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公元前179—104年）

仲舒遭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奋，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

——刘歆

儒学经董仲舒的加工，因此摆脱了原始阶段，成为阴阳五行化的、完全适合地主统治的西汉今文经学。某些汉儒把董仲舒当成孔子的继承者，因为他创造了今文经学。

——范文澜《中国通史》

西汉建立之后，文、景两代皇帝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国家出现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国力强盛的局面，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文景之治”。相应的，汉初的学术思想也自由宽泛起来，这使儒学得到极大复兴，秦朝时藏匿的很多儒家典籍纷纷现世，一些归隐的儒士也重返社会。董仲舒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上事学之路的。

董仲舒的故乡在广川（今河北景县），邻近历史上盛产儒士的齐、鲁、燕、代，文化氛围非常浓厚，出生于公元前179年的董仲舒自幼受到多种文化的熏陶，这对他日后思想体系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公元前141年，颇具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登基，他爱好文学，崇尚儒术，给儒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7年后，汉武帝下令郡国举孝廉、策贤良，董仲舒顺应历史潮流，适时而出，以贤良对策，后世将他此次的对策称为《贤良对策》（也称《天人三策》）。就是在此对策中，董仲舒喊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郁积已久的无数儒士的心声，以及“大一统”的政治思想，并被汉武帝采纳。

其后，董仲舒先后担任易王和胶西王的国相，直到公元前121年辞官回乡，开始著书立说。即使如此，董仲舒仍然倍受武帝尊敬，每当朝廷有重大事件，都要特意派人去询问董仲舒的建议。公元前104年，汉代乃至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一代大儒董仲舒逝世，他所建立的新的思想体系，成为官方统治哲学。

董仲舒构建的思想体系不是纯粹的儒学之说，而是以适应社会大一统为依据，兼容诸子百家思想的新儒学体系。其哲学基础是“天人感应”学说，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创造了万物和人，因此，人应该顺从天意，通过内省才能“知天”、了解天道，才能达到“天人合一”。董仲舒的“大一统”和“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无疑将统治者实行的中央集权制度秩序化、合理化，而由此推出的“三纲五常”也成为以后历代统治者维护统治的工具。

在人性论方面，董仲舒反对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认为人性是由天决定的，因此提出了“性三品”说，即将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人天生就是善人，包括帝王和当权人物；中等人要通过教育才能达到善，主要指地主；下等人的性天生就是恶的，不必也不能受教育，只能服从统治。这些理论仅仅是董仲舒用来麻醉人民的，对于君主，他则强调教化的重要性，主张君主不仅要“求贤”，更应注重“养士”，同时提出了新的选举方式。

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中的儒术即儒家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他认为六经各有所长，应该兼具其长，但他本人也只对《春秋》公羊学十分精通。董仲舒学生众多，其中有很多人成为朝廷重用之臣，据说大史学家司马迁也曾是他的学生。

作为西汉的杰出思想家、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为统治者提供了统治的理论基础，从他开始，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对之后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社会、文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贤良对策】《贤良对策》又称《天人三策》，是西汉儒学大师董仲舒在汉武帝下诏举孝廉、策贤良时，应诏奏上的对策。在这篇对策中，董仲舒提出了革除弊政、重视德治的政治主张，罢黜百家学说、独尊儒术的思想以及大一统的理论。董仲舒提出的这些思想对中国后世的社会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此书行文明晰通畅、论理精湛独到、语言朴实无华，不仅是汉代今文经学的奠基之作，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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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初期，主张‘’黄老思想‘’，以‘’无为而治‘’治国。经过70年的休养生息，出现了社会稳定，经济昌盛的局面，国家力量也强大起来！随着西汉政治稳定发展，新的问题和矛盾也相继出现。

1，经济方面，地主阶级大量收购土地，贫富差距大，导致越来越多的农民无地可耕，一些商人欺行霸市，垄断商业，严重影响国家财政收入。

2，政治方面，诸侯渐渐做大，相互争权，长期下去不利于大汉专制主义和集权制度，也不利于汉朝团结。

3，外交方面，北方的匈奴和南方的少数民族实力不断壮大和蠢蠢欲动，不能让汉王朝放心。

4，思想方面，‘’黄老思想‘’已经不能满足当时社会需求和统治者需要。‘’黄老思想‘’，主张清净无为，最大的贡献就是培养国力。汉朝建立初期，长期战乱，国力空虚当时百姓厌恶暴政，渴望安定和平。黄老思想正好适合当时百姓的心愿。随着日益强大的汉王朝和为了加强君王专制主义，必须要有一种新的思想来解决这种局面。

