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禄不是庸才。

不仅不是庸才，他还是满洲亲贵中少有的干才，在自鸦片战争开始的晚清七十年里，只有三个满洲人达到这个级别，那就是肃顺、文祥和荣禄。而这三个人里，论手腕、城府和与君上的关系，荣禄当属第一。

如果认真论起来，荣禄属于满洲亲贵中最顶级的权臣，应该与明珠、傅恒、和珅、穆彰阿、肃顺站在同一行列里。只不过荣禄大器晚成，到了晚年才被重用，以至于给人感觉他好像昙花一现，没有充分焕发出他的光彩。

总结荣禄一生，有一句话可以形容，就是吕端大事不糊涂。荣禄一生中宦海浮沉，绝少犯错误，尤其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殊为难得。这得益于荣禄的智商和城府，也说明他有大格局，是一个非常称职的政治家。

但荣禄也不是没有吃过亏。

光绪元年，他交友不慎，被他的把兄弟翁同龢出卖，被逐出京。那个时候正是他人生得意之秋，慈禧刚刚把他擢升为工部尚书、步军统领、左都御史，同时还兼着内务府总管大臣，只差一步就进军机了。但由于翁同龢的出卖，他被贬为西安将军，而且这一贬就是二十年。

这是荣禄一生中最大的挫折，几乎断送了他的前程。但也因此决定了他日后的政治立场，与翁同龢势不两立，在戊戌以后成为后党中坚。

许多传闻说荣禄的发迹得益于他与慈禧的特殊关系，甚至言之凿凿，说他是慈禧的入幕之宾，还有说他们是青梅竹马，有婚姻之约，这都是无稽之谈。

荣禄比慈禧小一岁。慈禧六岁之前，她的父亲惠征还没有分家，一大家子住在西单的劈柴胡同的祖父家里，而荣禄家也在附近，于是就有人传说他们两家过从甚密，荣禄与慈禧两小无猜等。其实两家来往可能，谈婚论嫁不可能，因为地位相差悬殊。

慈禧家里是下五旗的正蓝旗，祖父景瑞不过是户部的员外郎，正五品官员。慈禧六岁那年，道光皇帝追究她的曾祖吉郎阿库银亏空一案，事情做的非常损，竟然要求子孙赔补。

道光皇帝是个吹毛求疵的人，有一天心血来潮，陈年旧账翻出来，发现户部库银亏空上百万两，可是又查不出是谁干的，于是就把经手的人，死了的和没死的都抓起来，让他们均摊。吉郎阿过世多年，但他儿子景瑞在，还承袭他的缺份也在户部当差，就把他关到刑部的伙房里，让他分摊四万两银子，扬言拿不出银子就充军。全家哭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为了拿不出退赔的银子愁的要上吊，不得已变卖祖产兄弟分家，祖产不够抵就分摊借的债。

于是慈禧父亲惠征带着自己的小家搬到朝内小街的方家园，从此家道中落，吃了上顿没下顿，领到的俸禄还得先还债。惠征两次外放，辗转山西和安徽，因为手头拮据，连盘缠都凑不齐，根本没有能力带家眷。

而荣禄家则煊赫非凡。荣禄家是苏完瓜尔佳氏，上三旗的正白旗，祖父是喀什塔尔帮办大臣塔思哈，父亲是凉州镇总兵长寿，伯父是天津镇总兵长瑞，而且全都战死沙场，家里世袭的爵位多的承袭不过来，荣禄生下来就是骑都尉世袭。

这种人家娶妻可着满朝文武随便挑，除非他家人知道日后慈禧娘家会出个太后，否则不可能结亲家。实际上也是，荣禄先后两个老丈人，前一个是御前侍卫熙拉布，是咸丰皇帝在潜邸时的正妻萨克达的亲叔叔；后一个是宗室灵桂，咸同年间的朝中大佬，理学泰斗，李鸿章殿试时的十个阅卷大臣之一，被李鸿章终生奉为座师。

荣禄的仕途首先得益于他的家世。功臣之后，世袭骑都尉，按清制可以以国子监荫生的身份直接入仕。国子监荫生相当于举人，基本上不耽误提拔，只不过死后的谥号不能以“文”字开头，也不能当大学士，不过这方面满人都不太计较。荣禄以荫生而工部主事，正巧碰到了工部尚书文祥。

文祥也是瓜尔佳氏，是荣禄的本家，不过瓜尔佳是满族的大姓，到他们相遇时早就八竿子打不着了。那个时候正是咸丰十年，英法联军进京，咸丰皇帝带着自己的宠臣逃到了热河，京中只留下一些爹不亲娘不爱的倒霉蛋应付差事，其中为首的就是恭亲王奕訢和瓜尔佳文祥。

