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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末年,吏治问题成为清廷的弊政之一。雍正帝在即位之后,开始采取措施大刀阔斧的推行改革,整顿吏治,整饬贪腐是雍正帝推行改革的首要措施。

雍正帝刚一登基,便成立了由怡亲王允祥主持的会考府,负责清查全国的钱粮奏销事务,并很快通过惩办敦郡王和履郡王在朝臣当中树立了权威。雍正朝朝对于贪腐官员的定罪有着非常详细的规定,对于一般亏空者如果在三年之内如数补足则可以免除刑罚,侵吞白银一千两以上者处斩。仅雍正元年被查抄的地方大员就包括江苏布政使李世仁、江苏巡抚吴存札、湖南按察使张安世、广西按察使李继谟等。其中最为突出的案例就是雍正帝对其“藩邸旧臣”年羹尧的惩治。

雍正帝还亲自主导创设了一系列新的预防腐败和贪渎的制度。包括推行密折制度,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向地方排除“观俗整风使”,清查地方的贪污和亏空情况;推行耗羡归公,改变地方官员的低收入状况,力图以高薪养廉来防止官员腐败;为防止反腐带来的冲击,雍正帝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稳定官僚队伍,比如对于案发时间久远的案件实行赦免,奖励功臣后代等等。

雍正帝在民间传说及野史记载中长期以暴君的形象出现,但实际上雍正帝的以整顿吏治为核心的改革措施一度扭转了康熙中后期以来官场的不良趋向,奠定了“康乾盛世”的基础,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最佳贡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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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法度和制度的国家政治体系,不过枯朽蝉帛,不受外力也很快摧枯拉朽、残破不堪。

康熙前中期加强吏治,但到了后期却为求稳防乱,推行宽容政治,丢了雍正一个外强中干的烂摊子。

雍正帝读书像

雍正是一个以制度化上位、制度化执政的皇帝。他上位伊始,不得不行非常举措,选用田文镜、李卫这样的干才,推出军机处对皇帝直接负责,同时刚柔并济地推行制度化吏治,让想贪的不敢贪,把平庸的都赶走,但对有政绩的廉政官员,做了一系列暖心的奖励。

对于贪赃枉法、懒政无为的官员,雍正帝极其严苛深刻,给予严厉的打击。像直隶吴桥县令常三乐,失职渎职,被雍正下令撤职。如云南开化总兵仇元正作风拖拉,雍正勒令他致仕回家。他不容忍贪,也不姑息懒,两手抓,两手硬,诛杀贪官常组织官员去现场观摩。

虽然河南学政俞鸿图因小妾泄密考题,被严惩弄出了著名的写了七个“惨”字的腰斩案,弄得雍正在历史上很尴尬,但他少为人说的另一面其实很可爱,如在德才兼备敢担当的大臣报告上批示等任务完成后好好聚聚,对领导干部患病想见儿子的将其子调回使之公私兼顾,对想见的官员算上一卦又亲笔去信告知近期不宜远行下月再来,对远任异地的孝子官员的老母进行特别照顾……最有趣的是,新君上位,翰林院的毛头小伙孙嘉淦指责他争取接班时与兄弟们闹得不愉快,却没想到被激怒的雍正,平复后赞赏其胆量,给予其重任。

当然,他会对昔日心腹重臣贪赃枉法痛下杀手,也会对重用后的官员政绩平平给予严厉斥责,更对那些贪官污吏、朋党宵小进行无情的打击。他以“摊丁入亩”推行仁政、德政,也以双管齐下两手硬实现“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政治清明的景象。这是一种思想,一种格局,一种催动国家繁荣的基础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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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毅品文团队水之秋,无授权禁转!