董仲舒生活在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时代。汉惠帝取消禁书令以后，使的儒家思想和其他学派又渐渐浮上岸来。再加上董仲舒从小研究儒家文化，对儒家学术有自己的见解和认知，可以站在统治者的角度去深谋远虑。所以向汉武帝提出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儒家文化主张以‘’礼‘’治国，以‘’德‘’治国，可以缓和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和与王侯等级不严的问题。同时董仲舒还在儒学里面融进了自己的大统一思想‘’君权神授‘’和天人感应观点。参考《春秋繁露》进一步加强了君王的专制主义和集权制度。汉武帝也认为巩固政权首先必须要统一思想。而思想的统一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我是‘’人知不过‘’，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和微微批评！

引入：汉武帝刘彻作为西汉的第七位皇帝，在位时间为前141年－前87年，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帝王。政治方面，为巩固皇权，汉武帝建立了中朝，即选用一些亲信侍从如尚书、常侍等组成宫中的决策班底，以对抗丞相为首的外朝；在地方设置刺史， 监督地方官吏和豪强地主；开创察举制选拔人才；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行“推恩令”，解决了诸侯国尾大不掉的问题；经济方面，并将盐铁和铸币权收归中央，盐铁官营，统一铸造五铢钱；文化方面，采用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兴办太学，以儒家思想为正统思想；此外汉武帝还开疆拓土，击溃匈奴帝国，东并朝鲜，南诛百越，征服大宛，奠定了中华的疆域版图，还派遣张骞通西域，开凿出丝绸之路。他开拓了汉朝最大的版图，功业辉煌，开创了西汉时期最鼎盛的时代——汉武盛世

那么汉武帝为什么要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呢？

儒家思想成为正统的背景

刘邦建立西汉后，面对百废俱兴的王朝，于是吸取了秦末农民战争的教训,采用黄老思想“无为而治”来进行统治。所谓“黄老学说”,实际上是道家学说中的两派，“黄”指以轩辕为首的“黄帝之学”,“老”指以李耳为首的学说。黄帝之学是在战国时期形成的一个学派，由于“黄帝之学”的著作均已失传,所以“黄帝之学”是否在历史上作为一种独立的学派存在过,后世不太清楚,黄帝学说是道家中的一派，它与李耳老子的学说根本区别是，黄帝之学不仅讲道,而且讲法。西汉初年把黄老糅合在一起,成为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指导思想，黄老学说的特点是:在政治上肯定新的王朝统治秩序,极力主张“无为而治”,认为统治者用放任自流的办法,就能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相反,统治阶级愈有所作为,人民就愈难以控制，统治者的法令太多,反而适得其反。这和原来李耳主张的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不同,它是一种维护大一统政治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汉初统治者采取顺应民心的策略,以适应恢复生产、稳定封建秩序的需要。汉初的几任丞相,大都采用道家思想,实行“无为而治”。如萧何死后,曹参为相,凡事皆循旧例,无所变更。对于有所标新立异的人,斥而不用，对于守旧的人,给予提拔,以保持政治上的稳定。所以当时老百姓歌颂道:“萧何为法,讲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靖,民以宁一。”
西汉初年黄老思想的代表作是陆贾的《新语》。陆贾总结了秦王朝覆灭的教训后,提出了无为的政治主张，他理想的政治是:对人民少干扰,使其安居乐业,这样就可以缓和矛盾
汉初“无为而治”的思想,促进了封建统治秩序的巩固,为社会生产的恢复创造了条件。但是,随着西汉政权的逐渐巩固,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和亲”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匈奴的骚扰,“分封”潜伏着割据分裂的危机。因此,汉文帝时，贾谊上《治安策》指出:黄老学说不可长久使用，这样,到文景时期逐渐由无为变成有为,儒家思想逐渐抬头,于是就为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提供了有利条件。