荣禄那个时候虽然已经升到工部员外郎，但也是一个芝麻绿豆官，热河根本轮不到他。当时京城很乱，别的人都逃难去了，他胆子大，天天上班。文祥正是他的堂官工部尚书，正愁找不到人用，看到荣禄这么能干哪能放过他。

文祥当时向咸丰皇帝提了两个建议，一个是成立总理衙门，就是外交部，另一个是组建满人自己的精锐武装神机营。皇帝当然准奏，于是荣禄就到了新组建的神机营，担任翼长。这个官职级别不高，但却非常重要，它决定了荣禄一辈子的职业方向。荣禄从此就开始转向武职，掌兵权，并且由于醇亲王奕譞管了二十多年神机营，荣禄也顺理成章地投靠了醇王。

醇王当时虽没有正式走到前台，但因与慈禧是姻亲，所以很有势力。荣禄因此而成为总管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内务府大臣是个肥缺，等于是所有的皇家工程发包权都在他手里，还天天能与太后见面。

步军统领就是老百姓口里的九门提督，在清朝是个很拉风的职位，因为它除了兵权之外还兼着三军仪仗队队长的职务，就连汉光武帝都说做官当做执金吾，所以荣禄就成了人人羡慕嫉妒恨的对象了。

也就在这个时期，传出了他与慈禧太后的绯闻。荣禄那时年轻，是个大帅哥，个头很高，身姿挺拔，玉树临风，又兼一条浏亮的嗓子，所以清廷的祝嘏常常由荣禄主持，迷倒一大片少女少妇。尤其是同治十一年九月的小皇帝大婚，荣禄作为三军仪仗队队长和赞礼官，万众瞩目之下，出尽了风头，成为京城里最耀眼的明星。

荣禄担任的内务府大臣一职是可以单独面见太后的，太后也常常就朝政征求他的意见，所以他往往一言决大臣的出处和生死，让他的政敌惴惴不安。这个时候就有人不怀好意地揣测他与太后如何如何，流言四起，只是不敢让太后知道而已，最极端的说法是他成了慈禧的入幕之宾，甚至导致慈禧怀孕打胎。

慈禧疑似打胎的事件发生在光绪六年，慈禧因骨蒸而大病一场，甚至不能视朝，朝命各省督抚推荐名医，先后有李鸿章推荐的薛福臣、曾国荃推荐的汪守正等人进京为慈禧诊脉。骨蒸是当时太医院的御医给慈禧诊脉的脉案，薛福臣和汪守正没有彻底推翻这个诊断。慈禧当时的病症实际上是大规模经血不调，民间俗称崩漏，与骨蒸很接近，经历那么多名医诊断是无法隐瞒的，肯定不是小产。

而早在光绪三年荣禄就因为宝鋆和沈桂芬的排挤而外放为西安将军了，清廷规定外官不奉诏是不能擅自回京的，尤其是西安将军这个职位，位置非常重要，几乎与陕甘总督同尊，那些年陕甘闹回乱，荣禄忙得不亦乐乎。如果慈禧怀胎是因为荣禄，绝不会等三年之后再打胎。再说如果荣禄真的上了慈禧的床，慈禧怎么舍得让他远走西安？

荣禄这一走就是十几年，不过是金子总是要发光的。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逢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荣禄奉诏进京祝嘏，慈禧太后将他留在京城里。从此，荣禄一步登天，成为朝中重臣。他本来就是一品大员，现在回到朝堂，大用是顺理成章的事。于是荣禄先是官复原职，步军统领九门提督，再接替战败的李鸿章任直隶总督，继而首席军机大臣，文华殿大学士，成为真宰辅，开始了他人生中最精彩的篇章。

慈禧晚年做了许多昏聩的事，加上她身边除了荣禄之外实在找不出什么能入眼的人物，许多人就把荣禄列为顽固派和保守派，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从政治派别划分，荣禄是属于后党核心，但并不代表他的政治主张是落后和保守的。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荣禄的高明之处，当然这种高明只是对他个人的际遇而言，并不是对国家和民族有什么好处。

荣禄当国的时代非常特殊，是清廷即将灭亡的重要时刻，几乎所有导致清廷垮台的重大事件都在这一段发生，计有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乙亥建储、庚子之乱等。作为枢庭的决策者和事件的亲历者，荣禄几乎每一次都处在波诡云谲的矛盾中心。常人在那种情况下，连活下来的可能性都很小，但荣禄却做到了全身而退。

荣禄当国9年，与他同时代的重臣是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和袁世凯。但这些人都在地方上担任督抚，除了袁世凯以外都远离京城，而慈禧则被一群满洲亲贵包围着，恰巧这些人是一群宵小之辈。荣禄与他们周旋，实际上是孤军奋战，力不能支。难能可贵的是，他在这样的环境中能保持一份清醒，就连慈禧太后最疯狂的时刻，他也没有同流合污。