对于普通人来说,了解历史知识的途径一般只是影视剧、传说故事以及互联网时代的网文段子,很少人会通过阅读史料去了解真正的历史。所以,在一般人心中对某段历史的印象往往就和真实的历史相去甚远。我们今天就来探讨这样一个话题:在清代,哪个皇帝反腐最为严厉?我相信,一般的读者90%以上都会脱口而出:“那当然是雍正啦!”原因无他,因为一部《雍正王朝》实在是影响太大了。然而,笔者今天要说的是,这只是一种错误的印象,清朝皇帝中反腐最严厉的不是雍正,而是他的儿子乾隆!您肯定有意见了:这可能吗?乾隆朝不是腐败很厉害吗?不是有历史上最大的贪官和珅吗?怎么乾隆会是反腐最严厉的皇帝呢?不急,请您慢慢往下看。

(电视剧《雍正王朝》中雍正厉行反腐的冷面形象给大家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我们都知道,雍正反腐,主要手段是抄家,故有“抄家皇帝”的外号。但实际上雍正一朝十三年间,真正因腐败问题被杀的一二品大员几乎没有。《雍正王朝》里出现的所谓“山西巡抚诺敏案”和“科举主考官张廷璐舞弊案”其实都是虚构的,这两位人物根本没有犯事儿,历史上都得以善终。但是,到了乾隆时代,一二品大员们如果贪腐被揭发,那可就没那么幸运了,掉脑袋的概率那是非常大的。

(《雍正王朝》中山西巡抚诺敏因贪腐被处决,然而这个案子却是虚构的)

第一个倒霉蛋是乾隆前期权势熏天的权臣鄂尔泰的儿子鄂乐舜。这位官二代曾官至浙江巡抚,却因为勒索了盐商8000两银子,就被乾隆赐其自尽,这算是拉开了乾隆朝严厉惩治贪腐高官的序幕。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云贵总督恒文也栽了——他被举报“令属员买金,短发金价;巡阅营伍,沿途纵容家人收受属员门礼等款”,案情被查明后,乾隆毫不留情赐其自尽。总督级别的高官因贪腐丢了脑袋,这在清代还是第一次。恒文栽了之后,紧接着山东巡抚蒋洲也因为贪腐丢了性命。这位蒋洲的父亲乃是文华殿大学士蒋廷锡之子,可谓名门之后。但在山西布政使(相当于副省长)任上,他主管的省库亏空了2万多两银子,于是他就把手伸向下属,要下属们凑钱给他补齐亏空。事情被举报的时候,蒋洲已经升任了山东巡抚,但是依然逃不过乾隆的严惩。乾隆下令,将蒋洲正法,其余涉案人员一律按律严惩。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山西巡抚和其衷又犯事儿了——他与一名下属来往密切,收受其贿赂,又帮其遮掩府库亏空,结果被乾隆毫不留情地下令斩首。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湖南巡抚李因培也同样犯下了帮助下属掩盖府库亏空的罪过,虽然没有收受贿赂,但仍然被乾隆赐其自尽。

(乾隆前期权倾朝野的权臣鄂尔泰,其子也逃不过因贪腐而被赐自尽的下场)

到了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又有一位更为显赫的人物因为贪腐问题走上了断头台,这个人就是任两淮盐政的高恒。高恒的姐姐,正是乾隆的宠妃慧贤皇贵妃高佳氏,所以高恒可以说是乾隆的小舅子。他在两淮盐政任上,通过预提盐引的手段,贪污了3万多两银子,事发之后,乾隆毫不犹豫判处其死刑。当时主持军机处的大学士傅恒曾向乾隆求情,希望皇帝念在慧贤皇贵妃的面子上赦免高恒的死刑,但乾隆却一口回绝说:“如皇后兄弟犯法,当如何?”而傅恒正是乾隆的皇后富察氏的亲弟弟,所以乾隆的这句话既回绝了傅恒的求情,也敲打了傅恒,让他不要以为是皇亲国戚就可以贪赃枉法,要以高恒为诫。最终高恒被处死。身为皇帝的小舅子,依然逃不过因贪腐掉脑袋的下场。

(电视剧《如懿传》中童谣扮演的高晞月,其原型就是慧贤皇贵妃高佳氏,也就是高恒的亲姐姐。)