董仲舒将儒学倡导为正统思想

董仲舒是景帝时期的文学博士,专门研究公羊高的《春秋》，董仲舒声称,他的学说完全由他在这部经典中所发现的原理推导出来的，他说的许多道理是因袭传统的，他以为古人靠礼和乐,靠教育达到持久的和平，和孔子一样,董仲舒重教育更甚于刑罚,但他也把二者结合起来了，注重教化的同时也看重君主的权威。

董仲舒为了适应汉朝中期统治者的需要,他不但首倡儒学独尊,而且把孔子的学说宗教化,把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系统化,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他给汉武帝上书《天人三策》，就是这一思想体系的具体说明,《春秋繁露》是其代表著作。
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董仲舒提出了“大一统”和“天人感应”学说。他把自然界的“天”塑造成为有意志的神,把人间的一切都说成是上天有目的的安排。自然和社会的一切变化,国家的兴亡,都是上天意志的表现。天意与人事紧密相连,上天以祥瑞灾异影响人们的生活,人的实践活动也能感动天，这为两汉谶纬迷信思想的进一步泛滥提供了理论依据。董仲舒还认为天给人类社会设立了个最高权力的天子,人间的皇帝就是遵行天意进行统治的权威。他说人民服从皇帝,也就是服从天道,谁反对皇帝就是反对上天,以此来论证皇权的神圣性,这一系列思想为加强皇权提供了理论根据。

董仲舒在宣扬君权神授说的同时,也借助上天,对皇帝的过分统治加以限制，他说天不是为皇帝而生人民,而是为人民而立皇帝,皇帝给人民利益,就能继续做下去,否则天就要收回他的皇位，与唐太宗的“民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相同。这种学说当然是为封建统治者而服务的,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也能限制皇权。
董仲舒还大力宣扬孔孟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等级思想和“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伦理规范。他说:“三纲五常”是上天的安排,是天的意志。“三纲”,加上有意志的天,就构成了封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种统治权力，这种封建宗法思想,成为封建伦理关系的准则,束缚了人们的精神。

董仲舒还提出了“性三品”说。他认为人性是有等级的，圣人生来性善,小人生来性恶,中人之性,可善可恶。上等的圣人,则是天生的统治者，中人经过“教化”可以变善，惟有下等的小人是命中注定低微卑贱,只能永远当牛马和奴隶。他以这种地主阶级的人性论来论证封建等级制和封建统治的合理性。
从董仲舒的学说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观点,就是它的思想核心,是从维护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的立场出发的,他的思想神化了专制皇权,并力图把封建政权、神权、族权、夫权结合起来,为统治阶级服务,所以长期以来为封建统治阶级所推崇。

结语：一种思想的出现能为最高统治者所采用，无不是有利于加强统治的措施，大家记住一个万能公式，只要是能够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办法，都是好手段，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能被汉武帝采纳也不例外。

首先，我们要说一下，董仲舒并没有提出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是后来人为董仲舒总结的。首次提出董仲舒“摆出百家，独尊儒术”的，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反传统人士易白沙在《青年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名叫《孔子评议》的文章所提出的。

其实，如果从汉朝的历史来看，董仲舒自己没有明确提出要“罢黜百家”，汉武帝后来实行“独尊儒术”也没有要求所有人都信奉儒家思想，只是把儒家思想作为了国家主流的思想。

那么，董仲舒为什么会提出这一看法呢？这其实与当时汉朝的政治危机有关。当时，汉朝从创立之初开始，就实行道家的“黄老之学”。汉朝为什么要实行道家的“黄老之学”呢？主要是因为当时汉朝刚刚成立，经济凋敝，百废待兴。所以，汉朝统治者决定，运用“无为而治”的思想，让让老百姓充分发展经济。

电视剧《汉武大帝》董仲舒剧照

经过了七十多年的发展，到了汉武帝时代，汉朝的经济已经有了很大的飞跃。随着经济的增长，国家又出现了新的矛盾和问题，那就是地方诸侯国与中央政府的矛盾，以及北方匈奴不断入侵的问题。这个时候，汉武帝就要需要加强皇帝的权力，需要一套理论基础。

汉武帝在登基之初，要求各地方的官员“举贤良”，汉武帝向各地的知识分子提出问题，如何可以让我这个王朝历经万世，不遭到灭亡。董仲舒就跟汉武帝提出了“天人三策”。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首先提出了“天人感应”学说，认为皇帝受命于天，同时也受到天的监督，天会以灾异来预示皇帝做的事是否正确。这其实就是证明皇帝受命于天，皇权神圣不可侵犯。此外，董仲舒还运用《春秋公羊传》的思想，证明天下大一统的合法性，由此，为皇帝集权，消灭各个诸侯国奠定了理论基础。

