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记载着: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是秦朝陈胜、吴广领导的大泽乡起义。那么在此之前呢?事实上在此之前的中国历史上的确不存在农民起义,这倒并不是那时的老百姓特别能忍耐或是统治阶级相比后世善良许多,而是因为那时基本上还不存在农民这一社会阶层——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毕竟中华民族本身就是以农耕起家的民族,但政治意义上的农民特指与地主阶级对立的农民阶级,而不是泛指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夏、商、周三代的中国还处于奴隶制时代,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矛盾,当时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是被奴隶主束缚在土地上的奴隶。这些人和后世的农民阶级的区别在于:农民或有一小块自己的土地,或租种地主的土地,但就人身关系而言:农民和地主是各自独立的,分别有自己家庭的个体;而奴隶则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春秋战国时代随着铁器、牛耕等新技术的应用事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之上社会形态也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然而这种变化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也就是说农民阶级作为一个社会阶级并不是在某一天就突然形成的,而农民起义发生的一个先决条件是农民阶级必须具备一定的实力,这就需要一个发展过程。我们的教科书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才将陈胜、吴广起义定义为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因为这时农民阶级已经历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开始作为一个独立阶级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这并不是说在此之前中国的老百姓没展开过对上层贵族的反抗行为。
我们知道自从秦始皇嬴政混一华夏之后几乎历朝历代几乎都有农民起义,那么在秦统一之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呢?貌似我们的第一印象中就是诸侯国之间争霸,老百姓似乎从没介入到政治中。其实不然:春秋战国时代从社会形态上看处于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阶段,从政治体制上看由诸侯割据向大一统形态转变,而推动这一转变的并非只有各诸侯国,在春秋战国时代(甚至更早的西周时期)平民阶层就开始为争取自身权益而战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明确文字记载的平民起义是西周时期的国人暴动:在周代所营筑的城邑通常有两层城墙,从内到外分别为城和郭,城内称“国人”,城外的称“野人”或者“鄙人”。西周自周成王、周康王之后社会矛盾开始激化。到周昭王、周穆王时期由于贵族内部的分化现象越来越严重,许多失势的贵族和贫困的士阶层,社会地位不断下降,也在城中与一般平民杂处,成为“国人”的组成部分。另外在“国人”中还有百工、商贾等工商业者以及社会的下层群众。周厉王时期任用荣夷公为卿士,实行“专利”政策: 将山林湖泽改由天子直接控制,不准国人进入谋生。周都镐京的国人因不满周厉王的政策而怨声载道。大臣召穆公进谏说:“民不堪命矣!”周厉王又命令卫巫监谤,禁止国人谈论国事,违者杀戮。在周厉王的高压政策下国人不敢在公开场合议论朝政。人们在路上碰到熟人,也不敢交谈招呼,只用眼色示意一下,然后匆匆地走开,这就是“道路以目”。 周厉王得知后十分满意。对召穆公说:“我有能力制止人们的非议,他们再也不敢议论了!”召穆公劝谏周厉王道:“这是用强制的手段来堵住民众的嘴啊!这样堵住人们的嘴,就像堵住了一条河。河一旦决口,要造成灭顶之灾;人们的嘴被堵住了,带来的危害远甚于河水!治水要采用疏导的办法,治民要让天下人畅所欲言。“周厉王对此却置若罔闻。公元前841年因不满周厉王的暴政,镐京的“国人”集结起来,手持棍棒、农具,围攻王宫,要杀周厉王,这次事件后世称为国人暴动。事件平息后周厉王被放逐,周都镐京迎来了一段没有君王的岁月,周公和召公根据贵族们的推举暂时代理政事,重要政务由六卿合议。这种政体称为共和,史称周召共和。所以中国古代其实也是实行过共和制的,不过时间极其短促——镐京国人只反对周厉王,而不反对周王室,当流亡在外的周厉王死后其太子又被周公接回镐京立为新王。
