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与军事水平强弱之间确实有着紧密的联系。正如恩格斯所言：“ 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 因而是以 ‘ 经济力量’、 ‘ 经济情况 ’ 和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只有拥有强大的经济文化水平才有发展军事实力、进行军事创新的基础，宋朝显然具备发展军事实力的生产基础。
然而，这种关联并非是绝对的。发达的经济文化水平与强大的军事实力之间看似关联紧密，却仍需要一个具体的转化过程。宋朝经济文化水平高，军事实力弱的原因就在于其没有完成或不愿完成从强大的经济文化水平到强大的军事水平的转化。具体可从国家政策、军事制度、客观环境三方面来解读。
一、从根本上来看：“重文轻武”和“强干弱枝”的国策先天就决定了宋朝军事水平不会高
宋朝自五代而立，宋太祖更是以强大的军事力量“黄袍加身”而夺天下。因此。宋朝的统治者最能理解藩镇割据、武人骄横对政权的危害，直至二三百年后的南宋中期，宋宁宗仍在朝堂言道：“朝廷之法制，士大夫之议论，孰日非矫唐末而惩创五季也哉?”。因此，武人乱政是宋朝历代统治者的共同忧虑，宋朝自开国之初便以限制武人为基本国策，这就导致了宋朝军事水平在先天上的薄弱。
（一）“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使宋朝不重视军事水平的发展
宋朝统治者从立朝开始就制定了文治天下的政策，坚持“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事事皆由文人行之。宋仁宗时的朝臣蔡襄就曾形容过这种文人全面掌权的局面：
“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蔡襄·《蔡忠惠集》）
在万事皆由文人行之的局面下，宋朝皇帝还对武将进行了不同层面的限制，如“杯酒释兵权”，陆续解除大将兵权，或让他们出任有名无实的节度使，或让武将“以散官就第；在禁军中不设最高统帅，把五代时候的两司(殿前司和侍卫马步军司)分为鼎足而立的“三衙”，又选择文人来担任主管等。宋太宗更是直言：
“五代方阵残虐，民受其祸。朕今用儒臣干事者百余人，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宋史》）
国朝大肆任用文人，即便是文人贪腐，导致国家大乱，这种乱象也不及武将所带来的十分之一。在这种公然的重文轻武政策下，武将的积极性遭到了空前的打击，而掌并的文人也并不精通军事战略的发展，久而久之，宋朝的军事就成了社会发展的从属部分，远不如经济、文化重要，其水平自然也不会高。
（二）“强干弱枝”的集权方式限制了宋朝军事水平的发展
除了重文轻武“”以外，为了巩固统治，宋朝在军事上实行的“强干弱枝”政策也限制了军事水平的发展。“强干弱枝”即一味的将权力收归中央而弱化地方，该政策在军事上的表现就是削弱地方藩镇的军事实力，强化中央禁军的实力，让地方藩镇即便有心造反也无力与中央对抗。为了实现“强干弱枝”，宋太祖采纳了赵普“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起精兵”的方针，以削除藩镇的政权、财权和兵权，将全国的人力财力一概集中于中央。
虽然的确因此削弱了藩镇力量，保障的国家的统一。然而，地方没了兵权，其地方军事实力便无从发展，在外敌入侵时，无力自保，往往 只能靠人民自反结社自保而天下财力收归中央，中央又不重视军事发展，这就使得地方的军事实力长期得不到改善。宋朝军事水平很弱就集中体现在中央一点强，地方多点弱的极端不平衡上。正如著名历史学家关履权所言：
“宋代兵制的中心问题是在于削弱大将的兵权，加强皇帝对军队的控制。”——（《两宋史论》）
“重文轻武”的国策与“强干弱枝”的集权方式伴随着统治者对统治稳定的极度追求组成了阻碍宋朝军事实力发展的先天障碍，注定了宋朝的军事水平怎么发展都不会高。
二、从制度上来看：“将从中御”的指挥策略和 “消极防御”的战略规划严重限制了宋朝军队实力的发挥
（一）“将从中御”的指挥策略导致军队指挥混乱，实力难以发挥