汉武帝即位之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不是董仲舒，而是是第一任丞相卫绾。

儒家和道家是铁杆同盟，共进退。即使罢黜百家，儒家独尊，在三公九卿的高官中，肯定有道家的一席之地。

卫绾想罢黜黄老，但黄老有窦太后撑腰。卫绾也没办法，最后罢黜的只有法家和鬼谷学派。

首先说明一点，罢黜不等于禁毁。只是罢黜官职，不在重用你而已。

汉武帝初期，重用儒家时，言论自由，批评政治，骂天子者无罪。更没有一人因言获罪。因为这就是儒家思想。而法家思想恰恰相反，骂天子者，诽谤罪，处死。请问，难道不该独尊儒术吗？

从汉武帝中前期开始，重用法家酷吏张汤，屠戮皇族和群臣。因大夫颜异让‘天子不悦’，法家酷吏张汤便子以腹诽罪，处死颜回十世孙，儒家大师颜异。法家不但立诽谤罪，骂天子者死，还立腹诽罪，肚子里骂天子者，亦死。

法家不但要作恶害人，还要把作恶害人制度化，法律化。

之所以独尊儒术，就为避免法家之恶行。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改变了汉朝初期的意识形态，放弃了之前以黄老之道治国的思路，而改为更为主张积极有为和强调加强皇帝集权的儒家思想。和后来崇重儒术时期往往国力开始走向衰落不同，汉武帝开始独尊儒术，也是汉朝国力走向巅峰的开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就需要从董仲舒的学说得到汉武帝的采纳之前汉朝的情况说起了。

汉朝建立之初，汉高祖刘邦在高帝五年对功臣进行了分封，之后又先后和大臣约定，非刘氏不得王，非功臣不得侯。因为这时候刘邦的大臣实际上都是汉朝的功臣，所以这个约定也就是刘邦与功臣集团的约定。这个约定意味着，除了刘邦子孙之外，其他人不能封王，否则天下共击之，这等于让功臣集团放弃封王的要求，而非功臣不封侯则意味着，刘邦也承诺，除非对汉朝有重大贡献，否则是不能封侯的，因为封侯就意味着分享功臣集团的特权。这是一个权利与义务对等的约定，非刘氏不得王是功臣集团要维护的义务，非功臣不封侯则是皇帝的义务。

按照李开元的看法，这个约定实际上意味着，刘邦和军功集团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打个比方说的话，刘邦是汉朝这个国家最大的大股东，所以世袭董事长，其他功臣勋贵则是这个国家的小股东，他们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刘邦既要维护功臣集团的特权，也要通过功臣集团的支持来维系自己的世袭皇权。用我们今天的政治学术语来说，刘邦和功臣集团作为这个国家的股东，共享这个国家的主权，而不是完全的君主主权。一定意义上，这算是一个贵族共和制的时期。

而在战乱时期结束之后，国家的日常管理和运转中，这时候皇帝所发挥的作用实际上是比较有限的，整个官僚体系的日常运转是以丞相为核心的，尤其是庞大的行政管理体系，都是由丞相来主导的，皇帝并不直接介入这些日常性的工作。所以，这时候皇帝的内廷官属规模很小，主要是此后皇帝的日常起居生活，并不直接介入日常性的行政工作，而丞相府的官属规模很大，机构和人员庞杂，是整个国家的行政中枢。

汉朝初期的另一个政治潜规则是，朝廷九卿以上的高官，基本上是由功臣集团垄断的，尤其是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这些高级职务。从汉高祖时期的萧何，到汉惠帝和吕后时期的曹参、王陵、陈平、周勃，都是从刘邦占领沛县就开始追随刘邦，参加了灭秦和灭楚的开国功臣。即便是在汉文帝上台后的第二年，强迫周勃等刘邦的元从功臣们回到自己的封地，改用自己在代王时期的丞相为朝廷的丞相，也并没有改变这个格局，因为宋昌和之后文帝任命的丞相，本身也是汉朝的开国功臣集团，只不是他们不是砀泗元从集团，参加刘邦集团更晚一些而已。