高恒之后,被乾隆处决的高官还有很多。例如贵州的前后两任巡抚方世儁和良卿,都因为贪黩勒索、徇庇属员等罪名被处决。又如山东巡抚国泰,在任上贪赃枉法,勒索下属,导致山东“诸州县仓库,亏二百万有奇”。事情被举报之后,尽管国泰受到了当权的和珅的包庇,但还是难逃被乾隆赐自尽的下场。江西巡抚郝硕也犯了和国泰一样的罪行,勒索下属,迫其行贿,结果事发之后,也得到了和国泰一样的下场——被乾隆赐自尽。乾隆朝最大的一次反贪案,就是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被揭发出来的甘肃腐败窝案。甘肃巡抚王亶望利用陕甘总督勒尔谨的昏庸,谎报旱情,冒领赈济,然后全省官员参与分赃。其中王亶望自己贪墨的最多,竟达300多万两银子!乾隆对此案十分震怒,下旨处死勒尔谨、王亶望,其余涉案官员56人也都被判死刑。而让乾隆没想到的是,在查抄王亶望的家产时,负责查案的闽浙总督陈辉祖竟因贪欲,吞没了部分赃物,结果也被乾隆赐其自尽。一场反贪案,竟然一下子让两个总督、一个巡抚掉了脑袋,也可算是前无古人了。

(电视剧《乾隆王朝》中修宗迪扮演的王亶望)

可以说,乾隆对高官的贪腐行为惩罚是非常严厉的。他在位六十年,光是因贪腐掉了脑袋的总督、巡抚这样的一二品高官就有十几个,其他官员不计其数。然而,大清王朝的政治还是日趋腐败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这个问题,请关注笔者,笔者会在日后给大家解惑。参考文献:《清史稿》、《清史列传》、《清高宗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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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缔造了一个盛世,却给雍正留下了一个烂摊子。何以言此?原来,当雍正坐上龙椅之后,他忽然发现,整个大清帝国的国库都可以遛马了,根本就没剩下几个钱。咋回事?明眼人都知道,这都是贪官污吏们罔顾国法,经年累积下的鲸吞蚕食。雍正皇帝心里更是门儿清,再不治贪,那以后岂不是喝西北风了?不过,要整治就要来一次狠的,要达到“雍正一朝无官不清”。雍正皇帝知道,官吏贪污无非就是三招,分别是靠上司包庇、借钱粮充账、花小费报销。如此一来,就可以对症下药了,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得不说,雍正皇帝在治理贪官上真是一绝。雍正皇帝的招数总结起来就一句话,先堵住贪官的退路,然后挨个算账。首先,雍正知道,贪污犯是不会去查自己的贪污的,靠贪污犯的上司去查也白搭,所谓官官相护,哪有一个贪污犯不给上司行贿送礼的呢?那你可能会说,这也不一定吧,万一人家上司就是清廉的呢?是有这个可能,但你细想一下,一个地方上的贪污如此猖狂,作为顶头上司却毫无动作,即使是一位清官又如何呢?只不过是毫无作为的庸官罢了,靠这样的庸官能查出什么?故此,要彻底清查贪官污吏,必须派遣那些与地方毫无利益瓜葛,直属朝廷的官员,也就是所谓的钦差大臣,既无前车之鉴,又无后顾之忧,一心只为皇帝办事的人。