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永乐十一年(1413年)思南等宣慰使叛乱平定后,改思南宣慰使司等为思南、思州、铜仁、石矸、黎平等府,并在此基础上设置了行省一级的贵州布政使司。
播州地处四川南端,与贵州相邻。播州宣慰使司就是由杨氏世袭的一个土司。杨氏的先世是山西太原人,唐朝乾符年间,始祖杨端征讨南诏,授武略将军,遂世守播州。
明初,杨鉴内附,改播州宜慰使司,求属四川,其地域广表千里,介于四川、湖广、贵州之间,西北堑山为关,东南俯江为地,领黄平、草塘二安抚使司,真、播、白泥、余庆、重安、容山六长官司,统七姓:田、张、袁、卢、谭、罗、吴。
隆庆五年(1571年)播州宣慰使杨烈死,其子杨应龙承袭其职。万历元年(1573年)神宗给杨应龙颁发宣慰使敕书一道,万历十四年(1586年)神宗又赐他都指挥使衔。
杨应龙生性雄猜,阴狠嗜杀,在播州专以酷杀树威,有小睚眦即戕杀,人人惴恐。他目睹四川官军弱不禁战每有征讨必调拨土司兵马,因而骄横跋扈,自恃富强,滋生虎踞全蜀的野心。甚至藐视朝廷法纪,在他的居所僭设龙凤,擅用阉宦,俨然一方土皇帝。
万历十七年杨应龙所部何恩、宋世臣等及张氏叔、张时照向朝廷上加急文书告发杨应龙谋反。巡抚贵州都御史叶梦熊上疏请发兵征讨,而四川方面鉴于三面与播州交界,士大夫数度赴川贵军门,力陈剪除未为长策。因此四川巡抚、巡按都主“抚”,贵州抚按则主剿。
万历十八年贵州巡抚叶梦熊上疏,向神宗指出,播州宣慰使杨应龙凶恶不道,东川道兵备使朱运昌有意纵恶。贵州巡按陈效也上疏弹劾杨应龙二十四大罪。当时朝廷正为“西虏”进犯松潘而忙于调兵遣将,松潘为全蜀门户,四川封疆大吏不敢怠慢,征调播州土司兵协守。
因此四川巡抚李化龙上疏神宗,请求暂免勘问杨应龙,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由此开启了“此惩彼宥,黔蜀异议”的局面。
四川方面以为杨应龙无可勘之罪,贵州方面以为四川有私昵杨应龙之嫌。于是兵科都给事中张希皋等人向神宗建议,鉴于事情重大,两省利害相关,拟派遣有关科道官员从公会勘,或剩或抚,毋执成见。
神宗要兵部研究后提出一个方案。到了万历十九年二月,神宗根据兵部的提议,命四川、贵州两省抚按官会勘杨应龙,朝廷不派官员参与此事。
川贵抚按会勘的结果,意见截然相反。贵州巡抚叶梦熊主张把播州宣慰司及所辖五司全部改土归流,划归重庆管辖。四川巡抚李尚思、巡按李化龙不以为然,反对将播州改土归流,索性引嫌辞职。神宗不予批准,事情就搁置了下来。
四川方面确实是“私呢杨应龙”,不敢也不愿将播州改土归流。当杨应龙反叛迹象暴露时,叶梦熊请朝廷发兵征剿，蜀中士大夫顿时议论纷起,以为四川三面与播州相邻播州兵骁勇善战,现在剪除不是上策。因为这个缘故四川官员极力主张招抚,反对征剿。神宗下令两省会勘时,杨应龙也愿意赴蜀,不愿赴黔。
万历二十年(1592年)十二月,杨应龙被逮至重庆,对簿公堂,按法律当处斩。杨应龙愿以两万两银子赎罪。这时适逢“倭寇”进犯朝鲜,朝廷羽檄征天下兵,杨应龙便向神宗表示,愿亲自率兵五千“征倭”报效。神宗以东征为重,命四川抚按将杨应龙释放。当杨应龙正要率兵北上时,忽然传来神宗旨意:不必调杨应龙出征。新任四川巡抚黄继光(字于善,号泉皋,山东黄县人)一上任,立即下令严提杨应龙勘结。杨应龙盘踞播州,拒不服从。
二、朝廷的一味纵容与招抚
招抚不成,只有征剿。万历二十一年正月,黄继光赶到重庆,与总兵刘成嗣、参将郭成等商议,分兵三路,同时并进。大军进至娄山关,驻兵白石口。杨应龙表面上派人求降,暗中埋伏重兵发动突然袭击,刘成嗣兵败,几乎全军覆没。黄继光因此而遭罢官,只得仓皇撤兵。