一直到景帝时期，初期的丞相也仍然是开国功臣，之后才逐渐有了从地方官吏逐渐升迁上来的官员出任丞相，而这时候距离刘邦称帝、汉朝开国已经五十年左右的时间了，不但开国功臣已经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且他们的第二代也已经老了，比如这一时期的周亚夫和灌夫，也在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同时，从吕后时期开始，内廷的机构也开始膨胀，到景帝时期，内廷参与国家重大事务决策和运转已经比较多了，原本只是内廷供奉官的尚书，这时候已经成为实权比较大的职位。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重新理解汉朝初期黄老之道的实际内涵。一般都将黄老之道理解为与民休息，恢复生产，国家尽量无为而治，减少对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干预。但从皇帝与军功集团的关系的角度来看，这实际上也意味着，皇帝不要过多干预国家的日常运转，而应该垂拱而治，把国家交给军功集团为核心的官僚体系去管理。也就是说，所谓无为而治，主要是军功集团对皇帝的要求，而军功集团本身不但不无为而治，而且是比较积极有为的，因为皇帝如果介入日常政治运转太多，就意味着功臣集团的特权会受到比较多的约束和限制。

在这个背景下，汉武帝登基之后，董仲舒提出了《天人三策》，天人三策是以儒家思想并附会以阴阳家的学说，将皇权解释为天命，将皇帝解释为为天道、天意的人格化，实际上等于将皇权神圣化。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皇帝是特殊的，之所以能够成为皇帝是天命、天道和天意的体现，而不是功臣的辅佐，所以皇帝是这个国家真正而且唯一的主权者，其他人没有主权。简单一点说就是，国家是属于皇帝个人的，军功集团对国家没有股权，也不是股东，国家从一个股份制公司变成了一个完全私人所有的公司。

董仲舒的主要著作《春秋繁露》的核心思想，实际上也可以概括为尊天子、贬诸侯。再加上《天人三策》对皇权的神圣化，就可以理解，董仲舒的学说实际上是强调皇帝权力至高无上的。而汉武帝当时正在大力提拔出身基层的官吏进入朝廷中枢担任重要职务，以取代原来的功臣集团的后裔，董仲舒的这套学说当然是完全符合这个需要的。换句话说，黄老之道、无为而治是小股东所希望的，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则是在公司治理中更加依赖于职业经理人的董事长所支持的。原因很简单，小股东担任公司管理人员，董事长并不能完全约束，而职业经理人的权力则完全来自董事长的授权，所以他们只能忠于董事长。

我们常说对在汉武帝时期实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句话是有些误解的，就像秦始皇的只有“焚书”但没有“坑儒”，至少在《史记》和《资治通鉴》里没有记载。而武帝执政期间也只是采用以儒家学说为主，别家学说为辅的政策治理天下，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罢黜百家”。比如著名的酷吏张汤就是以刑名学说办案，又取悦为武帝而官至廷尉。再比如汲黯是以道家学说被武帝赏识而官至都尉位列九卿。

我们常说的“四书五经”都是属于儒家文化的经典，董仲舒是以精通《春秋》著称于当时。这里请看：在公元前140年，武帝曾下诏要“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对者百余人”，这句话说明武帝本人对儒术还是很爱好和感兴趣的，原因嘛可能跟窦太后喜欢道家学说有关。董仲舒只是恰逢其会，言论正好符合武帝的要求罢了。这也看出汉武帝刘彻对当下的治国理念有着深刻的认知，采用儒家思想治天下更符合实际。因为根据前朝经验秦能够迅速的兼并六国得益于申不害、商鞅的刑法理念，遵循的是韩非的法家思想，使其武力在短期内达到一个高峰，从而实现统一天下地目的。秦朝的快速灭亡也恰恰印证了法家思想并不适合于治理国家。乱世用重典只能符合于战国时代，和平一统时期的汉王朝只能另行选择。再看看秦在统一天下后还一直采用法家制国的弊端：因为太注重赏罚而逐渐忽略了礼仪道德，致使父子离德，尊卑不分，哺乳的儿媳和公公并坐吃饭，贫穷的只能入赘，唯一能得到赏赐的方法就是立功杀敌，而秦朝的刑法多达几十种，这样的高压赏罚政策下人们只想着能立功而不犯法，礼仪廉耻都可以抛却，到了家不像家，父不像父，子不像子的地步。