与李鸿章等汉大臣的家国情怀不同，荣禄做事，以慈禧太后的马首是瞻。他的政治主张与朝中那些顽固的保守派完全不一样，反而与李鸿章他们相差无几。但由于他只一味维护慈禧，慈禧交办的事，哪怕他不赞同也不打折扣去执行。这是荣禄与李鸿章他们最大的区别，因此也影响了后世对他的评价。

荣禄是有清一代最顶级的政治家，有出色的能力和远见卓识，但囿于他把对慈禧个人的忠诚置于国家和民族利益之上，这是他的局限。也正因为如此，他是满朝文武中最得慈禧信任的人，没有之一。荣禄对慈禧的忠诚是经历无数风雨考验的，任何人挑拨离间都不管用，他们君臣在朝堂上的默契，无人能出其右。

按照晚清的政治立场划分，荣禄与李鸿章属于后党，与翁同龢、康梁为首的帝党势不两立。但荣禄与李鸿章立场虽然一致，情怀却有所区别。与李鸿章比，荣禄缺乏的是士大夫情怀和家国观念，他把自己当成了爱新觉罗的家臣。这一点，与他的前辈明珠、和珅很像，所不同的是，荣禄不贪，他的操守不错。

除了戊戌变法之外，荣禄在当国期间的表现可圈可点。即便是戊戌变法，荣禄的选择也不见得错。与其任由一个少不更事的小少爷胡闹还不如老夫人直接出马稳当一些。更何况从他自己的角度考虑，如果当时不果断出手，康梁他们肯定会要了他的脑袋。

甲午战败，光绪皇帝的师傅、首席军机大臣翁同龢公报私仇，极力主张杀李鸿章。翁同龢的弟子和党羽众多，又多在朝，所以颇有声势。另一方面，站在慈禧一边的顽固派崇琦和徐桐等人也跟着鼓噪。一时间，李鸿章头颅不保。荣禄则非常冷静，他坚定地支持李鸿章，认为甲午之败是非战之罪，反而翁同龢和光绪皇帝要负上许多责任。他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极力说服慈禧。当然，慈禧也不糊涂。但她当时需要台阶，需要有人给她铺垫。后来慈禧不仅保了李鸿章，还顺手把翁同龢撵回老家去了。

从那以后荣禄的仕途就是步步惊心，走错一步就是深渊，万劫不复。乙亥年，载漪和刚毅他们搅在一起，想废掉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心动不已，几乎是荣禄一个人力挽狂澜，将废立改为建储，救了光绪皇帝的小命。

当时同治皇帝的老丈人崇琦和大学士徐桐两人联名起草了废光绪立溥雋的折子，当面递给慈禧太后。慈禧认为此事必须过荣禄这一关，否则很可能办不下去，就让两人到荣禄家与荣禄商量。荣禄知道两人来意，先不接他们的奏折，而是推脱拉肚子退到内堂与幕僚商议，商议停当以后立即进宫面见慈禧，一见慈禧就嚎啕大哭，终于劝到慈禧暂缓废立。回到家假装刚从茅房里出来，拿过两人的折子还没看就扔到了火盆里烧了。嘴里还说，这种大逆不道的折子我可不敢看。两个老家伙眼看着荣禄把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上，气的浑身发抖，又奈何不了他。

庚子之乱是荣禄仕途的终点，也是最考验他智商和手腕的人生大考。

庚子之乱前，荣禄已经与权倾朝野载漪和毓贤之流势不两立了。据说有一次在军机值庐，军机大臣刚毅当着荣禄的面长叹一声说，什么时候我才能压过你出头啊？荣禄毫不客气怼回去，那好办，你直接向太后请旨杀了荣某人就是。不过你别杀不了我反而被我杀了！载漪其实早就对荣禄动了杀心，奈何荣禄圣眷隆得不能再隆。荣禄对慈禧的忠心是经历了无数风雨考验的，再多的谗言也动摇不了太后的心。

荣禄那时正经历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一方面，太后要与洋人开战，要调兵遣将。而当时京畿的武卫军就掌握在他手里。另一方面武卫军并非铁板一块，董福祥的甘军根本就不听他的，而他还不敢让太后知道。最后还是甘军惹了大麻烦，无故杀了德国公使克林德。战后，他差点因此而被列为罪魁祸首。