更令人拍案叫绝的是,他让这批钦差大人带着一批候补官员前去查办,每查出一个贪官,就地免职,然后在这批候补官员中挑选一名同级官员,即刻上马任命。这样就避免了后任官员为前任补窟窿,官官相护的现象,上任者前来第一件事就是查账,贪官无处可藏,只能低头认罪。其次,贪官们历来有一招应对检查,那就是当上面来查账的时候,他们赶紧从富户那里借一些钱粮放入库里。当检查的人一走,再把借来的钱粮还回去。富户们虽然有钱,但面对贪官的淫威,自然是不敢不借,另外,贪官给的利益也不低,也不怕他们不还。这个伎俩都成了贪官们屡试不爽的法宝了。雍正皇帝自然有办法,他让钦差大臣向地方下令,谁也不能把钱粮借给官府,一旦借给官府,那就有借无还,为国家所有,谁也别想要回去。这样一来,再也没有富户敢借给地方政府了。另外,雍正皇帝还成了会考府,也就是一家独立的审核机关,稽查核实中央各部院的钱粮奏销。这样一来,各地方上缴的财税和开支,各部院动用的钱粮和经费,无一逃得过会考府的眼睛。如此一来,贪官污吏的退路算是堵得死死的,雍正皇帝这才关门打狗了。首先就是罢官,勒令其在限期内把亏空补足。在过去,贪官们都是在任上补齐亏空,但试想一下,有哪个贪官舍得用自己的钱财填窟窿?无非就是再次鱼肉百姓,加紧盘剥,国库充盈了,但百姓受苦了,落得国富民穷。先罢官后索赔,这样的好处就是避免了再次鱼肉百姓,自己掏腰包补齐亏空。其次就是进一步索赔。杀人偿命,借债还钱,都是天经地义之事,更遑论贪污了。如果贪官把贪污所得挥霍一空,那么就拿他的家产抵债,另外,严禁任何人垫付或代赔,尤其是下属和百姓的钱。最后,对于实在是无钱可还的贪官,雍正采取的办法是抄家。因为有的贪官很警觉,在被查处之前就变卖了财物,转移了藏匿的赃银。为此,雍正皇帝下令:“丝毫看不得碍于情面,务必严加查处。把贪官追得水尽山穷,叫他子孙后代也做个穷人,方符合朕的本意。”换句话说,贪官们的罪行一经核实,就要把他的家底抄干净,连他的亲戚子弟一律都不放过。你可能会说,哪个贪官遇上这样的皇帝,算是倒了大霉了。不过,这还不算完,雍正皇帝的政策是死了也不放过,例如广东道员李滨、福建道员陶范,均因贪污、受贿、亏空案被追查而畏罪自杀,但雍正却下令,所有亏空让其家人偿还。用雍正的话来说就是:“这些人自知罪大恶极自身难保,就想一死抵赖,借死保住财产,让子孙后代享用,这是万万不行的。”自此,大清王朝上下大变,清廉之风吹遍全国,仅仅五年,大清国库储银就由康熙末年的八百万两增至五千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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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一帝康熙缔造了一个太平盛世,但也为后继者雍正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那就是吏治腐败,税收短缺,国库空虚。雍正接受的时候国库存银只有800多万两,而亏空的数字则是大得惊人。为此雍正是忧心忡忡,他知道父亲创造了一个盛世,国家不可能没有钱,钱都在贪官哪里,而雍正对官场上的流习和积弊一清二楚,他知道贪官搞贪污无外乎靠上司包庇、借钱粮冲账、滥用公费这三样。经过实地调研和反复的思考,雍正终于想出了治理贪官的策略,那就是先堵住贪官们的退路,然后再算账。