严格意义上西周的国人暴动只是镐京城内一次小规模暴动,从规模上而言完全无法和后世动不动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农民起义相提并论。在奴隶制等级分明的情况下民间的平民起义是很难发生的:因为在奴隶制下等级森严——自耕农数量有限,而奴隶们都是自家主子的私有财产,他们和上级领主乃至周天子之间并没任何交集,反他作甚?更何况奴隶既没社会地位,也没个人财产,造反的难度相当之大。所以当西周王朝谢幕、春秋时代开启后的历史主流是各诸侯国之间的争霸战争,而来自民间的抗暴运动少之又少。随着铁器、牛耕日渐普及之后春秋时代的经济体制经历了急速转型,而构建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也在经历着改变:奴隶制下的贵族领主和他们的私家奴隶开始向后世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转型,于是在春秋战国交替时代中国史上最早的大规模平民起义爆发。催生大规模平民起义的社会背景是:当时的人民生活相当悲惨。究竟有多惨呢?各国之间连年征战:大国打小国,小国打比自己更小的国家,最小的国家之间就互相开撕,当然大国之间也开撕。甭管是打入的,还是被打的,首先受苦的就是老百姓——打人的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战争必然对国民经济造成影响,老百姓必须负担更沉重的赋税兵役;被打的就更不用说了:打人者的损失都得从被打的那儿捞回来。春秋战国时代正是战争规模急速扩大的时期:春秋早期的战争一般双方只有千把来人,多的可能上万;但到春秋战国交替时代已发展到动辄数十万人的大会战。战争规模的急速扩大需要调动更多的兵源、粮草、武器等各种资源来支撑,这就不可避免地对各国的国民经济造成影响。随着赋税兵役越来越沉重,老百姓开始逃亡,而各国为遏制百姓逃亡之风使用各种酷刑镇压——即使在一向以富庶著称的齐国也出现了假肢比鞋子贵的现象,因为遭受断足酷刑的人太多以致于假肢供不应求。酷刑没能满足统治者阻止百姓逃亡的念头,相反百姓逃亡现象愈发严重,当时管这种百姓逃亡现象叫”民溃“。
有资料记载的春秋第一次"民溃"应该是公元前644年.那一年正是齐桓公霸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无人敢冒犯其尊严。但老百姓的反抗却发生了:这一年齐桓公会合鲁国、蔡国等8个诸侯国,准备合兵南下淮水,进攻楚国,为了这次声势浩大的军事行动,各国都征发了民夫,修筑作战工事。因为不堪忍受繁重的劳动,各国民夫竟然像商量好了一样,纷纷开始逃亡。结果短短几天,民夫就逃亡了大半,逃亡路上甚至不断传言齐国出现了叛乱,无奈之下齐桓公只好取消了这次军事行动。淮水民溃单从事件本身看并非什么大事,但其意义却非同一般,它至少证明了一件事:从此开始中国的老百姓们不再是"细民不足道",他们不再是任王侯将相宰割的羔羊了。3年以后一场更大规模的民溃发生在了毗邻秦国的梁国。当时的梁国为了防备秦国进攻,发动大量民工挖掘壕沟。这本来是保家卫国的事情,但是梁国国君滥用民力,且克扣劳工们的粮食,劳工们怨声载道。大家故意磨洋工,挖掘壕沟的进度十分缓慢。当秦国大军到来时劳工们轰然而散,梁国国君成了光杆司令。梁国就这样被秦国灭掉了,它也成了第一个因为老百姓反抗而亡国的国家,不仅仅是春秋历史上的第一个,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虽然在春秋的早期民溃日益增多,但这样的反抗大多还是以老百姓逃亡的非暴力不合作为主要方式。真正给统治者带来巨大打击的是老百姓开始拿起武器,为了自己的生命和尊严与高高在上的统治者进行硬碰硬的斗争。中国历史上最早有记录的这一类事件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另一个国家--卫国。 卫国是春秋各国里老百姓暴乱反抗次数比较多的国家。卫国曾有贵族感叹:"凡是卫国有祸乱的时候,老百姓就要起来造反。"但老百姓真正拿起武器造反,最早发生在卫国的卫庄公时期。 卫庄公在位时无休止地大兴土木滥用民力,长期得不到休息的工匠们终于愤怒了。公元前478年工匠们愤怒地拿起武器,包围了卫庄公的宫殿,吓得卫庄公慌忙番强逃窜,连大腿都摔断了。此事只过了9年,卫国侯卫辄好了伤疤忘了疼,又开始大修宫殿,这次工匠们的反抗更加暴烈,他们干脆联合了卫国的失势贵族,发动了对卫国王宫的进攻。战斗之中,工匠们拿着工具做武器,和卫国士兵浴血奋战,吓得卫侯辄仓皇逃窜。有卫国大臣想用武力镇压,然而更多的大臣却绝望地说,现在是"众怒难犯"啊。两次工匠暴动,使卫国遭到了沉重的打击,而大规模的民间抗暴运动,却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比起工匠而言:受到统治者压迫更沉重的是那些毫无地位的奴隶们。 工匠们固然生活艰难,但总算还有口粮的保证,相比之下春秋战国时期的奴隶们更无社会地位、尊严,甚至没有生命的保障(不要忘了活人殉葬制度)。在奴隶制日益崩溃的局面下大规模的奴隶抗暴也是注定要到来的。春秋战国到了中期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大规模奴隶的逃亡。比起早期很稀罕的"民溃"而言:在战国中后期奴隶逃亡已经是很普遍的事情。