四川御史吴礼嘉上疏指责参将郭成等“失律”,神宗批示:“本酋朝廷原无意必诛,大兵一至,应自缚军门请死。今御史报与本酋奏辩,顺逆悬殊,行严查奏毋姑息。郭成等革任立功。移蜀新抚臣谭希思星驰赴任,与刘成嗣同贵州抚镇相机征剿。”
谭希思(字子诚,号岳南,湖广茶陵人)接任四川巡抚后,与贵州抚按计议相机征剿杨应龙,两省官员畏难而久议不决。
万历二十二年三月,为了解决播州问题,神宗任命邢玠以兵部侍郎出任贵州总督。次年正月,邢玠赶到四川,计划先剪除杨应龙党羽,同时对他晓以大义,援引前不久宁夏叛乱的前车之鉴,向他指出前来投诚,当待以不死;否则国家悬赏万金购尔首级。
四月间,重庆知府拿了总督邢玠的招抚信函抵达綦江县,救促杨应龙到安稳(地名)听勘,由綦江知县前往宣谕。杨应龙派其弟杨兆龙到安稳,准备了邮传储粮郊迎叩头,对来使(綦江知县)说:应龙待罪于松坎,之所以不敢到安稳,是因为安稳多仇民,欲伏兵伺杀,故请来使驾临松坎。
綦江知县请示知府后,于五月初八日单骑前往松坎。杨应龙果然捆绑于道旁,泣请死罪,膝行向前,叩头流血,表示愿意把罪人及罚金献于朝廷。邢玠得报,立即派官前往处理此事。杨应龙身穿囚服匍匐郊迎,缚献黄元等十二名罪人,抵杨应龙处斩,愿缴赎银四万两。
于是将杨应龙革职,由其长子杨朝栋暂代,将其次子杨可栋押往重庆作为人质。
当时朝鲜战争还在进行,兵部意欲专注于东征,播州事务宜于暂缓。神宗也考虑到杨应龙一向积有功劳,便批准了邢玠的处理方案,在松坎设立同知,治理该地,并以重庆知府王士琦为川东兵备使弹压。
其实,杨应龙施的是缓兵之计,事情过后,不但毫无悔改,反而变本加厉。不久,借口次子死于重庆,扬言促取尸棺,拒不缴出赎银,甚至要挟说:“吾子活,银即至矣”,并且“分遣夷目,置关据险,僭立巡警:江内七牌,江外四牌,搜戮奏民、劫掠屯堡无虚日。厚抚诸苗,用以摧锋,名硬手。州人稍殷厚者因事诛之,没其家以养苗,诸苗人愿为出死力”。
三、朝廷下定决心派大军征剿
对杨应龙的招抚至此宣告失败。此后,杨应龙不断武装袭击川南、贵州湖广一带，朝廷忙于应付朝鲜战事,一时无暇顾及。到了万历二十七年二月,贵州巡抚江东之派都指挥使杨国柱率兵三千征剿杨应龙,遭到惨败,杨国柱战死。
此事引起神宗关注,罢江东之,以郭子章(字相奎,号脊螺,江西泰和人)代理贵州巡抚,起用前都御史李化龙以兵部侍郎出任湖广川贵总督兼四川巡抚,征讨播州叛军。这时朝鲜战事已经结束,神宗调拨东征诸将如刘綎等,日夜兼程赶往四川。
杨应龙乘官军尚未赶到,先发制人,以八万兵力分头进犯南川、江津,攻陷江。重庆守臣惊恐,归还其子杨可栋尸棺,并厚加贿赂,以遏其攻势。神宗听说綦江陷落大为恼怒,下旨追夺前四川巡抚谭希思、贵州巡抚江东之官职,他下旨:“谭希思虽准听调,尚在地方,何得怠玩军情致贻大患。江东之贪功浪战损威辱国都着革了职为民当差,永不叙用。”赐李化龙尚方宝剑,可以便宜行事。
他还给兵部下了一道谕旨:“綦江失守,蜀事甚急,可忧。着该总督率属厉兵,相机防剿。陕西、甘肃、延绥、浙江等兵,俱难如议调用,刻期赴援。刘綎素称忠勇,你部里马上再行催他奋身报国。”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初,李化龙分兵八路:四川方面,总兵刘綎出綦江,总兵马礼英出南川,总兵吴广出合江,副总兵曹希彬出永宁;贵州方面,总兵童无镇出乌江,参将朱鹤龄出沙溪,总兵李应祥出兴隆卫;湖广方面,总兵陈璘出白泥。各路统兵三万,刻期出发。贵州巡抚郭子章驻贵阳，湖广巡抚支可大移驻沅州,李化龙自己率中军驻重庆策应。
神宗以楚地辽阔，特地选拔江铎(字土振,浙江杭州人)为偏沅巡抚。湖广分设偏沅巡抚即始于此次平播战事。
