较前朝后代少得多。然而，弘治时期毕竟处于明中后期阶段，前几朝积累下来的问题已严重地显现出来。”（白寿彝总主编、王毓铨主编的《中国通史·第9卷·中古时代·明时期 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