针对贪官们的第一招,雍正的对策就是排钦差大臣清理亏空。

雍正知道靠贪官污吏来清查自己的贪污情况永远也查不出什么,靠贪官的上司也不可行,因为没有贪官不巴结上司,不向上司行贿送礼的。及时他的上司是个清官,那也不行可靠,因为地方上的亏空如此严重,贪官如此猖獗,他们竟然没有反应,那就只有两种可能,一、他是个昏官,二、他是庸官。让这些人去查清亏空那是不可能的,只有派出钦差大臣,才能查清贪官污吏的情况。

钦差大臣直属朝廷,与地方毫无瓜葛,他们既没有前车之鉴,又没有后顾之忧,清查地方上的亏空的时候一定会尽心尽力,何况他们还想靠查处贪官污吏来向皇帝邀功请赏呢。雍正还让钦差带领一批候补官员一起去清查,查出一个贪官立即就地免职,然后从这些候补官员里找一个品级相当的来接任,这招即是妙招又是狠招。雍正知道官官相护是官场由来已久的顽疾,历来的继任者都会想方设法的为前任弥补亏空,然后自己再留下一个窟窿让后任去弥补,这也是衙门里的亏空总也补不上的原因。

针对贪官们借钱粮冲账,雍正下令所借钱粮,一律充公。

贪官们为了应付检查,往往从当地的富户那里借些钱粮放在库里,等到检查的人一走,这些钱粮再加上利息返还给富户。因为这是官借,利息又高,还不怕不还,再加上富户们也不愿意得罪地方上的这些官老爷,以后自己抢个小媳妇什么的还要靠这些官老爷替自己说话呢,所以富户们都乐意将钱粮借给地方官应付检查。

贪官们的这些伎俩,逃不出雍正的法眼,在派出钦差大臣的同事,雍正也给地方下令,谁也不允许借钱粮给官府,要借也可以,这些钱粮归官府所有,谁也别想再收回去。于是地方上的富户们谁都不敢再借钱粮给贪官们了。

针对贪官们滥用公费,雍正设立了会考府。

雍正元年正月十四,雍正设立了会考府,它是一个独立的核查审计机关,它的任务核查审计中央各部远的钱粮奏效。之前地方向中央上缴税银或报销开支时,都要想各部院送好处费,如果没有这个好处费,即使地方上正常的开销,部员的长官们都不会给奏销,如果给了好处费,哪怕地方上有亏空,长官们都会一笔勾销。

设立会考府之后,各部院动用的钱粮和报销开支都要通过会考府来稽查审核,谁也做不了手脚,这样一来,各部院的长官们就无法贪污了,地方上的贪官想通过一点好处费,就把自己的亏空全部赖掉也就不可能了。贪官们应付检查的三种方法都被雍正给堵死了,他们也只好认罪伏法了。

将贪官们的所有退路全部堵死之后,雍正也就开始关门打狗了,打的办法也有三种,就是罢官、索赔和抄家。

在之前查到贪官们有亏空的时候,往往采取的都是“留任补亏”,勒令该贪官在限期内将亏空补齐,但是有哪个贪官愿意拿自家银子去补官府的窟窿,他们就把主意打在百姓身上,加紧盘剥百姓来弥补亏空。这样以来国家是富裕了,但是百姓们可就大吃苦头了,雍正追求的不只是要国富,还要民强,所以他的对策就是先罢官再索赔。贪官们被罢了官,再也无法鱼肉百姓了,只能乖乖的掏腰包了。

索赔的时候也不含糊,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亏了国库岂能不赔,就是皇亲国戚也照样得赔,雍正的十二弟履亲王曾主管过内务府,后来追索亏空的时候拿不出钱,只好将家当拿出来当街变卖。雍正还下令不允许任何人垫付和代赔,之前索赔的时候,往往有地方上的百姓或下属代为清偿,而官府只有将银子收回就不再追究银子是从何而来的。雍正认为即使下属的那些州官、县官有富裕,也只能用来造福地方,怎么可以替贪官退赃呢。这样以来就有一些还不起钱的官员,雍正的对策就是抄家。

雍正元年八月,雍正下令亏空官员一经查处,一面令人清查衙门,一面令贪官所在老家的官员将其老家的家产查封,追索其已变卖的财产,杜绝贪官转移、藏匿脏银的可能。官员一经查处,就立马把他的家产抄没干净,其亲戚和子弟的财产也不放过,并要求官员丝毫不得碍于情面,必须严加查处,让贪官的家人都受穷一辈子。这项命令一下,全国一片抄家之声,雍正因此也落了个“抄家皇帝”的称号。

遇到这种皇帝,贪官们也只能是死路一条了,但是在雍正朝,贪官们连死路一条都没有,雍正的态度是死了也不放过。雍正四年,广东道元和广西道元,都因为追查亏空案而畏罪自杀,雍正下令找他们的子弟亲戚算账。这些贪官自知自己罪大恶极,想以死来保住自己的财产,让子孙后代来享用,但是遇到雍正这样的皇帝却是万万不行的。雍正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严重打击了贪官污吏们,仅仅五年,国库的存银就由康熙末年的八百万两增加到五千万两。最主要的是社会风气变了,大清的吏治也为之一清,后世曾评价雍正一朝,无官不清。通过这一系列措施,雍正也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如果说打击朝堂上的异己分子是整顿外部环境的话,那么打击贪官污吏则是整顿内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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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稿·世宗本纪》有载,“圣祖政尚宽仁,世宗以严明继之”。康熙皇帝晚年标榜“任政”,施政宽仁、心慈手软,使得官员贪腐成风、国库亏空严重。也就是说,雍正皇帝接过来的只是一个虚晃的盛世而已。为了大清王朝的稳步发展,更为了雍正皇权的稳固,雍正皇帝自然不能延续“仁政”,只能刚毅明察、以严治国。