二十余万大兵压境,三省封疆大吏督阵,杨应龙败局已定。
八路大军以刘綎(字省吾,江西南昌人)部最骁勇善战,因而李化龙把他放在最重要的綦江一路。杨应龙深知刘綎厉害,颇为惧怕,派重兵把守要害。二月十五日,刘綎分兵三面围攻,连克三峒。
那一天,刘綎督战阵前,左手拿金锭,右手挺剑,大喊:“用命者赏,不用命者齿剑!”士兵锐不可当,初战告捷。
三月初杨应龙派其子杨朝栋率精锐主力数万前去抵挡,分别由松坎、渔渡、罗古池三路并进。刘綎在罗古池埋伏万人以待松坎来犯之敌,以万人埋伏营外以待渔渡来犯之敌,另有一军左右策应。刘綎身先士卒冲入敌阵,苗兵大惊失色,连声呼喊:“刘大刀至矣!”全军顿时溃败,刘綎追奔五十里,杨朝栋只身突围,差一点当了俘虏。刘綎乘胜攻至娄山关下。
娄山关是杨应龙老巢的前门,形势险要,易守难攻。但见万峰插天,丛菁中有一径小道,才数尺宽,设木关十三座,关楼之上堆积滚木、梭杆、垒石,下列排栅数层,合抱大树横截路中,沿路挖掘深坑,坑内密布竹签。如此布防,杨应龙自以为万险俱备。
刘綎派步兵分左右两路绕道包抄娄山关后背,自己督率主力正面仰攻,攀登鱼贯毁栅而上,两面夹攻,夺下娄山关。
四月初,刘綎屯兵白石口。杨应龙困兽犹斗,自己率苗兵决一死战。刘綎勒马冲坚,令将士分两翼夹击,挫败杨应龙。刘綎率部迫至养马城,与南川、永宁两路官军会合,连破龙爪、海云等险囤,兵临海龙囤下。
海龙囤是杨应龙的老巢,倚为天险,号称飞鸟腾猿不能逾越。此时八路大军云集于海龙囤下,把它团团围住。从五月十八日开始,各军轮番进攻。总督李化龙接到父亲去世的讣闻,神宗令他衰墨视师,李化龙赤脚起草橄文,督促各军奋力进攻。连日大雨滂沱,将土驰骋泥淖苦战。
六月初四日,天气忽然开朗，机不可失。次日,刘綎身先士卒,一举攻克土城。杨应龙坐困穷崖,连夜散银数千两,招募敢死队拒战,苗兵都骇散四奔,无一人响应。杨应龙提刀巡视,只见四面火光冲天,仿徨长叹,与妻田氏相对而泣。
次日天明,官军破城而入，杨应龙仓皇与其妾周氏、何氏关门自缢，纵火自焚。其子杨朝栋、弟杨兆龙等被生擒。
此次平播战役先后一百十四天,斩敌二万余人,以杨应龙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李化龙、郭子章、江铎班师回朝,押解播州叛军头目六十九人抵达京师。神宗特地来到午门城楼参加庆典。杨朝栋、杨兆龙等人在凛冽的寒风中被磔于市。
四、神宗的心思和对于此战的评价
令人不解的是,当神宗通令嘉奖有功人员时,在征东与平播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大将刘綎,竞以馈赠上司(李化龙、郭子章)金银玉带,而遭到神宗给予的“免官永不叙用”的处分,实在过于赏罚失衡。
当播州战事吃紧时,是神宗首先想到刘綎,说他“素称忠勇”,要兵部催他从东征战场驰骋千里赶到西南边陲“奋身报国”的。战事结束后,总督李化龙把刘綎评为“军中第一功”,神宗却以区区通馈这类官场寻常事为借,不仅不予评功,反而给予严厉处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是怕他居功自傲,尾大不掉,抑或是危难已过,翻脸不认人？无怪乎谈迁要为刘綎鸣不平:“马或奔蹄而致数千里,士或负俗之累而立功名,一二佚行,学士大夫或不免焉,况介胄豪举者哉!”“今刘将军以通馈败其馈人多矣,不幸中弹墨。然窃以为当事过之。彼两台既自好，麾之门外,不必奏劾,即奏劾亦当曲请以东逐岛倭,西歼叛司,功未尽录,当夺一阶,俾省廉洁之效,何至褫秩等于文吏也!设刘将军倍饷溢敛,将何法以加之乎?国家少有风尘之警,动抚髀兴叹:廉如伯夷,信如尾生,驱之行间始吏议不相容耶!”