当时太后命令他调克虏伯大炮轰炸东交民巷的大使馆，荣禄十分为难:给大炮，日后肯定逃不过追究。不给，慈禧这一关过不去。他只好糊里糊涂地吩咐下去。日后的山东督军张怀之那时还只是武卫中军的一个炮兵管带，上荣禄家里要荣禄手谕，说是开炮肯定轰垮东交民巷的所有使馆，但要有人为此承担责任。荣禄与张怀之磨了许久，最后不得不说，要手谕肯定没有，但炮还是要开。张怀之问，死了人怎么办？荣禄说我不管，反正只要宫里听得见就行。张怀之心领神会，炮声隆隆一整夜，炮弹一颗也没有打到大使馆，全部越过大使馆倾泻到东面的翰林院了。有清一代，大清自己炮轰翰林院，大清国还有个不垮吗？

与此同时，荣禄积极与地方督抚协商东南互保，最后由两江总督刘坤一牵头，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参与，与列强达成协议，北京的宣战与他们无关，他们保持中立。这为战后辛丑条约的谈判赢得不少主动。

庚子之乱前后，荣禄表面上看是失势了。由于载漪和载澜兄弟孤注一掷，丧心病狂，掌控了清廷的所有权力，军机处被他们架空了。其实荣禄的失势是慈禧与荣禄故意为之，两人唱双簧给外人看的。为的就是一旦事败，荣禄有脱身的余地。果然不出所料，最后八国联军与李鸿章的谈判中，荣禄以不知情和被夺权而得以脱罪。不过经此一难，荣禄也油尽灯枯了。

荣禄死前，慈禧曾亲临荣禄家里。据记载，慈禧到臣下的家中为大臣送行，50年里一共只有三次，另外两次分别是恭亲王奕訢和醇亲王奕譞，那两位是亲王，其中之一还是光绪皇帝的亲爹。而荣禄仅仅只是一个臣子，荣禄是朝中大臣里获此殊荣的唯一，可见荣禄在慈禧心中的分量。

慈禧那时可谓苦不堪言，荣禄一死，满洲亲贵中，她再也没有可依赖的人了。

什么是庸才？碌碌无为者，平庸而无任何出彩之处。荣禄死后百姓额手称庆，甚至说“恨其死之迟耳“，这样被人民所痛恨的人怎么可能平庸！

荣禄死于1903年4月，据说慈禧比死了丈夫还要悲痛，可想荣禄一生所得宠幸。但是民间态度恰好相反，对他的死报以一片欢呼。荣禄死的年代，正是卖官蔚然成风，官场极度黑暗时刻。

1901年《集成报》一篇社论疾呼：“中国吏治之坏，至今已达极点矣！”

像著名讽刺小说《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所记录并非虚假，而是来自真实案例，不少人物都是有名有姓。荣禄作为“首席大臣”当要为黑暗的官场买单，这时死去，人民直呼“大快人心”并不奇怪，然而真实的荣禄是什么样的呢？

至少荣禄有把握机遇的能力，拥护慈禧发动政变，元老功臣备受器重。

同治元年（1861），咸丰驾崩后，慈禧联合恭亲王奕?，抢来辅政大臣肃顺等人手中的清朝最高统治权。虽说慈禧母凭子贵，毕竟根基尚浅，只能依仗奕?等皇亲国戚，荣禄就是其中之一。

荣禄字仲华，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生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出生于一个被朝廷大加褒扬的“忠义”之家，祖、父辈的“忠义”业绩，为荣禄敲开跻身权贵的大门。但是咸丰九年荣禄晋升户部银库员外郎，上任不久就开始贪污，差点被肃顺斩杀。之后的辛酉政变给他提供一次复出良机。

这时他不失时机的攀附上正当红的醇亲王奕譞，在此后十年，由捐纳的候补道升为总管内务府大臣。同治十三年（1874）同治薨誓后，荣禄奉慈禧之命将皇位继承人醇亲王之子载湉请入宫中。

还原荣禄，他并未反对过戊戌变法。

在马忠文所著《荣禄与晚清政局》一书中，详细描述荣禄一生，他经历戊戌变法、己亥建储、庚子事变、清末新政等重大历史事件，在其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就其中的戊戌变法而言，其实荣禄并未反对，只是不赞成康梁变法而已，遵循着另一条变法途径。把荣禄归入反动顽固派阵营，认为他是旧党里反对维新变法的元凶其实并不客观。

荣禄所提倡的变法中，有很大一部分心思是放在军事上的，毕竟荣禄先后担任过神机营翼长、总兵、步军统领、将军、兵部尚书等职，参加指挥过作战。他主张改练洋操，统一制造枪炮，以及裁撤兵丁等有关改善陆军的举措，同时他对中国海军力量之落后也深深担忧。

戊戌变法后，荣禄因发动政变之功，领班军机，节制北洋海陆各军兼统武卫五军，权倾朝野，为清朝绝无仅有。是此荣禄还是有两把刷子的，不然这么重要的大清国枢纽职位，慈禧就算再徇私舞弊也要为自己考虑考虑啊，国破家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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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很确切的说荣禄不是庸才，能得到慈禧专宠的人分为两类：一、朝中重臣，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二、会溜须拍马的人（也就是现在所言的情商高），安德海、李莲英等太监。而荣禄则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人。