所以到了汉朝立国，高祖刘邦用鲁人孙叔通制定礼仪乐章，文帝让晁错向伏生学习《尚书》，景帝时启用辕固生，还有窦太后的道家思想。武帝更是知道儒家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性，向天下招徕儒生人才，比较出名的有董仲舒、公孙弘、主父偃、严安、徐乐、赵绾、王臧、晁错、窦婴、田蚡等。他们有的官至相位有的位列九卿，有的担任御史大夫、郎中令。武帝时期的儒家才是它得以发展延伸的辉煌段。

这一点和当时主流的风气有很大的关系！

汉朝初年，当时的大汉王朝致力于恢复生产力，是人民百姓的生活秩序回归到正常标准，所以提倡的是黄老学说！这种做法有没有好处有好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人民老百姓的日子开始富足了，开始回归到正常生活了，政府管的没那么严！那么老百姓的日子也就过的更加轻松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经历了文景之治，当时的老百姓民生富足，大汉王朝富得流油。

这种生活确实是好，但是这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没有任何内忧外患的情况之下。那么这样的时代能够被称之为盛世！但是大汉王朝不是说那种苟且偷生就能够活下来的，大汉王朝面临的问题有很多，外患问题咱也就不多提了，就一个内忧的问题，就足够让所有人都感觉头疼！

没办法，大汉王朝这手底下这么多藩王，都是刘邦的子孙，你总不可能说把他们全部都给干掉，全部都给推翻掉吧！(今日头条漩涡鸣人YY首发于问答)这不就大逆不道了，但是如果不把他们给折腾消停了，那这大汉王朝怎么去对付北边的匈奴人呢？

所以这一来二去，回归到一个主流的问题，也就是黄老学说是否适合现如今大汉王朝的那种发展的，全国范围内针对这个问题曾展开过一场比较深思熟虑的论辩在其中最大的一个主考官就是汉武帝！

汉武帝曾对此也做过努力，他曾经组织了一场特别大的朝堂辩论，他比较青睐的是战国时期帮助秦国脱颖而出的法家思想！他认为法家思想比较适合现如今的大汉王朝，但这些法家的腐儒提出了什么东西？酷法！主张重邢重典！说白了，这帮人也是脑子读书读的比较迂腐了！所以说腐竹它并不是特定指儒家的那一批人，而是指一些特定的一群人！这群人可以披着儒家思想的外衣，也可以披着法家思想的外衣，也可以披着道家思想的外衣。这种人防不胜防，多的是！好的思想并不意味着它就能够开化一个人的心智，拿他当做自己晋升，试图获取民生利益的垫脚石的人大有人在！

总之，汉武帝一看这情况，那绝对不行，你要这么搞，那我天下还要不要了，我重点是什么？我重点是收割手中的权力，把权力经纪人握在自己手里面，靠这套方法。老百姓不把我给推翻，那就算不错了！

所以在这种大的风气之下，董仲舒站了出来！董仲舒这个人呢，本身生活的区域就有个加思想活跃的影响！加上这个人比较好学，所以董仲舒对于各家的思想都比较了解。声之百家之长，百家之短，因此他在创立新的学说和思想时候，再以儒家为基础的情况之下收割各家的思想，将其发展出来一个新的学说，也可以看作是儒家的新的学派！

在这个学派里面，董仲舒是严格反对孟子的人性本善和荀子的人性本恶论！你就说董仲舒这个人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腐儒，这人是一个大财，而在得到汉武帝的呼唤情况下，虽然汉武帝本身也不知道是不是对董仲舒呼唤了，但是董仲舒认为这个时候就应该站出来！所以在大时代的趋势之下，董仲舒拾起了自己曾经的理想，将思想糅合咱田，形成了这么一个新的学派，而这个派别呢？集百家之长，深得汉武帝的喜欢，不仅有靠武力，靠法律镇压维持自己的统治，还有靠思想。靠教化来感化自己，老百姓可谓是恩威并施这样一种手段，任何一个帝王都想要。都喜欢！

