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开国，论功行赏，刘邦说过两段很有名的话。
第一段便是一再被后人引录的“三杰论”。
说这段话之前，刘邦先问了群臣一个问题，我刘邦因何能得天下，项羽又何以失了天下？
当时，朝堂上只有两三个人站出来，说了一些贬损项羽，拍刘邦马屁的套话，刘邦知道朝堂下的功臣勋将急于封赏，于是他绕过如何封赏的话题，说了下面这段话——
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三杰论”表面上看，是刘邦一时兴起的感慨之言，似在炫耀自己驾驭臣下的能力，但如果放在庙堂政治的语境下看，这段话绝不是刘邦的随口之言，而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吐出的定调之言。
先看三杰论的比例，前两杰是文臣，后一杰是武将，文武比例二比一；再看三杰论的次序，搞谋略的第一，干实务的第二，带兵打仗的第三。
这个比例、这个次序，其实是向文武百官传递了一个基调信号：大汉开国后，政治高于军事，文臣重于武将。
这是一个理念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
刘邦虽然历来讨厌儒生，但治国是政治问题，天下要靠文臣治理，这样的理念他是认同并且推崇的；此外，扬文抑武，可以提高战功的封赏标准，这样帝国的蛋糕才好少切出去一些，因为有战功的武将实在太多了，而这样的文臣却是屈指可数的。总之，这是古今通用的一个政治手法，用少数做筛子，将多数过滤掉。
然而，当时的刘邦并没有绝对的帝王权威，所以他这“三杰论”并没有将蠢蠢欲动，一心要封赏的众武将压制下去。
对这个问题，刘邦想拖，但也拖不了多久。
很快，廷议谁的功劳最大被推到了台前。这时候，功劳是一个政治含义很浓的字眼，它是一个多方综合、多向平衡的结果，因此在廷议这个问题时，刘邦对先前的“三杰论”做出了微调。
刘邦认为，萧何的功劳最大，故封为酂侯，食邑八千户，居文臣武将之首。
战功赫赫的武将们一听，顿时炸开了锅，那时候君臣礼仪还没有那么严格，有的武将甚至直接进殿与刘邦争辩说，他们这些人披荆执锐，身经百战，出生入死，立了那么多功劳，反不如一个只会舞文弄墨，并无尺寸之功的萧何，是何道理？
这时候，刘邦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又发表了一个很著名很直白的“人狗论”——
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且诸君独以身随我，多者两三人。今萧何举宗数十人随我，功不可忘也。
刘邦的意思是说，用打猎做个比喻，你们这些武将只能算“功狗”，只有萧何才是“功人”，况且萧何举宗数十人追随我打天下，不能忘恩负义。
封赏还没得到，反倒连人都不是，成“功狗”了，武将们不仅没有被说服，反而被激怒了。
于是，在正式排定列侯位次上，武将们抢先推出了一个他们认为应列第一，并且刘邦很难反对的人选：平阳侯曹参。
武将们的理由是，曹参身上有七十多处伤疤，战功无能可比（凡下二国，县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将军六人等等），所以必须排第一。
刘邦很难反对，原因很简单，曹参和萧何都是刘邦同乡，都是沛县功勋集团的核心人物，并且相互的关系都很好。
果然，面对武将们推出的这个人选，刘邦一时不好表态了，但作为一代开国雄主，刘邦有的是办法。
就在刘邦沉默难言时，一个叫鄂千秋的人，心领神会地站出来说了一番刘邦想说却又不便说的话。
鄂千秋说，列为大臣说得都不对。平阳侯曹参攻城略地虽多，但那都是一时之功，难与酂侯萧何相比。当初皇上与项羽相争，前后共历五载，丧师失众，屡次败北，生死攸关之时，幸有萧丞相镇守关中，不待皇上诏令，便能随时遣兵补缺，输粮济困，我汉军这才得以复振，我汉王这才得以夺取天下，这是万世之功也！诸公怎能以一时之功贬抑万世之功！臣意以为，少一百个曹参无虞，失一萧何汉必无成。故应列萧何第一，曹参次之。
根本之论，高屋建瓴！
萧何第一，故有刘邦的帝王之谋，却也毫无毛病。
萧何第一，几乎成了后世功臣排座次的范本。
难能可贵的是后来，萧何病重之时，惠帝前往探望，问萧何，君即百岁后，谁可代君者？
萧何说，知臣莫如主。
惠帝说，曹参如何？
萧何顿首说，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
于是乎，这才有了千古佳话“萧规曹随”。
所以说，萧何的政治胸襟与气度，也是堪称第一的。当然，曹参当大汉帝国二代相国，也是恰到好处。
大概没有比萧何第一，曹参第二，更完美的政治排序了。