荣禄祖上是保卫皇家的侍卫，随着八旗子弟的战力不断减弱，荣禄的祖辈却脱颖而出，爷爷死在了平叛的战场上，父亲、叔叔死在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因此有了这些殊荣，荣禄成功的获得朝廷的厚待。只可惜荣禄不争气，贪污腐败被抓起来了，家中就这一棵独苗，散尽家财才把荣禄救了出来。

被就出来的荣禄收敛了几年，后来适逢晚清局势动荡。在甲午战争这年，恭亲王出办军务，荣禄借进京为慈禧太后祝寿的机会，钻营到恭亲王身边，得到了恭亲王的信赖。甲午战后他推荐袁世凯练新军时，已经当上了兵部尚书。他这时已远比从前老练，善于看准关节，特别肯在总管太监李莲英跟前花银子，因此渐渐改变了慈禧太后对他的印象。

为了讨好慈禧，他还动用了自己的妻子。每次进宫都带着妻子面见慈禧，然后自己抽身离开，只留妻子和慈禧二人独处聊天，加上李莲英这个“好朋友”帮衬着，一时间慈禧对荣禄一家子好感倍增。

在后来光绪帝的维新变法中，他充当间谍身份，时不时去探探光绪的口风，然后如实的告诉慈禧太后，就连袁世凯这颗一手提拔上来在关键时刻也倒向了慈禧，因此慈禧对荣禄的信任就不言而喻了。

到了最后，慈禧运筹帷幄将荣禄的女儿嫁给了溥仪的父亲载沣，通过这种政治联姻，来牢牢掌控她死后大清的命运。因此与其说荣禄深得慈禧的专宠，倒不如说荣禄对于慈禧利用价值极高罢了。

作者：安夏丨历史君，原创不易，关注不迷路哟！

[参考资料：《我的前半生》]

荣禄并非庸才更为保守 而是渐进改革者

慈禧太后宠信荣禄原因很简单——荣禄一是满人二办事能力强。

《清史稿》中关于慈禧和荣禄的关系记录有：

1、在同治帝去世、光绪帝即位时，就要求恭亲王公布一旦光绪帝生育儿子就必须过继一个给同治帝作为后裔的明诏；

2、光绪元年，荣禄以步兵统领、总管内务府大臣身份，拒绝慈禧想要自己挑选太监的要求，因此得罪慈禧，后因宝鋆、沈桂芬等的弹劾，被慈禧解职，出任西安将军；

3、辛酉政变后，慈禧立端王载漪子溥俊为太子，荣禄建议不称太子只称大阿哥；

4、义和团闹北京时，荣禄进宫劝谏慈禧，被慈禧厉声责骂；慈禧逃到西安时，荣禄要求去西安，但被慈禧拒绝 ，命为留京办事大臣，但不久就被慈禧召到西安。

从上面可以看出，荣禄和慈禧的关系并非一帆风顺，二人的关系也闹翻过：拒绝慈禧自己挑选太监的要求、谏议慈禧镇压义和团而维持和西方国家关系，在这两件事情上可以看出，荣禄对慈禧太后并非是完全无原则的支持。

1902年袁世凯率领的武卫军护卫慈禧太后回紫禁城

渐进改革者荣禄

历史教科书都是把荣禄定位为反对改革的保守党，但这是错误的：

1、早在光绪帝任命林旭四人为军机章京时，荣禄就致信林旭，主张变法要以补偏革弊为主、不在于遇事纷更；

2、辛酉政变后，荣禄在给伊藤博文的信中就认为：大清应以整军丰财求自强：

“积习相仍，骤难移易。譬之起虚弱而仁痿痹，辅以善药，效虽缓而有功；投以猛剂，病未除而增剧”

——这段话充分表达了荣禄的渐进改革者立场。

荣禄

荣禄的功绩：

1、推荐袁世凯训练新建陆军，形成了北洋军；

2、组建大清第一支现代化军事编制军队：由西方军事顾问训练、包括步兵、骑兵、炮兵的武卫军。武卫军构成：

右军袁世凯新建陆军，采用日式训练，最强；

前军聂士成军，采用德式训练，装备毛瑟枪和马克沁机枪，次强；

后军董福祥伊斯兰勇士军，西方人称呼为“一万个伊斯兰暴民”，俗称甘军；

左军宋庆毅军，装备毛瑟枪和马克沁机枪；

中军荣禄军，荣禄招募的满州旗人组成。

武卫军在和八国联军作战时：前军聂士成军、后军董福祥军、中军荣禄军在和八国联军作战时，伤亡惨重，在辛丑条约后被勒令解散；左军宋庆军虽然也参战，但还能保留一万多人；只有袁世凯的右军在山东镇压义和团，没有参加和八国联军作战，得以完整保留。