军队指挥的“将从中御”始于宋太宗时期，指的是在实地作战中，为了限制前方将帅对军队的绝对指挥，以 皇帝和某些大臣的方略和谋划代替边关将帅的将令指挥军队。皇帝身居离战场千里 之外的朝廷，却不顾前方敌情和战况的实际情况，绘制战图或起拟所谓的 “锦囊”送于前线指挥作战，且要求不容有任何变通余地。这必然会导致前线指挥难以即时生效，且指令常有矛盾，导致指挥混乱，军队实力难以全部发挥。一旦战败后，这种“将从中御”的指挥还会成为武将推卸责任的借口。久而久之，宋朝军队之中就形成了中央乱指挥，武将不作为的荒唐局面，军队战力根本难以发挥。
（二）“消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导致军队战法呆板，被动挨打
为了有效限制武将，仅从中央远程发号施令是不够的，毕竟战场多变，军队变动频繁，在中央的命令到达前，武将还是能多番命令军队。因此，减少命令冲突，保证中央命令得以贯彻的有效策略便是坚持以“消极防御”为主的军事战略不动摇。只要军队不擅动，中央的命令便会更有效。
“消极防御”的具体表现就是习惯于分兵防守，不愿集中兵力，特别是不 愿让有才能的良将统一指挥，主动歼灭敌军。正因如此，宋军在于辽、金、西夏等过作战时大多都是坚守不出，即便军队数量远超他国，也要分兵坚守，以耗代战，就算是赢了也不乘胜追击，只签一个类似于“澶渊之盟”的条约了事。受这种传统战略的影响，加上步兵为主的兵种构成，宋军往往行动迟缓，战法呆板，将领大多不善于组织大规模的进攻战役，少有远程奔袭，机动作战，出奇制胜的战例。
由于统治者“重文轻武”的国策，宋朝的军事发展一直处在从属地位，其发展水平本就不高，而军事制度的不完善又进一步导致了本就不高的军事实力难以全面发挥，这就造成了宋朝军事水平低下，自宋太宗以后便一直“兵威不振”
三、从客观环境上来看：宋朝没有战略要地和军队腐败蔓延直接导致了宋朝军事发展的后劲不足
（一）宋朝没有养马场，也没有战略屏障，在军事上无法进一步扩张
自唐朝衰落后，中原王朝最重要的战略要地辽东、河西走廊一带还有蓟北之野等产马良地全部丢失。没有养马场便没有骑兵，这就使得宋军在对抗以骑兵见长的北方蛮族政权时长期处于劣势。此外，燕云十六州被辽占领后，更是使宋失去了传统上最重要的防御生命线——东段和中段长城，过了幽燕十六州，便是八百里平川，对于定都与汴京的北宋来说已经无险可守，没有了长城的阻隔 ，辽军挥师南下便十分方便，还拥有长城以内农业区的各种资源，军队补给也十分方便。而要收回燕云十六州又不得不依靠骑兵的力量。此消彼长之下，就形成了一个眼看辽军做大，宋军却有心无力，时时担惊受怕的死循环。
（二）宋朝军队良莠不齐，军政十分腐败，根本没有强大的战斗力
在“重文轻武”的国策下，“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是宋朝的社会共识。因此，宋代的士兵大多是被迫当兵。其来源良莠不齐，主要有三个：
- 一是招募。宋代募兵的对象主要是流民和饥民，每逢灾荒之年大量招募流民和饥民为兵是宋代的一项国策。
- 二是抓夫。在军情紧急、兵员枯竭的情况下 ，也实现强制征召。
- 三是配隶。即让罪犯充军。
在这三种当兵来源下，充斥宋军的多是诸如无业游民、招安的土匪、各类犯人等等。大量囚犯成为 士兵，必然把原来的各种恶习带进部队，增加了部队教育、管理和训练的难度，严重影响部队战斗力的生成。
此外，由于宋朝“不抑兼并”放任民众自由积累财货，这种风气也蔓延到了军队之中。宋朝的武将贪财黩货和兼并土地成风。一些企图通过成为将领而捞取利益的人还行贿于朝廷要员以获取军权，由 被任命之前不惜借款行贿，许多将领上任时成为“债帅”。而非法役使军士，私役军士从事修造地宅，伐薪烧炭，种植蔬菜，织造缎子等杂事的现象也是比比皆是。这就使得宋朝军队兵不成兵，将不成将，根本没有强大的战斗力。
四、结语
综上所述，尽管经济文化水平的高超为军事水平的强大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实现经济水平到军事水平的有效转化需要一个具体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伴随的是合理的政策制定和有力的调整执行，宋朝显然没有顺利的完成这个过程。
因此，经济文化水平的高超只是条件，并不是结果。宋朝的国策先天就决定了其军事水平不会强大，而制度的弊端以及客观环境的限制又使得其没有良好的发展后劲，水平低下是必然的。或许，让军事水平的低下换取政治统治的长治久安正是宋朝所作出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