“整顿吏治”,就是雍正皇帝“以严明继之”中最具代表性的治国方针。

在治理官员贪污的领域内,雍正皇帝绝对属于业界翘楚,其继位之初就开始的“治贪三把火”,直到现在仍为人叹服。

除了成立“会考府”这等专门的审计部门,严格审核官员任期内的财政流水账,掌握官员贪腐与否的绝对证据;创设“养廉银”制度,以“高薪养廉”的办法有效杜绝了那些“不想贪,但因俸禄太低而不得不贪”的贪腐案例。

仅就这两项举措,就足以证明雍正皇帝绝非坊间传闻,乃系“弑君篡位”或者抢夺了本属于皇十四子胤禵的皇位。康熙皇帝晚年虽然对官员多为放纵之举,但其十分清楚大清国的痹症所在,也只有雍正皇帝这样心狠甚至阴骘的帝王才能予以根本上的治理,才能推动“康熙盛世”的重新发展。

除了“会考府”“养廉银”外,雍正皇帝对于贪官向来持有“零容忍”态度,“革职抄家”只是基本操作;举家流放,或者变卖家眷为奴;甚至处以极刑,株连亲眷等严厉惩治手段,也让雍正朝时期的官场风气迅速得到治理。

但还些手段还不是雍正皇帝惩治叹服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办法,“即时候补”才是其整顿吏治的最有效武器。

何为“即时候补”

所谓“候补”,即“没有授予实缺,在吏部等候任职的官员”。说白了,朝廷上有资格当官的人很多,但具体的官职有限,所以就有了“候补”一说。命好的,可能等个三年五年就能等到实缺,赴任具体官职;如果命不好,可能要等上十年八年,甚至会出现“候补于家,卒”的极端情况。

所以,对于这些“候补”官员而言,能够迅速得到实缺官员,就是最大的梦想。“即时候补”,就是雍正皇帝抓住“候补”官员这个心理后,采取的有效治贪办法。

所谓“即时”,即“立马上任,不必等待”。很明显,“即时候补”就是一个激励“候补”官员实心任事的有效办法。

“即时候补”的巨大作用

“会考府”审计官员的过程中,还有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亟待解决,那就是“会考府”的官员是不是也贪,会不会和被审计的官员沆瀣一气、首鼠两端?于是,雍正皇帝便令一干“候补”官员跟随“会考府”官员一块操办具体的审计工作,一旦被审计官员的贪污罪行坐实,这些“候补”官员就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立马实补,取而代之。

如此激励,这些“候补”官员们势必个个尽职尽责、用心办事,别说是“大贪”、“巨贪”,就连“小苍蝇”也必定逃不掉。

后记

作为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勤政帝王,雍正皇帝在位十三载,宵衣旰食、殚精竭虑,绝对程度上恢复并推动了“康熙盛世”的继续发展,为“乾隆鼎盛”的到来奠定了绝对基础。正如清史专家杨启樵先生所言,“康熙宽大、乾隆疏阔,要不是雍正的整饬,满清恐怕早已衰亡”,历史的发展造就了雍正皇帝的“以严治国”,更让其背负了太多太多的骂名。

诚然,为了稳固皇权,为了大清江山,雍正皇帝有过辣手无情的无奈,更有过雄猜阴鸷的表现。但恐怕也只有雍正皇帝这样的严主,才能震慑腐败的清朝官场,才能让贪腐官员们“伸手必被抓”

参考文献:《清实录·世宗实录》、《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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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雍正,是历史上争议较多的皇帝。从他的即位到施政,一直是扑朔迷离,连死都是不明不白,史笔很少。据传他冷面冷心、严刑厉治,对下多苛责而少体恤,许多人称他为“冷血皇帝”。而就是这么一个“冷”皇帝,却作了一篇鲜为人知的吏治“真文章”,史称“雍正维新”.