如果袁世凯的北洋军在1900年和八国联军作战，袁世凯基本上没有机会在清末弄倒溥仪。

想象一下，如果荣禄的武卫军在辛丑条约之后仍得以保留，清帝逊位就不会发生——当时清帝只有袁世凯的北洋军，武卫军的其他四军都已不存在，实在没有依靠，才不得不宣布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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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禄不是庸才，荣禄是一个极为狡猾的政治人物，他是慈禧的心腹不假，但他绝非一味盲从从慈禧。慈禧与荣禄的关系很“默契”。应该说，《走向共和》里面描写的荣禄还是很贴合实际的。

荣禄（1836年4月6日—1903年4月11日），字仲华，瓜尔佳氏， 满洲正白旗人，晚清第一重臣。荣禄出身于不得低，属于世代军官家庭，在仕途也算顺风顺水，一直做到了工部尚书，但由于政治上的幼稚，遭到军机大臣沈桂芬的“陷害”出任西安将军三年。这三年磨练了荣禄的性格，让他蜕变成一个冷酷无情的政客，他变得铁血无情，后受到慈禧太后的青睐，留京任步军统领，总理衙门大臣，兵部尚书。辛酉政变后，官至总管内务府大臣，加太子太保，一等男爵。转文华殿大学士。在光绪一朝，成为慈禧第一重臣和朝臣，以至于后来都说慈禧与荣禄有染，在光绪二十九年三月，荣禄因病在北京去世，时年六十八岁。赠太傅，谥文忠，晋一等男爵。

在政治上荣禄分为两个阶段，以西安将军为界，在此之前，荣禄热情，有能力，也可以说是一个普通的满人军官依仗祖荫而升迁，荣禄真正发达是在从西安将军回朝以后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58岁的荣禄二次回京。此时荣禄谨小慎微，政治上敏锐的洞察力让他看出恭亲王奕?不是慈禧的对手，因此政治的天平让他倒向慈禧，就此他成为后党的中坚力量和骨干。荣禄政治上绝不保守，反而很开明，他支持李鸿章，也看不上和厌恶和刚毅徐桐这样的顽固派。当然也反对康有为等人激进派，你可以把荣禄的行为叫墙头草，也可以说成是温和派。

这其中最难得是，慈禧对荣禄的信任始终不倒，这是很难得一件事情，一般人都做不到，李鸿章，张之洞，瞿鸿机等人是重臣，但不是宠臣，而荣禄既是宠臣，也是重臣，得到慈禧的完全信任，掌握全国军权，荣禄一直在揣摩大清帝国实际统治者慈禧的想法，在不断变化风云变幻的政局中纵横捭阖。以确保自己的绝对安全。而后来的袁世凯在荣禄面前更是不敢造次，在满清庚子之变这中和之后两年，满清没亡国，而且能够维持下去，这与荣禄的作用 分不开的。荣禄的能力不亚于李鸿章与张之洞。荣禄支持李鸿章，但也不反对翁同龢，荣禄与翁同龢是关系不错，庚子国变慈禧想杀翁同龢，荣禄跪下求的情，才没有杀。

荣禄比慈禧小一岁。而荣绿发迹是在1894年后。58岁的荣禄得以重用，应该是慈禧一手提拔起来的。所以在任何问题上，荣禄首先维护的就是慈禧的利益。在八国联军的问题上，荣绿是行为只能用欺上瞒下来形容，这也是他为何逃脱了西方国家的“审判”的原因，东南互保也有赖于他。荣禄对袁世凯看的也很透：吾在尚能驾驭，然他终将有出头之日”。可见，荣禄在世时，凭介自己敏锐的政治嗅觉，已经看出袁世凯日后也许会成为晚清的威胁。

从各个方面来看，荣禄圆滑，心里啥都明白，但出于个人安全的考虑，又不得不违心办事。只能说荣禄是个狡猾的政客。

我是清水空流，历史的守望者，期待你的关注和点评。

瓜尔佳.荣禄，上三旗正白旗人。荣禄的祖上大多是侍卫，真正的“侍卫世家”。在道光年间，荣禄的爷爷奉命出征为朝廷平叛，战死。到了咸丰年间，荣禄的父亲（长寿）和伯伯（长瑞）在围剿太平军时同一日战死，为了表扬荣禄家族的忠烈，当时的咸丰皇帝还特意为荣禄一家赐修“双忠祠”。