所以董仲舒得到了汉武帝的喜爱，并且得以重用，在它的基础之上得到了独尊儒术这样一个历史上面的举动！

大多数人都是通过教科书里的“罢百尊儒”来认识董仲舒的。但熟悉经史的人都知道，董仲舒在“罢百尊儒”这件事情上并没有发挥主要作用。

一、对比《汉书》和《史记》来看

把“罢百尊儒’作为董仲舒的功绩，主要是《汉书》记载了他的“天人三策”，以及班固在董仲舒传的“赞”中做了这样的评价。

而更早的《史记》对董仲舒并没有这么高的评价，而且也没有专门为他设立的传记，董仲舒是在《儒林传》里和其他儒生一起叙述的。要知道，董仲舒曾教过司马迁，司马迁尚且如此处理他的传记，可想而知他在当时的影响力有多弱了。

二、从董仲舒的行迹看

董仲舒一生只是一个中级官僚，他先是干了大半辈子博士，是太常属下的顾问官员，查《汉官六种》，可知当时的博士都不必上朝，只是待诏。董仲舒即使通过“天人三策”而举贤良，正式出任实权官员，却也没有留在中央，而是去了扬州，当了江都王的相，而和他同时（一说不是同一批，此处采《汉书 武帝纪》说）举贤良出来的公孙弘，却留在了中央，并很快担任了右内史，这是“直辖市'的“一把手”，没几年就位列三公，封侯、当丞相。

而董仲舒在罢相回到中央后，仅担任了中大夫一职，是卫尉的属官，俸禄也降了一格。后来董仲舒还遭遇了一次牢狱之灾，险些丧命，出来后又得罪了公孙弘，再次出任胶西王相。

总之，他担任的要么是中级官吏，要么是远离权力中心的王国相，始终没有处在权力的核心，也就不可能有机会施展他的抱负。

三、“罢百尊儒”是什么

现在一般认为，“罢百尊儒”是一个长期的、西汉朝野共同促成的、反复拉锯最终达成的结果。罢黜百家，主要是从仕途渠道上说；独尊儒术，则是以何种思想为意识形态，这主要体现在祭祀、仪礼、封禅、明堂、历法等诸多方面。

期间有几个重要的时间点，可以注意：

1、汉武帝初年，卫绾请求“举贤良罢黜百家”。考虑到卫绾是一个文帝时的老臣，没有儒家背景，更不会启动这样的改革，所以他的这个请求，估计是当时实际掌握权力的田蚡所怂恿的。

2、董仲舒“天人三策”确实有“独尊儒家，勿使并进”的明确主张，但他的贡献不在此，而在于复杂的更化改制等理论发明。他本人并没有提出具体怎么罢百尊儒的措施。事实上，董仲舒恰恰是因为这种理论的建树，特别是到了西汉中后期、东汉时期各项儒家改革纷纷以董仲舒的理论为依据，这才促使了他的地位越来越高。

3、公孙弘在当丞相后，曾推行过一个政策，诏令收录在《汉书 儒林传》里，这个诏令非常重要，可以说奠定了儒家作为西汉文官政府基础的基础。特别有两项内容，推动了儒家垄断仕途，一个是让博士员弟子作为中央中低级官员的储备，“备文学掌故”，也就是后辈干部、管理培训生，而且是源源不断的有生源；一个是选拔现有官吏里，能够通儒术的人，补充到左右内史、各郡国的中层官员去。这就造成了后来儒家大受欢迎的局面。特别是用了没多少年，这批儒生纷纷占据中央和地方高位，基本实现了儒家对仕途的垄断，和那些王侯的二代、三代以及外戚们分庭抗礼。

4、汉武帝太初时真正的改元，不仅重新往前追溯、框定年号，还实行太初历。这是根本性的，独尊儒术的表现之一。

5、此后，汉元帝、汉成帝、汉哀帝、汉平帝对祭祀，包括郊祀制度等进行了彻底的变革，期间反复多次，最终在王莽手中达成。这也是独尊儒术的重要标志。

6、王莽代汉，这个事件本身可以看作是独尊儒术的最大成果。要没有儒家笼罩下关于汉代要再受命、要更化改制的呼声，就不会有王莽的代汉。

四、小结

因此，所谓“罢百尊儒”是当时朝野各方力量、在漫长的时期内，逐渐形成的一个局面，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直白的政策。而且，董仲舒在其中，既不是首创者，也不是具体政策的执行者。但是，‘罢百尊儒\"局面的形成，以及在形成过程中所需要的理论、意识形态观念等，与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以及他漫长的教学生涯、在现存春秋繁露以及《汉书 五行志》记载的灾异阴阳之说，等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总之，历史与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的确不是那么容易就能看清的。