康熙末年,政事懈怠,文恬武嬉,表面上名称盛世、官清民晏、“永不加赋”,实际上中央过度集权,百官无所事事,人浮于事;官员结党营私,关系盘根错节,相互倾轧;各项杂费繁重,官吏横征暴殓,怨声载道;政策漏洞百出,贪污舞弊成风,名目众多;土地兼并严重,百姓流离失所,贫富悬殊,各种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到雍正即位时,国库已被大小官员借空,仅存白银八百万两,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

雍正就是在这样糜烂的环境和复杂的党争中即位的。为了收拾这个“烂摊子”,他内依十三弟允祥,平息青海叛乱,惩戒兄弟篡逆;外凭一干能吏,实行“雍正改元,刷新政治”,建立了封建历史上较为完备的反腐机制。在当时的改革先驱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名相张廷玉和雍正三大“模范”总督,他们出身不同,出发点不同,采用的方法也各自迥异。

——“不能腐败”的防范机制。三朝宰辅张廷玉,机敏练达、多谋善断,出身于勋贵之家,袭爵而为显官。他处中央机枢之位,统筹全局,因时而宜,致力于建立制度完善的防范机制:一是完善制度。他对全国的刑法、钱法、监查制度了如指掌,同时他长期办事,对官场弊端十分熟习,据此他把各项制度一一加以修正总结,建立了较为科学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并“铁牌定制”,广为宣示。二是严格执行制度。他一方面广开言路,主张对官员的公开监督,认为“事无不可对人言”。另一方面秉公执法,对于贪官,即使是亲哥哥张廷璐,他也决不姑息;对于廉官,即使触怒皇帝,他也舍身相护,是历史上有名的贤相。

——“不需腐败”的保障机制。两江总督李卫,聪明多智、巧于任事,出身于乞丐奴仆,得雍正宠爱而授官。他总督江南,富甲天下,因地而宜,致力于建立“不需腐败”的保障机制。一是高薪养廉。清代官员俸禄偏低,造成了官场公开腐败的奇怪现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李卫提出“高薪养廉”。江南是全国最富裕的地区,他对来往商贾、各种娱乐场所课以重税,用来补贴官员俸禄的不足。二是加大“腐败成本”。对拿了“养廉银”还照贪的官吏,不管数目大小,他拿住了就抄家杀头,软硬齐施,使江南官场贪风大减。

——“不敢腐败”的惩治机制。河南总督田文镜,忠君勤政,公心耿耿,出身于捐官杂途,为求有所作为而出钱买官。他总督河南,官风混乱,因事而宜,致力于建立严刑峻法的惩治机制。一是加强督导,他充分运用手中的权力,对全省的军政、民政、财政、学政各个方面严加监督,官吏稍有差错,他就“拜折参劾”。二是严厉惩处。对于贪官,他历来是酷刑峻法,“小过而施大刑”。他主张官民平等,越是仕绅犯法,越是严加苛责,不留情面,因此全省官员“畏之如虎”。虽然过于偏激,但对当时河南官场“畏刑不畏法”的混乱风气而用,收到了较好的实效。

——“不愿腐败”的自律机制。除了三大“模范总督”之外,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总督李绂,他清正廉洁、学理精深,出身于状元及第,科举而为官。他总督湖广,文风颇盛,因人而宜,致力于建立以人为本的自律机制。一方面他以身作则。清廉自持,耿介而不妄取,从不收受俸禄以外的任何钱物;另一方面他强调思想教育。多次要求官员组织学习以“清圣祖训”为代表的封建道德观念,希望官员通过自身道德修养的提高来杜绝腐败行为的发生。对于贪官,他重文戒而轻刑罚,认为“去其颜面而甚过刀斧”,这确实促使了一些好名的仕大夫官员慎于律己、防欲力善,但由于惩戒措施弱化,仍屡有心存侥幸的贪官敢于试法,效果并不显著。

