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德国”发动一战的目的，很容易产生误导。因为“德国”并不是一个如臂使指的整体，德国内部存在不同的阶级、不同的党派、不同的利益集团，而一战以前德国政治制度上独特的“二元体制”，更使得包括战争在内的外交政策，往往是这些不同集团之间拉锯和斗争的副产品。
这事要从一战的四十多年前说起。1870年普法战争之后，普鲁士统一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着手对德国政治制度加以改革，以便缓和普鲁士与被其统一的西部、南部德意志邦国之间的矛盾。
当时欧洲不少君主制国家，已经开始尝试开放选举，但往往将选举权限于中上层有产阶级的范围内，下层阶级与无产者往往没有投票权。俾斯麦认为，如果德国也采取这种做法，将会让中上层支持的自由派政党得利，引起君主和保皇派的不满；所以他干脆直接推行全民普选，希望通过受保守派地方士绅影响比较大的农村选票，来压制新兴的城市中产阶层和自由派政党。
俾斯麦的这番改革，使得德国立法机构具备了一定程度上的、超越于同时期其它欧洲国家的民主特征：广泛的投票权、多党竞争的周期性选举、大规模的竞选活动、以及议会对财政预算一定程度的控制权。可以说，在制度层面和社会发育层面，俾斯麦改革为德国真正的民主化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但是与此同时，德国政府内阁的任命权、以及外交和军事方面的决策权，却仍然完全保留在君主手中，不受到议会的管辖。在大多数重要的政策议题上，君主和政府内阁可以通过暗箱操作，轻易地绕开议会和民意的约束，并反过来操纵民意的走向。特别是在军事行动方面，议会与公众对政府和军方高层的意图完全一无所知，也无从问责。
这种议会与政府“二元化”的体制，既给保皇派精英提供了操作的空间，又放大了民主化对他们切身利益的威胁。一方面，每当政府的预算案遭到议会的质疑和阻挠时，保皇派精英便通过对外国军事威胁的夸大、对殖民行动好处的鼓吹、或者对内部“人民公敌”——比如天主教徒、犹太人、社会主义者等等——的指控，来操纵民意、影响议会选举，进而在议会中通过自己提出的预算案。
另一方面，随着民众参政意识以及对君主制不满情绪的加强，以及社会民主党等进步党派力量的崛起，保皇派越来越坚信，民主化将让自己输掉全部家当，只有通过战争动员，才能将民众拉拢到君主和政府一方，从而稳固自己的统治。在这种思路与动机的推动下，德国政府高层一步步迈向了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自掘坟墓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