作为忠烈之后，也作为八旗子弟，荣禄是不需要考科举而可以直接当官的。16岁时，荣禄出任六品工部主事，21岁出任工部员外郎（相当于副司长，从五品），应该也算少年得志了。有关满族姓氏的知识告诉我们，瓜尔佳氏是满族八大贵族姓氏之首，入关前的满人习惯把地名当作姓氏，“瓜尔佳”就是其中之一。后来挑选汉姓时，瓜尔佳氏的人终于挑了一个可以让他们扬眉吐气的姓，即：关姓。当时满人公认关羽是汉人第一英雄（打江山时一直在看《三国演义》），能得到偶像的姓，说明“瓜尔佳”姓氏在满人中是十分显赫的。

在咸丰和慈禧来看，荣禄的出身却是“非常之好”的，侍卫世家嘛，说明这户人家对皇上的忠诚可靠是有传统的。和所有专制王朝最高统治者一样，咸丰和慈禧最看重的，并不是一个人的能力，也不是一个人的出身，而是忠诚。有了最高领导的看重，荣禄的仕途从此真正称得上一飞冲天了。在1878年（43岁）以前，荣禄先后担任过内务府总管大臣、九门提督、工部尚书等职，终于可以和当年羞辱他的都统平级了。然而也正是从这一年起，荣禄倒霉的日子也到来了。此时的荣禄有点飘飘然，在与以军机大臣沈桂芬为首的另一个小圈子搞权力斗争中，荣禄一脚踏空，彻底落败，他随即被逐出权力中心，被降级、免职，一蹶不振长达13年！

他原本以为凭着自己侍卫世家、忠诚世家的美名，凭着对慈禧的忠心耿耿，慈禧一定会站在他那边的。然而荣禄想的太天真了，慈禧虽然看重“忠诚”，但当她发现别的大臣还有对她更大更有利的“忠诚”之时，你的“忠诚”就不值多少钱了。荣禄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出路，仔细考虑之下，荣禄发现自己的出路其实还是只有一个，那就是时刻注意向慈禧“尽忠”。1891年荣禄任西安将军，从一品。1894年7月，甲午战争爆发，朝廷需要武将，荣禄终于回到了北京这个权力中心，担任曾经担任过的职务九门提督。1895年，九门提督荣禄兼任兵部尚书。1898年6月15日，戊戌变法开始的第四天，荣禄奉慈禧之命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纵观荣禄一生，从镇压戊戌变法、组建武卫军，到节制举荐董福祥和袁世凯的小站练兵。从帝后两党的斗争中到皇帝废立之争中，不难看出荣禄绝不是庸人之辈，而是具有老练的政治敏锐性，表面上的荣禄沉默寡言，八面玲珑、为人正统，而实际上的荣禄深沉圆滑、善工心计、见风使舵、内心敏感、官气横秋。原来的“侍卫世家的锐气早已全无，而成为了一个深不可测的官场机器，一个奸滑多忌的官场冷血高手！

绝对不是。

当光绪帝实施变法，威胁到了慈禧的独裁统治时，就是掌握京城军队的荣禄帮助慈禧打击维新活动，逼迫光绪帝交出政权。

当慈禧试图换掉光绪帝时，又是荣禄分析当时中外形势，对慈禧进行进谏，阻止了这一冒险的做法。慈禧计划用溥儁换掉光绪帝，溥儁是端郡王载漪的次子。载漪是道光帝的孙子，妻子是慈禧太后侄女。

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荣禄早就意识到不能与洋人彻底地翻脸，那样只会逼得洋人们杀了他的后台慈禧太后。做为直隶总督，他命令军队在进攻外国使馆时要手下留情，一边围困外国使馆，一边还派人送给养给被困的洋人。荣禄老谋深算，诡计多端，慈禧太后是会识人、用人的。比如慈禧太后一直支持曾国藩剿灭太平军。

清末的两大实权人物，即李鸿章和荣禄死后都谥“文忠”，但他们的名声似乎都不太好，相信许多人对李鸿章有相当深的了解，但对荣禄了解的不是太多。我们对荣禄最深刻的印象大概是在教科书中从戊戌政变到义和团事件中所认识的，他的一句“祖宗之法不可变”更是成为顽固派反对维新变法的根本理由。那荣禄到底是庸才吗？他又为什么能得到慈禧的信任呢？

附图，荣禄

在这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荣禄其人

荣禄出身满洲正白旗世家，以难荫起家，通过结纳醇亲王奕譞、军机大臣李鸿章等人进入权力中枢，在担任内务府大臣期间取得两宫太后信任。荣禄在光绪初年权倾一时，随后经历了甲午战争、戊戌政变、己亥建储、义和团运动、庚子新政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