“雍正维新”就是以这四种机制为基础,建立起一整套反腐败、肃吏治的规章制度,其主要措施包括:

“圣祖训示”清圣祖康熙执政清明,留下了许多为官善民的训导格言,可说是封建时代思想道德的至善名言。雍正将之归纳整理成“圣训”十三条,在全国各地修建学宫,诏令全国大小官员、读书仕子学习诵读,对官员也以此为标准进行考功核绩,可说是封建时代最全面普遍深入的廉政教育。

“铁牌定制”雍正对法制建设看得很重,为了完善法制,他指派宰相张廷玉将六部九司的职责制度归纳总结,然后修订整理成文,铸在铁牌上,树给百官观看。为了维护制度的严肃性,他杖杀擅问外官职守的宠优葛世昌,为制度的执行起到了良好的助力。

“火耗归公”“摊丁入亩”“官绅一体当差纳粮”清代贪污贿赂名目繁多,诸如冰炭敬、门包、印结费等等,但绝大部分最终都来源于百姓所交的钱粮税费中的火耗部分。当时,火耗弊端很大,大小官员的职务消费、个人补贴都从里面开支,有的官员还从中贪污舞弊,致使有时一两正税竟要收取二两火耗。而且税制十分不合理,连没有任何收入来源的乞丐也要交纳人头税。另一方面各种赋税差役繁重,而官绅地主却依仗特权,既不缴粮、又不服役,老百姓苦不堪言。为了克服这些弊端,雍正丈量全国土地,改革财税制度,推行“火耗归公”“推行入亩”“官绅一体,当差纳粮”。他率先提出“高薪养廉”的观念,把火耗集中起来,接官职大小、事务轻繁分发“养廉银”,既缓和了阶级矛盾,又平衡了官缺乏之向苦乐不均的现象。

“铁面御史”“六品钦差”和“密折专奏” 雍正十分注意监督机制的到位,他一方面选拔敢于仗义执言的官员担任监察御史。有名的“铁面御史”孙嘉淦就是因指出制钱弊法、敢于顶撞户部尚书而得雍正赏识,从一六品小吏屡次升官至都御史(最高监察长官)。另一方面经常派出官员四处巡视,搜检官员弊政。田文镜就是以六品职衔钦差山西时揭发了“天下第一巡抚”诺敏的欺君舞弊行为而一举成名。同时他推行“密折”制度,鼓励官员检举其他官吏的不法行为。这样通过长期和不定期监督相结合,明暗监督相结合,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监督体系。

“百官行述”和“停轿接状”雍正在位时期,推行了一系列廉政新举措,“百官行述”和“停轿接状”就是其中的两项。“百官行述”相当于现在的廉政档案,起因在于一个名为任伯安的部曹小吏,他利用在吏部任事的机会,抄下了各级官吏的大小过失,然后以此为要挟,呵斥六部大小官员如同皂隶。雍正以此为鉴,建立了各级官吏的廉政档案,以此作为官员任免的参照。“停轿接状”相当于现在的“首问责任制”。雍正下令,所有官员不论官职大小、职位如何,凡有百姓拦轿告状一律停轿受理,并负追察之责。这些在现在看来,都是比较时新有效的廉政措施。

“矫枉过正”雍正对于反腐败有一段精辟的比喻,他认为反腐败好比弄直弯了的扁担,压直一下再松开,照样是弯的,必须向相反的方向用力扳,再慢慢松开,这样就直了。因此,他主张“治乱用重典”,对腐败分子严厉惩处。即位第一天就连抄了21名贪赎官员的家,随后又赐死了他的亲戚兼亲信年羹尧,腰斩了曾经深得他信任的诺敏、张廷璐。张死时,用身下的血连书七个“惨”字,为历史上大小贪官写下了血的教训。

雍正新政施行后,成效显著。在他在位的十三年间,结党之风大止、吏治也较为清明、人民生活安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国库充盈,库存白银达到五千万两,而且如雍正本人所说,“这五千万两,不是来自百姓,而是来自污吏”,为康乾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起到了良好的“续断”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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