这些逃亡的奴隶们最初是借着各国国内宗族的覆灭获得自由身(三家分晋灭了智氏家族后智氏的奴隶就成为无主之人),后期就干脆成群结伙,逃离奴隶主的统治。逃亡后的奴隶们主要采取流动生活的方式,或者三五十人一群,或者几百人一伙,在各国的交界处活动,主要以打劫为生,也有人逃入无人进入的山泽丛林,以种地为生。从春秋中期开始,各国对奴隶逃亡的惩罚也越发严厉,甚至发展到了举家连坐的地步,但大规模"盗贼聚集"的情况越来越多。这时期列国之间的战乱日多,各国应付对外战争尚且力不从心,对逃亡奴隶问题根本无暇顾及。到了春秋晚期中原大地已经出现了多达万人的逃亡奴隶团伙,他们主要通过劫掠富人,甚至抢掠奴隶主的方式来维持生活。早期战国思想家墨子的著作里,就曾清楚记录过这时期的景象。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奴隶抗暴运动是公元前522年的郑国奴隶起义:当时有数千郑国奴隶集中在河南中牟的一个大湖中央与郑国统治者分庭抗礼,郑国派遣贵族子大叔率军镇压,面对绝对优势的敌人,奴隶们奋起反抗,几千奴隶战斗到最后,也没人投降,最后全部殉难。这场历时数天的反抗运动,是春秋时代大规模奴隶起义的先声。16年后楚国的奴隶们又搞出了大动作——这一年正好是楚国国都沦陷的时候:吴国的大军一举拿下郢都,楚国国王楚昭王狼狈逃窜到云梦泽地区,却不想遭到盘踞在这里的流亡奴隶的攻打,数万奴隶向楚国残兵发起了奋勇冲锋,一时间有冤报冤有仇报仇,杀得败退的楚军丢盔卸甲,连楚昭王本人也被奴隶们刺伤。后来秦国派兵救援楚国,在云梦泽扫荡了这一支奴隶起义队伍。虽然如此,这时期的奴隶起义还都处于分散小规模的状态,大规模奴隶起义却是春秋末期的事情。春秋末期中国大地一南一北相继发生了两起大规模的奴隶起义:一是北方鲁国的"盗跖起义"。"盗"是史家对起义者的称呼,"跖"是起义领导者的名字,这个叫跖的起义者原本是鲁国的一个逃亡奴隶,他的身份说法多种多样,但是普遍的记录是他曾经因为逃亡遭到惩罚,被砍掉了一只脚,后来他聚集了一支千人规模的队伍,转战中原列国,采取流动作战的方式,每到一处都大肆惩罚当地的奴隶主,释放当地奴隶,并将奴隶主的财富分发给老百姓。他的队伍人马不多,最盛的时候也只有几千人,但是其坚持战斗的时间却长达10年以上,在这10年里大批的奴隶主贵族死在他的刀下,大批的奴隶得到了他的释放。他的起义事迹在当时广泛记录在诸子百家的著作里:《庄子》《孟子》《商君书》《吕氏春秋》对此都有明确的记录,足见在当时影响力之大。与盗跖齐名的就是发生在南方楚国的庄矫起义,这场起义大概发生在楚国春秋末期,按照韩非子的说法:当时的庄矫有兵马上万人,楚国贵族被打得"分而为三四",甚至楚国的国都也被他一度攻克,大批奴隶主贵族被他处决,比起盗跖起义来庄矫起义的参加者更为广泛:以奴隶为主体,还包括普通的士兵、下层工匠以及城市手工业者。传统的奴隶制度在历次的打击下摇摇欲坠。
西方人总是说:中国的农民起义最终都沦为了统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无非是以新的暴政取代旧的暴政。但至少在秦始皇的大一统之前中国历史上也存在过民主运动,参与的主体就是"国人"。 在奴隶制社会里"国人"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他们主要包括生活在国都的平民阶层,这些人包括国都的工商业者和平民,比起奴隶来他们的地位更高,奴隶主不能随便买卖杀戮他们。但他们受到的压迫也是沉重的,要承担高额的赋税徭役。与此同时奴隶主阶层本身就是从国人之中分化出来的,因此对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他们没有奴隶对待主人那样的敬畏。历史上最著名的国人暴动是西周时期镐京城的那次,当时震撼了整个西周。到了春秋时期国人暴动日益成为一种常态,但春秋时代第一次成功的国人暴动是公元前633年城濮之战时,战斗前夕的卫国企图背弃和晋国的盟约,投靠楚国。消息传出后引起了国都里"国人"们的不满,在国人们眼里晋国人和他们一样,属于华夏族的一支,楚国在他们眼里是蛮夷,投靠楚国就意味着背弃祖宗。因此群情激奋下,不但卫国的背叛阴谋破产,卫国国君更被"国人"轰走。在中国历史有文字记录的大事件中这是第一次老百姓成功罢免统治者的事件。到了春秋中后期国人暴动的次数更加增多,方法也更加激烈。比如公元前555年当时的郑国执政者子孔因为残暴被国人发动暴动推翻,其家产也被国人们瓜分。公元前480年陈国的司徒辕颇因为横征暴敛,被国人联合起来赶跑。国人们越来越多的暴动让当时的奴隶主贵族成了惊弓之鸟。宋国大夫华臣平日作恶多端,一天看着一群国人跑向他家,以为国人又要暴动了,竟然吓得立刻跑到国外去了。需要注意的是国人的暴动与奴隶暴动最大的不同是:国人的暴动往往都是由国都里开明的奴隶主贵族领导的,这些所谓的开明奴隶主贵族,就是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比较典型的,如齐国的田氏,鲁国的季氏等,而在战国的早期也正是因为国人的拥护,中原各国的新兴地主阶层,才得以顺利抢班夺权,或政变或变法,完成大国的封建化改革。如果说春秋时代的历史主流是争霸,那么战国时代就是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