董仲舒与汉武帝合伙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详细记载于《汉书-董仲舒传》。儒家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走上政治舞台，有内在的因素。

一、政治制度与政治思想

众所周知，国家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又分为政治上层建筑（比如秦国的中央集权郡县制）和思想上层建筑（比如秦国的商鞅法治）。思想又是以丰富多彩为优的，一家为主、众多争论是最理想的状态。比如秦国，虽然思想上层建筑一直是商鞅法治（秦国五代六君王坚守法治），但从秦国到秦朝，其他学派在秦国依然很活跃。秦国的历届丞相，商鞅、张仪、范睢、蔡泽、吕不韦、李斯。六位丞相中，仅商鞅为法家，张仪是纵横家、蔡泽是计然家、吕不韦的执政理念见著于《吕氏春秋》，李斯是荀子的弟子。秦国富裕强大起来的150多年中，六位丞相的不同，铁证了政治思想有一个主要，众多争论更加精彩的事实。

二、汉朝的一无所有

从汉初的分封制、内乱，到汉朝承袭秦朝的中央集权郡县制，再一次证明了中央集权郡县制的先进性，同时也证明了分封制的倒推是不得人心的。汉朝没有有效的政治思想、没有创立更先进的政治制度，是不争的事实。

更可怕的是，汉朝还搞出了“白马之盟”----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非皇族成员不得封王，如没有军功者不得封侯）。不要小看这一句话。白马之盟标志着中国家天下的开始。国家，成为了一个家庭特有。

汉武帝广征治国思想，但却并未得到比法治更好、更新的治国思想。董仲舒之流的儒家，自然更不例外。但是，董仲舒却满足了汉朝的另一个要求：家天下。天子的称谓用上天意志来忽悠百姓，“以孝治天下”直接就是用管家的模式管理国家。当然，儒家思想本身就不是什么好东西，这一点尽人皆知，汉武帝刘彻也心明肚知。所谓“天人三策”，说白了就是刘彻和董仲舒的讨价还价。汉武帝喜欢儒家帮主家天下、又厌恶儒家的治国思想。董仲舒之流的儒家，为了官爵俸禄，什么都可以背叛。抛弃儒家克己复礼、仁政治国，自然是毫不心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虽坐上了中华文化领袖的宝座，并一举屠杀了百家思想，但儒家也付出了自宫的代价，从此沦落为儒教。

当然，董仲舒之流还是不甘心的。于是又拿天意说事（一如孟子用“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要挟齐王），企图要挟汉武帝刘彻。结果刘彻比齐王更厉害，直接定董仲舒为死罪，要砍了董仲舒的脑袋。结果，董仲舒的脑袋虽然保住了，但连地方政府的官员位置也丢掉了。重新做回教书匠。

三、各取所需，害了百姓

刘彻以及刘汉皇族得到了最低级的保障，家天下在天下推行开来。刘汉的执政，好歹算是有名、有份了。用管家的那一套来治理国家。董仲舒自己是输了个精光。但儒家弟子却得到了一个新职业：为皇权唱赞歌，为统治者愚昧百姓。至于谁执掌皇权，儒家一概不论。蒙元时效忠、满清时效忠，倭寇侵华时儒家同样效忠。

汉朝还发明了“文字狱”。说粗俗点，就是皇帝丢一根骨头，天下的儒家为争夺这根骨头，就咬的满嘴毛。甚至不乏连身家性命都搭上的。虽然后世儒家不惜伪造历史的吹捧汉朝，但从汉朝到满清，统治者都是把儒家当狗一样对待的。文字狱，从汉朝到满清，每朝都有。

百姓就可怜了。生产力在发展，政治思想空白、政治制度盗版。这样的生产力，怎么发展？地平线上涌动！从汉朝起，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新瓶装旧酒。从汉朝起，每一个朝代都比前一个朝代更加衰弱。蒙元、满清就是例证。蒙元好歹是匈奴，满清直接就是部分匈奴。到近代，小小岛国的倭寇都企图殖民中华。倭寇蚂蚁吃大象的奢望也不奇怪，5万八国联军就能纵横中华，倭寇好歹不止五万吧。

该死的董仲舒！

该死的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