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对郭沫若的评价可以说很不友好。郭沫若作为一种现象，社会提出反思，固然是合理且极有必要的。但是有些责骂不合事实，脱离语境，苛求过甚，而附和的人很多对郭沫若的作品和文化贡献一点都不了解，人云亦云，实在有失公允。
简单来说，郭沫若是超级大才子，20世纪中国文化巨人，在文学、历史、考古、书法、甲骨文研究等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历史学、考古学等领域享有崇高的地位。另外，他对于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技大学的建立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郭沫若的成就，至少在三个方面创造了旁人难以企及的高峰:
第一个是新文学创作。郭沫若是新文学运动的奠基者之一，他的代表作诗集《女神》彻底摆脱了古诗词的束缚，在中国文学史上开一代诗风，是当代最优秀的浪漫主义诗作。
沈从文曾这样说过：“郭沫若对翻译、诗、小说、散文、戏曲，皆能玩其一角，而且玩的不坏。”这个话看似随意，但是把它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来看，就可以读出其中的含义来。在那个思想解放、才子辈出、百舸争流的五四时代，郭沫若能够在多个领域玩得风生水起，那是怎样一个存在？
1919年至1920年间，郭沫若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新诗，开始了新诗创作的尝试。1921年，《女神》的发表，奠定了整个中国新诗的发展方向和基础。《女神》是中国第一部 真正意义上的新诗集，它以雄浑豪放的气势和鲜明的浪漫主义风格，开辟了一个新纪元。闻一多曾经说：“生平服膺《女神》几乎五体投地，不仅艺术上是新的，而且精神上完全是20世纪的时代精神。"
郭沫若的名篇《凤凰涅磐》、《天狗》、《地球，我的母亲》等，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读读，即使放在今天，也不会觉得过时。多年前我曾经看到一个诗人满面是泪、高声诵读《凤凰涅磐》，至今难以忘怀，那种感染力是一般作品所无法带来的。在写作《地球，我的母亲》时，郭沫若突然来了灵感，竟然脱了鞋，赤着脚跑来跑去，甚至索性趴在地上，去感受大地的情怀。整个诗感情奔放，气势磅礴，体现出五四时期强烈的反封建束缚、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而其中表达出来的热爱自然、回报地球以及自我批判意识等精神，在今天仍然具有积极意义。
第二座高峰是历史剧。
20世纪20年代中期，郭沫若创作了三部历史剧《卓文君》、《王昭君》、《聂嫈》，后结集为《三个叛逆的女性》。到20世纪40年代，郭沫若迎来了历史剧创作的成熟期，先后创作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6部历史剧，史剧创作理论趋于成熟，50年代继续发展并臻于完善。
郭沫若提出了"失事求似"的历史剧创作原则，认为"剧作家的任务是把握历史的精神，而不必为历史的事实所束缚”，把历史剧的艺术价值和社会功用完美结合，奠定了他在历史剧创作和理论建设方面伟大的历史地位。
郭沫若的代表作《屈原》，至今仍是人们讨论的热点。周务耕甚至把《屈原》提到了与世界名剧并肩的地位："考证上的正确与精深，笔力上的博大与浑融，感情的丰富、激越，如崩山倒海的气势，真可推为千古不朽的名著，置之世界名著如荷马《伊里亚特》与《奥地赛》，歌德的《浮士德》，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亦毫无逊色。"评价可谓高矣。
第三个是史学研究。
郭沫若的历史研究有三个高峰期：第一个是1928年后留居日本的十年，他撰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多种甲骨文金文研究著作；第二个高峰期是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撰写了《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甲申三百年祭》等一系列历史著作；第三个高峰期在20世纪50年代，他撰写了《奴隶制时代》和《管子集校》。当时人们把郭沫若（字鼎堂）与著名古文字学家罗雪堂、王观堂、董彦堂合称为"四堂"。
郭沫若史学起步晚，尤其是甲骨文研究，但却做到了后来居上，成为了"甲骨文研究第四个十年的代表"。就连一向严苛的鲁迅都说："郭沫若有伟大的发现，他路子对了，值得大家师法。"而郭沫若授之以渔，他在史学上的治学方法和治学精神对后世的研究者影响深远。
再多说几句。
近年来，对于郭沫若的评价也是一个热点，不过大都不算友好。在一般公众看来，他生平有两大污点是难以洗清的，一是男女关系混乱，二是政治投机。其实多读往事，了解其人，就知道他并非那般不堪。
尤其是晚年的郭沫若，虽然写过不少批判文章，但多是授意；也写过很多阿谀的诗篇，可多是不得已。我们今天嘲笑他时，是否想过，如果是你，在那个身不由己的年代，表现得就肯定比郭沫若高尚？
郭沫若晚年，曾和一个弟子私下有段谈话。那是一次有关歌德的讨论——因为当时国内都称他为“新中国的歌德”。郭沫若说，这是很悲哀的。因为歌德最痛苦的，是理想的不能实现，实现的不是理想。“如今有人说我是中国的歌德，这实际上是在骂我，在打我的耳光”。
这，或许能说明一些问题吧。（根据阅尽天下沧桑、书画鉴赏典评收藏文章改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