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谈谈我的看法。
一、没有明确证据证明李世民篡改史书。
所谓都说李世民篡改了史书，也只能是说说而已。
史书上关于这件事的记载是明确的：李世民确实看过《实录》，看到玄武门之变的时候，发现写的很隐晦，于是要求“削去浮词，直书其事”，仅此而已。有人说，不对吧，李世民明确给玄武门之变定了性：
昔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以，亦类是耳，史官何讳焉！（《资治通鉴》）
既然定了性，那肯定是暗示宰相和史官去修改呀。且慢，李世民这话是对谁说的呢？房玄龄。把玄武门之变类比为周公诛管、蔡，这是人家房玄龄的原创好吧！房玄龄早在武德九年（626）玄武门之变前，就这么对长孙无忌说过：
莫若劝王（李世民）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国。
是房玄龄在武德九年（626）用“周公诛管、蔡”来劝说李世民的，因此，还用得着李世民在贞观十七年（643）去告诉房玄龄玄武门之变的调子？李世民的意思很简单：既然我们都认为玄武门之变是“周公诛管、蔡”，那何需讳言？
此外，初唐的政治环境非常宽松，无文禁，不禁止私人修史，而且，官修国史还允许高级官员抄录，据《唐会要》卷63记载，贞观十七年（643）七月高祖实录和今上实录修好后，“并赐皇太子及诸王各一部，京官三品以上，欲写者亦听”。那时候，玄武门之变时原东宫和齐府的很多当事人都还健在呢，试想，如果实录被改的面目全非，李世民敢把它拿出来传播吗？
因此，实录整体而言是可靠的，《旧唐书》和《册府元龟》在编写时，就大量引用实录原文。
后来有些人，包括《资治通鉴》的编者司马光，根据自己的主观判断，认为《实录》被人篡改，将很多实录的材料随意否定和放弃，我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当然，司马光不愧是严谨的学者，他虽然没有将其列入《资治通鉴》正文，但是，他将其归入了《通鉴考异》。）
二、实录与其他史料并无明显矛盾之处
那么，从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旧唐书》、《册府元龟》、《通鉴考异》引用的实录原文的情况看，与其他史料有明显的矛盾吗？我看没有。要说侧重点不同，详略不同，这都是存在的。但是，要说史料存在大量矛盾之处，这是不存在的（个别矛盾冲突之处还是有的）。
我举两个例子：
（一）李建成的军功
现在网上大肆宣扬的李建成的军功，我简单汇总了一下：
义宁元年（617）参与平定西河、霍邑、长安，武德元年（618）征讨洛阳，武德二年（619）讨伐关中盗贼，武德四年（621）讨伐稽胡，武德五年（622）讨伐第二次起兵的刘黑闼，以及武德年间的历次备御突厥。
所有的这些，我们去读两唐书和《资治通鉴》，全都可以看到，绝大部分在《旧唐书》李建成传里面，其余的，需要我们学会互见法（读纪传体史书必须要会互见法），在高祖本纪、太宗本纪、以及其他相关人物的传记中查找。
当然，同一件事情，《旧唐书》可能记载的比较简略，《大唐创业起居注》等其他史料可能记载的详细，这只是详略问题，没有本质的不同。
另外多说一句，现在网上很多人说李建成是个宽厚仁爱之人，这话哪儿来的，我来告诉大家，就是来源于《高祖实录》。据《高祖实录》记载：
建成性颇仁厚，初止之；元吉数言不已，建成后亦许之。
请问那些死看不上《实录》的人，对这句话什么看法。
（二）李世民的瑕疵
既然有人认为李世民授意宰相和史官对《实录》进行了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全面的篡改，那其目的无非是要粉饰美化，把李世民包装的完美一些。但是，实际情况如何呢？我们来看贞观二年的一条记载：
当时，李世民和王珪聊天，有一个美女在旁边服侍，李世民说，此人是别人的妻子，庐江王李瑗（谋反被诛）杀掉了她的丈夫，强行将她纳为姬妾。于是，王珪就委婉的劝说李世民把这个女子还给她的亲族。那李世民是怎么办的呢？据《通鉴考异》引用的实录记载：
帝虽不出此美人，而甚重其言。
意思就是李世民虽然很赞同王珪的话，但是，并没有把这个女子还给她的亲族。
这是多么明显的一个瑕疵，如果《实录》真的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在全面美化李世民，那为什么不在这里给李世民粉饰粉饰，美化美化？
可见，并没有人在系统的、全面的篡改实录，实录就是按照李世民的原则要求，直书其事而已。
三、李世民看的实录的截止时间
李世民看的是《高祖实录》和《今上实录》，其中，《今上实录》的截止时间是贞观十四年（640），也就是说，自贞观十五年（641）至贞观二十三年（649）这段时间的实录，李世民根本没看过。实际上这段时间的实录，是高宗时期才写成的。
因此，希望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别动不动就李世民看过，改过的。如果你认为哪一条史料是李世民改过的，不要紧，就事论事，你摆出你的史料依据和论证过程，针对这条记载专门进行讨论，但是，不能把李世民改史，作为讨论的前提。
以上是我的一点分析，欢迎大家讨论。
如对唐朝历史感兴趣，请关注我，继续深入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