荣禄作为近代史上发挥过显著作用的清朝重臣，从甲午战争后到庚子事件前后，他主导编练新军，统领武卫五军，以大学士管理部务，位居首席军机大臣，权倾一时。他以满洲利益为出发点，调节满汉矛盾、中央与地方纷争，但是作为慈禧最忠实的拥护者又反对激进的维新变法。因此这是一位十分复杂的历史人物，称赞者称他堪与同治中兴名臣“相酹”，而诋毁者视其为国家“罪人”。

维新变法与戊戌政变

荣禄早年主要投身于神机营练兵和陵差活动，基本上服务于宫廷事务，期间还因为得罪醇亲王奕??与军机大臣宝鋆、沈桂芬被免职。光绪十三年复出后，仍然侧重旗人事务，但是甲午战争的爆发改变了荣禄的命运。

一方面，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许多爱国志士也开始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认为不进行根本性的制度变革就没有根本出路，因此强烈要求变法图强。另一方面，甲午战争后汉人势力都受到严重削弱，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翁同龢、汪鸣銮等官员在战后或开缺、或投闲、或遭到慈禧猜忌；而荣禄、刚毅、徐桐、崇礼等满洲权贵的势力快速增强。

荣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深入到满清权力核心的。在晚清的变法过程中，荣禄是“后党”、“顽固派”的核心人物，但这并不意味着反对一切变革，因此以练兵、开矿、修路、兴办学堂为核心的实政改革在戊戌政变后仍然得以进行。陈寅恪曾说过“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

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重新将军权收归中央。咸丰末年湘军、淮军相继兴起后汉人地方督抚得以控制军权，甲午战争后满洲贵族开始加强集权，荣禄通过督办军务处编练新军。从胡燏棻定武军易帅、袁世凯小站练兵，到荣禄出督直隶、统领北洋各军，再到创建武卫军，荣禄始终将军权控制在手中。但八国联军使得荣禄的武卫军遭到惨败，只有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得以完整保存，这也是袁世凯以后主导朝政的资本。

附图，北洋首领袁世凯

维新变法期间，康、梁等思想家希望中国能快速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因此需要进行根本变革。但荣禄身为满洲统治阶层中的一员，其首要目的是维护满洲贵族的利益，如此激进的变法会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戊戌政变后荣禄在给伊藤博文的信件中写到中国“积习相仍，骤难移易。譬之起虚弱而仁痿痹，辅以善药，效虽缓而有功；投以猛剂，病未除而增剧”。

危局中的替补裱糊匠

维新变法失败之后中国又出现“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慈禧对义和团是抚还是剿犹豫不定，而满洲权贵借机支持义和团来打击光绪帝、汉人大臣势力以及洋人。

晚清翰林院编修恽毓鼎曾指出：“载漪又急欲其子得天位，计非藉兵力慑使臣，固难得志也。适义和拳起，诡言能避火器，以仇教为名，载漪等遂利用之，以发大难。故廷臣据理力争，谓邪术不足信，兵端未可开，皆隔靴搔痒之谈也。甲午之丧师，戊戌之变政，己亥之建储，庚子之义和团，名虽四事，实一贯相生，必知此而后可论十年之朝局”

荣禄在这过程中察言观色，首鼠两端，他虽曾上疏认为：“遇有拳会，分别良莠，禁谕兼施……歼除首要，解散胁从……则匪徒之技穷，洋人之口塞，我办我匪，彼兵亦可不来。”但当慈禧下定决心支持义和团打击列强势力后，便唯慈禧马首是瞻。

附图，义和团

在义和团运动期间，荣在不危害自身政治地位的基础上尝试补救措施，免得将来“求城下之盟而不可得”。1900年五月十七日，在极端守旧派徐桐、端王、刚毅一派支持下，慈禧命军机大臣刚毅前往北京南郊视察义和团团民武装，并予以“宣慰”。此后，八国联军正式攻击天津。

荣禄不顾幕僚反对将洋人开出的四条议和条件送达慈禧面前，包括“天下兵马钱粮归其掌管、佛爷用洋兵保护”等。荣禄希望使慈禧转向缓和措施，但这反而坚定了慈禧开战的决心。慈禧指示说：“就是要送天下，亦打一仗再送！”而八旗贵族“各怀心意，从中有犯浑不懂事理，皆以上意为顺”。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曾经的满洲主战贵族被圈禁，权臣刚毅、李鸿章等人先后病死，荣禄在满清最低谷时站到了政治生涯最高峰。1901年，清朝在慈禧太后的主导下开始进行第三次变革，即“清末新政”

义和团事变之后，当时舆论对荣禄的评价两极分化，严复曾说：“荣仲华前用骑墙政策，卒以保全其首领。然平心而论……则非之可非、刺之可刺，故尚有一二节可以称道。”因此要评价荣禄，我觉得用“奴才政治家”最合适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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