这些话表面是抨击言官,实际是批评神宗。更令人不解的是,当云南、四川叛乱又起,神宗想起了被他罢官的刘将军,居然违反自己先前的“永不叙用”旨意,起用他为总兵官,再次为朝廷效忠以后又调到辽东战场,直至战死。
播州从唐朝乾符年间由杨氏世袭统治,绵延达二十九世八百余年之久,到杨应龙及其儿子死亡而告终结。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明朝在此实施改土归流政策改播州为遵义、平越二府;遵义府下辖遵义、桐梓、绥阳、仁怀四县;平越府下辖黄州及余庆、瓮安、湄潭三县;以遵义府隶属于四川,平越府隶属于贵州。
毫无疑问,播州土司杨氏势力的消灭,改土归流的实行,对于这一地区政治的统一,经济文化的发展,是一大进步。当时人如此评论:“是役征调兵凡二十万,出师甫逾百日,计三省征防守(银)约二百万(两),而逆酋授首,辟要荒为郡邑,遂为西南一大奇捷。”
当时已经退休在家的前内阁首辅申时行,对于平播战争耗费湖广、四川、贵州三省财力过多,有所非议。他说:“诏发三省兵及调旁近土司讨之,复添设抚臣开府辰沅,加蜀抚总督军务,逾年遂平播州,设遵义府。然三省财力耗费以巨亿计,楚蜀之间绎骚甚矣!向使委官不索贿,应龙不系狱,调则必赴,召则必来,何至称兵叛逆,悍然不顾乎?挑衅启祸必有任其责者,故好事喜功，穷兵殚财,非国家之利,事可永鉴也!”
此话并非没有根据,但由此而否定此役,一言以蔽之为“好事喜功,穷兵殚财,非国家之利”,令人难以心服口服。
这种批评固然大胆泼辣,却过于偏激,且本末倒置。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播州之役也不例外。虽然耗费了巨额财力,骚扰了地方,但是,若不重兵压境予以铲除,那么杨氏盘踞播州的局面将永无改变之日,蜀黔的治安始终留有隐患。
从多次招抚杨氏均遭失败的事实看来,以战争手段平定播州实在是迫于无奈的唯一可供选择的方案。以历史的眼光看问题,如果此时不平,那么到了清朝雍正年间改土归流时势必还得采用暴力予以荡平。迟平不如早平,于国于民都是利多而弊少的好事。
与申时行同时代的另一官僚朱国桢的看法就高明多了。他说：“播州一案,当时用兵,可不可乎?日:可。蜀三面临夷,且借为用,而播为最劲,此不可制,四起效尤,无蜀并无黔滇。且分八路,克险关,彼尤倔强如故,势安得已。日:既克矣,因而郡县之,可不可乎?曰:可。悉天下全力,平二千里,为国家辟土开疆,此盛事也。”
确实,把播州改土归流视为万历一朝的盛事,是不算过分的。正如瞿九思(字睿夫,号慕川,湖广黄梅人)在其名著《万历武功录》中所说:此唐宋以来一大伟绩也。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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